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太多，在论述问题上则受资料的影响，包括“商业调查”“地方志”、“海关报告”等类资料对区域史研究的影响甚巨。不过，宁波地方文献的“生产”却不限于此，其他内部性的文献包括各种公私机构留下的档案，以及各相关者的函稿及日记、文集等。宁波同乡组织也也有许多出版品。这些地方文献主要保存在杭州、上海、宁波等地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民间也有不少遗留，需要系统调查采访与整理。在此基础上，近代宁波区域史的重建才有可能。
近年来，学术界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由“区域史”入手来进行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也已经成为当代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种研究趋势的变化，可能首先体现了“年鉴学派”等理论的影响，其次也反映了历史研究者在方法与观点方面的创新追求。
新的研究路径往往意味着新的史料需求，研究者需要找到更多的新资料来实现其研究计划。原来的研究由于偏重于“国家”或“上层制度”，忽视特定区域内人群的活动，因此对区域内部史料的要求相对比较低；而如果我们想重建一定时间段内区域人群的历史，那么，便无疑要求研究者首先掌握丰富的细部史料。从最近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现实来看，学者们聚焦的研究区域往往也是史料发掘取得重大成绩的区域，无论是大家所热衷的“江南”或“上海”、“徽州”，还是更为广泛一些的“华北”、“华南”，学者们对这些区域历史研究的贡献都是建立在史料发掘与整理基础上的。
在以往的“江南”研究中，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通常被视为其中的板块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浙江其他的区域却被研究者所忽略，如今天被列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宁波便经常不在学者们的视野之内。目前一些牵涉到近代宁波的研究也多侧重于“商帮”或“浙东文化”，具体的区域社会经济乃至人事、政治、空间地理等方面尚缺乏精深的研究。这一方面固然与研究者主观的兴趣有关，更重要的可能也是此地域空间内的史料相对“缺少”之故。不过，这种史料“缺少”有时也是研究者的一种想象。近代宁波区域范围内究竟有多少史料被“生产”出来? 目前尚未见系统的梳理。这些资料目前又有多少遗留下来呢? 我们似乎也不是很清楚。在此种情形下，宁波近代区域史的研究便很难正式展开。
基于此，本文拟以“地方文献”为中心来讨论近代宁波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笔者先就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的状况及其史料运用作一简要回顾，然后就近代宁波地方文献的“生产”作些初步的考察，并进而介绍其存留现状，看看近代宁波区域史重建究竟有否可能。
一、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的状况及其史料运用
学术界对近代宁波区域历史的研究，较早可以上溯到1880年代，当时在宁波传教的美国医生玛高温(D. J. Macgown)曾经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支会杂志》(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过有关中国行会组织的论文，其调查主要便是针对宁波及温州两个商埠。玛氏在此文中对在宁波的各地会馆公所以及宁波的钱业公会、鱼业公会等均有较详细的调查介绍。也许是受玛高温此文的影响，稍后，1909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周一清”(Nyok - Ching Tsur)曾发表其对宁波商业惯习的调查研究，引起欧美学术界广泛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建立在对实地的直接调查的基础上，为后人了解当时商业组织的实际状态保留了相当原始的记录。
日本学术界也比较早就开始注意对近代宁波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的研究，如有本邦造教授有关宁波过账制度的研究。西里喜行、佐佐木正哉等教授的研究也牵涉到宁波商人或宁波地区的民情。这些研究已经在使用调查、方志、文集等多元化的史料。斯波义信教授对宁波地区跨越数个朝代的“长时段”研究当然是日本学者中最引人注意的。他对宁波的研究广泛汲取了欧美学者与日本前辈学者成果的营养，史料方面则充分利用了《鄞县通志》以及宁波其他各县的地方志书，对此一地区的城市发展与经济状况，尤其是商业组织、市场联系等都作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
