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了解中国冶金工业历史的人，都会明白宋必达三个字的分量。
我的父亲宋必达首倡“两参一改三结合”，创立举世闻名的《鞍钢宪法》，参加我国酒钢，包钢等特大企业的筹建，解决南京江桥裂纹，马钢轮箍白点等课题，是冶金工业著名专家。
当代的青年关于《鞍钢宪法》的了解大都来自网上崔之元先生那篇《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和高华先生《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的文章，而我清楚地记得幼年时父亲工厂大墙上写有“《鞍钢宪法》万岁”，“两参一改三结合” 标语的字迹。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段历史呢？
生于穷苦
我的父亲宋必达生于1925年1月25日，那天正好是春节，卒于1991年6月17日，那天正好是端午节。能追随诗人屈原而去，也算是父亲一生坎坷的遭遇感动了上苍吧。
1925年1月25日，父亲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宋家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贫，却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无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要送去读书。爷爷当年是卖掉了六亩肥田和奶奶的嫁妆送爸爸和叔叔去读书的。
上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饱受国内战乱和日本侵略的痛苦。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是很难理解“民不聊生”这四个字的含义的。当活命成为人的惟一愿望的时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
1948年，我们家乡来了“八路”，这是当时东北百姓对民主联军的通俗称呼，此前父亲的中学同学刘云光就已经向他宣传过很多共产党的主张，而这个刘云光实际上是解放后第一任鞍山市委书记刘云鹤的胞弟。当时辽沈战役还没有结束，很多人对国民党还心存顾虑，父亲是瞒着家人去鞍山“读书”的。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学业优异，一读就是五年。
1953年，父亲从东北工学院毕业，来到了鞍钢。
重振鞍钢
日本人离开鞍钢时留下一句著名的预言：“三十年后，你们要在这里种高粱！”
解放初期的中国冶金工业，是一个日本人留下的烂摊子。日伪时期鞍钢的技术工作几乎全都由日本人把持，以至于很多日本人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才陆续遣返回国。而中国在冶金工业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几乎为零。可以参考的只能是老工人的经验和少量残缺不全的日伪时期的资料。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到鞍钢的。
他担任鞍钢第一初轧厂值班技术员兼值班工长。150万吨的生产能力，几乎就是中国的全部钢产量。
天性善良的他和工人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受尽日本人欺凌的老工人对这个待人和气的年轻“干部”也很喜欢。很快，他和工人们成了朋友，生产中有了什么问题工人们也愿意和他商量，一起来想办法解决。
我们国家很多技术规程、规范、标准，一些钢种(如AP1即鞍钢1号平炉钢的意思)都是父亲他们那时搞出来的。
1956年，随着“156项”的引进，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父亲被调任鞍钢第二初轧厂的筹建工作。出色完成了从基础施工到安装调试开工生产的全过程，赢得了上级领导的满意和苏联专家的高度赞扬和尊敬。
作为一个受党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父亲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党的无限热爱把全部精力都投身到工作中去。
这时候，很多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随同专家回来的是一批到过苏联学习的干部。同时也带回了苏联“三大件”——皮夹克，波罗的海收音机和俄国老婆。不知不觉中，当初那些穿着破棉袄，腰系麻绳的“进城干部”也渐渐地洋气起来，随着“一长制”的推行，领导干部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变得难以沟通了。
应当客观公正地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苏联对中国的帮助是很大的，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尤其是在重工业方面。但同时，由于当时实行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的集权化管理方式也被同时引进到了中国。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坏的，而在当时，苏联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是没有人敢于提出半点怀疑的。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是不会不意识到这些的。
破土而出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广大基层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开始对社会上盛行的长官意志，一言堂，不尊重科学，浮夸蛮干等官僚主义行为产生反感，尤其对苏联式“一长制”极为不满，迫切需要一种人性化、科学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取而代之。《鞍钢宪法》的尝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50年代的钢铁生产工艺是高炉——平炉——初轧——精轧的流程，鞍钢生产是由十座高炉炼出铁水，运到三个炼钢厂的几十座平炉中炼成钢，经过铸锭后运到两个初轧厂的两台初轧机中开坯，然后送到几十个精轧厂制成丝、板、管、带和各种型材发往全国各地。也就是说，鞍钢除生铁，焦炭外的全部产品，都必须经过初轧。
前面已经说过，一初轧厂是日本留下的德国克鲁伯轧机，年产150万吨，二初轧厂是苏联乌拉尔重型厂1150轧机，年产180万吨。解决初轧机产能不足的问题，成为提高鞍钢产量的瓶颈。解决这个瓶颈的就是初轧机超压下实验。
1959年，计划中的“大酒钢”下马，父亲从酒泉回到鞍钢。在二初轧厂搞起了“技术表演赛”和“联合表演赛”，他率先提出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形式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联合攻关，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把“人”的因素与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结合起来，立足技术革新为突破口，通盘考虑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领导干部的参与支持，是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的。这是大工业生产对各部门协调的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管理体制的必然。同时，离开工人的参与和积极性的发挥，任何好的想法都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旦得到发挥，会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来。”这是父亲的一句名言。
