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咸丰十一年(1861)发生的清朝宫廷政变，是晚清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变动。它明显地改变了晚清历史的走向和格局，历来受到中外史家的重视。但以往的研究格外注重这场政变的原因及其结果，对政变过程本身却迄今未予关注。本文逐一探讨了政变的启动阶段、推进阶段和决胜阶段，以求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辛酉政变；奕訢集团；“垂帘听政”
辛酉政变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按其具体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1年8月22日至9月10日，这是辛酉政变的启动阶段
1861年8月，咸丰帝因沉湎声色、忧思操劳而病情加剧。弥留之际，于七月“十六日子刻(8月21日子夜)召见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令其承写朱谕”，安排后事，至8月22日寅时去世[1](P84)。清朝的最高权力圈一时间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各派势力都在窥视着权力的宝座，伺机而动。
咸丰帝的亲信近臣们首先取得了万众瞩目的中枢大权。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端华之弟宗室肃顺，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承旨辅政”，“赞襄一切政务”。八大臣都是咸丰亲政后提拔、重用的亲信，咸丰朝后期的内政外交方针，尤其是1860年7月至1861年8月的内外政务，主要由他们议决施行。咸丰帝弥留之际选定他们为“赞襄政务大臣”，是希望他们尽心辅弼6岁的小皇帝和两位年轻的太后(慈安25岁，慈禧27岁)。同时也表明，咸丰帝不希望有人改变他生前的既定方针，尤其是改变清帝国与外国列强的关系。
很难否认八大臣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思想。他们竭力排斥其他人分享权力的企求，而通常借用的护符是“祖宗家法”、“先帝遗愿”。八大臣的致命伤恰恰在于，他们表面上权势熏天，实际上基础不稳。他们在“整饬朝纲”的当政过程中，屡兴大狱以立威，早就积累了太多的仇怨，面对“内忧外患”的处理，则屡受“内则莫展一筹、外则不施法力”之讥[2](P69)。他们屡屡劝阻皇帝迟迟不回北京，实际上是怕回北京，这正是外强中干的表现。他们把自己孤悬在热河行宫，不仅难以控制全局，而且威胁到“赞襄政务”名分的正当性——皇帝弥留之际，“遗诏”由他们“承写”，京师百官不能在场，可以作证的两宫太后一旦翻脸，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
咸丰帝的亲兄弟们绝不甘心权落他人之手。恭亲王奕訢掌控着总理衙门，他的岳父、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是个“三朝老臣”，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与户部右侍郎宝鋆是其左臂右膀。此外，武英殿大学士贾桢是奕訢的“上书房侍读”老师，此时管理兵部；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管理户部，兼领顺天府尹。他们“患难与共”，留守京师，支撑“夷务大局”。奕訢的亲兄弟奕言宗、奕言随驾热河行宫，与京师时通消息；而留守京师心怀愁怨的大部分文武百官，皆不约而同地汇集到奕訢集团周围。
此时的奕訢集团，在“总理各国事务”的同时，还握有“督兵进剿”之权。他们同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在华外交官关系密切。他们的内政外交方针是：通过“中外同心”的密切合作，共同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反清起义，以争取清王朝的“中兴”。这一政治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文武百官所认同。然而这一派的劣势是没有名位，咸丰帝的“遗诏”已将他们排斥在最高决策圈之外。如果接受既成事实，他们的内外方针不但不可能被八大臣认同，而且自身的地位以致清王朝的命运都“在在堪虞”。咸丰帝的去世，给了他们重新洗牌的机会。
咸丰帝的妻儿们则身不由己地置身于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从表面上看，她们是孤儿寡母，徒有虚名。其实这样的“虚名”恰恰是前两派势力所没有的。咸丰帝临终之时，授慈安“御赏”印章，授小皇帝“同道堂”图章而由其生母慈禧掌握，且煌煌遗诏布告天下臣民：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1](P85)，[3](P307)。咸丰帝由母后掌握“符信”，实际上已使她们同小皇帝“二位一体”，取得了不言而喻的“监国”地位。当时有人见证说：“两印均大行(指咸丰——引者)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诸事母后颇有主见，垂帘辅政，盖兼有之。”[3](P307)