美国曼素恩( Susan Mann Jones)教授早期曾研究过宁波的金融组织与商人， 不过，其研究主要建立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史料方面除最常用的《鄞县通志》外，几乎没有利用其他一手的宁波地方文献。另外，像芮玛丽(Mary Rankin)与萧邦齐(R. Keith Schoppa)等人对清末民初浙江省的区域史研究均多少牵涉到宁波地区。不过，宁波的资料方面仍只是限于方志以及一些比较常见的资料汇编。在欧美各大学，至少有4篇与宁波区域研究有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两篇专门分别论及近代宁波妇女的日常旅行与宁波开埠早期传教士的活动。
台湾学术界对宁波近代区域史的研究成果相当少见。李国祈在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 - 1916》一书中基本上是把一个整体的“浙江”与福建、台湾二省作比较性的研究，甚至仅将“闽浙台”当成是分析的主体。具体对宁波的分析比较少，提及宁波的部分(如定海与鄞县士绅权力结构的变迁) ，其资料也泰半出自地方志书。
王尔敏教授曾撰《宁波口岸渊源及其近代商埠地带之形成》一文，他的论文主要利用了收藏在英国国家档案馆( Public Record Office)中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因此其叙述与分析便较通常讨论宁波口岸演变者要细致得多。早一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研究生陈祈伍撰成《近代宁波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史——八四○—一九三○》一文，分章介绍“开港后宁波地区社会经济的危机”、“宁波商人与四明公所”、“宁波金融业的组织与运作”、“宁波地区的空间分布”等，此文大概可算作是台湾少数专门讨论“近代宁波区域史”的成果之一。不过，此文在结构上缺乏明确的叙述主线，问题意识也不强。其引用的资料除台湾保存的一些地方志外，原始的宁波地方文献也付之阙如。
在大陆，区域史研究的风气最近几年才开始热起来。不过学界对近代宁波史的研究仍然注意得不多。目前能检索到的论文多半是宁波本地学者在本地刊物所发表者。1993年宁波出版社成立后，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地方史的著作。如乐承耀先后出版了《宁波古代史纲》与《宁波近代史纲(1840 - 1919》。从后书来看，乐氏基本上在传统的“革命史观”及意识形态框架中叙述地方历史，对此一地区社会中之人群与事件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也无法把握地方潜在的历史演进脉络。此书在资料上，除惯用的地方志外，以引用二手的汇编史料或者研究著作为主，地方文献方面利用了《德商甬报》等。林树建曾出版《宁波商人》一书，全书试图为“宁波商人”这个区域人群的特性作出归纳，使用的史料主要是清代方志、笔记、以及一些史料汇编与文史资料。
最近10年来，陆续有学者以“宁波”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方向，如竺菊英、张守广、孙善根等人。竺著运用了较多的原始资料，如英文《北华捷报》、《通闻西报》、《中国丛报》，以及上海的一些报刊，竺也是较早运用英文海关关册及年度报告来研究宁波区域历史的大陆研究者之一。但其对宁波地方文献的引用也只限于《鄞县建设》、《鄞县县政统计特刊》等数种行政刊物。张守广的研究着眼于旅外宁波人，他们利用了一些上海的宁波同乡刊物以及征信录、会员录等。孙善根将重心放置于宁波本地的士绅与慈善团体间的互动上。
新资料的出版往往会引起一些新的成果发表。如2002年杭州海关译编的《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列辉、陈梅龙、乐承耀等人均发表与宁波近代港口贸易相关的论文。另外，也有一些学术性较弱的与宁波区域史有关的著作出版。徐季子等人著《宁波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全书为宁波地方史中有关人事的掌故描述，不注史料出处。最近几年，宁波当地似有编辑“宁波帮”图书的热潮，不过，其内容多为个人传记或者集体性传记汇编，鲜见比较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目前既有的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太多，而在论述问题上，则受资料的影响甚深。如较早的地方调查，尤其是会馆公所等商业组织的调查，便催生出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行会的研究，在1930年代前后曾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1933年鄞县通志的开始编辑及该书各卷陆续出版，则为人们了解宁波区域社会及政治经济等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也带来许多的研究成果。同时，宁波海关职员的报告，则从另外一个窗口向外界披露了许多有关内部动态的消息。这也成为宁波区域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源。不过，除了“商业调查”“地方志”、“海关报告”此三类资料外，有关宁波的研究并没有更多的史料选择。那么，是否近代宁波地方文献史料仅限于此呢?
