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酉政变固然是统治中枢的权力之争，但不同集团之间围绕着治国方略的分歧和争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訢、桂良、文祥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力主议和，争取时间，“自图振兴”。矛盾激化，奕訢与企图控制皇权的慈禧太后联合发动政变，清除强硬派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朝廷大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成为了地方上最有实力的督抚。务实派开始兴办洋务，演变为洋务派。在将近20年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和平环境中，洋务派整顿、完善总理衙门机构，遵循近代国际惯例处理外交事务，引进国际法，维护中国正当权益，努力创造和平的环境；创办近代海军，兴办新式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西方的“议政院”制度表示赞赏，个别的进而主张在中国仿行。北京政变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关键词：北京政变；务实集团；奕訢；洋务运动；近代化开端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携皇后、懿贵妃、皇子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肃顺等强硬派王公大臣仓惶逃往热河(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务实派王公大臣留京议和。清廷内部热河、北京两个政治中心的对垒初现端倪。10月，《北京条约》签订，议和成功，英、法承诺撤兵。咸丰帝迟迟不愿回京，1861年8月，病死热河，年仅6岁的皇子继位，年号祺祥，皇子生母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辅政大臣，留京的务实派王公大臣被排斥在外，两个政治中心的矛盾加剧。9月，奕訢以奔丧为名，赶赴热河，与太后密谋对策。11月，太后与年幼的皇帝回到北京，旋即与奕訢一起发动政变，改年号为同治；辅政8大臣或被处决，或被罢黜；太后垂帘听政，奕訢、桂良、文祥为军机大臣，奕訢又为议政王。太后与务实派官员在实际上控制了朝廷大权。在地方，曾国藩被授予节制苏、皖、赣、浙4省军务、统辖4省巡抚、提督以下所有官员的重权，由曾国藩保举的左宗棠、李鸿章分别被任为江苏、浙江巡抚。辛酉政变成为晚清政局的转折点。政变固然是统治中枢权力之争的必然结果，但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围绕着治国方略的分岐和争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訢、桂良、文祥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则力主议和，争取时间，变革自强。两大集团矛盾的激化加速了宫廷政变的发生。政变以后，强硬派集团崩溃，务实派集团得势，在20来年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开始了中国外交、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一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长期以来的天朝上国观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战争期间，道光君臣也一度有所醒悟，希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追求国防的近代化。战后，清政府也曾有过将近20年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由于财政的困难以及对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所谓的“万年和约”的幻想，特别是对世界大势认识的依旧严重不足，失去了和平发展自已的宝贵机会，致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及战败。1858年，屈辱的《天津条约》签订，随后在上海就关税修改问题进行谈判。不甘心让西方夷人与自已平起平坐的咸丰帝，甚至不惜以单方面宣布免纳一应洋货进口税为代价，换取《天津条约》有关外国公使进京条款的取消。好在奉命谈判的大学士桂良等人尚不糊涂，明白关税问题的严重性，最终没有按谕旨办理，没有取消关税，更没有单方宣布。1859年6月，战争再起，次年8月，大沽口战败，天津陷落，京师门户洞开。桂良奉命议和，条件较之《天津条约》自然更为苛刻。面对危急形势，桂良奏请签字议和，弥兵息事，遭到拒绝。咸丰帝及继桂良之后奉命议和的怡亲王载垣等人，一味高谈不惜“决裂”、“决战”，甚至作出拘押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一行数十人的愚蠢举动，终致局势更加恶化。英、法联军发动新的进攻，一占张家湾，二占通州，三占八里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帝及载垣一干强硬主战派王公大臣束手无策，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只好一逃了之，把收拾残局的艰难差事交给了奕訢、桂良、文祥等人。奕訢等人虽然也未能完全放下天朝上国的尊严，但相对而言，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敌我力量的悬殊有所了解，对摆脱危机有较为长远的谋划，对处理迫在眉睫的危急局面有较为客观、冷静、务实的态度。通过艰苦的谈判，在取得英、法联军撤军、基本承认中国领土完整的条件下，忍痛妥协，全盘接受英、法苛刻条件，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
