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快放人”
胡绩伟和胡耀邦从“文革”末年协和医院候诊长椅上的沟通对话，耀邦卧室加深的相知相契，到1977年下半年开始发力，党报正式传出“二胡”悠扬激越的旋律。
“二胡”合奏的第一乐章，就是推动平反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与人民日报这块党内必争之地不同，中央党校本是一个比较超脱的地方。胡耀邦到党校主持工作后，在西郊一隅眺望全国，眼看几十年政治运动伤亡惨重，党内人才凋零，全社会万马齐喑，冤狱遍布国中。此时已有48年党龄的胡耀邦，对这个经济上濒临崩溃、政治上濒临破产的党忧心如焚。
党内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经过任何全国人大罢免和法律批捕手续，就失去人身自由。在刘少奇最后的岁月里，他光着身子裹在棉被里被从北京押解到开封，不到一个月孤零零死在那里。尸体装在一辆戛斯69吉普车里送往火葬场，小腿和脚露在车厢外，嘴巴和鼻子变形，下颌一片淤血，白发足有一尺长。
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只因给党主席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一些不同看法，遭撤职查办，“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断两根肋骨、打伤肺部、当场昏迷。1967年在北师大彭德怀与妻子浦安修同时被批斗，直到7年后死去夫妻再也没能见上一面。1974年，监禁中的彭德怀直肠癌到了晚期。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记载了这个不忍卒读的场面：
“他在牢房里踱来踱去，常常自言自语，嘴唇不住地颤抖。有时他坐在床上，静静地出神，有时他挥舞着双手唱歌发笑，有时突然火山爆发，高喊吼叫，把牢房都震得嗡嗡响……”
彭德怀对获准探监的唯一亲人、侄女悲愤地表示：
“我留着这条命，就是尽我这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一份责任!”
明知此生无望，彭总还是割舍不下对党的一份留恋，他对伏身痛哭的侄女说：
“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我们这个党呀……”
“文革”前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文革”一来第一个被整肃，愤然跳下3楼以死抗议，摔断双腿、肋骨骨折，还被装在箩筐里到处批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3万人的批斗大会上，箩筐里的罗瑞卿看见妻子郝治平被人撕扯着头发押上主席台，对着造反派的照相机低下了头，大将怒目圆睁，对妻子大吼一声：
“抬起头来，让他们照!”
“文革”前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文革”中成为“61人叛徒集团”的代表人物。经周恩来安排，薄一波到广州疗养避祸。李富春副总理眼看北京“中央文革”支持红卫兵抄家揪斗不可一世，急忙拍电报警告他“千万不要回北京”。没想到，北京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南下，还是在广州疗养院找到了薄一波，冲过去把这位65岁的副总理推倒在地。情急之下，薄一波连呼：
“董老，董老!”
住在隔壁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拄着拐杖赶过来，从薄一波手里接过他保存的中央内部文件，一句话也不好说，掉头就走，为他亲手参与创建的这个党沦落到这番境地而老泪纵横。
薄一波匆忙中看了妻子胡明一眼，就被推上汽车，解来北京。一年后，胡明在押解回京的火车上自杀身亡，3个孩子锒铛入狱，其中包括现在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在狱中从18岁长到23岁。
还有更多无权无势的普通中国人，更早地陷入更悲惨的境地。1957年，《新湖南报》编辑黄德瑜被打成“右派”，在一次批斗会后万念俱灰，安排妻儿出门走亲戚。真是神差鬼使，小儿选儿忽然为了什么事儿返回家里，只见爸爸坐在桌前，没有开电灯，记不清是在写什么还是在发呆。黄德瑜招呼选儿到身边，用右手上下抚摸选儿后脑勺，什么也没讲。选儿年幼没意识到什么，匆匆出门去追母亲。第二天母子回到报社宿舍，黄德瑜不见了，皮鞋留在床前。抽屉里留下一张纸条，选儿长大后还清楚地记得里面的一句话：
“你母子以后相依为命……”
据熟人回忆，黄德瑜离开报社大院时只穿着短裤和拖鞋，那年他33岁。这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不堪其辱，也不堪重负，终于选择了离家出走，人间蒸发。直到“文革”后为“右派”改正，他依然杳无音信，是死是活，苍天无语。
没了父亲，选儿一度被寄养在农民家里，高中毕业后学校的政审意见是——
“此生高考应不予录取。”
这是比政要权贵的大起大落更悲凉而无声的命运。
人民日报记者林晰在1966年8月“文革”高潮期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同卫戍区战士一道采访北京郊区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杀人事件。林晰回忆说：
“沿途路过的京郊农村，灯火通明，据说是在批斗地富分子，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了，只见上百名农民拿着棍棒和农具站在村口，不许我们进村。当说明来意，要求会见村长时，一位农民厉声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今天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
经过相当长时间交涉，我们才被允许进到村政府办公室。此时，我发现在座的人眼睛血红，有的人直视且发愣，双眼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些人的异样，显然是杀人杀红了眼。”
原来，这个村在头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具体作法是，那天晚上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间屋子里开会(包括从天津、北京临时召回的地富子女，他们在外面都有工作或经商)，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乱棍乱刀砍杀，现场一片惨叫声。尸体统统埋在村后的沙滩地里。
