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鸿章的谥号为什么叫做“文忠”？
《走向共和》里有这样的一场戏，是写的慈禧太后接见重臣瞿鸿機和庆亲王的时候，问二人应该怎么样去给刚刚死去的荣禄加封谥号，瞿鸿機认为应该给荣禄加封“文襄”谥号，庆亲则王认为应该给荣禄加封“文忠”的谥号，慈禧太后问庆亲王为什么，庆亲王在论证“文忠”含义的时候，说荣禄与李鸿章一样都是大忠之人，他以李鸿章为例，声俱泪下地举证了许多李鸿章生前如何忍辱负重和勤恳为国的事迹，讲得天地失色和人皆掩面，最后，慈禧太后认可了荣禄的“文忠”谥号。
笔者相信，这一场用时很长的加封谥号的道白戏，许多人一定没有看懂，或者说，是看得莫名其妙。不过，笔者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场没头没脑的戏并不是在褒奖荣禄的“文忠”，而是《走向共和》编导们煞费苦心的在借用荣禄之名和借庆亲王之口，在为李鸿章进行“盖棺论定”！荣禄死后固然也得到了“文忠”谥号，但是，李鸿章死后得到清廷授予的“文忠”谥号却是在先。“文襄”谥号，则是1885年左宗棠死后得到的。
谥号，是中国君主政治时代的朝廷对死后的帝王、诸侯、重臣的一个终生评语，这个谥号绝非一般人所能够得到，他们必须是生前有重大“功劳”的人。“文”谥号，是经纬天地的褒扬，“忠”谥号，是一生品德高尚的褒扬。中国历史上，才华横溢和爱国亲民的苏轼曾经得到过“文忠”谥号。
由此可见，加封荣禄谥号的这场戏，与其说是在反映某个虚构的晚清故事，还不如说是《走向共和》的编导们在通过这场戏去表达自己对李鸿章的崇敬之情更准确。
李鸿章生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许多人都相信了近十多年来一些“晕旋史学家”的说法，或者相信了主要由李鸿章老部下组织编纂的《清史稿·李鸿章》及其《走向共和》的宣传，认为李鸿章是代衰败的清朝受过，他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甚至是忍辱负重的，只是他无法阻挡许多清流派的骚扰和抗战派对的误国，才最后代人代国受过而背上了“汉奸、卖国贼”的骂名，所以，李鸿章很冤枉。情况，真是这样的吗？！
二，李鸿章其人其事
我们现在评判历史人物的品性，必须主要通过当事人的事迹和遗稿去评论，因为，事应其人，文如其人，当事人的事迹和遗稿，是第一手资料，最容易反映出当事人的品格、思想方法和能力素养。当然，其他人对当事人的评论及其当事人的遗物，也是反映当事人品性的例证，但是，这些都不如当事人本身的事迹和遗稿更能够说明问题。
李鸿章生前的事迹主要是三件，一是他在青年时代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二是他在中年操办了洋务，三是他自1870年的47岁起接任曾国藩开始主持晚清对外军事、外交和经济大政达三十年之久。
纵观李鸿章一生的军事事迹，可以发现，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帅不是李鸿章，而是他的父辈的曾国藩等人。李鸿章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败绩远远多于胜绩，他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出名，主要与他在1863年12月于苏州残杀大批已经投降的太平军战士的事迹有很关，这也是他之所以扬名海外的一个最初原因。李鸿章在内战中的主要军功，是他于1867年剿灭残余捻军而建立的，那时候，已经距离太平天国灭亡有三年时间了。
曾国藩一生中极其善于用兵，为什么在1866年对付已经严重衰败的捻军残余会打败仗，且让他的学生李鸿章接替他带领刚刚组建不久的淮军在剿灭捻军残余中建立了军功，从而为李鸿章日后走上高官坦途奠定了基础，这些，都至今是迷，还有待于史家去深入探讨，看是否有曾国藩故意扶持笨蛋李鸿章的嫌疑在其中！
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也不是李鸿章，而最早是林则徐等人，后来是曾国藩、冯桂芳等人；李鸿章虽然是中国军事工业的主要推动者，但是，中国大部分民用工业，则与李鸿章的关系甚少，而是与张之洞等人更有关系。就连中国海军的最早创始人，也不是他李鸿章，而是曾国藩和左宗棠，况且，中国海军后来还基本上丧于李鸿章之手。所以，李鸿章虽然是后来推动洋务运动、中国军事工业和海军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他却不是洋务运动和军事工业的开创者，而中国海军的全军覆没败绩，则千真万确是由李鸿章最早开创的。
