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博弈论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新颖的方法工具。在“辛酉政变”中，对阵博弈的一方是慈禧与奕訢领导的帝胤贵族，另一方是以肃顺为首的的宗室贵族；前者是君权的化身，后者是相权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列国介入“辛酉政变”参与博弈，并且在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甚至起到指导性的引领作用。因此，“辛酉政变”在国内，表现为君权与相权的博弈；在对外关系上，则是妥协与固守的博弈。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由于慈禧、弈訢集团与西方列国的利益共存，使双方最终走上妥协与合作，从而达到晚清政治格局博弈的一种纳什均衡状态。
[关键词]博弈；辛酉政变；西方列国
2005年，以色列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和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因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人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所作出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随着博弈论研究成果的逐步深入与推广，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新颖的方法工具。
在晚清历史上，“辛酉政变”或称“北京政变”，又称“祺祥政变”，它是晚清中国内部权力再分配博弈及与西方列国博弈的产物。以往，在分析解读“辛酉政变”这一历史事件时，人们更多的是崇尚一种政治权势作用的观感；今天，从经济学理论——博弈论的视角梳理这一造成晚清政治格局巨大变革的历史事件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在“辛酉政变”中，对阵博弈的一方是慈禧与奕訢领导的帝胤贵族，另一方是以肃顺为首的的宗室贵族；前者是君权的化身，后者是相权的代表。对于局中博弈双方，简要地分析如下：
一、慈禧与奕訢
1.慈禧，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被封为“储秀宫懿贵妃”。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载淳继承皇位，尊慈禧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
其时，慈禧面临：（1）基于“主少母壮”皇位稳固的考量，肃顺曾奏请咸丰帝幽禁慈禧，以免后患——汉武帝时期钩弋夫人的往事有可能重演，慈禧的性命安危系于一线。（2）咸丰帝死后，诏令任命的肃顺、端华、载垣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独揽皇权，擅权自重，载淳的皇权行使面临架空的威胁。（3）慈禧本人是一位权力欲望极其强烈，富有心计、遇事果断的女性，对政务亦颇有见解。
2.恭亲王奕訢是咸丰帝的弟弟，因不得皇位且有才能，受到咸丰帝的疑忌。当时，奕訢现状：（1）咸丰帝不信任奕訢，诏命的八位顾命“赞襄政务王大臣”把亲弟弟奕訢远远排斥在外；咸丰帝把奕訢留在西方列国占据的北京城处理战败后事，显然又有着某种“借刀杀人”之嫌。（2）随着客观政治形势的变化，弈訢凭借自己的政治才能不仅化险为夷，而且在与西方列国的接触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西方列国并不是要取清政府而代之，他们更多需要的只是商业上的利益。因此，弈訢与西方列国顺利的签订《北京条约》，博得了西方列国的好感。（3）与此同时，奕訢也赢得了留守北京的部分宗室大臣，如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等的支持，并拉拢到僧格林沁、胜保等将帅的转舵，培植了“奕訢”集团势力。
并且，奕訢已对晚清中国的现状作出了必要的评估：“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可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1]（p2675）这反映出奕訢对时势的精明分析，以选择利于自身利益的最佳优势策略。此时，面对艰难时势的博弈局面，规划走对外妥协联合的道路政策也逐渐被大多数朝臣所认同。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慈禧与奕訢作为正统皇权的帝胤贵族，在皇权博弈中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传统文化优势，更易获得舆论及世俗力量的同情与支持。
二、以肃顺为首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
