关于梁启超与谭嗣同的交友关系，最著名的文章大概要算收录在《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注：就《戊戌政变记》而言，正如下面要谈到的那样，它有几种版本。该书所收的《谭嗣同传》在各种版本之间没有特别要说明的异同。如无特别说明，本稿使用流传最广的中华书局 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专集卷1当中所收的版本（八卷本）。）至少我认为，以其中的记述为基础，两者的关系是被描写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在那里所描写的两者的关系，就可以知道以下7项内容：1.1895年，对来访问康有为的谭嗣同，梁启超谈起了康有为的学问宗旨，谭大喜，愿称私淑弟子。2.戊戌政变爆发当天，谭拜托梁，想要在日本（伊藤博文）的协助下，救出康有为。3.次日，谭在日本公使馆拜访了梁，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 （均为维新之士，月照先死，西乡活了下来。两者的关系被作为生者／死者责任分担的模范）的故事为例，提出了责任分担，并希望梁逃亡日本。4.在那个时候，谭将带来的著作及诗文原稿数册、家书一箱托付给梁。5.谭的著作，包括文、诗、印谱等，以及《仁学》均为梁所藏。6.梁收集了包括书信在内的文字，打算编辑谭的遗集。7.关于《仁学》，“先择其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1](P106-110)从这里得到的印象是，在短短的3年期间，交友关系是在大义之下联结起来的。
将以下梁启超《三十自叙》中的叙述对照起来看，这一印象就能更加得到确证。“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解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2](P18)这是有关1897年情形的叙述。
上述《谭嗣同传》的记述最早是在《清议报》第4册（1899年1月22日）上发表的。必须注意到在这之前的作品，那就是在亡命途中所作的《去国行》。（注：《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卷45（下），第2页。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将《去国行》的刊登杂志仅列出了《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该文在梁启超到达东京10天后，就刊登在1898年11月1日发行的《日本》（注：《日本》是由陆羯南等刊行的日文日报，对清国的变法维新运动采取同情的立场。）报纸的“文苑”栏上。其中“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两句如果是对光绪帝和六君子思念的句子的话，那么“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两句则是咏唱与谭嗣同特殊关系的。日本著名汉诗诗人桂湖村在讲评中称赞“清国志士”梁启超，表示了全面的感受和同情。这首乐府无疑对日本的知识界予以了相当大的影响。
很明显，《戊戌政变记》的谭传中所描写的谭梁关系，是在《去国行》中所咏唱的“僧月照＝南洲（西乡隆盛）”那种关系的印象延长线上的。烈士谭嗣同庄严的死，确实对亡命者梁启超的思想和实践投射了光彩陆离的光芒。亡友的遗志必将在幸存者的实践中得到实现。为此，正如他在上述《谭嗣同传》里所说的那样，梁启超首先将谭嗣同的遗稿《仁学》刊登在自己的杂志《清议报》上。
但是，这个刊登的方法极为奇妙。自《清议报》第2册（1899年1月2日）起，至第14册（1899年5月10日），连载了大约一半就中断了。在隔了大约 1年以后，在第44册（1900年5月9日）至46册（1900年5月28日）上，刊登了十分之一强，再次中断。剩下的十分之四弱在1年半以后的第100 册（1901年12月21日）上，总算刊登完毕。作为将手头持有的底稿多次中断、历时3年而刊登在杂志上的作法，这是极其异常的。更不用说，在被提出过分担生者与死者的使命后，作为生存者的角色所采取的姿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有些难以理解的做法。以下，就《仁学》的刊登问题和梁撰《谭嗣同传》关联起来进行考证，并对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关于《知新报》的《谭嗣同传》谭嗣同的传记在《清议报》之前，就已经刊登在《知新报》第75号上了。[3]在这里没有署名，仅注记了“译十一月二十七号日本东京报”。“日本东京报”是一个暖昧的说法，这应该是指上述日文报纸《日本》。该报确实在11月27日刊登了《清国殉难六士传》。（注：《清国殉难六士传》，《日本》1898年11月27-29日。有关谭嗣同的部分是刊登在27至28日。在《知新报》上，三天的内容都被译录了。）除了一个重大的不同以外（下详），这毫无疑问是《知新报》刊载的谭传原本。在译文上，除了若干修辞上的修改，以及一些有意修改的部分以外，基本上可以说是直译。