在“阶级仇恨”的煽动下，大兴县13个公社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几天内集体处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家被杀绝户。后来据遇罗文调查，一对祖孙俩被扬土活埋时，怀中的小孙孙抱怨说：
“奶奶，迷眼。”
无望的老人安慰说：
“一会儿就不迷了……”
这是惨绝人寰、天地凝固的一刻。一个自古信奉“和为贵”的民族，首都近郊，怎么会忽然变成了野蛮部落?苍天有眼，也是欲哭无泪。当晚林晰回到卫戍区，执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立即送交中央。林晰同卫戍区带队的处长认为，这种作法至少是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党的政策;同行的一位年轻记者却说这属于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林晰和处长也不敢同他进行辩论，但调查报告交上去后未曾听到处理此事的下文。
他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是，公安部长谢富治听完汇报，轻描淡写地表态说：
“杀了就杀了。不要追究了。没有被杀的，就不要杀了。”
作为记者，林晰只能暗暗感叹媒体的无力和悲哀：
“大兴县发生的这件事，在整个‘文革’中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毫无下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也无人敢于提出来查个水落石出。然而，这件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头!”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恢复职务。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大量冤案还没有平反，被迫害至死的、苟活人世的、牵连亲友的不计其数。就在胡耀邦主政的中央党校，后来予以销毁的“诬陷不实”材料竟重达360斤!当时的中国，用胡耀邦后来的话说——
“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
1977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人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叶剑英副主席一年后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了一个大概数字：
“‘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据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披露：
十年“文革”中，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17.5%;副部长、副省长以上被立案审查的，占副部级、副省级以上干部总数的75%。
“反右”运动中，公职人员被打成“右派”至少55.28万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的5.8%。这还不包括未进入公职人员序列的大学生、中学生、私营工商界人士、民主党派成员。以每个人牵连10人计，不下600万人从1957年到1979年受尽歧视。
解放以来，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中国人3000万，连带他们的亲属朋友约2亿人，成了“难以信任的人”。
在如此众多的公民和执政党成员辗转沟壑的时候，少数人还在强词夺理地强化专政机器和独裁理念。1968年3月，“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对8个专案组发表讲话，以上海滩女演员煞有介事的豪气宣示：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个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爷请他吃烧酒!”
“文革”中毛泽东路过河南，问起他的“老朋友”、地委书记纪登奎挨斗了没有。纪登奎说挨过“喷气式”批斗，毛泽东一听乐了，比划了一个喷气式，弯下腰，把两手举到背后，满堂陪笑。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讲述“文革”众多冤案的时候，耐人寻味地引用了两首毛泽东词语，探究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冷眼向洋看世界……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对于西方媒体与纳粹和波尔布特所作所为并称为20世纪三大“人祸”的“文化大革命”，这位美国老牌记者不动声色地写道：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乱’滚滚而来。毛亲自掌舵。他以冷峻的目光紧盯住自己的目标——他的老战友，那些‘害人虫’，拿朱德的话来说，那些在长征中和他同吃一碗饭的人……”
“文革”结束后，信奉法家暴政的“四人帮”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另一个深藏不露的“迫害狂”康生还继续享有骨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哀荣，但他的阴魂开始不得安生。不断有一些惨遭迫害的干部家属乘工作人员不备，悄悄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盒上愤然打上一个一个×，有的还往上面吐口水。
然而，在中南海，“康办”余部、当年“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身边人，还在把持中组部和中央专案组，继续一条“扫除一切害人虫”、四面为敌的匹夫政策。据中央党校教员沈宝祥回忆，胡耀邦曾经着急地说：
“光揭批‘四人帮’，怎么不放人啊!要赶快把人放出来啊!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啊?”
