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最野蛮、最专制的态度来自相矛盾地提倡所谓的民主与科学，这就是《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留给中国历史的最为恶劣的负面遗产和负面影响。同样是在《新青年》时代，被陈独秀等人所“悍”化的胡适，虽然已经开始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却同样是一个既不十分民主也不十分科学的并不健全的文化专制者。
“文学革命”的提出
以桀骜不驯著称的陈独秀，终其一生从来没有把“司令”的头衔奉送任何人的谦让经历,唯一的特例就是他的安徽小同乡胡适。1920年8月2日，陈独秀在致胡适信中写道：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也就是原有的老子学说与印度空观，再加上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的总汇。《新青年》以后应该对这个总病根发动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
这里的“吾兄”是当年的客气话，鲁迅给自己的女学生许广平写信时，也是要称广平兄的。这和现在把年龄比自己小的人称为老兄意思是一样的。陈独秀之所以会如此重视胡适，是因为在此之前，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不打不相识的精神碰撞。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才改名叫做《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后，亚东图书馆的王孟邹给正在美国留学的安徽同乡胡适写信，请他帮助推销杂志并且撰写稿件。1916年8月21日，胡适给陈独秀写了第一封信，其中谈到《青年杂志》第3期刊登了南社诗人谢无量的长篇古诗，这首古诗后面还有你陈独秀写的编者按，说这首诗是“希世之音”。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你自己一方面写文章提倡欧美国家的“写实主义”也就现实主义文学，认为中国的古典主义文学应该被废除，一方面又称赞这样的古典主义旧体诗。你这样自相矛盾，是会被人取笑的。接下来，胡适开始提倡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
被胡适打中要害的陈独秀，在1916年10月5日的回信中，只好把“文学改革”的重任寄托在胡适身上。意思是说，文学改革是我们国家目前最迫切的一件事情。《青年杂志》的文艺栏目想改革文艺却没有办法。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现实主义的诗文作品，翻译西方文学又不能直接唤醒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这件事情只能请你动手写文章了。换句话说，早在《青年杂志》没有改成《新青年》之前，胡适已经被陈独秀推举为文学革命的总司令了，只是陈独秀没有采用司令的称呼。
事实上，胡适第一次采用“文学革命”的概念，是在1915年9月17日。当时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梅光迪，在绮色佳与朋友们一起度暑假，而且准备转入哈佛大学跟随著名文学理论家白璧德（IrvingBabitt）继续深造。刚刚从康乃尔大学文学院毕业的胡适，也准备到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跟随著名哲学家杜威读博士。胡适在写给梅光迪的送别诗中，邀请他一起从事文学革命。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胡适的“文学革命”没有得到留学美国的好朋友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等人的积极响应，反而遭到这些人的批评嘲笑。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一方面以身作则，开始一个人尝试白话诗的写作；另一方面知难而退，在应陈独秀邀请而写作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放弃了“文学革命”的概念，并且在文章末尾很谦虚地表示说：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文学改良的八个方面的事情，是我几年来认真思考的结果。之所以叫做“刍议”，意思就是没有定稿的草稿。请求国内的朋友们和同志给予批评和指正。
胡适在来信里面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陈独秀在回信中并没有接受这个概念，而是采用了“文学改革”的概念。但是，等到胡适改用“文学改良”的时候，陈独秀反而唱起了高调。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大张旗鼓地把胡适捧为“文学革命”的第一人。意思是说，在反对孔教这个问题，《新青年》已经开了伦理道德革命的先声。在文学革命方面，最早高举义旗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胡适。我现在要高举“文化革命军”的大旗给予声援。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陈独秀干脆喊出了冲锋陷阵的呐喊：“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陈独秀所说的“伦理道德革命”，也就是后来被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广泛采用的“思想革命”。这种“伦理道德革命”或“思想革命”，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操作性的。用现在的一句时髦话来说，思想本身是没有抓手的。只有等到胡适率先提出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之后，才为没有抓手的思想找到了抓手，也就是通过变换话语工具来直接掌握公共话语权。所谓的“伦理道德革命”或“思想革命”从此才真正打开了新局面。
陈独秀等人的专制思维
