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仆倒在起跑线
在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辉煌时刻，不能忘记曾经有22万中国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利益，从广西、云南突进越南境内，付出了不亚于朝鲜战场的惨烈牺牲，攻克越南重镇谅山、老街。通过这场“自卫还击战”，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以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墨，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
中越一战，标志着中国用“武器的批判”，正式脱离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率先掀起了新一轮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而与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兵戎相见，成为一个历史契机，中国乘势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敞开国门，开始战略合作。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导致了西方国家对华封锁和新中国的闭关锁国;那么，改革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则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
1979年二三月间的中越战争，完全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我们不能忘记，多少美好的身躯，多少纯净的青春，消逝在近30年财富涌流、物质繁华的前夜。改革30年，也是个人和家庭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演绎了多少商场暴发、仕途跃迁、学业精进的传奇;可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风华正茂，却仆倒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
“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顿时，中国人民把揪心的目光投向南疆，多少军属家庭更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夜半惊魂、虔诚祈祷。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前线讯，关于战事只有短短一句话：“战斗在我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河口、金平地区展开。”对参战人数、主攻方向、战役进展、伤亡情况，均只字未提，远不如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横渡长江时毛泽东捉刀代笔的新华社电讯交待得清楚一些。“文革”后国内新闻观念比解放战争时期更加保守，战争新闻以防止泄密为最高准则。
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我们无从知晓这些青涩男儿如何一个个剃了光头，照了相，给亲人留下遗言，在军旗下宣誓，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然后无限留恋地回望北方祖国的方向，心里喊着“再见吧妈妈”，便顶着越军疯狂的炮火，踏上了布满地雷、竹尖陷阱和异族仇恨的征程。
据后来披露的史实，实际战况是：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9个军、22.5万人，早在1978年12月底就已屯兵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2月17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149师除外)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上将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上将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广西和云南对面，是越南的6个省11个县。中国军人面对的是历经几十年抗法、抗美战争，真正“武装到牙齿”的越南人，军队骁勇善战，老百姓也是全民皆兵，号称“第三大军事强国”。指挥过奠边府战役、大败法军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有一句名言：
“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万，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为了革命与国家的统一，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也算不得什么。”
同样是推崇集体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浸入骨髓的东方文化!西方媒体评述道：
“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无法理解的，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血腥的。”
越南军民如此好勇斗狠，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内乱，军队缺乏作战训练，参谋人员老化，作战装备捉襟见肘，连钢盔都无法做到人手一顶!越军士兵普遍装备苏制AK冲锋枪，而我军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军工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爆炸，这类情节在越战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曾经引起过观众极大的愤怒和无奈。因为废除了军衔制，一旦本作战单元首长牺牲，立刻群龙无首。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空军，因此陆军的厮杀更加血腥。“自卫还击战”的战场上，年轻的中国军人无所凭借，只能靠人海战术，拼勇敢，拼牺牲。
1979年西方媒体广泛议论的一个现象，直到《人民日报》1984年发表昆明军区作家彭荆风的通讯《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认：在中越战争中，使用了人肉“排雷手”。当部队闯进雷区、进攻受阻时，彝族班长安忠文从容地吩咐战士说：
“前边是雷场，不要靠近我!”然后纵身滚向那片雷区，压发雷、绊发雷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他右手被炸断了，仍然咬住牙往前滚;两眼炸瞎了，他还在用血肉模糊的身子向前滚……
彭荆风说：像这样明知是死，为了胜利而又不畏死的勇士，在这次反击战中随处可见。
西方记者猜测说，这些以身蹚雷的中国军人，可能是被迫服从上级命令。彭荆风在战场上发现，西方人道主义小白脸们，完全低估了东方国民的人格境界!在者阴山下的救护所，彭荆风遇见了刚抬下来的战士刘易富，他只身排除了二十多枚地雷，身中36块弹片!
“医护人员为他换下那身满是泥浆和血污的衣裤时，发现他口袋里已身无分文，只有一张寄回家的16元汇款收据。人们明白了，这又是一位准备以身殉国的勇士!”
据互联网上昆明军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材料，从2月17日开战至3月16日撤军完毕，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还要大得多!