1861年元月，即《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奕訢等在请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事的奏折中，追述了忍痛与英法议和的原委。其一在于时局已危急万分。“窃谓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剿而不能抚；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既无力再战，当然只有忍痛议和一途，“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1](P2674)其二，面对危急的局面，不可空言义愤，必须采取理智的、现实的态度。“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趁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1](P2675)“势有顺逆，事有绥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1](P2674-2675)只有忍痛议和，才能渡过眼前的危机。其三，英、法侵华的主要目的在于攫取经济利益，而不在于领土占领；通过谈判，有可能取得英、法撤军的承诺。谈判可以作出让步，甚至可以接受苛刻的条件，但不是无条件妥协，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保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中英《北京条约》规定，议和之后“，所有英国舟山屯兵立当出境，京外大军应即启程”；800万两赔款交付结束，所有侵华英军即撤兵回国，“抑或早退，总侯大英大君主谕旨施行。”[2](P146)中法《北京条约》对撤兵问题也作了类似的规定。[2](P148)根据条约，中国虽然被迫割让九龙司给英国，但领土主权完整基本上得到保证。“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1](P2674)事态的发展证明奕訢等人关于英、法“志在通商”，[1](P2675)“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可能遵守条约，如期撤军的分析估计是正确的。1865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向总理衙门呈递《新议略论》，申明英国对中国有商业利益的要求，但“并无占地之心”。[3](P42)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奕訢等人当时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其四，议和的目的不是为了苟且偷生，而是为了争取机会“自图振兴”，[1](P2674)奕訢等人一再强调，议和乃“权宜办理”；如果为议和而议和，忘记列强对中国的野心，“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1](P2675)他们认为，“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糜。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1](P2675)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国际环境的相对和平是有可能的。有了和平的环境，“自图振兴”，发展自己也就有了可能。
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之时，载垣等人被撤去议和差遣，理由是其“办理和局不善”；[4](P2335)次年政变发生，载垣等人被拘捕，罪名之一是“不能尽心和议”；[5](P146)奕訢等人在论及议和原委时则称英、法“志在通商，”[1](P2675)“并不利我土地人民”。[1](P2674)论者常把这些言论视作议和派讨好列强的谀美之词，视作议和派自己投降卖国罪责的开脱之词。这样的评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传统的史学研究中，往往把主战、主和简单地与爱国与卖国、守节与丧节等同，见主战就褒，见主和就贬。事实上，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这类重大问题上，是战是和，必须依据具体的情势而定，决不是套用一个简单的模式就能决策的。当战不战是误国，当和不和同样会误国。在敌军逼近京师、我军已无力再战的情况下，忍痛议和是现实的、理智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大智大勇，真正的识大体顾大局，真正的决断干练，真正的爱国忠君，就是竭尽全力促成谈判、促成和议。反之则只能是空谈误国。载垣等人侈谈“决裂”、“决战”，甚至做出拘捕英、法谈判代表的愚蠢举动，导致皇室出逃、京师被控的更为严峻的局面，“不能尽心和议”的指控确非不实之词。反之，奕訢等人正视现实，尽心和议，“并不利我土地人民”是对谈判对手作战目的正确估计。正是基于这样的估计，议和才具备基本的条件与可能，才能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换取到英、法撤军的承诺，争取到中国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争取到一个时期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强硬派的出逃与务实派的留京，初现了两个派别的分歧；议和的成功则加剧了彼此间的对立。与强硬派的守旧、迂腐相较，务实派开明、务实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办事作风，在议和过程中进一步凸现。议和派通过议和，在留京的官员、统兵将领中扩大了影响，形成为颇大的势力；与英、法等国增进了沟通、了解，改善了关系，取得了英、法的好感、认可。强硬派则对此疑虑重重，以为洋人性情反复，不可轻信其履约的诚意；以奕訢为屈从、勾结洋人的“鬼子六”(奕訢在弟兄中排行弟六)，亦不可信任。“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的经理，都门内外安谧如常”，咸丰帝“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日，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论。”[5](P146)从1860年10月议和成功到次年8月近一年时间，皇室与强硬派始终留在热河，不愿回京。及至咸丰帝死，强硬派主要成员成为年幼的新皇帝的辅政大臣，控制了朝政，奕訢等人则被完全排斥在外，甚至请求前往热河奔丧也遭回绝。两个派别矛盾激化，北京与热河形成为明显对立的两个政治集团、两个政治中心。不甘心失势的务实派集团与在热河的、急欲“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联合，终于有数月后的政变。政变的结果，强硬派失势，务实派得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奕訢、桂良、文祥控制了军机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务实官员成为地方实力派，清政府开始了向西方学习，“自图振兴”的进程。
二
