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先后参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历时10多年。在这期间，我国史学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方面取得很多成就。现在把我参与上述编辑工作时，亲历、亲闻的几件事写出来，求教于有关学者和读者，也作为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
中美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1979年，著名学者姜椿芳，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就向中央提出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百科全书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近代西方国家早在200多年前就开始出版百科全书，但中国一直没有出版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潮涌动，姜椿芳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重视。邓小平决定首先翻译出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文版。消息一传出，首先在理论界引起不少议论：美帝国主义一直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观点我们能接受吗？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条目怎么处理？中美双方能达成一致吗？种种议论通过胡乔木反映到小平那里，但小平不为所动，决心不变。根据他的指示，1979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代表，就合作出版开始进行会谈。邓小平先后接见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总裁斯旺森。他说：“全世界都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地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从中得到教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部百科全书的第一版1768年首创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以后各版在伦敦及剑桥出版。20世纪初，该书版权转让给美国。1974年前已出版了14版。从1960年开始，该公司对原书体例进行革新，历时15年，组织4000多名各国专家撰写，1974年编成面目一新的第15版。1980年8月12日，我国与美方达成协议，规定美方向中方提供第15版的最新修订稿；中方承担翻译（对原文只译不改）、出版等任务，并负责撰写纯属中国的条目；成立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负责编审工作并协商解决编译中出现的问题。
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主席是刘尊棋，他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1939年曾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和《扫荡报》、《新民报》记者一起在延安访问过毛泽东。1949年后曾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总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又多年遭受牢狱之苦，也是三中全会后才出狱的。两位中方委员，一位曾是全国著名“右派”钱伟长，另一位是翻译家周有光。
协议规定中方重新撰写所谓纯属中国的条目，主要是指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与我们党史、军史有关的条目。这些条目多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撰写，属于军队方面的，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撰写。当时我在总政的编研室工作，所以参与了这项工作。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按照中美双方都能接受的要求，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如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条目中不使用“伟大”这个词;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人物条目的惯例，每个人都写婚姻和子女状况，《邓小平》条目中写了“和卓琳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争论并不大，难题是涉及对某些人物的评价。
纠正对项英的片面评价
根据双方的协定，对于原书中已有的条目，只增不减，例如十大元帅，原书中收得不全，我们补齐了。《项英》是原有的条目，需要重新撰写。军事科学院的同志先写了一个初稿。一共七八百字，光项英的错误就写了300字。因为过去有规定，凡是有中央文件的，就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写，起草的同志是根据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写的。这时（1982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资料汇编，刚刚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集了皖南事变前后的文电共201篇，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关键的电报读了好几遍。我感到：1941年1月15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没有经过深入调查仓促作出的。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夜晚，双方激战到14日，叶挺军长下山谈判时被扣。新四军军部与中央的电台联络12日就中断了，15日这天中央与皖南事变中所有的领导人都还没有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显然过于匆忙。
这个决定把皖南事变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皖南事变中处置失当，对新四军遭受的损失负有责任，但从一系列的电报看，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缺乏警惕。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取得反击韩德勤的黄桥战役胜利后，冯玉祥在重庆通过周恩来提醒我们注意蒋介石的反共阴谋。194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一天，在致叶挺、项英的电报中也说：“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940年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1940年11月21日，中央给叶挺、项英的指示还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这就是说，我新四军北移是有条件的，你不停止江北进攻，不给开拔费就不走。但国民党不肯答应这些条件，双方僵持不下。如果拖一个月是12月21日，拖两个月就是1941年1月21日了。1940年12月25日，就是在新四军军部北移前一周，毛泽东还在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虽然第二天（12月26日），毛泽东等接获周恩来从重庆的来电，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发了严令北移的电报，项英接电后作出不顾一切按中央指示立即北移的决定，但为时已晚。因此，把迟迟不北移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给项、袁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例如“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等等；把项英说得一无是处，把这两位革命家的功绩一笔抹煞了。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最后一条写的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但是在党的七大直至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对项、袁错误都没有进行议处。那么，当年那个决定还算不算数呢？
以上这几个问题，起草《项英》条目的同志，也认为很值得研究。但是这些观点当时无法得到多数同志赞同，更难得到某些权威的认可。因此，1982年春天在一次讨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问题的会议上，我向主持会议的胡绳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记得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姜椿芳、刘尊棋等20多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军队方面有军事科学院的胡兰芝、蒋凤波和我三人参加。我原以为《项英》条目如何写的问题不容易解决的，但出乎我预料，经验丰富的胡绳同志，只用几句话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说：“我们编的不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吗？那就简明一点吧，后面这一段就不要写了。”就是把关于项英的错误完全删去。我很乐意采纳这一方案，与会其他同志也没有反对的意见，这种改法就算通过了。