但是，《日本》的《清国殉难六士传》在篇首就明确写有弁言，称该文译自“刚刚收到的在上海刊行的《亚东时报》”。《亚东时报》的文章是指署名为逸史氏的《六士传》。（注：逸史氏《六士传》，《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亚东时报》是日本乙未会在上海刊行的汉文月刊杂志（但是不定期）。主笔是山根虎之助（立庵），自第6号起，唐才常也参与编辑。）这是在六君子被处斩后1个多月后立的传记，内容相当充实。关于逸史氏，不知其详，但从 “谭嗣同，字复生，清国湖南浏阳人也”的起句中可以推断，作者似为日本人。这样的话，主笔山根立庵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
就是说，《日本》的《谭嗣同传》是《亚东时报》所载文章的训读日译文，而《知新报》所载的则是《亚东时报》中刊载的日译文的除了一部分以外的，再次回译成汉译文的《谭嗣同传》。如整理一下刊行日期的话，就是这样的：11月15日，在上海发行的《亚东时报》的汉文谭传，被11月27日在东京发行的《日本》译成日文刊载；而这篇日文谭传又被12月23日在澳门发行的《知新报》回译成汉文刊载。上海至东京间隔12天，东京至澳门26天。在这里，必须令人注意的是，一篇文章从上海经过东京，然后又传到澳门这一事实，从地理上说不合理的，但从用字造句来看，其传播线路是毫无疑问的。
前面曾经提到，《知新报》的谭传与《日本》的谭传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直接将其与《亚东时报》比较来看一下其中的不同。从字数来看，《亚东时报》约刊 1390字，《知新报》约刊1680字，多了290字左右。这里的差异是因为《知新报》收录了两种谭嗣同的绝命书所发生的。这两种绝命书一种是致梁启超的（约170字），另一种是致康有为的（约100字），均作于“八月初十日”（公历9月25日）。这两篇文章也收录在《谭嗣同全集》里，[4] (P519,532)但正如下面要论述的那样，这两篇文章并不是谭嗣同的文章。
这两种绝命书的来历，目前只能追朔到1898年12月21日这一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的报告。该报告正像其标题那样，在屡屡叙述了张之洞对政变的看法后，提到张之洞希望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送出国外”，这与西太后政府所要求的“将其引渡或杀害彼等”的希望是不同的开明措施。小田切在报告中认为张之洞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小田切的报告里，作为“乙号”，收录了《钦差督办报事工部主事康有为撰奉诏求救文》。这里提出的标题是“求救”，即救出光绪帝，但对西太后的丑化却是贯穿始终。全篇充斥了“那拉氏淫乱成性”、“先帝之遗妾”、“淫乱之宫妾”、“异性之淫子”、“伪主”、“牝朝”等等的歇斯底里的蔑视女性的粗暴言语。也许是对这种过分卑鄙的言辞感到有些为难的缘故吧，小田切特别指出，“特此要明记的是，附录之不久前康有为向本国递送之乙号所复写的印刷品之故，迄今为止多少对其表示过同情者，亦因此对其之所为抱有不快之情了”。（注：《六一六，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在勤小田切总领事代理致都筑外务次官函：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近况及其对政变的意见报告书》，《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4年版，第31、725-742页。顺便提一下，日本的对策基本上是沿着小田切的希望来推进的。）在这篇《奉诏求救文》里，附录了7篇伪书。[5](1)《杨锐带出朱笔密谕》、(2)《林旭带出朱笔密谕》、(3)《谭嗣同狱中绝笔》、(4)《又》、(5)《今上皇帝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6)《又》、(7)《文宗显皇帝遗慈安太后密诏》。(1)、(2)的所谓《衣带密诏》是康有为的篡改版。(3)、(4)是上述致康有为、梁启超的两种绝命书。(5)、(6)的口谕是光绪帝自我批评和变法决心的表明。(7)是咸丰帝给东太后的。在7篇文件中，其中与谭嗣同有关的就有5篇，可知谭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康有为甚至不惜伪造皇帝和朋友的文书，也要将自己置于保皇运动的中心地位。
康有为一行7人到达东京是比梁启超晚4天的10月25日夜晚。数日后，在牛＠①区加贺町安顿了住处后，于11月开始了真正的活动。在康有为致品川弥二郎的信函中，（注：《康有为初与品川子爵书》，《民报》第24、18-22页。本篇日期，与后面的梁启超11月3日的信函是同日的。）已经可以看出以谩骂人格来进行保皇运动的迹象了。在先到日本的梁启超那里所展开的是，就像与王照联名致大隈重信首相的信函中那样，将皇帝比做天皇，将太后比做将军，基本上是以政治立场为立足点的保皇运动。[6]然而，随着康有为来到日本以后，梁启超顺从康有为的方针，甚至参与了伪造谭嗣同致自己的绝命书的事情。从上海的小田切报告和澳门《知新报》刊载的日期来推算，文书被伪造大约是在《日本》发行前后，11月下旬的事。
一般来说，遗书在一个人的传记中应该占有核心的地位。《知新报》的谭传是将在康有为领导下伪造的绝命书潜入《日本东京报》的谭传中，赋予读者以一种客观性。（注：《清议报》的编者在刊登时，仅将“淫后”改成“太后”，将“淫贼”改成“国贼”而已。）因此，《知新报》的谭传可以说既是逸史氏文章的汉文回译，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康梁所作的文字。