在“中办”、“康办”势力如泰山压顶的情况下，胡耀邦挺身而出，决心解万民于倒悬。他从中央党校发声，以人民日报为杠杆，发动了一场对历次政治运动冤狱苦主的大解救。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猛攻继承康生遗风的组织部门，因为在当时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下，组织部门可以任意定夺广大干部、党员、公职人员的毁誉与生死。胡耀邦试图从组织部门和干部政策、人才政策入手，努力唤醒党的良知，恢复社会公正，重整中南海的权力基础和社会资源。
石破天惊
这年7月，胡耀邦把教研室的杨逢春、叶杨、陈中3位中青年教员请到办公室。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耀邦用两个半天的时间，谈了自己的思路：
“父亲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倾主义猖獗，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和人才谈起，直谈到党要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就必须彻底改变目前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将受迫害的同志解放出来，恢复他们的名誉和工作。”
胡耀邦布置杨逢春等人写一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胡耀邦与胡绩伟商定，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出这篇文章。胡耀邦动情地说：
“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初稿出来后，胡耀邦与作者字斟句酌，后期人民日报编辑也参与进来，前后修改多达17次，既把道理说透彻，又“洗磨可能刺人的棱角，以便减少不应有的麻烦”(李庄语)。为安全起见，文章引用党主席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
“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客观地说，“十一大”为老干部说了不少公道话，否定了“四人帮”关于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在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的荒唐判断。但华国锋不肯鲜明地提出“冤假错案”的问题，不敢正视“诬蔑不实之词”不限于“四人帮”的历史真相。相反，华国锋还要求受过审查的干部“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经过长期政治运动的非人折磨，人们已经不能容忍这种貌似折中的强盗逻辑、犬儒哲学。
胡耀邦布置的这篇文章，义正词严地谴责多年政治运动“视干部的政治生命为草芥”，反映出党内健康力量对党的历史的道德内疚和深刻反省：
“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残酷迫害干部的罪行，
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干部审查工作中玩弄了很多花招，搞了很多阴谋：以莫须有的罪名，借故设立专案，把审查对象当作敌人来搞，并美其名曰‘有敌情观念’;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搞逼供信，甚至伪造证据;在干部的档案中随便塞放虚假材料，害了干部本人，也害了干部亲属子女。有些干部的问题已经查清，还故意刁难，不作结论，长期挂起来，不予解放。”
文章大声疾呼党的干部政策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要赶紧落实，批评在这个问题上“工作很不得力”。胡绩伟把报社拼好的版样送给胡耀邦，耀邦说：
“再等一等。”
胡耀邦以敏锐的政局洞察力和惊人的耐心捕捉战机，胡绩伟回忆说：
“一天一天地等，一月一月地等，等到1977年10月7日这一天，为了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耀邦同志才下决心登出这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10月6日下午，人民日报“编前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明天发表，如有风险，集体承担。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更是当仁不让地表示：
“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我一个人写检讨。”
10月7日，千百万中国人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这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心潮起伏，百感交集。一个月内，一万多封读者来信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向报社，表达对这篇文章的支持和感激之情。
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视怀疑人、整人为组织的使命，整人有理、挨整的有罪几乎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胡耀邦石破天惊般大呼一声：整人无理，整人有罪!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高扬人道价值，痛切陈词要尊重党员、尊重干部、尊重人，要求把这个被颠倒的“大是大非”纠正过来。这体现了现代政治家的人道关怀，更需要老革命不惧权贵的大智大勇。
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给人民日报发来的长篇电报中说：
“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大大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众多老干部、普通党员、普通公民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真切地感受到党内健康力量拨乱反正、改革政治体制的勇气和崛起的努力。从这一天起，党心、民心通过人民日报，向胡耀邦、邓小平为代表的、正在奋力主导政局的改革力量靠拢、聚集。
然而，也有一些人很不高兴。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文章见报那天大清早，中组部长郭玉峰从电台里听到文章摘要，恨恨地说：
“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
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
“大毒草，大毒草!”