如果我们把所谓“近代”界定为1840 年-1949年这个时间段，那么究竟有多少宁波地方文献被“生产”出来呢? 谁又是“生产者”? 精确的数据统计需要全面调查后才能得出，下面笔者姑且根据自己粗浅的了解简单作些介绍。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宁波一直有编修地方典籍的传统，这种传统俟至近代，非但没有式微，甚至有更大的发扬。自清末到民国，地方士绅在乡邦文献的整理及志书编纂方面的工作一直连绵未断。其中以张寿镛成绩最著。张氏自1930年开始自力编印《四明丛书》，至1940 年陆续刻印至第7集时不幸去世，由其子张星联等刻印完成第8集。此书全套共收录宁波地方文献共173 种、1176卷。如果说张寿镛的工作属于士绅的民间行动，那么1932年鄞县文献委员会及1933年鄞县通志馆的先后成立则显示地方官府与“文化精英”的合作，通志馆以陈屺怀任总纂，马涯民为编纂主任，最终完成12卷《鄞县通志》。文献委员会则以冯孟颛为委员长，在地方文献收集保存以及文物保护等方面贡献尤多。
除了这种“专业”性的文献“生产”，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文献的生产者。如果从文字数量上来观察，也许宁波近代报刊的编撰者与出版者是最重要的地方文献“生产者”了。尽管报刊的出版者各有企图，其内容也相当丰富杂乱，然而，这种“无意史料”性质的文字遗留却能帮助我们了解其形成的年代以及其描述的空间与人群。按照《宁波市志》编撰者的统计，从1854到1949年，宁波仅市区就出版报刊共170 余种。宁波下属各县从1920年到1949年已知出版的报刊共123种。由于一些报刊发行周期很短，传播范围狭小，因此，当时出版的一些报刊今天可以已经不为人所知。这样的话，上面的统计数字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估算。
在宁波早期的报刊史上，基督教人士扮演重要角色。宁波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便是1858年12 月19 日由美国传教士应思理( E. B. Inslee)创立。1870年创刊的《宁波日报》也是由传教士所办。据统计，从1844年至1860年，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书籍杂志计有106种，其中属于基督教教义有关者86 种，其他与天文、地理、历史、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有关者20种。另外，属于美国长老会的“华花圣经书房”，其在宁波期间共出版图书56395册。尽管这些出版品绝大多数是有关宗教、科技、文化、风俗地理方面的书籍，但是否也包括了部分宁波地方的信息，值得去翻查，从已知的书目中可见该馆曾经出版《宁波土话初学》，相信此书对了解宁波方言语音很有帮助。1920年代宁波基督教青年会也曾出版《宁波青年》。
在宁波近代历史上，持续发行时间较长的报纸并不多，主要包括《四明日报》( 1910 - 1930) 、《时事公报》( 1920 - 1948 ) 、宁波商报( 1925 -1948) 、宁波民国日报( 1927 - 1941)等数种。这些报纸固然均有其立场，但其有关社会动态的种种信息含量甚高。以《时事公报》来看，它有时不仅代表言论机关，也刊登各种统计数据，史料价值非常高。
除专业报馆外，各机关团体是报刊文献的重要生产者。如近代宁波各级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曾经发行过许多的公报及刊物，用来公布行政信息及统计民情、宣导政见等。如《浙江会稽道公报》、《宁波市政月刊》、《鄞县县政半月刊》、《鄞县建设》、《奉化县政半月刊》等，
由于其经费相对充裕，持续时间均较一般社团刊物为长。1927年后《宁波民国日报》则成为地方主要官方报纸。地方党部也是各宣传刊物的生产者，如《甬江潮》、《宁波革命周报》、《奉化新闻》、《慈溪公报》(后来改为《慈溪日报》) 、镇海日报。同为宣传目的，但站在反政府立场的政治刊物，也有不少，如中共控制的浙东革命根据地便曾经出版报刊19种。教育界社团在近代宁波相当活跃，如1909年宁波新学会社发行的《宁波小说七日报》，如奉化剡社主办《新奉化》持续了4 年。战后此种文化人组织的社团更趋繁多，如1946年甬潮社主办的《甬潮》； 1947年明州半月社办《明州》、行知社主办的《行知》。学生团体刊物如《宁波学生》(宁波学生联合会，1925年) 、《甬江声》(甬江女子中学，1924年) 、《宁波中学生》(浙江省立宁波中学生自治会主办，1933 - 1935 年) 、《民强》(宁波民强中学，1927年) 、《宁工学生》， (浙江省立宁波高工学生自治会编辑，1937 - 1939年)等。此类学生刊物上不仅记载学校生活动态新闻，以及学生作品，有时也会追溯地方文物历史。