但是项英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久，我们接着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项英以前在党内、军内一直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毛泽东之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少不了《项英》的条目。这回不是“简明”的了，到底应该怎样写项英呢？按当时的分工，总政治部干部部的编研室负责编写《人民解放军人物》条目，我是这个分支学科的副主编；南京军区编研室负责编写《新四军军史》条目，王辅一是《军史》分支学科的副主编。他对新四军的研究比我更深入，我与主编周之同商量，约请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项英》这个条目。王辅一不但欣然同意，而且从此一头扎进关于项英的研究中，后来他写出了48万字的《项英传》，对项英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受到新四军许多老同志和广大读者的称赞。
王辅一撰写的《项英》条目，肯定了项英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指出了他在皖南事变中缺乏警惕，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的损失负有责任。这个评价与当年的决定差别很大，为慎重起见，我们送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条目的每一段都写了肯定的批示，他在关于皖南事变的一段旁批注：“这个评价看来可以了。”他看后又转给胡绳，请他再“仔细斟酌一下”，胡绳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研究后，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写得恰当的”。与此同时，杨尚昆、余秋里等也表示同意这个条目。但是，1987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有些人又出来说胡耀邦的批示是错误的。有个知名的作家，还写了一本《皖南事变》小说，沿袭当年决定的调子，而且虚构了许多情节，在项英身上泼了许多污水。这本小说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出版，广为发行，引起新四军许多老同志的愤怒。在舆论压力下虽一度停售，但仍在上海获奖。
1998年5月1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出席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讲话，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称颂“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迟浩田是代表组织讲这番话的，到此应当说对项英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此后拍摄的《新四军》等电视剧，仍然按当年的片面决定，歪曲和贬低项英。我与王辅一向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反映意见，听取意见的同志表态很好，但《新四军》等电视剧依然丝毫未改，继续上演；《皖南事变》小说也继续重印。
为被错杀的红军将领立传
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我军人物条目，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确定收入人物的标准。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讨论，最后订了一个标准，就是收入建军初期武装起义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各个历史时期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即解放后授予上将以上军衔及职务相当的人物。我们邀请了数十位专家学者，经过多次讨论，层层审查，最后选定了199人。
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曾错杀过许多高级将领。有些比较知名，也正式平反过；有些因为早就被错杀，长期被埋没，乃至还没有正式的平反决定。但他们在建军初期，都担负过很重要的职务，做出过很重要的贡献。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标准，从199人中选定了25名被错杀的高级将领。他们是（按牺牲年代先后排列）：参加过南昌起义、黄麻起义的豫东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徐其虚（1906—1929）；1926年入党、参与发动宁冈暴动、最早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袁文才（1889—1930）；与袁文才一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王佐（1888—1930）；曾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皖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徐百川（1901—1931）；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商南起义的豫东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周维炯（1908—1931）；曾被誉为北伐战争中的“虎将”，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和龙州起义，率部千里转战，到江西兴国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红七军军长李明瑞（1896—1931）：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
1925年入党的皖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姜镜堂（1902—1931）；1921年入团、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北伐战争中任团长的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1901—1931）；1926年入党后曾领导黄麻起义的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曹学楷（1898—1931）；1921年入团、1926年入党，曾在日本留学，领导过六霍起义的皖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领导人舒传贤（1899—1931）；1926年入党，1927年率领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徐朋人（1903—1932）；1927年入党，曾领导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积极策应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红二十军军长、政治委员曾炳春（1901—1932）；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曾积极策应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李文林（1900—1932）；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营长的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1904—1932）；1924年入团、1925年入党，曾领导黄麻起义的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戴克敏（1906—1932）；1924年入党的湘鄂西红军和苏区领导人，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1904—1932）；1924年入党，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六军政治委员的柳直荀（1898—1932）；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入党，1923年回国后在鄂北领导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鄂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程克绳（1893—1932）；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毕业，北伐战争中任师政治部主任，曾介绍彭德怀入党的红军第六军军长段德昌（1904—1933）；1926年入党，曾任红六军军长，红四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的旷继勋（1895—1933）；1926年入党，曾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的廖容坤（1903—1933）；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湘鄂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王炳南（1892—1933）；早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师长，领导著名的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1901—1934）；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从苏联学习归国后曾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的曾中生（1900—1935）；长期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领导红二十八军经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1901—1939）。
这25位被错杀的高级将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每人设了一个条目，虽然字数不多，但不少人是第一次在全国性、权威性的书中刊载他们的小传。我们的编写工作还没有结束时，解放军出版社就根据我们拟定的199人名单，约请各有关方面撰写内容更丰富、字数更长的《解放军将领传》，一共出了十几本，共约四五百万字。有些在原籍很少为人所知的人物，其遗属从此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优待、照顾，党史、史志部门也为他们写传出书。