咸丰帝的临终安排看似周密稳妥，其实埋下了很多矛盾。他非常希望两宫太后与八大臣和衷共济，比较顺利地让小皇帝渡过“冲龄”期，牢牢坐稳江山。为此不惜重新设置一个“保驾护航”的体制——在军机处、内阁、六部九卿之上，增设“赞襄政务王大臣”，由他们掌握“拟旨批折”的大权，以便继续执行他生前的内政外交方针。可是，另颁两枚印章并且在事实上没有排斥慈禧参预议政，显然又留了一手，意在防范八大臣擅权——防范是否有效，恰恰同她们参预议政的程度成正比！此外，另颁印章“以为符信”，也宣示了天子与臣子、主子与奴才的严格区分。
八大臣显然忽视了其中真正的玄机。更有甚者，他们只看到两宫太后在热河“孤立无援”，怠慢、欺蒙、顶撞、擅权时有发生[1](P114)。这样的作为不仅激发了两宫太后捍卫皇权与自身地位的斗志，也使得在京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中更多的人聚集到奕訢集团周围。他们利用“近支”、“远支”的血缘亲疏，打出“亲亲尊贤”的祖训，广造舆论，从而使八大臣日益陷于孤立。
1861年9月5日，咸丰帝死后14天，奕訢不顾八大臣的阻挠，一大早就赶到热河行宫。这一天“适赶上殷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奕訢此行，本为“抗旨不遵”[1](P84)，但热河行宫却有人认为：“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3](P304)两宫太后立即单独召见奕訢。紧迫之中，双方谈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应速回京师，摆脱目前窘境；第二，外国方面不用担心，“力保无事”[3](P305)。这极为关键的第二点，可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向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的报告中得到印证：“皇太后似乎从最初起就是急于返回北京，逃脱他们这一伙的束缚的。她遇到两种反对的理由，其一完全是中国式的，说是道路太坏，故君尸体不能好好运到北京来，其二则说外国使团和外国人在北京，北京已成为不安全不宜于太后和皇帝居住的所在。太后之征召恭亲王去热河，就是为的要了解第二点。恭亲王不顾阻挠他应召的阴谋，终于到了热河去。所以这一场斗争的关键，主要的要看这一年我们和恭亲王交际中给他的印象如何而定。幸运的是，恭亲王信赖他自己对我们的观察和经验所获得的结论，而不株守中国政治历史典籍上的教条；他向太后保证，我们在此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之回京负完全责任。”[4](P377)
1861年9月5日上午，两宫太后与奕訢“约一时许”的面谈，显然是辛酉政变进程中的第一个关节点——原先扑朔迷离的种种可能与变数，至此已得澄清并形成一个明确的行动大纲；原先被人为隔离、无法沟通的两方，此时正式形成了协力同心的“叔嫂联盟”。这样的结果，正是有备而来、主动出击的奕訢集团所梦寐以求的。原先三方鼎立、对八大臣有利的权力格局，至此发生了逆转。紧接着，奕訢同他安插在热河行宫的亲信商定了具体的方略：“能将斧柯得回为上策，否则以早回为宜”；咸丰帝之“梓宫”，“择吉九月廿三日起行”回京；“令各兵九月十二日到此”，并解决兵权问题[3](P305)。事实已经证明，此后的一次次较量，都没有偏离这些预定的策划。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能将斧柯得回为上策”。斧柯即权柄，这里是指八大臣“赞襄政务”、拟旨批折的大权。如果能让八大臣交出辅政大权，那么既可避免政变夺权的风险，又可维持最高统治集团的表面一致。这一点正是“辛酉政变”的关键所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八大臣的“赞襄政务”确为咸丰帝的临终安排；而政变以后收缴、销毁、笺改八大臣辅政时期的相关档案，恰恰是欲盖弥彰的把戏[1](PP101～102，125～126)。
“将斧柯得回”的具体操作是由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具名上折提出的。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耐人寻味：9月10日董元醇写就封章上递，9月11日大清早奕訢离开热河回京师，而这封奏章的标题就是《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能将斧柯得回为上策”的底牌正等待揭开，第一阶段至此结束。