二、关于《清议报》的《谭嗣同传》《清议报》第4册刊登《谭嗣同传》是在《知新报》第75号发行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事。这篇署名“梁启超撰”的文章。是作为《支那近事》栏中的《戊戌政变记》（注：在《清议报》自创刊号起连载的《戊戌政变记》，到第10册停止刊登，发行了单行本。关于其中复杂的成书的历史，参照拙稿《〈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总第100号。又，借此机会订正一下拙稿。在发表了拙稿之后，见到了《订正第十二版》，这是在大幅度改订以前的版本。）的一部分被发表。梁启超将署名文章《谭嗣同传》首先发表在《清议报》上，这篇谭传无论是在4个月以后的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的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中，还是在3年后的编辑的《清议报全编》（注：详情参见：《清议报全编》第6集卷21，戊戌政变纪事本末第一，《国土略传》。）中，都没有被加工过，被照原样收录下来了。甚至在被大幅度改订过的《戊戌政变记》（八卷本）中，也是照原样收录。由于八卷本的普及，因此，提起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就是指这篇谭传，这似乎成了一般性的认识。
在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中，没有使用《知新报》夹入《日本东京报》中的那两份绝命书。可以推测，毕竟梁启超还是讨厌使用写给自己的伪造绝命书，因此也同时排除了写给康有为的那一份。对此他也作了充分的补救措施。
关于谭嗣同与康有为的关系，梁启超是这样描述的。谭嗣同知道了“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便自称“私淑弟子”，并整理了自己的学统，其遗著《仁学》就可以说是“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的阐明乃师学说的文章了。[1](P106)享有烈士盛名的谭嗣同是弟子，若其遗著是依据康有为的学说所作的话，其师之地位就会变得无限之高了。
顺便提一下，《仁学》中《支那哲学》栏是从上述《清议报》第2册开始刊登的。在《序》中，梁启超明确地说明了谭嗣同“服膺南海”，《仁学》是为了“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的著作。（注：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清议报》第2册。（《哲学杂志》第145号也刊登了这篇序））第4册《谭嗣同传》中所描写的康谭关系，在刊载开始时，就已经被考虑到，《序》与《传》的共鸣关系就很明显了。
梁启超的记述在学术上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必须确认的是，《仁学》刊载的意义在于使康有为的学说更有光彩，并且这是梁启超在登载开始时就主张的。换而言之，谭嗣同的《仁学》由于它被如此定位，才得以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那么，与“南海之宗旨”的相异的部分（注：例如，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的第八条（否定三纲、忠孝）、第十条（主张男女平等）等。）被删除，就不得不说是当然的措施了。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关于删除措施，在第4册的《谭嗣同传》那里，作了“其仁学一书，先择其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界”的解释。[1](P110) 这应该是第2册的《序》中所记叙的事项。尽管如此，特意采用这种方法，将遗稿删除后发表。对这一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留下了自我辩解的痕迹。可以看出，《序》和《传》不但互相共鸣，而且还有互相补充的关系。
关于梁启超的补救措施，本稿在最初时提出的显示其与谭嗣同相互关系的7个事项都是如此。“程婴杵臼，月照西乡”的责任分担，使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比绝命书更有威力。原稿与著作都托付在身，以《仁学》的发表为首，还有遗著编辑的计划。梁启超对亡友后事的处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三、《仁学》的刊登与中断被视为发挥康有为学说的《仁学》，从《清议报》第2册开始连载，到第14册，不作任何说明就中断了。（注：但是，第6、8、 11、13册没有登载。在这些册里，《支那哲学》栏刊登了其他文章。在这以后，《支那哲学》的推移如此，自第15册起，到第34册为止（除去第26、 27、33号），设有专栏，但《仁学》没有被刊登。在这以后，只有在刊登《仁学》的第44-46册、第100册里设有《支那哲学》栏目。）中断的理由不明不白，既然手头有原稿的话，那无疑就是其内容不适合于刊登所至。冯自由认为，因为有排满的论调，所以被康有为命令放弃了。[7](P92)正如上述的那样，如果是消除与康有为的思想有抵触的部分而刊登的话，冯的判断不恰当。那就是说，梁启超对于《仁学》的评价，当然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1册改变了编辑方针。第11册是在《清议报》创刊后经过3个月以后的1899年4月10日刊行的。在此稍前的3月22日，康有为以接受日本政府希望的方式，离开了横滨。这时期，就梁启超而言，他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而且是从康有为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时期。