所以，纵观李鸿章一生可知，其最主要的“政绩”，还是主要表达在他1870年继任了他老师曾国藩的政务工作以后。但是，历史已经无情证明，自李鸿章继任曾国藩担任晚清的第一首辅以后，中国就因为李鸿章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才干”，而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李鸿章的个人一生，是极其失败的，对内对外的战争，他都是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而外交方面，李鸿章则从来都没有胜过，他更像个“卖身求和”的“妓女”。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判断说，李鸿章的个人历史，几乎就是近代中国国力衰败的历史，是近代中国沦为外国列强半殖民地的历史。他遗留文稿的绝大部分都是给朝廷的奏稿、家书和朋僚间的信函。
笔者相信，凡是只要阅读过李鸿章的奏稿、家书、朋僚信函达三十份以上的人，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李鸿章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典型的“小公务员”素质！这就是说，李鸿章的文稿反映出，此人严重缺乏纵横古今中外和天地经纬的文化修养，他的所有文稿几乎都表达出他非常在乎具体事件的拉杂算计和功于小心计，他对自己所处置时代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大局，基本上没有什么清晰的认识，他在自己文稿中始终透出了一种对上和对外的个人猥琐人格气质。所以，笔者这样认为：李鸿章担任当时中国的第一首辅，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历史错误，他的“不学无术”，可能就是国家在他的任上之所以迅速转向衰败的重大原因。那么，李鸿章这个“不学无术”之人怎么会爬到如此高位的呢？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和曾国藩、左宗棠等白衣出身的人不一样，他家乃是官宦世家，按照今天的话说，他李鸿章是有政治背景关系的人，他不是那种完全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逐步走上高位的人。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是曾国藩同年进士，后任刑部郎中。由于曾国藩当时名满一时，所以，1845年，落第以后的李鸿章经其父李文安托付，曾拜于曾国藩名下学习，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
1853年，李鸿章奉朝廷之命追随工部官员回家乡督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但是，他因“好猛、浪战”及其毫无军事指挥作战能力，他在战争中几乎从来没有打过胜仗，六年中一直如同丧家之犬。1859年，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家人推荐下投效曾国藩的湘军，这才开始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介于曾李之间有同年子侄和师生的特殊关系，曾国藩一生中非常注意提携李鸿章，也极力向帝王家推荐李鸿章“可堪大任”，甚至李鸿章1862年组建淮军，也是曾国藩上下打点一手为他所促成。李鸿章的淮军是在曾国藩的湘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大概正是因为曾国藩过分急于栽培李鸿章，让他过早独立担任了淮军主帅，且又给他左右配置了许多很有战争经验的原湘军将领，所以，李鸿章即使后来担纲了淮军主帅，也并非他个人能力的表达；而后来曾国藩一死，再加之左宗棠带走了湘军主力到大西北，李鸿章的淮军后来便迅速衰疲了。非常明显，在曾国藩1872年去世之前，李鸿章无论是在军务或者洋务方面，他都一直处于曾氏卵羽之下。就连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在曾国藩去世前两年继任曾国藩之首辅位置，那也是曾国藩临终前上下打点的提携所至。而历史证明，自曾国藩去世以后，李鸿章便在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连连出现重大失误，甚至因为自己治军无方，在甲午战争中基本上葬送了他的淮军大部。由此可见，李鸿章一生并不是个可以独立担纲之人。
那么，李鸿章投降主义的外交和军事思想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弄清楚这点，不仅仅有助于我们清楚认识李鸿章之所以卖国的理论原因，也可以因此而搞清楚近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出现一股又一股的“全面西化”的思潮根源所在