务实派官员有两个特点。其一，他们或受压抑而不得志，或起自地主阶级中下层，有着蓬勃、倔强的进取精神，较少传统官僚的暮气。其二，他们更多地处在社会危机的前沿，更多地接触西方世界，较之守旧官僚更多地了解世界大势，了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的严重事性。因此，他们在议和成功之后，希图振兴，希图补救；他们的补救方案，不是复旧，而是仿效西方“，师夷之长技”；在握有实权之后，便将“师夷之长技”付诸实践，在外交、军事、经济、政治诸多方面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务实派演变为洋务派。
(一)外交近代化的开端
外交近代化的首要问题，是克服盲目自大的天朝上国心态，以平等的态度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清政府被迫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驻华公使觐见清帝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2](P96)即不行跪拜之礼；“会晤文移，均用平礼”，公使应由对等的“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2](P97)接待，文书由对等级别的部门回复，并不得使用“夷”人字眼；[2](P102)依照国际惯例，允许公使进驻京师。[2](P96)其它西方国家也取得了类似的承诺。其后，道光帝曾力图毁约，取消对上述条款的承诺。战争再起并再次失败，1860年的《北京条约》重新确认了上述约定。1861年起，外国公使陆续进京，设立了公使馆。由奕訢等人奏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身为亲王的奕訢以及大学士桂良、侍郎文祥等总理。中央政府第一次有了一个以处理外交事务为主的专门机构。1868年起，清政府也按照对等的原则，
向西方国家派遣出访使团和驻外公使，在对方设立使馆。
外交近代化的又一重要问题，是依据当时国际公认的准则处理外交事务，转变传统的朝贡理念和原则。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洋务派首领之一的文祥，组织学者，协助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了英国人惠顿所著的《国际法》，即《万国公法》，并于1864年刊行。其后，又陆续刊行了丁韪良翻译的《公法便览》、《公法会通》等著作。1862年，美国人白齐文接替华尔为常胜军统领，受江苏巡抚李鸿章节制。白齐文自恃与太平军作战有功，殴打苏淞粮道杨坊，“跋扈狂悖”，“威令不行”，擅夺饷银，被革职；旋投奔太平军，被李鸿章通缉，悬赏捉拿。美国驻华公使以白齐文系美国人为由，援引治外法权，屡屡干预。李鸿章依据国际法中不干涉它国内政及司法管辖主权原则，指出白齐文“曾请归中国版图，已受三品顶戴”，已属中国公民“，违犯法令，应照中国之法治罪”，[6](P94)据理力争，终将白齐文缉拿归案。70年代末、80年代初，钦差大臣崇厚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失去了伊犁周边大片领土，仅收回一座险要尽失的空城。国内舆论大哗，清廷拒绝批准，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驻俄公使，赴俄谈判，修定条约。俄方以曾纪泽系二等公使，又无全权大臣头衔，多方刁难，声称“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乎？”“全权者所定尚不可行，岂无全权者所改转可行乎？”曾纪泽据理反驳，指出，国际公法，使臣谈判签约，“从无不侯本国君主谕旨，不与外部意见相合，而敢擅行画押者。”[7](P52)崇厚“误以师心自用、违旨擅行为便宜行事之权，盖考之中国之宪章、各国之成例，无一而合者也”。[7](P51)俄方理屈，不得不转而接受曾纪泽，重开谈判，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中国收回了部分业已失去的主权。这些都是洋务派官员运用国际法处理外交纠纷、维护中国权益的成功事例。
中国外交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力压迫下开始的。从18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西方国家始终把对等交往、派驻使节列为对中国的一项主要要求。它们希望与中国政府，特别是与中央政府建立起正常的、常设的对话通道，以传递诸如开埠通商、核定关税、保护商人之类的商业利益信息并使之成为现实。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它们便实施炮艇政策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国际关系准则的接受，是在屈辱、无奈的心态之中开始的。但是，中国外交的近代化并不仅仅是适应列强要求的产物，它同样是中国的需求，落后挨打的中国更需要外交的近代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屈辱和压迫，它还有光明和进步。其一，中国曾经有过悠久而辉煌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它确实大大落后了。诚如赫德《局外旁观论》所言：“中华自有记载的历史数千年，莫古于中国，而自四海各国观之，莫弱于中国。”[3](P46)只有正视这个严酷的现实，中国才能摒弃传统的藩属体制、朝贡外交，承认自己仅是万国中之一国，与之平等交往。唯有这样，学习西方、振兴自己才会有平和的心态，才会在诸如平等往来、公使进京一类本属国际法惯例的问题上避免与西方国家尖锐对立、剧烈冲突。其二，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进步。近代商品生产和流通，必然地要把世界每一个国家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也概莫能外。中国要振兴，要自立，也必须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大潮中。对于世界经济、政治的这种发展趋势，洋务派也开始有所认识。60年代初，李鸿章即已得出了“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划”的结论。[8](P2354)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王韬意识到商品流通必然“举全球为一大市场”，[9](P284)因而今日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10](P208)外交的近代化，正是近代商品经济兴起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产物。近代化的外交机构的建立以及国际关系准则的确立，为新型经济活动的开展，为国家之间的沟通合作，为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外交上的保证。