刊登在第11册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注：《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另外，由于《戊戌政变记》的连载已经告一段落，与《清议报》的面貌换新也有几分关系吧。）他是这么说的：“本报开设仅数月，承海内外有心人称许，销售已至三千余份。惟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今更加改良，特取东西文各书报中言政治学、理财学者，撷其精华，每期登录数页”。他还认为“政治等学为立国之本原”，云云。
将章程改定的目的放在重视政治学等“立国之本原”的学问上，就等于宣告了梁启超欲将机关杂志《清议报》作为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手段而加以活用。为此，在第 11册就早早地设了《政治学谭》专栏，在该专栏刊登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注：《德国伯伦知理著《国家论》，〈清议报〉第11、15-19、23、 25-31册。刊登的是在吾妻兵治译《国家学》上仅加了一些修改的内容。关于吾妻兵治所翻译的原本，参照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世界主义拉开距离，竖起国家主义旗帜的标识。反映梁启超这一变化的文章是在这前后发表的《爱国论》、《商会议》（注：《爱国论》，《清议报》第6、7、22册。《商会议》，《清议报》第10、12册。）等。而且在《改定章程告白》发表以后的3册，到第14册为止，《仁学》的连载就中断了。因为《支那哲学》专栏并没有中断，仍在继续，其原因是改变路线后，《仁学》所处的地位也发生变化的缘故。换而言之，《仁学》的世界主义被敬而远之了。
一旦被中断的《仁学》在《清议报》第44册（1900年5月9日）至46册（1900年5月28日）被刊登以后，又被中断。这一异常事态，令人头痛。在第 44册的卷末，刊登了重新登载《仁学》的社告，[8]在这里，“谭君嗣同所著之《仁学》未竟而中止。阅者多以未窥全豹为憾。兹谨将其续稿分期付印，以公诸世”。仅仅记载了就像是他人之事一样的理由。当然，关于再度中断的社告，在管见的范围内，不得而知。
虽然现在还不能提供适当的资料，但我推定，这一时期在夏威夷的梁启超与这次再次刊登似乎没有关系（注：在致康有为函（1900年4月29日）中，梁启超认为，“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可以认为，这一措辞与重新开始刊登该文是具有相反方向性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在横滨的负责人麦孟华基于某种理由而决定刊登的，（注：关于这个问题，汤志钧揭示了与康氏勤王运动的关系（参见《〈仁学〉版本探源》，《学术月刊》1963年第5期。拙稿也认为本次重新刊登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有关。）对此感到吃惊的梁启超急忙要求中止。
在这一停止刊登，又重新刊登的幕间短剧后，《仁学》的剩下的文章（大约是全体的十分之四）在《清议报》的第100号被一下子刊登出来了。这次全部刊登完毕是梁启超在从澳大利亚回到日本，要想重新打开启蒙运动新视野时，由他本人自己实行的。总结在澳大利亚的体验的是《积弱溯源论》，其历史地位的概括就是《过渡时代论》。（注：《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77-84册。《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所谓开创新视野就是构筑一个塑造近代国民、形成国民国家的舞台，其具体表现就是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新民丛报》。在刊登《仁学》的《清议报》第100册卷首，梁启超刊登了总结《清议报》的文章。在这里，他将《清议报》的特色总结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砺国耻”四项，为达到“广民智”、“振民气”的任务而尽瘁尽力。而且该文还提示了“其内容重要者”，第一条就是“谭浏阳之仁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梁启超也承认，体现《清议报》价值其最大功绩者就是谭嗣同的《仁学》。幸存者表彰亡友的遗著，而被表彰的遗著又为幸存者的事业增添了光彩。现在如果对连载中断的问题不作追究的话，“月照西乡”的一个责任分担被履行，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就像《清议报》的《谭嗣同传》里所记述的那样，看上去就好像和没有隔阂之处一样了。