三，李鸿章对外投降主义军事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后果
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外交思想，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他僵化继承了他老师曾国藩的一些迂腐外交思想。曾国藩是有名的儒生，但是，曾国藩生前并无太多的外交实践经验，或者说，由于曾国藩一生中主要精力在国内战事和政务中，所以，他对于当时欧洲列强文明文化实质的认识和把握，是很不清楚的。曾国藩有“以君子之心去度小人之腹”的迂腐问题。李鸿章在一次向曾国藩讨教外交方略的时候，曾国藩以儒生的“忠、信、笃、敬”原则教导之，他认为外国人也一定能够被中国儒家的处世原则所感化。曾国藩这种将中国伦理观泛滥到对外政策上的情况，非常的糟糕，这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讨论到中国当时外交情况的那样，他认为，当时中国的一些人总是以道义原则去看待西方对外扩张行为，而一些西方人则是以贱买贵卖的商战原则一再哄弄着坚持这种道义原则的中国人。李鸿章承认，他自己后来的外交方针一直遵循着曾国藩的“四字”原则，这正如他所说：“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
由此可见，李鸿章不仅继承了他老师在外交上的泛中国伦理化的迂腐，而且，他还发展了自己老师的思想，主观认为当时已经开始侵略中国的外国列强本来就是些很忠信的人，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中国惨痛的近代历史，已经说明了一切。固然，我们相信西方文明也有走向自己成熟和趋于爱好和平的一天，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像李鸿章那样，把19世纪已经侵入到中国家园里的外国列强看成为是什么忠信之义士，这说明，李鸿章就是个中国对外政治领域里的“东郭先生”。
历史事实说明，李鸿章自接任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经济大臣，也就是主持了中国对外军事、经济贸易和外交大政以后，他的“忠欣笃敬”和“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政策，一再被那些贪婪和血腥的欧洲列强所愚弄，中国也因此一步步被半殖民地化；
2，李鸿章由于过分迷信军事武器而导致了他对中外战争的惧怕及其外交上的投降主义。前面介绍过，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其实是很失败的，他一生中打过的败仗大大多于他打过的胜仗，他曾经因为与太平军的作战不力，差点毁掉了自己的前程。他一生中十分重视甚至是崇拜先进武器，这，大概与他军事失败生涯来至于太平天国的洋枪队有很大关系；而且，淮军后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战场上的胜利，也与美国籍流氓华尔组建和率领的洋枪队“常胜军”帮助他打仗有关系，这是后来李鸿章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候，总是试图依赖外国去“借师助剿”政策的来源。这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行为心理分析，李鸿章很可能存在着先进武器迷恋症和恐惧症问题，这导致了他人生的后期中非常惧怕外来的先进武器，这直接反映出来的，就是他的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表达。
通过关于李鸿章的各种资料，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李鸿章一生中对军事工业和军事装备的关注，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的许多奏稿和信函，都是谈怎么样购买大型战船和用先进武器去武装自己淮军的问题。1870年初期，虽然中国南北海防有一些战事，但是，当时刚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羽毛未丰，即使日本于1874年出兵三千侵略台湾，但也被仅仅有3·4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台湾的军民所困，而那时，中国近20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地区已经被分裂势力所独立立国，俄罗斯也已经占领了新疆最富饶的伊犁地区。就是在这样有如此清晰的轻重缓急态势的军事情况下，李鸿章居然一意孤行的阻挠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再要求朝廷将并不多的新疆军费全投入到购买北洋军舰上去。李鸿章这种奇特的舍近求远和弃大顾小的心态，