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蠃得了近20年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洋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清朝出现了“同治中兴”的新局面，国家的实力大为增强，这些都与外交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三，弱国更需外交。人们常说外交是实力的较量，弱国无外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这并不意味着弱国只能无所作为，束手待毙。正因为是弱国，故尔更需要外交，更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了解对手，知已知彼；更需要尽一切外交努力，化解矛盾冲突，避免危机的发生，争取和平环境，发展自己；即使危机难以避免，也要通过外交努力，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以近代化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渠道，努力掌握运用新的国际准则，弱国外交同样是大有作为的。
(二)军事、经济近代化的开端———洋务运动
洋务派最初并没有认识到西方新的生产方式的意义，他们只是在对外战争的战场上凭借直觉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于是开始购买洋枪洋炮，购买军舰，同时兴办新式军工企业，生产枪炮，制造轮船，以之装配陆军，创建新式海军。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企业虽然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企业，但它毕竟引入了机器生产，把机器生产和洋枪洋炮、新式火轮的巨大威力活生生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开启了风气；它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由于军工企业需要资金、原料，带动了民用企业的兴办，并进而带动了电话、铁路、电报等近代交通、通讯业的兴起。民用企业以及新式交通、通讯业，则基本上是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兴办，或多或少也是由于受到了官办企业的示范、启迪影响。中国近代经济的产生，是从洋务派兴办的新式企业发端的。关于这一点，人们已比较熟悉，不再赘述。
(三)政治的近代化问题
关于洋务派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态度问题，论者一般持否定观点，认为洋务派是中体西用论者，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教育制度，再进一步，充其量赞同西方的法律制度，至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则持反对态度。其实不然。洋务派是由务实派演变而来的。这个派别的成员，对西方的了解较多，较为开明和务实。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他们尝尽了艰辛和无奈，对兴办洋务与现存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矛盾有较多的感受，或多或少悟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一些洋务派官员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表示赞同，有的更主张在中国“采西人之体”。文祥认为西方行政必先交议会公决，“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这种制度中国虽然难以照搬，但“义可采取”，[11](P11691)表达了对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欣赏。广东巡抚、总理衙门大臣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贸”[12](P345)意识到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于政治制度，也就是实行“议政院”制度，这种制度“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其君民上下相与考求如此，是以所用必当其才，而无敢以私意援引，此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盛也。”[13](P506-507)两广总督张树声则表达得更为明晰。他在临终之际的奏折中说：“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公开奏请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14]至于洋务派中最有影响的官员李鸿章，自称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留心咨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以为那种制度是西方国家的“大者、远者”，[8](P2170)一方面肯定了民主制度的至重地位，一方面指出目前尚不能在中国实行，只能等待将来。
洋务派官员提到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但是“，议政院”如何组成，如何议政，如何体现民主决策作用，他们并没有进一步研究。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研究比他们深入得多，但是，思想家们所设计的议政院，基本上没有超出皇帝的谘询机构的范围。从这一点说，洋务派官员的议会民主思想较之早期维新思想家更为保守。但是，他们毕竟触及了西方所以致富强的根本问题，毕竟对议政院制度表示了赞赏、肯定，甚至主张在中国仿行，至少不反对。在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洋务派或多或少起到了某些先行和启蒙的作用。
近代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从洋务运动发端的，洋务运动的发动者是在辛酉政变以后才得以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实权人物的。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化发端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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