远在美国的胡适收到《新青年》2卷6号后，不太同意陈独秀把纸上谈论的“文学革命”等同于战场上的相互炮轰。于是，他在1917年4月9日写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基于自己在美国初步学习到的人人平等、思想自由、民主宽容、科学严谨的生活态度劝告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然而，陈独秀在回信中断然否决了胡适的平和态度：“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意思是说，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确实是容纳异议和自由讨论。但是，在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革命方面，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我们必须认为我们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反对和纠正我们。
在这里最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率先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和陈独秀，当时所使用的并不是白话文，而是他们还没有也不可能加以彻底废除的文言文。他们自己要学会使用白话文进行写作，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的尝试。陈独秀所说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就是标准的文言文。他自相矛盾地用文言文来反对文言文的荒谬程度，就相当于他自己一边吃肉一边告诉别人，你们千万不要吃肉，因为吃肉是要饿死人的，只有吃素才是正宗的吃饭方式。他这样自相矛盾的极端表态，说到底就是比任何专制都更加专制的反民主、反科学、反文明的野蛮态度。采用最野蛮、最专制的态度来自相矛盾地提倡所谓的民主与科学，这就是陈独秀留给中国历史的最为恶劣的负面遗产和负面影响。这种负面遗产和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发扬光大。
这里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白话文就是不识字的底层民众的日常话语，文言文就是读书人用来写文章的书面话语。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都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约定俗成的公共文化遗产，而不是陈独秀自己家里的私产和私事。公共领域里面的一切事项都必须由相关个人通过广泛讨论甚至于投票公决，才可以做出最后决定。陈独秀的意见无论多么正确，都不能够抹杀和替代别人使用汉语言文字的天赋人权。就好象陈独秀把白话文说得比歌星周杰伦、王菲的歌声还要美妙动听，他也没有权力不让我们这些说话难听的人说文言文一样。或者说你陈独秀的思想无论如何正确，我们这些思想不正确的普通人，也同样要使用自己的脑袋连同汉语言文字来进行思考一样。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既有权使用白话文简体字说话写文章，也同样有权使用文言文繁体字说话写文章，而且在自己觉得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使用英文或者日文写文章。这里是不存在什么正宗与不正宗的。所谓的正宗，本身就是家天下的专制皇帝所使用的专制话语。
陈独秀的这种连别人说话写文章的天赋人权都要野蛮剥夺的极端专制态度，在当时却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积极响应。1917年7月2日，钱玄同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书信，其中表白说：“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调论，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钱玄同的意思是说，坚持使用文言文写作的旧派文人，要么是“妖孽”，要么是“谬种”，反正不是好人，甚至于连人类都算不上，所以不应该拥有反对白话文的权利。这样的话语逻辑，比希特勒的法西斯还要野蛮。法西斯只是认为犹太人不是优良人种，而没有否认犹太人属于人类的基本事实。中国人骂别的中国人时，往往是把对方丑化为畜生，或者是牛鬼蛇神，接下来就可以把对手当作畜生或者牛鬼蛇神来进行宰杀。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打内战时，所采用的话语就是“蒋匪”和“共匪”。“文化大革命”时打死地主富农资本家走资派甚至于自己的老师时，所采取的同样是这种话语逻辑。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鲁迅给钱玄同起的绰号就叫金心异。这个绰号叫金心异的钱玄同，一上来就把用文言文说话写文章的老一辈的中国人排除到了中国人以及全人类之外。钱玄同是一直有神经衰弱病的，只要遇到刺激他就会说出非常病态的极端专制话语。当年总是怂恿和刺激他说偏激话的人，主要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到了十多年后，钱玄同公开表示当年他所说的毁灭汉字、封闭戏馆之类的激烈表态，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在替朋友代言，这个朋友就是比他大6岁的鲁迅。鲁迅晚年一再攻击谩骂钱玄同，却偏偏喜欢钱玄同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八个字。
1917年7月10日，博士毕业的胡适与张慰慈结伴回国抵达上海，9月10日抵达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年27岁，是校内最年轻的一名教授。他两个月没有上课时的工资是260块钱，上课之后马上就增加到了280块钱，是北大教授中最高的一档工资。
当时的《新青年》一期只能印刷发行1000本左右，出版商因为赔钱不愿意继续出版。陈独秀当上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工资是300块钱，也不再看得上一期200块钱的编辑费。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就停顿了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最为积极的是刘半农。刘半农与胡适一样是27岁，但是他的文化程度是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当时是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家。只是因为他很及时地写文章支持了胡适与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写作的观点，就被陈独秀和蔡元培聘请为预科教授。刘半农到北大之后给钱玄同写信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刚刚开了头，陈独秀就不愿意办《新青年》，这样是说不过去的。我和你，加上陈独秀、胡适四个人就像是四根台柱子，我们要再联络一些人把《新青年》继续办下去。