如前所述，宁波浙海关贸易报告很久以来就为学界所注意，但曾经在宁波存在91年(1842 -133)的英国领事署的报告却不大为人所引用。据曾经在此署担任14年打字员的周钦文先生回忆，宁波英国领事署向上方的报告，分为知识情报( Intelligent Report) 、政治情报( Political Report)以及密码情报等几种形式。“知识情报”每季度一次，报告当地及浙江全省的商业方面的事情。政治情报，每半年一次，以浙江全省半年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动态为内容。而遇特殊事变则有专门报告，牵涉秘密则有密码情报。相信这些报告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宁波地方各种动态的信息。领事署的密码情报也许比海关的“半官信”( Semi Officail)更加值得研究者注意。
内部性的地方文献当然还包括各种公私机构留下的档案，以及各相关者的函稿及日记、文集等资料。相对于公开出版品，这些资料的“生产总量”更加难以估计。近代宁波地区政治动荡以及权力更迭甚为频繁，当时似乎也无明确的档案征集收藏安排，各机构的文件极易流失。而就私人性的文件来说，由于宁波地方精英实际上是“外强中干”的状态(即本地士绅相对于旅居外地的宁波士绅或“精英”来说力量较为弱小) 。因此，本地究有多少私人文件保存，需要细致的调查方能得知。外地的宁波士绅(或“精英”)的文献可能在总量上超过本地，但是他们的私人文件目前尚有多少存留也需要认真调查。当然，此类资料或者不仅限于“精英”范围，如果有更加“庶民”的文字资料发现当然更能说明地方实际历史了。
宁波同乡组织的强大众所周知，这种强大不仅表现于团体数量众多与覆盖区域广阔，也表现于其自身刊物与文献的出版发行方面。据统计，从1903年1949年，仅在上海出版的以“宁波”为名面向旅居此地同乡的报刊便有13种之多，影响比较大的包括《宁波白话报》、《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宁波杂志》、《宁波周报》等。其实，上海之外的宁波同乡团体也发行不少的出版品，包括会刊与其他丛书，如《宁波旅杭同乡会月刊》、《宁波旅渝同乡会会刊》。另外，各地同乡会编印之题名录与征信录甚多，需要有心者搜集整理。1945年，奉化旅居重庆的人士严竹书开始编辑出版《奉化文献》，到1949年共出版4集共18卷，刊载奉化地方文献甚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地的宁波人还办出版社，似专事出版地方文献类书籍。如1939年宁波大观出版社出版《宁波大观》(李能为主编) ，汇编了许多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查资料，颇具史料价值。类似的如1941年上海甬光出版社出版《甬光初集》(董心琴主编) ，对同乡之组织、职业分布等有详细介绍，也附载了有关宁波本地动态的文章。1946 年上海四明出版社发行过《宁波人》杂志，不过其是否发行出版过其他有关书籍目前尚不得而知。
同乡团体就族群与区域历史记忆所做的工作当代仍然在继续。如台北市宁波同乡会便一直在编辑出版《宁波同乡》刊物，目前已经出版到420期，该刊对地方先贤、乡邦风俗及掌故特别关注，如有关宁波的“京班戏”、“宁波医门沧桑”、“吃在宁波”、“漫谈舟山东岳会”等等。该会后来专门出版一套“宁波丛书”，包括《宁波乡谚浅解》、《宁波习俗丛谈》、《宁波风物述旧》、《宁波艺文什志》，对我们了解宁波地方史迹与文化很有帮助。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目前已有的与宁波区域历史相关的研究著作，可以发现当时各方“生产”的地方文献，其中绝大多数均未见利用。无疑，如果我们想深入一个特定区域内部去了解其历史演变脉络，那么，除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外，史料的发掘也是相当重要的。唯有在此基础上，区域史的重建才有可能。那么，以宁波而论，地方文献现在的存留情况如何呢?
