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刺激戊戌政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帝后的权力之争，但同时也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政见之争，是一场关于奉行康有为的激进主义还是继续坚持温和的自强改革路线的政争。因此，政变以后变法得以在洋务自强运动的基础上继续施行。
关键词：戊戌政变；慈禧；激进主义；改良主义
在戊戌维新变法刚刚开始的时候，慈禧太后是比较支持变法的，那么戊戌政变的发生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且看当事者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据康有为称：“反维新运动，是西太后和光绪皇帝间争权的结果。”王照更说在戊戌政变中，“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
梁启超分析政变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久蓄废立之志；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1]（p268）陈夔龙称：“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园返京。”[2]（p481）
窦那乐认为，“政变不过是旗人闹家务”，就是世界列强在北京的代表们也都认为慈禧太后这次的政变“纯粹是一个家族的纠纷，以为年轻的皇帝，由于对维新政策的过度热情，以致开罪于他的伯母和亲室中的重要人物”。[3]（p208）美国公使康格声明，“政变仅仅为权力之争”，政变幕后既无外力主使，各国对于训政均无意干涉，事情遂趋单纯，局面便逐渐缓和而于安定。[3]（p209）
概而言之，刺激戊戌政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帝后的权力之争，但也不可避免地搀杂着一部分政见之争。美国学者费正清即表示：“1898年的争论并不是集中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而是集中于是推行康有为的激进主义还是继续坚持温和的自强路线的问题。”
慈禧太后当政四十八年，不能不说她对于权力有一种由衷的嗜好。当初她同意变法的时候，就为维护自己的权威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把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赶出朝廷，让他回家养老去了（现在一些学者多认为翁同龢被赶出朝政主要是由于光绪对其不满，但客观上为慈禧扫清了道路）；把自己信任的荣禄安排在执掌京畿军兵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收回二品以上大臣的认命权，准备在天津阅兵。这样便把军权、用人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预先让荣禄有兵，大概是慈禧怕维新分子把光绪引上于己不利的道路，以防“帝党”借变法之机扩大自己的力量。但是，在光绪帝及康梁看来，“为荣相请训时，太后两次密语者，即天津阅兵将行废立也”。康有为就说：“是时天津阅兵期迫，收兵权则恐警觉，不抚将帅则恐不及事，日夜忧危。复生至是之上果无权，大恐惧。吾于是连日草请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又请改维新元年以新天下之耳目，又请变衣服而易旧党之志，又请迁都上海。”因此，在康等主持下，就有了召见袁世凯等一系列活动。对于“帝党”的这种反应，时人苏继祖这样评论，“此皆上慑于积威，媒蘖人众，恭邸薨，常熟见逐，势孤心悸，有草木皆兵之势，而新党虽有忠爱之心，惜昧于审势度时……故曰：昧于审时度势也。夫太后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行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况今日京师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苟有废立，岂有敢言其不然者乎？不待兵力压制之耳……”
即对于阅兵，慈禧开始并不存废立之心。直至八月初二日，庆邸、端邸同赴颐和园，哭求太后训政，且言“伊已定初五日觐见俟见事机一洩，恐天下不复为太后有矣……”太后嗣后“知有为等为外所庇，而洋报讥己太切，于是迁怒新政……”要知道，对于外人，慈禧总是很小心地注视着其举动，即便到了其生活的最后几年，美国画师卡尔为其作画，她还要派御前翻译官德龄监视之。
再说光绪即便在亲政以后一般事事都要请懿旨，这次竟然敢自作主张把一部的尚书、侍郎六人统统免职，把一个“七品小京官”破格升为四品。第二天，不仅又破格提拔了四个小臣，而且赋以更大的权力。七月十二日，光绪又突然将李鸿章免去总理衙门大臣，虽然李鸿章因甲午一役而名声受损，但毕竟是慈禧的宠臣。与此同时，光绪在康梁等人建议下，召见袁世凯。也许他并不是有意要做什么或是想和太后作对，但是他所做的无疑已向慈禧的权威直接发起了挑战，这当然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
慈禧的这种态度变化可以从历史记载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上诣园朝旨，太后责上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又“皇上赴颐和园请开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
政变的另一主要诱因则是基于双方政见的不同。即1898年的争论并不是集中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而是集中在是推行康有为的激进主义还是继续坚持温和的自强路线的问题。慈禧自执政以来，一直奉行比较温和的保守的自强路线，在洋务运动中，自强运动已坚持了近40年。而维新派要将法尽变，将顽固守旧分子尽除，这不仅是她心理不愿接受，而且不符合她的权力制衡观。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慈禧还不能接受“俄顷尽废二千年来相蒙旧制”，况且当时国情决定改革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那么，虽然慈禧可以剥夺光绪的权力，但大堆积弊不要设法改变行吗？其实，只要她不丢权，“变法”的旗子也是可以由此老妇人扯起来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她并不反对变革，不过以为中国的准备条件不够，不宜像光绪帝那样操之过急而又规模过大的改革。综观慈禧发动的两次宫廷夺权政变，辛酉政变本质上是比较先进的势力取代了顽固守旧势力，而戊戌政变则是以温和的改革取代了激进改革路线。是故慈禧再次训政以后，虽然废除了部分变法措施，但变法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沿着比较温和的改良路线继续施行。
美国公使康格认为“太后虽重揽政权，但物质的建设，商业的发展和教育的改良，将会继续进行，不过较为迟缓而已。”因此，对于变法，光绪在位与否实无重大关系。时人以为：“中国何尝不欲行新法，试观康逆事发之后，朝廷惟将逆党诛殛，其余农工商务则仍饬加意讲求。京师大学堂，仍如前创设，各省冗员之裁汰者，从无一人复其原官，可见皇太后、皇上之心，决不以新法为非。”
这个评价基本上符合史实。政变后，朝廷接连发布上谕，重申变法仍将继续进行：
“……国家制治保邦，纲常名教，恒古为昭，至于条陈损益，随时变通尽利，本无一成之法。前因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需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迭经明降御旨，剀切宣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近代史资料丛刊,第92辑.
[2]陈夔龙.梦蕉亭杂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