总起来说，咸丰帝的去世，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原本存在的矛盾不断激化。咸丰帝临终前确定的最高统治体制，因自相格而成为引发宫廷政变的动因。在外国列强的推动与配合下，恭亲王奕訢集团抓住时机，自行赶赴热河行宫，一方面争取到两宫太后的合作，另一方面则落实部署，安排出击，正式启动了政变的进程。
第二阶段，1861年9月11日至11月2日，这是辛酉政变步步落实的推进阶段
董元醇的奏折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为礼法依据，强烈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他指出，“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至于“守经”问题，董元醇奏称：“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俾各尽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董元醇还在奏折中提议，“当于大臣中择其德望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逐日进讲经史，以扩充圣聪”，朝夕纳诲，辅翼圣德。[1](PP91～92)
董元醇奏折的出笼，上距咸丰帝去世才20天。董折的三点奏请，前两条要从根本上修改咸丰帝的临终安排，这是“将斧柯得回”的要害。其避免“专擅之患”、“偏任之嫌”的诉求，甚至连咸丰帝也含蓄批评在内了。至于添派师傅一两人，是要在八大臣已经指定的帝师之外，委派自己的人进宫，以便形成自己的信息渠道。
针对董元醇奏折的公开挑战，八大臣迅速作出反应。该折先由八大臣递呈两宫阅看，意在试探态度。与此同时(9月11日)，则小题大做、旁敲侧击，意在抢占先机。这一天，八大臣用一道明发“上谕”布告天下，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原来，钦差大臣、兵部右侍郎胜保在向朝廷“奏北路军务竣事”的同时，会同直隶总督谭廷襄联衔，“吁恳叩竭梓宫，再行统兵南下”。八大臣对其所上奏折中的某些写法吹毛求疵，以6岁小皇帝的名义谴责两人居然“具折请皇太后圣躬懿安，且与请朕安同列一折，实属有违体制……胜保、谭廷襄均著交部议处”[1](PP92～93)。对胜保、谭廷襄的当头棒喝，其矛头所向却是对两宫太后的公然打压，八大臣的心迹已昭然若揭。也就在这一天，八大臣又专门给胜保单发军机处密寄一道，“破例”批准胜保“前来行在，叩竭梓宫”，以示笼络[1](P92)。这一打一拉之间，八大臣企图直接掌握一支军队的用心同样不言而喻。
两宫太后的姿态却颇为矜持。董元醇奏折上呈后，直到9月14日仍不发下。八大臣“叫人上去要，仍留看。夸兰达(太监)下来说：西边留看”。到第二天才传见八大臣，让写旨。八大臣当即“写明发痛驳。夫差拟稿尚平和。麻翁(焦佑瀛)另作，诸君大赞(‘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语，原底无之)”。这一次把所拟“上谕”递上去之后，两宫连同原折一起留中。再次召见时，怡亲王载垣“怒形于色”，“语颇负气”。两宫太后仍不发下，要“留着明日再说”。八大臣终于按捺不住，他们“纠党纷争，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8](P3)。“老杜(杜翰)尤肆挺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气得手颤。”[3](P302)9月16日，八大臣再去宫中。两宫太后仍留中不发，而所拟其他上谕，已先行盖章发下。怡亲王等决定“不开视，决意搁车(罢工)”[8](PP5～6)。
“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折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怡等笑声彻远近”[9](P235)。这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那份《谕内阁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辅弼均不可行》的明发上谕。
这一道“上谕”仍以6岁小皇帝的口吻诏告天下臣民：祖宗之制不能改，垂帘听政不可行。今后所发上谕，仍应由八大臣拟定，对臣工章奏的批答，亦由八大臣拟复。特别强调“必经朕钤用图章，始行颁发”，
“赞襄政务王大臣”是由“皇考特派”，其权力不容怀疑，其他人更不得分享。御史董元醇“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严厉警告内外臣工：“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至朝夕纳诲一节……该御史请于大臣中择一二人俾充师傅之处，亦毋庸议。”[1](P94)
可以认为，八大臣在这一轮较量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已高度浓缩在这一道“上谕”之中，让文武百官看了个通透。拟旨痛驳、廷争吵闹、罢工胁迫，已使他们一步步走向悖逆，而煌煌“上谕”中公然篡改“遗命”，排挤太后“钤用图章”，其挟天子而号令天下的用心已无从掩饰。他们可以将宫廷与外界隔离开来，甚至对多用一两位帝师也严加排斥。但是，八大臣的暂时得手既使他们的权势达到了所能达到的顶点，也使他们的不臣之心昭然于天下，从而使他们的政敌真正拥有了消灭八大臣的理据。这正是辛酉政变进程中的又一个关节点。
