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提问：“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庭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从洋务运动、1898年变法到清末新政，晚清七十年的一批历史人物虽然未能意识到以上问题的全部，却醒悟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被迫向西方学习，却始终跟不上历史潮流的脚步。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认为，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这样高昂。”
袁伟时，这位年过八十的近代史学者，在退休后，迎来了研究成果的收获期。他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路标与灵魂的拷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与《近代中国论衡》等。
袁伟时研究中国近代史，致力于对中国现代化艰辛进程的深层原因进行发掘。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历史无法割断。百年苦难无非是无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与中国历史积垢的冲突。死的拖住活的，方生与未死反复搏斗。”
他说，“中国人应该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
“制度文化没有自我更新能力”
《瞭望》：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你认为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晚清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袁伟时：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不同命运。
《瞭望》：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在加以描述与解读时，你更愿意借用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
袁伟时：我认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见解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一是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二是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是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
四是陈寅恪认为当时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瞭望》：你认为陈寅恪关于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袁伟时：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永恒的瑰宝，只有不理性的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制度文化的辩论与改革自近代以来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我认为，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
晚清经贸发展的限制
《瞭望》：你认为中国的制度文化重要缺陷之一，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足并使中国社会缺乏经贸自由？
袁伟时：从历史经验来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是以商人为活动主体的市场经济，其前提是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与经济上的相对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但尚有变通的可能，那么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随处可见，对于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业活动动辄禁止，处处掣肘。
《瞭望》：请你具体分析一下晚清经贸发展所受到的限制。
袁伟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的经贸发展长期受到三道枷锁的桎梏。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与卑鄙的标记。抑商重农成为历代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中国历朝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而是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屡见不鲜。如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就颁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到明朝嘉靖（1522－1566）则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经贸无法顺利发展。
《瞭望》：有人认为，这些状况的形成也是与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分不开的。是这样吗？
袁伟时：用乾隆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不是乾隆的发明，明代早已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清朝秉持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最终给自己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是边患频仍。二是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直至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这样的“盛世”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危机
郑和下西洋400年后，英国人以坚船利炮叩关，明成祖下令建造的感谢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静海寺，最终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的场所。
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瞭望》：从晚清的历史结局来看，其知识阶层的思想潮流未能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的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不应忘记，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以从中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
《瞭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别？
袁伟时：第一是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明末清初，利玛窦和西方其他传教士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以他们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在这一中外交流中中国主要是受益者。
不过，接踵而至的三大风波把这个进程打断了：一是从万历十四年（1616）开始的南京礼部尚书等掀起的南京教案，二是康熙皇帝亲政前的“熙朝历狱”，三是康熙皇帝亲政后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
后来的清朝当政者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之严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在教育制度方面，一是耗费中国青少年年华的四书五经，从世界范围看已远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顾炎武在17世纪就抨击科举制、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虽然科举制度在清末最终被废除，但为时已晚，实际上新的知识阶层成了埋葬大清帝国的主力之一。
在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逐步发展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制度。大学的词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正当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大学独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从13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
袁伟时：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晚清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
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
袁伟时：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除了分裂时期，中国很少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从本土的道教到外来的佛教，神权大体上也是政权的依附物。中国没有国教，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帖帖做顺民。
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有“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
《瞭望》：就国家与社会的上层结构而言，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很大，这对各自的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袁伟时：在前现代的西方，王权和神权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的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
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
在英国，13世纪的时候现代议会的雏形已经形成，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开的大议会已经被认为是第一个英国议会，这个机构包括了来自较小的贵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
在此之前，1199年就任的英国国王约翰实行残暴统治。1215年，贵族、教士等联合起来集结武装向伦敦进发，要求国王给予他们更多权利，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自此，英国乃至世界的宪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瞭望》：晚清新政的失败以至辛亥革命未能在中国成功地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是否都与中国的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有关？
袁伟时：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首一百年前以辛亥革命为重要拐点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这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战火连绵，而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建设却最终被置之于脑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