1979年一战后，又延续了十年的边境拉锯战，牺牲了无数中华好儿男。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中方一侧，至少有14个县市建有专门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烈士陵园。由西向东，依次是云南的金平、蒙自、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西畴、富宁，广西的那坡、靖西、龙州、凭祥、宁明、防城。建设最早(1979年2月)、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着十年中越战争中的937名烈士，邓小平亲自题词。
博主那代大学生都记得19岁的傣族小战士岩龙，记得那个吹得一口优美竹笛但汉语说得不好的英俊小伙子。《人民日报》1979年4月9日发表过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和张立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他为祖国献青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只身潜入敌人侧后，歼敌20名，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在攻打朗多时中弹牺牲。
在1979年，岩龙的名字，响亮程度相当于后来的赖宁、今天的周杰伦。博主记得，新华社原稿中提到，岩龙在西双版纳家乡已经交了女朋友，李耐因捧读烈士遗物，感慨那叠遗留的书信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丽姑娘的来信。在社会风气保守的七十年代末，人民日报编辑部可能担心有宣扬“早恋”之嫌，删掉了这个情节。无论如何，一条19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通讯写道：
“刚刚拐过一个山嘴，一丛树林中射出一梭罪恶的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岩龙的胸膛。在他后面的班长看见他倒下来，又慢慢地抬起头，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不动了。”
19岁，对于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年轻人来说，是什么概念呢?
张朝阳19岁时在清华大学念物理，丁磊19岁时在电子科技大学念通讯技术，毕业后经过一番努力，分别创办搜狐、网易，成为中国新兴的IT界领军人物。
马云19岁那年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数学只得了19分，只好开始打工，蹬三轮车送杂志;但在市场机会极其丰裕的改革年代，马云最终还是上了大学，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并购雅虎中国，大器晚成。
岩龙这样的英雄，囿于家庭出身，即使死里逃生，即使数学成绩高于马云，恐怕也很难像丁磊那样得风气之先而成为北京电信前100个用户之一，难以在IT界弄潮;但岩龙或者别的什么英雄，如果天假以年，像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那样初中没毕业，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抓住机会发展壮大，最终闯进胡润财富榜也未可知。就算不能成名成家，也可以尽情消受改革开放年代的消费时尚和社会自由度。
要知道，1979年的中国，连穿一件花格子衬衫也像今天的裸奔一样惊世骇俗，越战一代青年基本未婚，绝大多数没有恋爱经历，还没来得及品尝人生的甘美就匆匆而去。
1979年，正是“我劝天公重抖索，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时代开端。
中越开战前，高考恢复了两届，有1160万人走进考场，才俊起蒿莱;
默许“知识青年”回城的“国务院六条”刚刚颁布，上千万被耽误的男女哭着喊着回到城市，在勉强争取到的一份卑微岗位上卧薪尝胆，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自学，若干年后将成为城市的栋梁;
大批被整肃的干部子女随着父母冤案的平反，重新获得一份丰裕的发展资源，未来的日子可望纵横天下。
在整整一代年轻的和不甘年华老去的人们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显身手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士兵听从政府和国家的召唤，昂首冲向了南疆边陲，明知此行很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烈士梁三喜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完的一句话，不是像传统革命电影所描写的那样申请入党，而是提示战友注意自己左胸口袋里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帐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这个催人泪下的细节，绝不是李存葆闭门造车，当时的烈士普遍家境贫寒。
《人民日报》发表的岩龙通讯中特意写出，岩龙的遗物里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破损处不少，都是小伙子自己缝补的，针脚是那么细密;裂缝的旧胶鞋补着补钉，看得出已经修理过不止一次了。《人民日报》后来还曾报道，岩龙家的竹楼破旧漏雨，直到烈士牺牲两年后才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拨款，当地驻军和民兵施工，修造了一座新竹楼。
1979年对越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按照战士500元、干部800元，政府一次性给烈属发放抚恤金。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几辆凤凰牌自行车、几块手表，在农村也就勉强能买一头牛。那些默默无闻的烈士遗属，亲人骨肉一去不复返、家庭未来的顶梁柱坍塌得到的抚恤就是这么多了。
活着的英雄，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留在部队很难被推荐考上军校，军队在战后停止了从优秀士兵中大规模选拔军官的做法，因此对越作战的英雄今天在部队的官阶普遍不算很高;回到地方，虽然不少人被照顾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但在步入中年后遭遇国企改革，缺少创业技能，凄然下岗。因伤残疾的，可能陷入绝对贫困，留下一个个不忍卒读的故事。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发表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以党报文字罕见的坦率，以悼念文章罕见的诚实，动情又含蓄地叩问1979、叩问历史：