所谓“赞襄政务大臣”，又称“顾命八大臣”，因此八人实以肃顺为核心，则称“肃党”。这八个人中，要么为宗室子弟，如载垣、端华、肃顺等；要么世受皇恩，如景寿、杜翰等。他们实质构成皇权中宗室贵族代表的相权政治势力。“辛酉政变”发生之前，他们：
1.擅权自重，不把慈禧、载淳放在眼里。肃顺等人以北京驻有外国公使为由，屡次劝阻咸丰帝回京，使晚清中央权力孤悬热河。咸丰帝死后，肃顺等宣称：“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2]（p27）如此张狂，独揽大权之心，昭然若揭。“肃党”对帝后怠慢、擅权、顶撞之事更是时有发生。在皇后“垂帘听政”的问题上，肃顺等人喧哗于朝堂，乃至“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3]（p2）其后，八大臣“不开视，决意搁车（罢工）。”[3]（p5-6）可见，其嚣张气焰之盛。
肃顺等人擅权自重，不把皇帝载淳、皇太后慈禧“孤儿寡母”放在眼中，野心勃勃。后来的史实证明，他们低估了慈禧的政治才略，这是战略性错误。
2.整饬朝纲，屡兴大狱，惊悚满洲世族、朝臣官吏。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内部先后发生耆英议约违旨案和顺天乡试舞弊案。对于耆英，肃顺认为：“不顾大局，遽尔奔回畏葸潜奔，成何事体？”“不即行正法国法何申？官邪何儆？”[1]（p968-969）在肃顺的一再坚持下，斩杀耆英。之后又借乡试舞弊案诛杀柏葰。其时，柏葰任正一品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上念柏葰，狱情可原，欲宽之，肃顺力争，遂命斩。”[4]（p11699）乡试案受牵连朝廷命臣数十之多。古人云：乱世用重典。肃顺等人在吏治方面，厉行刑罚，虽有打击官僚腐败之功，却事实上得罪了一大批满洲世族、朝廷官吏，使自己在政治权力博弈中愈发孤立。
3.为人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不得人心。肃顺等人以除弊为名，屡兴大狱，诛连百官。顺天乡试舞弊案，柏葰身居高位，罪不至死，但因与肃顺等人政见不合，乃招致杀身之祸。肃顺等人，“恃恩宠，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排除异己，廷臣咸侧目。”[4]（p11699）众臣多敬畏而远之。且其处事霸道，目空一切，“诸大臣往往受其侵侮，无不饮恨于心，而唯诺维谨。”[5]（p294）
4.思想顽固，视西方列国为洪水猛兽。肃顺等人面对西方列国，极力维护天朝的“体制”与“尊严”，维持祖宗家法，对西方资本主义极其仇视。在对外政策上，“（奕）訢主和，（肃）顺主战，斗于御前，不能决。”[6]（p83）“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统统赶出中国。”[7]（p46）尽管肃顺等人表现出维护中国主权独立统一的一面，但却认不清历史发展的脉络，遭到西方列国的仇视，被看作是与中国交往的障碍。
三、局中双方的实力博弈
前文已经提及，奕訢在留守北京时，拉拢胜保、僧格林沁等统兵大员。此时，胜保直接掌握一支拱卫京城的精锐部队。他本人于1861年10月31日呈《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称：肃顺等人“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而令天下”[6]（p99-101）。由此，京城中央统兵大员的明确转向支持，给谋划周密的慈禧与奕訢发动政变，并取得胜利加重了砝码。
而局中博弈的另一方，肃顺等人整饬吏治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晚清政府已是根腐骨朽，传统的对吏治严刑峻法的措施已是不堪救治，反而徒增私仇。西方列国的入侵，清政府的屡屡败绩，更加剧了人们对当权的肃顺酷吏集团的不满情绪。通过以上对双方状况的分析，在“辛酉政变”政治权力博弈中，我们就可以分别“民心”、“官僚士大夫”及“西方列国”为参照，设计一个双方实力博弈的静态矩阵模型。由于肃顺等人为人跋扈，结党营私，不得人心；且屡兴大狱得罪朝臣官吏；在对外政策上则厉行祖宗家法，盲目排外。因此，肃顺等人在民心、官僚士大夫、西方列国的支持分别为“-1”、“-1”、“-2”。而奕訢因与西方列国签订《北京条约》博得其好感；在民心与官僚士大夫方面，慈禧与奕訢在某种程度上是皇帝的代言人，较易得到他们拥护支持；加上肃顺集团的严刑峻法，亦使得握有实权的部分官吏投入慈禧、奕訢集团。所以，慈禧、奕訢集团在民心、官僚士大夫、西方列国的分别为“+1”、“+1”、“+2”。因而在“辛酉政变”的实力博弈中，慈禧、奕訢集团具有优势策略。由此，慈禧、奕訢与肃顺等人的静态博弈矩阵模型可以设计如下：
图1：慈禧、奕訢与肃顺等人的实力静态博弈矩阵模型
肃顺等人―民心：（-1，+1）； （-1，+1）； （-1，+2）
肃顺等人―官僚：（-1，+1）； （-1，+1）； （-1，+2）
肃顺等人―列强：（-2，+1）； （-2，+1）； （-2，+2）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四个矩阵模型都是基数博弈矩阵。也就是说，数字大表示赢利、赢得，或者得益，数字越大越好。在图1的博弈矩阵模型里，“+2”就表示第一好，“+1”表示第二好，“-1”表示较差，而“-2”是对于当事人西方列国与肃顺等人认为最不好最难以容忍的。在本文全部的四个博弈矩阵中，所涉及的从“-2”到“6”的数字，也是按这个标准进行评估的。例如“-2”表示很差，“0”表示较差，“3”是很好，“6”是最好。