八大臣的作威作福加速了热河行宫内外的政治分化。一位深知底里的军机章京，第二天深夜在热河写的一封寄京密信中所发的议论很有代表性：
“如二四者，可谓混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温公(司马光)、魏公(韩琦)不能禁止垂帘，诸公竟欲加而上之矣]，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鄙意如不发下，将此折淹了，诸君之祸尚浅。固请不发，搁车之后，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闻西边执不肯下，定要临朝，后来东边转弯，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果如此行，吾不知死所矣。噫！邸堂前未另禀，乞代呈阅。进城后须打主意，未可听人舞弄。”有人则在另一封“热河密札”中明确指出：“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密之！密之！”[3](PP303、302)
“能将斧柯得回为上策，否则以早回为宜”，正是奕訢集团发动政变、步步推进的既定方针。面对此番较量的结果，两宫太后“怒极”，“七先生(奕言)亦大怒，云：俟进城讲话！老五太爷(奕言宗)喝止之”[3](PP306～307)。为了达到目的，奕訢集团有两大关键问题必须解决。
其一，直接控制一支军队可供调遣。9月18日，钦差大臣胜保到了热河。胜保手上有一万多人的部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原本用于拱卫京师《，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正待命南下“剿贼”。奕訢的一位亲信“夜去深谈”，一开始胜保还装模作样，“颇有阅历”，说什么“伊等罪状未著，未可鬻权兵谏，致蹈恶名”。其实，9月14日前后胜保在北京“想见著邸堂(奕訢)，一切自已尽悉”。奕訢的亲信以“恐伊等欲削其权，随后事更难办”说动之[3](PP306、303)。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胜保不仅完全背弃了八大臣，而且在政变的步步推进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其二，精心设计奏请咸丰帝“梓宫”回京的细节，说动八大臣，以求突破。在9月20日以前，奕訢集团对此已作安排。由睿亲王仁寿等“查照嘉庆二十五年成案”(嘉庆帝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逝世于热河行宫)，奏请仿照先例，适时将咸丰帝梓宫护送回京。必要时“以风水之说动之”[3](P306)。八大臣再无藉口阻拦，遂正式确定于农历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让两宫太后、小皇帝“由间道先行启跸回京”；由肃顺等率大队护送梓宫走大路缓行；其余“稍为从权”，简化途中“仪节之繁”，“可于二十九日(11月1日)还宫”；“俟灵驾到京之日，皇上在东华门外祗候跪迎，庶圣体不致过劳，藉以仰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1](PP96～97)。这样做既保证了两宫太后、小皇帝的人身安全，又争取到大约2天的时间——奕訢集团必须背靠这皇权的象征，方能从容布置，等候八大臣落网。而上述奏请最终由八大臣自己领衔“合词恭折具奏”，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从9月27日到10月26日这一个月中，热河行宫表面上一派平静，其实仍有一系列“小事”频频发生。10月4日，由大学士桂良领衔，奏请拟上“两宫皇太后徽号”——正式定为“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名分定而后地位固，伏笔必须先下。10月7日，以顺水人情的方式谕允载垣、端华、肃顺的奏请，把銮仪卫、上虞备用处、步军统领、管理理藩院并响导处事务等职权收回重新任命。实际上试图控制对内廷侍从人等的安排，掌握“九门提督”之权，阻隔近在咫尺的蒙古王公与八大臣内外呼应的直接调动，从而使内廷的安全更有保证[5](P176，PP394～395)。10月21日，两宫太后私下里用皇帝的名义，“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讠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此即11月2日稍作笺改、明发天下的政变上谕[1](PP103，101～102)。10月24日，八大臣又对手握重兵的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奏折中的“差错”发出警告：“内外臣工折报，均系奏闻皇上，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此后王爷奏折，自应一律，应请惟用‘皇上圣鉴’字样为荷！”此举显然得罪了刚愎暴烈的僧王，使之站到了八大臣的对立面[1](PP99、105)。