“不论他们生前有多么大的抱负，身后有多少遗憾，他们都从容地义无反顾地走了。身后的光荣，他们丝毫也不可能知道;生前战事的胜败，都得承担责任;不知死的光荣，却知生的伸屈。”
“永远沉默在这里，多数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啊，他们过早地去了，留下在人们心头的，是惋惜、悲恸，留在史册上的，是写满天地的惊叹号。他们，有的在敌营杀进打出，如同神兵;有的多处负伤，腿折手断也不下火线，肠子打出来了，捂住肚子还甩手榴弹;有的与敌人拚刺格斗，滚下山涧，与敌同尽，在湿热的边境，找到的遗体已腐烂得抓拿不起来，只有我们知道他的那颗头颅，那颗心……。
“他们，并没有全葬在这里，但这是他们共同的碑;安息于此的，并不是每位都授予了英雄称号，但他们每一位都是这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英雄。他们恋生，有的甚至有过死的恐惧，可是在需要献出生命时，在分秒之间，在一步之差时，没有犹豫，没有豪言，可能有遗憾，却不会有悔恨，知任重而心事重重，尽本分而坦荡无羁。神圣、纯净得如同一位初生的婴儿那样地去了。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成了麻栗坡人，是麻栗坡永久的居民。”
改革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不同的只是受益的多寡;但我们不能忘了，有一个群体属于绝对受损!他们就是中越战争的烈士和大部分英雄，特别是伤残退役的英雄，以及他们的亲属特别是遗属!在执政党宣示“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想起他们!
当每年纪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别忘了离我们这代人最近的一场战争!是这场“自卫还击战”，为近三十多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华厦埋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如果说当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曾被称为“最可爱的人”，那么毋庸置疑，这些1979的战士们就是我们这一代“最可爱的人”!
英雄遗弃在岁月深处
战后有部小说《凯旋在子夜》，结尾处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童川对恋人江曼说：
“现在我是英雄，走在那里都是鲜花和掌声，是赞美和歌颂。可是若干年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还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
“小说家言”很快一语成谶。
越战幸存将士从1990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武元甲作为北京亚运会“特邀贵宾”来到了北京!人民日报记者刘水明、温宪的现场写真《武元甲在亚运村》，让多少越战老军人百感交集：
“亚运村‘村公所’门前广场四周忽然聚集了许多人，不一会儿，几辆疾驶而入的黑色小轿车在广场边停了下来。当车内走出一位个头不高、身着一套笔挺白色戎装的军人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越南的武元甲大将。”
武元甲在中国首都的亮相，深深刺痛了老军人的心。新浪博客“牛刀的BLOG”回忆，武元甲访华那天，他正与一位将军共进晚餐，看到电视新闻，将军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怒声说：
“我前方将士尸骨未寒，政治家已经握手言和了，这仗还有什么打的?!”
然而，不论1979的英烈们能不能理解，握手言和是国际政治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据《人民日报》报道，谷牧副总理握着武元甲的手说：
“你是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十多年来到北京的第一位越南领导人。我们愿意看到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实现正常化，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与中国渊源极深的越共元老武元甲，对于有生之年重返北京倍感高兴，他说：
“越南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巨大支持，对此越南人民将永志不忘。两国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乌云，相信它会散去。越南的党和人民希望能够尽快地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政治家们的外交辞令，反映出国家之间不可抗拒的和平发展潮流。据后人披露的史料，中越和解从1989年就秘密进行了。越共新任总书记阮文灵托老挝领导人转达对邓小平的问候，表示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主帅邓小平，也请老挝领导人转达自己对阮文灵的问候，但要求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1990年亚运会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成都秘密会见了越南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以及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武元甲公开访问北京一年后，越共中央下一任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中越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越边界开始大规模排雷，恢复边境贸易。这对中越两国都是幸事，然而，对于这些出生入死的老战士来说，枪声炮声可以停歇，但1979是一段铭心刻骨、震撼灵魂的记忆，是不曾干涸、永远猩红的一汪鲜血。这鲜血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在燃烧，那股灼热、那种蒸腾将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
更大的尴尬在于，正如小说《凯旋在子夜》里越战英雄童川的预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处于外交等方面的考虑，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在官方媒体上很少被提起，再也没有任何公开纪念的官方仪式，更不要说继续1979和80年代前期的表彰颂扬。加上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物欲横流，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他们当年为国分忧的英勇和为国捐躯的壮烈?!