目前，与近代宁波区域历史相关的地方文献，公共出版品主要保存在杭州、上海、宁波等地的图书馆。杭州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收藏全省各地文献资料甚为丰富，包括宁波及下属各县的相关资料均可找到。不过，该馆收藏仍以书籍与刊物为主，清末民国的报纸则较少。不过比较大型的如《时事公报》、《宁波民国日报》、《四明日报》、《宁波日报》等均有缩微胶卷可以提供阅读。除报刊外，浙图收藏清末民国时期省内各机关的其他出版品也相当多，如机关概况与职员名录、各类调查报告等。值得赞许的是，浙江图书馆自己制作完成的“浙江家谱数据库”收录了全省各地包括宁波地区的家谱信息，包括版本、收藏地点等，能帮助我们快速浏览掌握有关资料。
由于上海与宁波关系密切，因此在上海图书馆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宁波的资料。据笔者统计，该馆收藏的宁波地区刊物便有200余种、报纸50余种。不过许多报纸目前只能找到零星日期，并无系统全部的报纸存留；期刊方面，有许多也没有完整的卷期。图书资料方面，上图古籍部也保存有一些宁波地区机关团体及个人所编修的各种文字记录。除上图外，像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也收藏有一些宁波有关的文献资料，尤其在一些人物文集方面比较有特色。
宁波当地的近代地方文献主要保存在宁波市图书馆古籍部。目前宁波市图书馆古籍部图书近9万册，不过其中多数为前近代的文献，有关近代地方文献者总量也不太多。如宁波出版的报刊该馆收藏量并不如浙江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由于目录整理尚不完善，开放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天一阁以古籍善本收藏而著名，不过其藏书中有关近代宁波地方文献者为数不多，据曾调查过的学者介绍，此地收藏地方社团出版品与民国时代地方人士文集大约六七十种。另外，在宁波档案馆及县区级图书馆，也或多或少的有近代地方文献的收藏。
除这些公共机构外，宁波的地方文献仍有相当大的部分散落于民间。如何系统征集整理保存利用，需要群策群力方能达到目标。目前，宁波地区新修地方志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从上到下，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其事。但如何在新编地方志同时，努力征集地方史料，促进地方志质量提高，却似乎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尽管《鄞县通志》曾经被誉为近代最优秀的县级地方志之一，但是今天宁波各地编修的一些地方志往往不尽如人意，对史实的记载谬误甚多，在地方文献的发掘与整理方面也未能倾注力量。我们曾经在《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尝试性地收录了一些宁波地方文献，包括碑刻、序文与家传、墓表等共70余篇，限于篇幅无法再增加。宁波民间对地方文献整理的工作，最近几年也可见有人在做，如宁波诗社曾先后选编出版《宁波诗词》、《宁波耆旧诗》、《宁波竹枝词》等。宁波天一阁的研究人员龚烈沸曾编著《宁波古今方志录要》。鄞县文史工作者谢振岳也曾在长期地方调查的基础上出版过《鄞县庙会风俗》一书。
除已有的文献资料外，区域史的重建可能更加需要对实地进行调查，访问知情人，此种口碑史料以及实地调查的报告都能补充既有文献的不足。更多的资料也许并没有整理好的文字记录，而是散布在民间，或者在垂暮老人的口中，或者在掩埋于荒草中的断碑上。因此，田野调查是必须的工作。大家都知道，中国各级“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有文史资料征集编辑的部门，实际上，这种政协文史部门的工作有一部分即可称之为“口述史调查”，而其出版的“文史资料”也多可见当事人的回忆与叙述，价值非常大。目前，宁波市及所辖市县各级政协文史委员会已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达数十种之多，《宁波文史资料》也出至第25辑，这些资料应该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地方文献的信息。