四、关于单行本《仁学》附载的《谭嗣同传》在上一节我们看到，由梁启超刊行的《仁学》在《清议报》第100册就结束了。但是，众所周知，《仁学》在上海的《亚东时报》第5号（1899年1月31日）至第19号（1900年2月28日）已经先被发表完毕了。当然，梁启超知道这事，所以在上面引用的文章里接着称《清议报》的功绩为：“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将其功劳限定为首次公开刊登上。
这样也是不错的，但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实际上，在梁启超的周围，《仁学》的单行本已经被刊行了。
在《清议报》第85册卷末里有“新刻谭壮飞先生仁学全书出售”（注：《新刻谭壮飞先生全书出售》，《清议报》第85册（1901年7月16日），署名“四和主人”，不详。）的广告。广告是这样说的，《仁学》为吸收泰西诸学精髓之书，因为“其中新理，虽西方学子，多有未经发明”，所以要“急付枣梨，以飨同志”。甚至说“异日更当以西字译之，俾文明国见此，应知吾国之大有人也”。在当时，这种确定其在文明史上如此之高地位的认识，是无与伦比的。到此为止还算可以吧，但是，关于这个单行本和以前在《清议报》上登载的《仁学》的关系，没有作任何的说明，“鄙人三年以来，但闻其书，惜其秘而不传。今得之友人之手，焚香诵之”的说法，单是修辞上的说法，其真意何在，也不可测。这且不管，其“寄售处在横滨清议报馆”，所以可以充分肯定，这部《仁学》单行本，是在与清议报馆以至于梁启超都有很深的关系情况下而刊行的。
这部《新刻仁学全书》，就是汤志钧所说的“国民报社”本《仁学》。（注：汤志钧《〈仁学〉版本书溯源》。关于发行地址，汤文指出，“发行地址虽识以‘上海国民报社学生出洋编辑所’，实际上是在日本东京发行的”。）该本附有谭嗣同的肖像和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全书122页，铅字排印本。由“上海国民报社学生出洋编辑所”于1901年10月10日刊行。汤氏认为，此本使用梁启超所藏副本排印，在这之前刊登的《清议报》本中被删除的部分也被刻印出来了，后来收录在《清议报全编》的《仁学》也与“国民报社”本相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单行本的《仁学》不在《清议报》社刊行？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可以不但得到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册中总结文章中所提到的首先刊行《仁学》的荣誉，还可以得到首先刊行《仁学》单行本的荣誉。这样的话，作为承担“西乡”任务的一方来说，也是很容易被理解为这是对“月照”更充分的报恩行为。然而梁启超却没有这么做。
笔者没有见到明确记载《国民报社》刊印的单行本，但见过两种尾页上没有任何关于刊行主体等信息的版本。（注：另外还有肖像脱落，纸张恶劣等不同的版本。除此以外，包括封面、装订、排版等在内完全相同。）那也是122页的铅字排印本，付有谭嗣同的照片和无署名的《谭嗣同传》，这与《国民报社》刊本相同，与附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所收《仁学》校勘的异同中的《国民报社》刊本也相同。大概是在《国民报社》本发行后以这样的形式被再三发行的。
附载在这里的《谭嗣同传》大幅度地修订了《清议报》刊本《谭嗣同传》。修订的大部分就是删除，与《清议报》刊本谭传的2800字相比，它仅有一半左右的 1470字。删除部分涉及到包括戊戌政变前夜的八月三日（旧历）在法华寺要求袁世凯举兵的场面（约550字）等在内的多方面。（注：“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没有被删除。也许是广为流传，已经为人所接受的缘故。）这里仅对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记述作一些分析。
首先，关于与康有为关系的记述。在上述自称“私淑弟子”云云的一段（59字），以及遗著《仁学》“衍绎南海之宗旨”一句（7字）被删除了。除此以外，还有对“南海先生所发明”之学理（大同平等的条理）“则大服”，对其佛学解释（华严性海之说等）“则益大服”的三句（共14字），以及关于“南海先生”组织强学会，光绪帝欲重用“康先生”等记载都被删除了。加上甚至连谭嗣同著名的《狱中题壁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注：此诗在《知新报》、《亚东时报》中多被刊登，虽然江湖上演传的谭嗣同诗是真作（第一句中“投宿”改作“投止”），但删除诗本身的做法应该说是失当的措施。），也被删除了。这是为了取消昆仑之一是指南海的解释，一起删除的吧。要而言之，《清议报》本中关于康有为的部分，在单行本里，完全被删除了。
谭嗣同的《仁学》，以前为了宣传其意义，被披上了康有为学说的外衣，而现在这件外衣却由梁启超自己将它脱了下来。这是与梁启超包含在《南海康先生传》里的，对康有为“诀别宣言”（注：梁启超指出，康有为的缺点就是他没有国家主义。而梁称自己现在已经移向国家主义（《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 号，第6311、6334页）。可以认为这是包含在该《传》里的一种诀别宣言。）相呼应的一种表态。这里，梁启超在思想上告别康有为已经达到决定性阶段了。