早在80年代，《人民日报》就刊登过徐茂生的文章，批评一个看似旅游团的摩登男女清明前夕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的碑林中追逐嬉闹，争相留影，大声喧哗，还不时扔出小鞭炮。作者借人民日报一角呼吁：
“来烈士墓的人们，请你声音小一点，脚步轻一点，举止稳重一点，莫吵醒熟睡的烈士，让他们的英灵静静地安息吧……”
人民日报还曾刊发山东安丘县驻军的来信，反映安丘县汽车站拒载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16名退伍战士(其中残疾军人7人)。司机嫌退伍战士行李太多，部队另派一辆解放牌卡车运送行李，只求客车载这16名退伍兵，司机还是不允。《人民日报》为如此粗暴地对待越战英雄而愤怒。
这两件不愉快的事情，都发生在1987年，离那场血流成河的“自卫还击战”刚刚8年!如今31年过去，现在的年轻人除了那首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对于慷慨赴死的岩龙、梁三喜们，还知道些什么呢?估计大多数人连他们的英名都没听说过，虽然他们肯定熟悉周杰伦，多半知道张朝阳、丁磊、马云和黄光裕。
西祠胡同和百度贴吧里，有一个《我想哭 确(却)没有泪》的帖子，说的是1979年一对兄弟同时去了越南战场，老大是侦察兵，老二是步兵。6月份父母收到民政部门来信，告知老大在越南牺牲，老二失踪。老大被评为烈士，老二因为没有找到，算不算烈士还要等待。官员放下500元抚恤金就走了。从此以后，老两口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民政部门的28元抚恤金——因为只有一位烈士。
1985年春天母亲病重，因为没钱交医药费耽误了治疗的最好时机，去世了。临走的时候，她还在喊着失踪的老二名字!
2000年8月的一天晚上，父亲在自行车修理铺拾掇完最后一辆自行车后，永远地睡着了。老人的枕头底下压着一个信封，里面是刚刚领到的28元抚恤金。
人们收拾遗物的时候，在一个木箱里发现了257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有28元儿子的命钱。加上老人枕头底下的那个，一共258个!有的钱现在已经不再流通了，可它们被放得整整齐齐，合计人民币7224元!这对老夫妻至死也没有动过这笔钱!
记者来了，报社的、电视台的，还有的是说不上是哪里的人。然而，记者走后，他们的报纸、电视台最终都未作报道。这个帖子的细节还有待考证，但所有体制内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对于越战英雄的身后事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则是令人汗颜的事实。
只有一些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战士和少数军事迷在互联网上开设“燃烧的血”、“老山兰”等网站和BBS，顽强地提醒人们别忘了当年的金戈铁马、慷慨悲歌。特别是在1979年开战后发表社论《奋起还击，保卫边疆》的《人民日报》，对战后英烈关怀的缺位和失语，是中国第一大报的严重失职!
好在还有一些零星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偶尔露面，从侧面告诉读者，当年的英雄和亲属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市场经济的阴影中挣扎和喘息。
2001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交警与特困生》，写的是安徽六安市独山镇长生桥村小伙子杨志伦考上省级重点中学，却付不起每学期五六百元的学杂费，勉强读到第二学期，被迫选择退学。他的父亲在1979年对越战争中负伤致残，拖着残躯在一家建筑工地烧饭，母亲在黄土地里刨食，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家里的油盐柴米都快不够了，到哪儿弄钱供小杨读书呢?
六安市交警一大队的叔叔、阿姨们闻讯，受到“强烈的震撼”，决定由车管所民警与杨志伦签订助学协议，提供小杨在高中的学杂费，直到考取大学。小杨高考被安徽大学录取后，民警们兴高采烈地开着车，沿着崎岖山路驶到杨家，送来助孩子入学的捐款，整个山村沸腾了!