当然，地方文献的调查有时要越出“地方”之外。以浙东地区而言，宁波与绍兴、台州既在地理上接近，在文化风俗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也有共通点。这种“次文化区域”内的共通性，使得我们在调查宁波地方史料时，也要注意到绍兴与台州等地区的文献史料遗留。同时，在时间上，我们也不能限定于固定的年份标志。如1950年代的许多地方资料中便会包括大量对此前历史的回顾性信息。尤其中共在政权确立后，为了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政治运动的需要，对各个地方的人事与历史曾作过相当仔细的调查，这些调查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各地社会实态都有帮助。
研究历史的人都明白，史料绝对完整的掌握是做不到的。那么，如何利用既有的史料来发现问题线索，进而对历史现象提出自己创新性的解释，成为现实的历史研究的路径。对于区域历史研究来说，研究者的探索触角越深入基层社会，史料的搜集难度越大。因为，研究者会发现文字性的遗留会越来越少，因此，研究者一方面需要通过实地调查的手段来补充文字史料的不足，另一方面则需要依靠他(她)的智慧，通过零碎的史料片断寻找到有价值的问题线索。除非研究者欲了解的区域内真的没有任何文字史料遗留，实地也已经完全没有了原来的面貌以及物质留存，否则，任何区域的历史都有重建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宁波区域史的“地方文献生产”应该算相当丰富，其遗留也有不少，因此，笔者相信只要研究者努力去整理地方文献史料，并加以充分利用，重建近代宁波区域史当然能够做到。
四、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地方文献的问题。不过，资料未必是决定研究成果创新性的唯一前提。研究方法也相当重要，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者如果有新视角与方法，或利用各种学科理论对“旧史料”重新解读，也有可能撰写出饶有趣味的研究文本。而相反的是，如果在方法上没有任何创新，或者没有基本的研究规范意识，那么研究者即使掌握了大量的一手原始地方文献，可能其研究成果也毫无新意。不过，如果我们承认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前提，那么在此情形下，对于任何历史研究者来说，史料的发掘与整理都是一个重要工作。
我们也要注意，所谓的“史料”，有许多其实便是当时人的“创作成果”，其叙述脉络与内容均反映了编撰者的意图，因此，研究者在利用史料时需要随时留意落入史料编撰者的话语陷阱或者思想框架。从本文所讨论的“近代宁波区域史”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的研究比较多地受到几种常见史料的牵引，如早期传教士的宁波行会调查、《鄞县通志》、浙海关报告等等。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宁波地方文献尚未得到应用，这种情形与其他地域史的研究相似。
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眼下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不少研究者的兴趣正由宏观国家整体历史的描述向区域性历史考察转移。这种变化并非意味着“整体性”的消解，他们可能更重视如何通过“区域史”的具体研究来丰富大家对整体史的认识。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便是史料的运用，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阅读分析。这不但能丰富我们原来对特定区域知识上的认识，更加重要的是，可能会让我们在认真解读广泛的地方史料的基础上，能提出更加“本土化”的问题，并且以充分的资料来建构起更加丰满生动的地方区域历史，从而对历史能作出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当然，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将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需要学术界的充分合作才能较好地达到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有效率地整合既有的研究力量与资源，是研究者们需要努力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