郭玉峰还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汪东兴副主席看过这篇文章，认为是一篇错误文章——
“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
很多省市对党内和民间落实干部政策的呼声充耳不闻，顶着不办。
“前任首长”
中组部大院内，以老干部党支部为核心，“文革”前的老干部们纷纷给冥顽不化的郭部长贴出大字报提意见。大字报贴了被揭掉，揭了再贴，群情激愤，愈演愈烈。大字报扬言：
“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把一捆一捆被揭下来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受到刚刚出任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的秦川热情接待。
秦川本人就是冤假错案的早期受难者，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赶上全国性的大饥荒，瘦得只剩96斤。康生恶狠狠地说过：“10个钱伟长也不换一个秦川”。1964年，秦川被允许离开中宣部“自谋出路”，打电话向新组建的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谷牧求援，谷牧当场敲定，让秦川到政治部当宣传部部长。康生闻讯，赶到谷牧处质问：“为什么要收留秦川?!”
秦川“文革”后通过在耀邦家申诉冤情的那次谈话，与胡耀邦废止党内整人制度的思路产生了强烈共鸣。当时，胡耀邦一边请秦川喝光夫人李昭烹饪的一碗甲鱼汤，一边愤然断言：
“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净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到人民日报后，秦川就催促读者来信部和国内政治部，加班处理这篇文章的读者来信，编成《情况汇编》，报送中央。收到中组部老干部的大字报，秦川与胡绩伟和另一位副总编安岗一道，嘱咐国内政治部主任王泽民，以人民日报党委的名义，整理成一篇1万多字的内参，在《情况汇编》刊登，并专送叶剑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一份。内参的题目就起得很不寻常，人民日报社自身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却敢于以轻蔑的笔调揭露一个现任中央委员兼中组部长——
《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
胡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听了秦川带领报社编辑前来做的汇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新华社著名“右派”戴煌深情地说，这句话——
“就是胡耀邦为解救亿万人跳出苦海，统率中国共产党内一群慷慨悲歌之士，奋勇冲向‘两个凡是’堡垒时的大声呐喊。”
这天晚上，胡耀邦约请中央党校的文章作者杨逢春等人与人民日报几位同志到家里来座谈。据满妹回忆，胡耀邦听了外界对文章的反应，朗声笑道：
“这不奇怪，自从我们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简直是12级台风。”
耀邦充满自信地策划部署下一波宣传攻势：
“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
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胡耀邦拟出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要求直接挑明落实干部政策的障碍，在于“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有些组织部门”。客人告辞时，胡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话勉励党校同事，也勉励人民日报：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一个星期后，杨逢春把文章写出来，胡耀邦逐字逐句审阅，与他一道修改到深夜。人民日报这次胆子更大，11月27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出。文章直言不讳地批评组织部门“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拖延给干部作出审查结论和分配工作，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属于“帮气很重”。
经与中央党校商量，第二篇文章作者署名为“本报评论员”，表明了人民日报奋不顾身铁了心追随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大无畏地挑战中组部长和他背后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他们的“前任首长”。
这是第二篇文章引起最大争议的段落：
“有的地区和单位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认为错误结论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为了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明明弄错了，也不下决心予以纠正，对那些不实之词和虚假材料也不肯推翻。这种做法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做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领导机关的威信，或者‘前任首长’的威信，决不是靠文过饰非所能建立起来的。”
文章见报后，有人勃然大怒，质问人民日报：
“‘前任首长’说的是谁?!”