10月26日，两宫太后、小皇帝如仪启跸，比原定程序提前一天，于10月31日下午抵达京郊，立即“召见恭王”。11月1日进城，再次单独召见奕訢。11月2日，在宫内召见奕訢、文祥、桂良、贾桢、周祖培。“两宫历数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6](P145)。大学士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周祖培对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3](P293)于是，早已写就的“上谕”立即拿出，稍作润色；补写二道上谕，分别“将载垣等革职拿问”，“将肃顺即行拿问议罪”；再由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另写“联衔奏请折”，“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6岁小皇帝则据此下旨，“谕内阁著王大臣等妥议”贾桢等折，以及胜保于10月31日所上“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折”。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决斗已准备就绪。
从10月31日至11月2日三天之内，另有数件事情的发生绝非巧合。
(一)胜保于10月31日上“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此时两宫太后、小皇帝已安抵京郊，赞襄政务、处理谕折事宜的八大臣还在路上，这个上折的时间选得恰到好处。就其内容而言，该折旧话重提，除了把董元醇奏请的内容说得更加明确之外，其要害是直斥八大臣“赞襄政务”为“权柄下移，无以服众”。其层层递进的严厉措辞，不啻条条款款的公开宣判：其一，八大臣“当秉政巨任，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而令天下”。其二，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所以未留亲笔朱谕。“今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该王等数人，而所拟谕旨又非尽出自宸衷。”其三，“董元醇条陈四事，极有关系，应准应驳，惟当断自圣裁，广集廷议，以定行止”，八大臣“径行拟旨驳斥，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下之日，中外哗然”。其四，“今一旦政柄下移，群疑莫释，道路之人见诏旨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不独天下人心日行解体”，且恐外国列强亦从而生心，动关国本。图穷匕首现。该折最后强调：近支亲王中才具迈于载垣、端华者不乏其人，应参照史鉴典册，择贤而任，且以周公相成王、本朝摄政王辅顺治为喻；皇太后垂帘听政，群情欢洽，国本无伤。“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发者，奴才先为言之”，“应令大学士、九卿、科道集议以闻，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1](PP99～101)。
(二)差不多与此同时，僧格林沁致函八大臣，再次声明“嗣后奏报，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并强调：“皇上冲龄，未能理政，天下臣民尽皆深知，若必拘泥旧制，诚恐不能取信于天下臣民，是以沁有此书写耳！”[1](P105)此等看似琐细的行文书写“规范”之争，实则是僧王的站队声明。手握重兵的胜保与僧王，明确站在奕訢集团一边，八大臣大势已去。
(三)外国列强主动配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承认：“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时的行列。”[4](P377)至此，政治天平的倾斜已基本定局。
第三阶段，1861年11月3日至12月2日，这是政变的决胜阶段，标志着辛酉政变的成功与结束
早在11月2日这一天，京城内外已经笼罩着层层杀气。两宫太后、奕訢集团同先到一步的载垣等人据说发生了一次“短兵相接”：“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带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载垣等人的“肆无忌惮”促使两宫太后、奕訢集团痛下杀手，谓“前旨仅于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1](P103)。
