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美学
翻开世界建筑史，广场起源于古希腊，最早是作为市民户外聚集和交往的场所，既可以做市场交易，也可以举行庆祝、表演和审判。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中，各个国家、各个朝代的广场，常常是见证和凝聚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平台。
在雅典卫城的广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曾经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重镇，米开朗基罗广场上的大卫裸体像，带着告别中世纪的欣喜，体现了人的尊严、美感和力量。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狂欢，则是新大陆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历史象征。
更多的时候，广场上一个个伟大或普通的人们以天下兴亡为担当，以自己的前途、自由甚至生命为赌注，试图改变、推动历史的进程。成功的是极少数，失败的经常成为必然，但还是有一次又一次的前仆后继。正因为这种挽狂澜于既倒、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人类文明才能百折不挠地曲折前进，人类才从四肢爬行的猴子进化到航天飞机时代。
且不说14世纪初，捷克爱国者胡斯因为鼓吹宗教改革，反对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被视为者“异端分子”，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的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引发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历史更会铭记这么悲壮的一幕：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1825年12月14日，3000多名贵族出身的陆海军官兵列队走进彼得大帝广场，冲进枢密院，要求废除沙皇统治，解放农奴。他们刚刚参加打败拿破仑，从巴黎凯旋回国，但年轻的心灵受到法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震荡和冲刷，发誓“改造祖国”，不惜以身殉国。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他们的领袖人物被尼古拉一世残暴处死，剩下的流放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或情人自愿千里相随，带着一颗颗不悔的高贵灵魂终老于荒蛮寒冷之地。
从赫尔岑、普希金到列宾、柴可夫斯基，整整一代俄罗斯文化，都深深地浸泡在“十二月党人”广场起事的那一刻，那一刻的悲怆，那一刻的豪迈，像血液一样流动在俄罗斯人的心头。
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扩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彷佛就是为了1976年清明节这一天，用百万人的泪水与吼声，送别一个时代，让全世界对中国这只正在觉醒的睡狮刮目相看。
广场上的国策大辩论
1976年的中国，面临从“阶级斗争”到“四个现代化”的巨大政策转型时，政策辩论场所不是在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实际上的权力中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党的权力来源——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不是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以及各省市区党报的版面上。谁要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即使是“文革”中那种很不完善的文本——那么想，中国人都会奇怪，他是不是火星人呢?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刘少奇的辅佐下，缔造了“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一言堂体制。从“反冒进”、2次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得任何从体制内对毛泽东路线提出挑战、质疑乃至局部微调，都变得绝无可能。
至于“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社会主义代议制，到“文革”时期“拍手”的政协已经消亡，“举手”的人大隔了11年才举行换届大会。1976年人民日报发布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的消息，干脆白纸黑字写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好像政府首脑的选举、任命压根没有全国人大什么事儿。
至于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也早已不能像当初刘少奇设想的那样：“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从邓拓到王若水，不要说去反映“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就连试图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择善而从，或者以党员身份给党的主席写封信提点建议，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既然主流民意在体制内无法通过自己的代表、通过新闻传媒，找到发言和影响决策的机会，那么民意的表达和聚集，无论是直接的“悼周”，还是暗藏的“讨江”、“拥邓”，与隐晦的“射毛”，干脆就在这个体制最神圣的场所——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公开进行吧。
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高度肯定“人民”，在理论上视人民为国本，如“大跃进”中视人民狂热为神圣，还经常以“人民”的名义“镇压反革命”、“反右”，乃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怀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共也鼓励每一个新中国的成员“胸怀天下”。甚至小学生加入类似西方“童子军”的组织“红小兵”，也不是去参加社区公益活动，而是要准备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助长了人民群众投身广场运动的冲动和底气。
1976年的“群体性事件”，从博主家乡省会南京开始。3月28日，南京大学400人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特意绕道新街口广场，到达周恩来解放前曾经工作过的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示威游行。3月30日，南京的大学生在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桐油和油漆，给开往上海等地的火车车厢刷上“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等标语。中央紧张了，给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电话通知：
“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
然而，民意无法“覆盖”，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还是在中央眼皮底下发生了。据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记载：
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师生到天安门献上第一个花圈。
3月30日，第二炮兵24人冲破重重阻挠，怀着“宁愿把头掉在天安门前”的决心，向纪念碑献出第一个来自解放军的花圈。