那么，与梁启超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本稿最初提示的7项内容，全部被删除了。连显示两者特殊关系的比喻“程婴许臼、月照西乡”都被删除。这样的话，就不得不使人对《去国行》的措辞抱几分怀疑了。现在我还没有探明这一疑问的解释方法。
这且不提，对于本稿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谭嗣同的著作“皆藏于余处”的记载被删除了，（注：当然，将《仁学》中平易的部分登载在《清议报》上，编辑谭嗣同遗著的内容，也与之相呼应，被删除了。）而且还被改成了“君死后皆散逸”一句。这只能说是“不可思议”的大转换，虽然与《清议报》第85册所载的广告所说的内容相呼应，但是与在这之前的《清议报》上所登载的事实相矛盾。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为了避开这一前言后语的矛盾，梁启超将单行本拿到了《国民报社》去出版，而不是《清议报》馆。
结语
综上所述，单行本的刊行是为了结束谭嗣同遗著《仁学》的发表。而且，附录的谭传则是一份辩明书，
它是想表明《仁学》的发表是在与梁启超无关之处被实行的。也就是说，梁启超想在把自己开始刊登的事实变得模糊一些时，将帷幕落下来。在《清议报》第100号的概括文章里，将其功劳限定在最初发表中，也是与此对应的措施。顺便提一下，在单行本的发行处的《清议报》上，或是登满书籍广告的《新民丛报》上，基本上没有《仁学》的广告，（注：《清议报》第85册以后，不登广告。到了《新民丛报》第10号时，也只有在《清议报》第100册的广告中，总算有了“哲学·谭浏阳仁学”一项而已。）可以说，这也是与想在黯然之中落下帷幕的态度相适应的。
梁启超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仁学》在开始刊登时，就像《清议报》刊本《谭嗣同传》中所说的那样，谭嗣同与自己之间是以“程婴许臼、月照西乡”的关系为基础的。两年半后《仁学》刊行结束时，完全相反，单行本附载的《谭嗣同传》中记述的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仁学》。在亡友遗著发表之际，梁启超所取的态度是，并不是将作品尊重为作品，而是将它活用在宣传自己思想立场上去了。梁启超后来作了“《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启超居东后“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亡友”的自我批评。[9](P69)毫无疑问，在这里，《仁学》的刊行问题投下了很浓厚的阴影。
另一方面，《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在全书中的整合性非常高，改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清议报》上的连载就只能继续被使用下去了。也就是说，梁启超分别使用了《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和《仁学》中的谭嗣同，这样两个不同的谭嗣同形象。然而，由于《戊戌政变记》中的谭传被认为是梁启超撰写的正传的缘故，“程婴许臼、月照西乡”的记述以及异常的发表形态，就成了不能理解的形式留在的读者面前。但是，这一期间的具体真相变得明确的话，就可以容易地看出，在那个充满矛盾的每时每刻都在奋斗的实践中，梁启超思想上的诚实性就展现出来了。可以认为，在清末民初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过渡时期，梁启超能够在其参照系统转换时持有绝大影响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贯穿在所谓“多变”中的诚实性。
（本文由日本孙中山纪念馆研究员蒋海波翻译，特此鸣谢——作者）收稿日期：2003-10-21
狭间直树(1937-)，男，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饮冰室合集：专集卷Ⅰ[C].北京：中华书局，1936.[2]梁启超.三十自叙[M].饮冰室合集：文集卷11[C].北京：中华书局，1936.[3]清国殉难六士传[J].知新报（日文），第75号，1898-12-23.[4]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5]黄彰健.康有为衣带密诏辨伪[A].戊戌变法史研究[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6]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A].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7]冯自由.横滨清议报 [A].革命逸史：初集[C].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8]本馆告白[J].清议报，第44册，1900-05-09.[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饮冰室合集：专集卷34[C].北京：中华书局，1936.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辶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