恐怕还不能够用他对海防与塞防军务存在不同意见去解释，其中，恐怕就有李鸿章的先进武器崇拜行为症在之中作怪。
大概是他青年时代被太平天国的洋枪队打怕了，且这样的先进武器恐惧症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所以，他后来的对外军事外交路线，几乎一直是退让的，即使他在临死前，都还告戒周围的人不要轻言对外来侵略军开战。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今人恐怕还需要从行为心理科学的角度去审视李鸿章的投降主义的军事外交思想。而事实上也是，装备精良和吨位远超过日本军队的北洋舰队，则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一役中一败涂地。
3，错误使用“以夷制夷”和“利益均沾”的对外政策
“以夷制夷”，本来至于中国春秋纵横术，并不为错。但是，这是针对外埠作战而言的，也就是说，“以夷制夷”的对外军事外交政策，是将战火和各种矛盾引向外国领土和外埠国际事务中去进行，这个对外军事外交原则并不适宜在自己国内的领土和国内事务中去使用，否则，这就会将自己变成卖国卖身的“妓女”。
但是，李鸿章一生中好象从来都没有搞清楚过“以夷制夷”是在本国国土之外去进行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李鸿章面对对于中国有领土有明显占领野心的西方列强，他一开始的判断就是错误的，他认为列强只在与我通商互利，所以，列强们不会轻言战争，他们“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这样，他就很自然的开始运用“以夷制夷”和“利益均沾”去应付列强，造成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肆无忌惮地互相争夺各自利益，最后，直接造成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所谓的“利益均沾”，最早起因是因为中国对外订立各种通商条约的时候，外国列强总是互相攀比，要求中国也应该给予他们的同等通商的优惠待遇。曾国藩早就发现外国人的这个“利益均沾”不仅不合理，还会导致外国列强干涉我主权和引狼入室，所以，他曾经在自己生前将这个“利益均沾”的外交政策从中国外交大政中强行删除了。后来，由于李鸿章使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去牵制外国对中国的领土侵略，比如，他从1870年代开始，就开始使用“联俄拒日”去牵制日本，这样，就导致李鸿章每达到一次自己的外交小目的，就必须要以牺牲自己国家更大的利益去为报偿代价，而每一次某外国列强从中国身上得到了利益，西方其他列强国家立即就要求“利益均沾”，久而久之，李鸿章竟然将曾国藩一度抛弃的“利益均沾”列为了应付外来列强的一项基本外交国策，从而造成了外国列强得寸进尺和得尺近丈，个个外国列强都要来中国咬上一口，如果中国不让他们咬，他们就要利用李鸿章一贯的“和戎”外交路线及其他惧怕外战的人格原因去威胁中国，从而从李鸿章身上达到切割中国蛋糕的目的。中国，就是这样在李鸿章的这种错误外交思想和政策之下，开始一步步走向了衰败。
笔者在思考李鸿章的这一系列外交思想的时候，一是发现李鸿章的这一系列外交政策明显产生了一种外交恶性怪圈，导致中国永远无法满足外来列强对中国的野心和侵略。二就是李鸿章的这种外交路线，简直就是一种妓女外交路线，当时的李鸿章，就像一个性格软弱和试图讨好自保的妓女，她面对一群嫖客，为了使得每个嫖客都能够从自己身上取得快乐，于是，她“利益均沾”的试图对这些嫖客搞平衡，结果，她以卖身满足了这个嫖客，却又引起了那个嫖客的不满，满足了那个嫖客，这个嫖客又不满，最后，就只有把自己的身子彻底搞垮才完得了事。李鸿章，就是以这样的“妓女多头服务”的外交思想，将中国一步步送入了衰败。俄罗斯和日本之所以敢在中国土地上打了一场日俄战争，日本之所以战胜俄罗斯以后就不再离开东北，从而又导致了后来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持伪满政府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究其根源，都与李鸿章在19世纪末期执行的这一系列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是与李鸿章的“妓女卖身求和”外交方针有直接关系甚至说，就是因为李鸿章早期的“以夷制夷”和“利益均沾”外交政策，导致了后来中国的百年灾难。所以，现在《走向共和》去为李鸿章翻案，真是坏透了！