当天下午，由曹志杰领头，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29人在广场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下贴出第一份悼词。悼词只字不提当时的主旋律“反击右倾翻案风”，却声称要与“党内外资产阶级”“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矛头所向，呼之欲出。曹志杰事后表示：
“工人理论组原本是当局用以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御用工具，我们却以整齐和坚定的步伐走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种事态的出现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
越来越多的工人、市民、机关干部，成千上万个家庭扶老携幼，络绎不绝涌向天安门。据人民日报报道，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整个天安门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广场的北侧一直排到纪念碑的南端。
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4月4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
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人群，不约而同采用了中国古代史上传统的诗歌形式，抒发怀抱、针砭时事、发表政见。孔子说：“诗，可以兴(直抒胸臆)，可以观(认识世界)，可以群(和谐众生)，可以怨”。对这个“怨”字，孔安国、郑玄皆注：“刺上政”。怨刺的对象是周天子。广场上的人群诗情澎湃，用传统汉语纯正的优美歌颂周恩来，用1949年以后的文学罕见的犀利抨击“四人帮”。
这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天安门诗词”——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朴实的诗句，醇厚的感情，后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
“噩耗惊四海，哭声遍九州。
碑如朔风啸，哀似寒水流。
天亦为之痛，地亦为之愁。
行路原多难，此去更堪忧。”
这是古风犹存的“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首诗名叫《向总理请示》，“江桥摇”取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姓谐音，暗示“四人帮”快要垮台。
天安门诗词和广场民意的精粹，在下面这首散文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敬爱的周总理，
您的儿女对不起您，
您的英灵至今不得安息……
让那些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锋芒所及，不仅指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一句“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直接刺痛了毛泽东本人。
王若水在人民日报整肃“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中，虽然坚信自己没有错，但面对“千钧压顶”，毕竟痛苦万分，自述“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如果有一个人跟自己说“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肯定会抱头大哭。1976年清明节的时候，王若水偷偷地跑到天安门广场，心境豁然开朗起来。后来他对采访者李辉说：
“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有很多话不敢说的，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你可以放心说，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我第一次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在天安门广场上，1948年化装离开北京参加革命的王若水，忽然找到了几十年前从“蒋管区”到“解放区”一河之隔两重天的自由感觉——
“几十年过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多心里话不能说，唯有在天安门这块地方才有自由。周围的群众都和我一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这儿，在人民之中。”
天安门广场成了新中国的“解放区”，这样的感觉多少有些不敬。但经过反右、“文革”多年的政治禁锢，正是凭借广场上百万穿着土气粗布衣服的“蓝蚂蚁”，极左体制才生硬地撕开一个口子，由此迈向“中国的希望”年代。
下台前的邓小平胸有成竹
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记述了一个细节：
4月5日那天，毛远新带着政治局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决议来到毛泽东病榻前汇报。毛静静地听着汇报，喃喃自语道：
“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上去呢?”
毛泽东神色疲惫地闭上双眼，久久默默无语。
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篇悼词的曹志杰若干年后分析道：
“这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是从来没有领教过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文革派’的几员大将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众运动起家，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知道自己已经毁在这件事情上了，而且身后恐怕也无法避免历史的清算。”
毛泽东身后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1月15日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完成这个回合最后一次漂亮的政治亮相，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此时被怀疑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政治前途、人身安危未卜，邓小平却没有一丝慌乱。
4月5日下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迎面遇上张春桥。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记载，张春桥对邓小平说：
“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纳吉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群众拥戴复职的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在匈牙利引入西方式政治制度并宣布退出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在苏军入侵后被判处死刑。纪希晨写道：
“邓小平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声不吭。临走，他瞟望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严正声明说：
这一切是可以说清楚的。”
据纪希晨采访了解，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眺望过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山人海，但从没有走进广场，更没有来到群众中间。而且，邓小平早就告诫儿女，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然而，邓小平对广场人群的呼声，对这种沸腾民意的深远影响，对今后中国的政局走向，已经胸有成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