这篇《交警与特困生》，与其说是一篇交警助人为乐的表扬稿，不如说是一篇越战老兵余生的凄凉写照。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亲属接获部队讣告却迟迟没有现身，原来梁三喜70岁的老母亲和妻子为了节省车票钱，抱着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从160华里以外的火车站翻山越岭徒步走过来。路上走了4天，吃的是随身带的地瓜干煎饼!
不幸的是，“小说家言”再次一语成谶。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提到麻栗坡的一首诗，应该源自八九十年代之交麻栗坡的真实见闻。诗人周宝莹纪实性诗歌《相会》，说起烈士母亲好几年想来扫墓却没有盘缠——
“那些人当年为你披红戴花后，在家门贴一幅‘光荣人家’红纸，前年又换成‘烈士之家’金匾，却不肯给予一块或一毛乃至半个硬币的情感和良心……”
《人民日报》在1990年大声呵斥：
“……背叛!背叛!除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黑了心的总是极少数，诗人的诗行却是警钟：忘记他们就是背叛!”
《人民日报》上表达的担忧与呵斥，又过了十几年依然无人闻问。据媒体报道，麻粟坡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介绍说，有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从来没有来祭扫过，原因大多数是没有路费，有些家属来了却没有了回去的路费。
从2004年起，一段《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的视频帖在军旅同心网站、天涯社区等网络论坛转帖流传。35207部队58分队汉族烈士赵占英1984年在中越边境的后续冲突中死于越军炮火，大腿及屁股全部炸掉，年仅19岁;在网友“老山之眸”拍摄的这段录像中，烈士母亲在儿子牺牲整整20年后，2004年4月在侄子侄媳陪同下，从云南昆明附近的嵩明县终于来到麻栗坡祭奠。
嵩明县和麻栗坡都在云南省内，相距不算太远，但这位母亲竟然等了整整20年!靠了当地政府近年来专门拨付给烈士家属的一笔祭奠费用，才得以到边境为儿子上香!发帖人无限酸楚地写道：
“比起那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赵占英的母亲算是‘幸运’的，但这20年后的‘幸运’里包含着的是怎么样的辛酸?作为军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那怕是战死沙场，我觉得那是军人的本份和义务，但作为国家，政府照顾烈士的亲属也是它义不容辞的义务。那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我想肯定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要不然我怎么也无法想像，养了十八年的儿子静静地躺在烈士陵园里几十年而不去看他一眼，如果烈士泉下有知，不知他又该做何想?”
《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被网友制作成歌曲MV，竟然多达十几个版本，泪湿互联网!有网友转帖时忍不住质问：
《母亲无路费去看长眠地下的儿子，尴尬了谁?》
另有网友发帖说，赵占英一个幸存的战友从网上知道这个消息后，千辛万苦找到烈士家乡，站在这位老母亲家门口惊呆了：她家里除了一口破锅、一个土炕、一堆棉花套子，别无长物。如果英雄在世，只要他有一份普通的生存能力、普通的孝心，老母亲的晚年也不至于如此艰难困苦。
这是佚名网友为赵占英母子写的一首诗：
“妈妈，20年，
我知道你好难，好难，
我不怪你，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妈妈，你空手来的，
没有任何祭品，
我不怪你，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妈妈，我明白，
你还没有吃饭，
可惜我不能为你尽孝，
只能望着你无言。
妈妈，
你的哭声是那样辛酸，
我明白你嫌自己来得太晚，
妈妈，
你在我头上的拍打是那样的无奈，
我明白你在追问为什么要20年?
妈妈，
为了千万个另外的妈妈，
我和你都作出了无悔的奉献。
妈妈，
在你的身后，
是飞速发展的喧闹，
是灯红酒绿的金宵，
是耸入云端的豪华，
但是，
你感受到了什么，妈妈?
我不求再有什么额外的照料，
一声‘烈士’已经足够，
我只求下个清明，
我的妈妈，
能够再来抚摸我的墓碑，
因为我的妈妈，
没有剩下多少20年!”
与这些热血青年当年的慷慨献身相比，早已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到2008年热议该不该“抄底华尔街”的中国社会，奢侈品消费超过美国、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社会，近30年来，在“飞速发展的喧闹”、“灯红酒绿的金宵”和“耸入云端的豪华”中，对这场尸横遍野的南疆血战是不是过于冷漠，对这些民族英雄们的报答是不是严重不成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