为了编写这些人物条目，我们搜集、查阅了大量资料。这些历史档案，反映了极“左”思潮在我党我军历史上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过去我们只知道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肃反中杀了许多人，其实，在中央苏区错杀的人更多、时间更早。1930年开始的反AB团斗争，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中，竟抓了4400多个AB团分子。 这场斗争是当时总前委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到红二十军搞肃反的人，抓了二十军的一批干部，二十军的一部分人被迫发动了“富田事变”。当时，有两个观点不同的代表团，先后从江西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这件事，要求中央表态。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认为“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当时在上海的米夫，则持相反的意见。1931年1月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经过初步调查，于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在批评“富田事变”的同时，强调要纠正在反AB团中的缺点错误。2月19日，项英在第十一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说：“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3月28日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实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在这个指示之后，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更加疯狂地进行，红二十军的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赣西南的地方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杀害或被撤职监禁。我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只收了在反AB团中被错杀的李文林、曾炳春两个人，还有大批被杀害的高级干部没有列进去。如赣西南特委书记王怀，后任二十军军长的萧太明，曾任二十军政委的陈冬日，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少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段良弼，赣西南特委秘书长李白芳等等。鄂豫皖和湘鄂西的肃反，就是在中央这个决议之后开展起来的。
过去我们常说，我们党的肃反扩大化，是受苏联大规模肃反的影响。但是看过大量历史档案之后，我们发觉，苏联的大规模肃反是1934年以后才开始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被错杀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被错杀，更晚几年。而我们的反AB团，早在1930年就开始了。上述被错杀的25位高级将领，有22人都是在1933年以前被错杀的。而且我们搞的肃反，不是共产国际或苏联的指示，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负责人盖利斯，在1930年12月3日的一封信中转述了毛泽东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从共产国际档案中还能看到：1930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些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
有一次，萧克同志向我们讲述他亲历反AB团斗争的情况。他指着桌上的一个茶杯说，如果这桌上有一个茶杯，你说成十个，可以说是扩大化；如果一个也没有，是什么扩大化？他叮嘱我们，要好好写一写那些被错杀的同志，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用这些同志的生命换取的历史教训。
编完《中国大百科全书》后，我们又继续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我军人物收入的范围更宽了。我们拟定了一个名单，送给各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洪学智看到名单后，特地打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他着重介绍了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李特，和曾任川陕苏区政府与军委秘书长、红五军政委的黄超的情况。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作战，到达了新疆，但不久即失踪，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是被错杀的。洪学智认为应当把这两位烈士收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发了平反文件，李特和黄超载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
客观书写历史的进步与局限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在历史著作中，对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述，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例如，对伟大的人物不能说缺点、错误，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物不能说好话，几乎成为惯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的同志都力图在这方面有所进步，总的看进步不少，但阻力也不小。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毛泽东》是特长条，全文7000多字。其中要不要写他的错误，意见很不一致。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也写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多数同志认为应当写到条目中。但是也有不少同志反对。最后经过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保留了75个字，即：“1966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又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浩劫中也受到严重损害。”接着说明：“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著名的十六字诀，过去一直说是毛泽东的创造。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撰写《朱德》条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组组长陈友群等同志，有根有椐地提出，朱德1925年在苏联学习时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出十六字诀。《毛泽东》组也拿出老同志的回忆，说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毛泽东》条目中是这样写的：“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关于《毛泽东》条目的概括评语，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也没有用“伟大”的用语，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尽管还是有限的一步。
对于犯过错误或有问题的人物，过去一般是不收的，甚至连名字都不准出现。我看过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一本战史，因某人犯了错误，在序列表中连他的名字都空缺了。我们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撇弃了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框框，列入了《林彪》、《高岗》的条目。因为他们都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也为革命做过贡献。但是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写不写，怎样写，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最早是陈云在1983年8月9日曾说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我们按照这种精神写出《林彪》条目的初稿后，与其他一些重要条目一起，送给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
黄克诚看了《林彪》条目释文后，叫秘书打电话，说要当面找我们谈一谈。1985年2月21日，我与周之同、姚夫同志一起到了玉泉山，黄老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貌。……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黄老还逐段逐段地谈了他的意见。
黄老的意见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努力按他说的精神去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也深深感到，司马迁不是那么好学的，真正做到全面的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绝非易事。首先要有敢于打破种种局限，敢于直面历史的勇气，还需要有允许全面观察、全面评价的氛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走过的历程，我以为距真正达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依然任重而道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领域拨乱反正取得的成果很多，就是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解决的疑难问题也不少。例如为西路军正名和关于“密电”的争论，其过程更为曲折和复杂，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文中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