在刘半农的倡议下，从1918年1月1日出版的4卷1号开始，《新青年》“复活”成为由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所谓同人刊物就是由志同道合的几个人轮流编辑、共同撰稿并且不要稿费的纯民间刊物。1949年之前最好的刊物，大部分都是同人刊物。到了1949年之后，公开发行的同人刊物就再也看不到了。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鲁迅从来都没有进入过《新青年》编辑部。说包括鲁迅在内的七个人轮流编辑《新青年》，是沈尹默1949年之后的公开说谎。《新青年》每卷6期，是不可能由七个人来轮流编辑的。到了1919年，刘半农和陶孟和准备出国，就由李大钊和高一涵替补了进去。鲁迅没有编过一期《新青年》杂志，李大钊也只编辑过一期《新青年》杂志。《新青年》编辑部最重要的四个台柱子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这样的历史事实是不应该为了抬高鲁迅与李大钊的历史地位而随便编造的。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比起《新青年》同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来说，当年在美国近距离体验过宪政民主的文明生活的胡适，也同样没有充分表现出他自由民主、健全美好的另一面。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公开承认说，我在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就更强了。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那篇文章里，
我也武断地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胡适所说的“悍”化也就是野蛮化、强悍化。我是坚决反对“百家讲坛”里面的有些人不懂装懂讲《论语》、讲《易经》甚至于讲《三字经》的。但是，这些东西既然有人在讲而且有人在听，就足以证明他们还不完全是“死文字”或“死文学”。胡适提倡白话文肯定是正确的，但是他采用全盘否定文言文的极端态度来提倡白话文，也是肯定错误的。胡适与陈独秀把白话文标榜为什么正宗，更是家天下的专制思想的充分表现。就好像我们用手机，你可以说3G也就是第三代的手机比第一代模拟制式手机与第二代的GSM、TDMA等数字手机要先进一些，但是，你不能说有了3G手机就必须强迫所有人废除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手机，并且说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手机都是死手机。我从小就告诉我儿子，学习英语比学习汉语更重要，因为学习好英语可以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甚至于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自己的国籍。在文明社会里，对社会最有用的最有价值的人也就是最为高尚的人。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或者做不好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反过来说，我从来不会也不可能禁止我儿子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面，胡适还谈到《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新文化运动的事实：1918年1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这一年的六月，《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合译了《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孟和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所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我打算重点介绍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在胡适眼里，“健全的个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在家里被丈夫当作玩具一样哄骗和利用，等到她发现这种真相之后，就毅然离家出走，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她通过自我健全来承担自己的个人责任的第一步。《国民之敌》中的斯铎曼医生发现温泉里面存在着危险的病菌，就建议温泉浴场停业整顿。当地的市民担心自己会失去就业机会和旅游，就反对斯铎曼医生揭露事实真相，并且开大会宣布斯铎曼医生是国民之敌。易卜生从事戏剧创作的主要成就，就是呼吁全社会容忍和鼓励包括娜拉、斯铎曼医生之类的“健全的个人”，从而保障现实社会中不断涌现敢于说真话、敢于担责任的“国民之敌”。
回过头来看历史，90年前的留美学生胡适，基于世界性的眼光率先提出的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以及以“健全的个人”为核心本位与核心价值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现代公民精神及现代文化精神，既为迷惘困顿的《新青年》杂志，找到了可操作性的路径通道，也在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新文化运动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进而为中国文化开拓出了一种现代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陈独秀所说的胡适是“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其实是为新文化运动提供现代化、世界化的精神资源的总司令。借用朱自清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的经典话语，“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新青年》时代他的影响最大。文学革命，他可以说是主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