如上所述，通过局中双方静态的实力博弈矩阵模型中的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慈禧、奕訢集团占有绝对优势。由于具有博弈的优势策略，慈禧与奕訢集团对肃顺集团首先发起进攻，他们兼具主动优势，先发制人便成了他们的最佳优势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慈禧与弈訢先发制人，采取主动，它的成功机会与得益是“6”；如果慈禧与奕訢采取被动，它成功的机会与得益只有“-2”，基本上是失败的策略。肃顺等人的主动优势也是如此。只是他们成功的机率与得益最大只能到“4”。这是因为，肃顺等人先发制人的优势策略必须背负“篡位弑君”的罪名，从而受到士人民心的谴责。在此，可以简单设计“先发制人”的主动博弈矩阵模型表示：
图2：慈禧、奕訢与肃顺等人的主动优势博弈
肃顺等人―先发制人：（+4，+6）； （+4，-2）
肃顺等人―后发制人：（-2，+6）； （-2，-2）
四、强大的外在因素——西方列国
毫无疑问，西方列国对于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革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辛酉政变”正是在总理衙门建立之后，在西方列国的支持下取得成功的。对此，胡绳武总结说：“恰巧侵略者想支持奕訢代替咸丰帝的时候，咸丰皇帝死了，这是个偶然因素。如果咸丰皇帝不死，或者死了阴魂不散，肃顺集团继续执政，侵略者是决不会罢休的。”[8]（p4）
在“辛酉政变”中，西方列国的态度非常鲜明：“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9]（p18）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也承认：“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时的行列。”[10]（p377）在西方列国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奕訢集团发动政变的时候，奕訢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尤其是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奕訢原先对西方列国抱有的蔑视态度，以及仇恨与恐惧，已经改变了。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指出，奕訢等人，“开始重视外国同盟的价值，已看到中国的利益如何深深地和别国利益缠在一起了。”[9]（p18）
以至于，当“辛酉政变”取得成功后，英国人甚至宣称：“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到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造成的。”[9]（p18）
可见，“辛酉政变”的发生，慈禧、奕訢与肃顺等人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西方列国的掌控之下完成的。“辛酉政变”——在国内，表现为君权与相权的博弈；在对外关系上，则是妥协与固守的博弈。西方列国介入“辛酉政变”，并且在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甚至起到了指导性的引领作用。考虑到西方列国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局中博弈双方各自的状态，我们可以设计以下博弈矩阵模型：
图3：晚清中国与西方列国选择博弈
晚清中国―支持慈禧、奕訢：（+3，+3）； （+1，+3）
晚清中国——“支持”肃顺：（-2，+6）； （-2，+3）
但是，我们首先要假定一个条件：即作为理性的人，追逐利益最大化是局中各方博弈的目的。在这个前提下，一方面，西方列国是不会支持肃顺等人的，他们代表着两个根本对立的水火不容的两种文化特质。矩阵中展示的所谓“支持”肃顺是一种博弈矩阵模型的假设——西方列国遇到肃顺，它的结果只能是战争。但即使发动战争，西方列国总是胜利的一方，所以它最少得益为“3”。而当奕訢、慈禧当权，西方列国的利益指数会因为中西和平局面下的合作——主要是中国的妥协，此时，西方列国由于得到当权者——慈禧、奕訢的“合作”，它的利益指数为“6”；同时中国因为妥协的缘由，换得了和平环境，减少了一部分战争损失及获得融入现代化的机会，可以得益“3”。另一方面，晚清中国也是不会支持肃顺、端华一方的。因为那样就是意味着战争。晚清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实力悬殊，一旦发生战争的结果，受害最重的无疑是中下阶层、普通老百姓。可见，只有在矩阵中的左上角对双方是最有利的。有理性的人作为博弈的主体，趋从利益的选择策略是最佳也是本质的选择。因此，无论是晚清中国的各种阶层，还是西方列国，从自身利益考量，他们都必然会选择奕訢、慈禧一方，而不是肃顺等人。尽管西方列国握有战争主动权，但事实上它也不愿意举兵相向，只有维持一个亲西方的政权，才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慈禧、奕訢与西方列强的博弈中，上面的选择博弈矩阵模型也可以简单用“合作博弈”矩阵模型图4来表示。