其实这一道煌煌上谕已是官样文章。据《翁同日记》所述亲见亲闻可知，11月2日的一系列上谕，其参予拟定者不在少数。当时翁同陪同他71岁的父亲、受“革职留任”处分的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至京郊清河迎驾，其时大学士周祖培、工部尚书张祥河、户部右侍郎董恂早已先到，他们同奕訢的心腹、武备院卿恒祺一起露面之后，翁氏父子“始见上谕二道，一将载垣等三人解任，一拿问”，且“闻肃顺已籍没”[6](P145)。可见奕訢集团行动之果断、迅速，且早已控制了局面。而前引上谕中所写的“细节”，以及两天后才补发的查抄肃顺之上谕，前后不合符节处尚多。
但是，奕訢集团速战速决、控制局面的思路却非常清晰，其措施亦颇为冷静、得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八大臣“革职拿问”，将其“种种罪状”公布天下，以收“擒贼先擒王”之效。这样做对肃顺的党羽震慑极大，使之不敢妄动。其二，迅速组建新的最高权力圈。主要由奕訢、桂良、文祥、宝鋆出任军机大臣，封奕訢为“议政王”，领班军机处。政变过程中“功勋卓著”的曹毓英，由鸿胪寺少卿升任军机大臣。所以这一届军机大臣全是奕訢集团人马，他们还同时兼任总理衙门王大臣，两套班子集于一体，奕訢集团掌控内政外交大权已是路人皆知。其三，分别等差，处置八大臣及其党羽。其中核心人物肃顺“极应凌迟处死”，“著加恩改为斩立决”，载垣、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御前大臣景寿，“著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1](PP106～107)。其他如吏部尚书陈孚恩、吏部右侍郎黄宗汉，皆“革职永不叙用”，户部右侍郎刘昆、仓场侍郎成琦及少数满族官员，“即行革职，以示惩儆”。又连下谕旨，“毋许再以查办党援等事纷纷陈奏，致启讦告诬陷之风”[1](P120)。“所有此次查抄肃顺家产账目书信各件，著议政王、军机大臣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之意。”[1](P139)不事株连，一方面可以尽量缩小打击面，避免人人自危，人心浮动；另一方面也为防止丑闻张扬、殃及自身。应当承认，此举甚得人心。一位远在江苏的外官评论说：“朝局一变，办法亦颇老辣。而人顾以为快不以为过者，诚以恭邸为贤王，而彼三人者为众所诟厉也。民心即天心，目前浙中贼势虽张，计廓清终不远耳。”[7](P501)
从11月3日至8日，短短6天之内，发动政变的一方迅速完成了抢班夺权、处置政敌、更改年号、“论功行赏”等一连串政变举措。在这一过程中，奕訢集团显然是最大的赢家，攫取了最多的实权，大功似乎告成。其实，整个11月至12月初，发动政变初战告捷的一方，其内部一直在进行着权力分配的结构调适。这既是政变本身的惯性推移，也是通过调适而实现新的政治平衡的应有之义。质而言之，是以两宫太后“亲操政权”为主，还是由奕訢集团“议政王大臣”操控为主，两者之间由磨合而磨擦还刚刚开始。以往的研究对此少有论及，我认为，至少有三点不能不予以关注。
第一，“垂帘听政”如何形成制度。作为政变正式启动的标志，被喻为“仲舒治安策”的董元醇奏折，首先提出了“请皇太后权理朝政”之说，拟取的形式就是“垂帘听政”，并婉转地表示“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而“暂时权理朝政”的时限，是等到“皇上能亲理庶务”之时[1](P91)，
从而定下一个基调。“垂帘听政”之议，此后随着政变的步步推进，又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为王牌打出来，而内外臣工对“垂帘听政”的意义寻绎，也在不断深化。问题在于，清朝的“祖制”中，有过摄政王体制，有过“辅政大臣”体制，但从无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奕訢集团当初打出“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的组合拳，其醉翁之意早有伏笔。现在政变已经得手，“垂帘听政”体制如何具体落实就显得格外关键。
第二，“议政王大臣”如何确定地位。政变之后，清廷大政是“议政王大臣”作主，还是“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换言之，清廷朝政是由“奴才”主持，还是“主子”亲自裁断？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也是这场政变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和各方争夺的“制高点”。同样存在的问题是，“垂帘听政”固然缺乏“祖制”依凭，然而皇帝冲龄阶段的“辅政”体制在清朝以往的历史上也无一善终——从多尔衮摄政，到鳌拜等四人“辅政”，直至眼前的八大臣“赞襄政务”，正所谓“殷鉴不远”。因此，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四重臣所上奏折，当更能代表饱受儒家礼法熏陶、信奉皇权独尊的内外臣工的意念：“我朝圣圣相承，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惟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中外能无疑虑乎？……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他们列举历史上太后临朝听政之“正史”依据，吁请“准法前朝宪章”，实行“垂帘听政”[1](PP103～104)。