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在技术进步中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今时代的任何社会进步都是由技术进步为手段所发起和推动的。
前苏联马格尼沃托尔斯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是俄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对工厂的管理有一套完整的规程、规范，甚至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这就是著名的《马钢宪法》。鞍钢当时实行的就是这套苏联标准。
苏联的管理规程是很严格的，对轧机的压下量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对压下规程的修改要冒很大的风险，作出了成绩却鲜为人知，可是如果出了事故，将意味着必须负法律和政治责任。
父亲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一年他34岁。
应当指出的是，苏联的《马钢宪法》是建立在“专家治厂”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是对专家权威的肯定，而当时我们国家的现状是奉行“政治挂帅”，这就注定了“瞎指挥”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马钢宪法》还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使用空间的话，那么把苏联的僵化管理同官僚主义结合后的所谓苏联模式，则完全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非常难得的是，当时二初轧厂的孟厂长对初轧机超压下实验非常支持，这是一位解放前经常领着工友到鞍钢大白楼闹罢工的老工人，虽说没有什么文化，却对工厂十分了解，是一个十分正直的老人，对这个年轻人十分重用和信任。“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吧，出了事我来担着。”正是有了这样的干部参与，才使得初轧机超压下实验有了前提和成功的可能。
二初轧的实验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关注，父亲甚至接到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询问电话??
初轧机超压下实验终于结出了果实，这便是双锭轧制和七双经验。初轧机的产量几近翻番地增长，达到年产320万吨。鞍钢钢产量逼近700万吨，此后将近30年再没有重大突破。
经验推广到鞍钢全公司，各厂纷纷响应，一场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开展起来。
这就是鞍钢“双革”(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由来。
后世诠释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现在看来，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批示是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的。1960年，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经接近公开化，《鞍钢宪法》是对苏联的《马钢宪法》的否定,也就是对苏联权威的否定。用意当然不言而喻。
四十多年过去了，《鞍钢宪法》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渐渐认识到了它的价值。而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
按一些学者的看法，《鞍钢宪法》具有经济民主的倾向，而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当时政治民主的诉求在特定的经济空间里的释放。《鞍钢宪法》的实质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对企业管理权的要求。也是对人(主要是工人的创造力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推动力)的价值的肯定。
然而当时这种倾向只能置于某些框架之内，经过包装的“《鞍钢宪法》”，终于以“在某路线指导下的革命运动”的面目推向了全国，离开了“管理权” 和“人的价值”这个核心，《鞍钢宪法》也就注定了它只开花不结果的命运??
《鞍钢宪法》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以毛泽东批示为分界，《鞍钢宪法》可以分为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由工人自发形成的《鞍钢宪法》实践和后期由领袖发动的《鞍钢宪法》运动。前者是用技术手段谋求技术进步和群众自发性的，对民主化管理的探索，后者则是以群众运动为形式的，旨在贯彻某种政治理念和为政治服务的一场运动。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当代学者中会有一部分人认为《鞍钢宪法》具有“积极价值”，而另一部分人认为《鞍钢宪法》是又一场劳民伤财的政治运动的原因。
惨遭迫害
60年代，父亲的事业达到了顶峰，时任鞍钢生产处处长也是我国钢铁工业著名的老专家杨树棠老先生对父亲极为器重，三年困难时期，他协助杨老处理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整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定岗定员，清退农村进城人员等，后来被收入“工业六十条”，成为当时国家方针。
60年代中期，他成为我国冶金工业最年轻的专家之一，成功解决了南京江桥裂纹，马钢轮箍白点等课题，受到冶金部领导高度重视。并且组织技术工作队研究试验解决型钢联轧，薄板氧化等课题，鞍钢科技水平已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行列。
1966年是父亲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年，那一年他作为冶金部低合金钢专家组成员赴重庆开展推广建筑用低合金钢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当时的很多工作至今仍为我国建筑行业广泛采用。然而，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正直的个性决定了他注定的悲剧命运。
父亲是一个从骨子里就反叛权威的人，他的思想从不愿意受到任何羁绊。父亲的生命从此跌入深渊，遭受整整长达14年的残酷迫害，直到1980年获得平反。
文革后期，父亲的身体垮了下来，虽然他还在坚持看书，学习英文和德文，下放农村期间还帮助当地建起过一座小轧钢厂，更多的时间则是在沉思和无眠中度过。而他那颗破碎的心脏却开始恶化起来。
多年后，我从所在的大学毕业回到家里，手里攥着一纸到一家钢铁厂报到的通知：“爸爸：我要像您一样做人。”老人听到儿子的话，一句话也没说，一行老泪从眼角滚落了下来。
来源: 《小康》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