慈禧弈訢——合作：（+3，+6）； （0，+3）
慈禧弈訢―不合作：（-2，+6）； （-2，+3）
我们可以就（上图4）“合作博弈”形势简要分析：如果慈禧、奕訢集团与西方列国“不合作”，它的利益只能得“-2”。如果慈禧、奕訢集团与西方列国“合作”，它的利益指数可以达“3”；即便对方采取“不合作”的情况下，慈禧、奕訢集团所得利益最少为“0”。所以，“合作”是慈禧、奕訢集团对外政策的最优策略。同样，西方列国只有采取与慈禧、奕訢集团合作的政策，它的利益才能达到最大值“6”。因此，“合作”是慈禧、奕訢集团与西方列国共同的最佳策略选择。
综上所述，“辛酉政变”博弈的结局是没有悬念的。慈禧与奕訢集团在西方列国的支持下干净利索地结束了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的专权局面。在处理肃党时，慈禧特下谕旨：“毋许再以查办党援等事纷纷陈奏，致启讦告诬陷之风。”[6]（p120）“所有此次查抄肃顺家产账目书信各件，著议政王、军机大臣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之意。”[6]（p139）如此重大政治事变，最后仅以数十人的伤亡、处罚代价告终，实现了满清政府最高权力更替的平稳过渡。
五、“纳什均衡”与“辛酉政变”博弈的结果
上述所举关于“辛酉政变”的三个动态的博弈矩阵模型中，为什么参与博弈的各方都作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对于这个问题，在博弈论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坦然回答：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就是在给定别人最优的情况下，自己最优选择达成的均衡。在“纳什均衡”下所有人的战略都是最优的。参与“辛酉政变”的各方势力正是基于“纳什均衡”原则作出了最优的战略选择，实现了历史事件的历史结果。
例如，在最后一个博弈矩阵模型中（图4），在认定慈禧、奕訢与西方列国双方都是关心自己政治、商业利益的“理性人”前提下，那么，只有“慈禧、奕訢与西方列国妥协合作”才是稳定的“纳什均衡”结局。在这场“合作博弈”中，“合作”成为“纳什均衡”。“合作”使慈禧、奕訢集团与西方列国的利益都实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值“3”和“6”。这时候，谁要是单独采取“不合作”，就会丧失原来“一半”的利益。所以，谁都不想偏离“合作”。同样的道理，在（图3）晚清中国与西方列国选择博弈矩阵模型中，“选择支持慈禧、奕訢”是双方的“纳什均衡”结局，对双方是最优选择战略。而在（图2）慈禧、奕訢与肃顺等人的主动优势博弈矩阵模型中，双方是一种“非合作博弈”，也就是生死存亡的抉择。在不完全信息下，“先发制人”成为双方博弈的均衡态势。
从历史上看，“辛酉政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历史事件，由于慈禧、奕訢集团与西方列国的利益共存，双方最终走上妥协与合作的道路。这使得晚清各方政治势力博弈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纳什态势，奠定了此后满清的政治格局与发展走向。
“辛酉政变”过程中，奕訢、慈禧与肃顺的博弈，晚清中国与西方列国的博弈，从文化本质上看，是新兴政治集团对顽固保守势力的胜利，也是一场现代化融入之战。“辛酉政变”发生后，“借师助剿”政策出笼，中西官方的合作加速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延长了满清统治寿命；几乎与此同时，在奕訢主持下，“自强”洋务运动兴起，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式启动。
此外，“辛酉政变”使晚清政府的政治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革，开始了慈禧长达48年的统治时期，也造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加深。另一方面，“辛酉政变”后，满清政权结构内，满洲贵族与汉族地方实力派间的博弈斗争逐步凸现。在镇压农民起义与反抗西方列国侵略过程中，政府权力重心逐步分散、下移，这也是导致清政府渐渐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博弈论的视角下，晚清政治格局的“纳什均衡”也被逐渐打破，新的“博弈—纳什均衡”衍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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