在政变正当进入决胜关头，在发动政变的一方“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贾桢等人的“主子奴才之辨”，恰恰在效果上提升了“垂帘听政”的地位而抑制了“议政王大臣”把持朝政的苗头。是有意抑或无意皆无关紧要，结果已经证明，“主奴关系”的辨析定位，正是新一轮“叔嫂政争”的症结所在。奕訢集团日后的渐处劣势，早在政变尚未结束之时就已经“定格”，这应该是辛酉政变进程中的最后一个关节点。
第三，皇太后“垂帘之仪”如何设计。这是一个看似徒具形式的“朝仪”问题，其实却是蕴含“防微杜渐”深意的重要手段——“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必须落到实处。《翁同日记》比较形象地记载了这一特别的听政方式：“……召见于(养心殿)东暖阁，两宫皇太后垂帘(帘用黄幔)，上坐帘外，恭邸(奕訢)、宝少农(宝鋆)带领入见，对数语出……”[6](P162)事实证明，这样的听政方式具有实用性——两宫太后人在前台却身居帘后，以示男女有防、内外有别、尊卑有序而已，其实并不妨碍“面对面”地亲操大政。这样的形式与特定的氛围也让忠于皇权的内外臣工更放心——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可以“挟天子而号令天下”。所谓“皇上一日未能亲政，则一日责在皇太后，即一日责在亲王、大臣”[1](P125)，从而明明白白地划清了各自的界限，以拱卫天子的皇权核心。
“正名定分”大致定当之后，剩余事宜之解决则再无阻碍。首先是肃清内宫，“从重惩办”了一批内廷太监。罪名是结交肃顺，收受财物，探听消息，“曾向伊附耳低言”。其中最重的处罚是：“于夤缘作弊斩监候律上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黑龙江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并重申儆敕：“倘敢不知远嫌，再有干预外事及与廷臣交结情弊，亦必重治其罪，不能宽贷！”[1](PP129、131)其次是重申“广开言路”，强化监察力度。“嗣后倘有如载垣等专擅不臣者”，“即行据实参奏，朕必立予治罪，并奖励敢言，以彰直谏！”[1](P118)最后是谕令“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听政事迹汇纂进呈”，为两宫太后、小皇帝侍讲答问。当然，也忘不了“查明缴销”有关档册，“以杜淆乱”。
11月28日，由和硕礼亲王世铎领衔，率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共211人联名上“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折”，并“将两宫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公同妥议条款，敬善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1](PP134～137)。显然是一次集体表态、站队亮相。12月2日，正式垂帘听政，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诣养心殿行礼”。至此，辛酉政变的第三阶段结束，晚清政治掀开了新的一页。
辛酉政变是一场受到外国列强关注、认可、支持和影响的清朝宫廷权力之争。仅此一点，就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对于清朝统治来说，辛酉政变变更了最高统治体制的形式，变换了最高决策圈的人员结构，从而为实施新的内政外交方针准备了条件。政变得到了“开明”地主官绅的拥护，使得“同治中兴”建立在更深厚的阶级基础上，从而避免了清朝封建统治的灭顶之灾。辛酉政变之后，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于国内反清阵营。清政府与外国列强协力同心，很快扑灭了各族人民反清起义的烈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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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昭木连.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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