人民日报拒绝作出解释。
人民日报还在第二版，同时发表5封读者来信《不能无动于衷》、《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等，揭露说：
“有的单位还由‘四人帮’安插的黑钉子把持着组织人事部门，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阻力还很大。
有些同志的错误的结论是当时的所谓‘组织’作出的，可是今天这些组织还是由原来的那些人所掌握，他们那会痛痛快快重新作出结论呢?”
汪东兴副主席看到人民日报的评论，还是不改其自居正统、指手画脚的习惯，指责人民日报和胡耀邦说：
“对干部问题的批评，只讲了一面，只凭感情，不凭党性，好像有股气，要利用文章来出气。”
但这位“文革”和毛泽东的卫道士已是螳臂当车。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表示：
“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
12月10日，郭玉峰灰溜溜地离开中组部。在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举荐下，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长。
“两个不管”
1978年1月，中组部收到的诉苦信就装了六个麻包。各地直接写给胡耀邦部长要求平反的信，有时一天多达500封。每天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中组部迅速转变为胡耀邦所要求的“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连胡耀邦夫人李昭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局，最多的时候每天也能收到近300封告状信，不少寄信人李昭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李昭都不在乎，尽快把信件分门别类转呈有关单位。
人民日报紧锣密鼓配合胡耀邦整顿全国组织系统。1978年1月，针对辽宁铁岭地委、广西百色地委整顿改造组织工作的典型报道，两次发表评论《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两篇评论要求组织部门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党性强、公道、正派的同志手中，要“使一切受到“四人帮”打击、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真正获得解放”，积案“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不能对干部的疾苦漠然置之。
山东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去“走资派”帽子，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新闻，人民日报却郑重其事地配发评论员文章，为的是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给全党发出拨乱反正的有力信号。
新华社长篇通讯反映中共宁夏自治区委员会认真清理审干遗留问题，人民日报在头版浓墨重彩标出3行通栏标题：
坚决推倒林彪、“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各种措施
宁夏区党委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1978年6月，汪东兴对胡耀邦这样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耀邦说：
“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
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
“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然而，汪东兴的助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在会议文件中删掉了胡耀邦的这句话。人民日报就把“两个不管”的精神塞进11月15日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帮助把耀邦讲话精神传布全党、全国：
“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评论员文章直接以毛泽东批过的一份错误文件为例，表示：
“如果我们明知文件有错也不予澄清，不加纠正……这决不是维护毛主席的旗帜，而只能是相反。”
“决不能划一条杠杠：下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可以纠正;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文章刊出后，一个电话打进人民日报，开口就要求找报社“负责人”接听。电话转到李庄办公室，来电问道：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这文章你看过吗?”
李庄如实回答：
“我签发的，当然看过。”
来电说：
“你也是个老同志吧，你同意文章的观点吗?”
李庄说：
“正因为我也算个老干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观点。”
来电提高了声调：
“文章里说的‘领导干部’，包不包括毛主席?”
李庄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里自己也不甘示弱地提高声调回答;
“你认为毛主席如果批错案子就不应该平反吗?”
来电突然挂断，显然是气坏了。
“右派”诗人邵燕祥回望70年代末这场围绕冤假错案的大辩论，无限感慨地说：
“当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后来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不会像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能够在‘平反’这两个字后面读到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
中国有幸，从走过长征的一代老革命中，在为人民的肚皮“鼓与呼”的彭德怀之后，又出了一个为人民的自由和尊严“鼓与呼”的胡耀邦。有这样“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领导人坐镇中组部，迅速揭开了中国史上、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曲折坎坷历史的苦难结晶和艰难自赎。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路过浏阳，毛泽东在文家市学校草坪上对红军战士鼓动说：
“小石头总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
当时12岁的胡耀邦和表哥杨勇一道，爬到学校围墙上观看毛泽东的演说。2年后胡耀邦加入共产党，次年又参加了红军。文家市学校草坪上的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围墙上这个不起眼的“小石头”在他身后，凝聚党心民意，砸碎了他精心打造的阶级斗争这只“大水缸”。
“平反了堆积如山的冤案，洗雪了漫山遍野的冤魂。胡耀邦同志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他的声望比‘包青天’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