4，李鸿章缺乏对中外文明文化本质的清晰认识，他是“全面西化”的祖师爷
现在，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什么“中体西用”的倡导者，实际上，综观李鸿章一生的外交和政治的文化底蕴，可以发现，他这人既不懂外国，也并不真懂中国，他不可能是什么“中体西用”的思想倡导者。这，是后人根据李鸿章的一些守旧言论及其他热衷洋务，自己去给李鸿章戴上的帽子，这帽子，对不上李鸿章的号。李鸿章是中国内部西化派的祖师，这是早就有人看出来的一个事实。
李鸿章生前认为“当今之世，乃千年来一大变局”（《筹议海防折》），这一观点，是来至于当时许多人的共识，理论依据是《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应该说，不是19世纪才是“变世”，世界自古以来就一直就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人应该适应自然和人文历史变化，这，一直就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如何面对世界变局，这样的世界变局中包不包括中国本身在内，这个好象很简单的问题，则困惑了许多中国人，当然也困惑住了当时的李鸿章。俗话讲，最看不清楚的东西，是自己的鼻子下的东西，就是这样的道理。
李鸿章当时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谷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李鸿章：《复陈筱肪侍郎·李文忠公全书》），一句话，他是被外国强大的军事势力所吓坏了，所以，当时李鸿章的对内政治方针是“和戎内变”，也就是对外一味退让，对内则支持变法。而李鸿章对内的变法的原则是什么呢？李鸿章生前说得并不多，只是一再强调应该让中国汇同于“世界”中去，也就是“使中国有识之士无不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渐增强”。这样的空洞的“西化”思想，当然来至于他对外国利器的恐惧，同时也来至于他对日本崛起的向往，认为日本脱亚入欧如此迅速崛起，实在是中国的好榜样。这样，就造成李鸿章在1870年担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和文华殿大学士之后，也就是李鸿章全面掌握了中国对外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大权以后，他开始全面模仿西方，而少有培植自己的科学力量及其深入去研究和发掘中国自己传统去应对外来世界的冲击的表达。
大家只要了解了李鸿章的“西化”思想，几乎就可以看出，中国新五四文化运动时期的一批西化分子的理论基础，并未超越李鸿章！特别安徽籍的胡适的“充分世界化”思想，几乎与他的老乡李鸿章的融入世界的理念如出一辙，同样空洞无物，操作性极其差。中国的近代史也无情证明，当放弃了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去盲目模仿西方的一切的时候，中国不但搞得自己就像那已经不会走路的“邯郸学步”者，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别人！这道理非常简单，当你确定自己要牵着别人的衣角去走路的时候，你虽然可能走得快一点，但是，你永远无法超越你牵衣角的那人，甚至还会永远因此失去自己的创造活力而被役于他人！非常遗憾的是，当时的李鸿章没有明白这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者中的“西化派”们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现在的《走向共和》的编导们，同样还是没有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笔者还是这句话，我们最看不清楚的，往往就是鼻子底下的东西！
中西方文明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是世界大势所趋，但是，中西文明文化的融和，犹如两条江河的汇流，而不是去斩断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源流。如果是刻意去斩断自己的文明文化源流去一味去西化自己，那，就是卖国亡国的开始！李鸿章卖国，就是因为他的脑袋极其不清楚所至，现在的一些西化派，同样也是脑袋不清楚！
李鸿章，就是现在中国的一批自以为自己是中国新文化启蒙者的西化派分子们的祖师爷！李鸿章卖国，那是铁的事实！现在的一批西化派分子，会不会也会走向卖国的不归路呢？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