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改革成本，实则是由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来承担的，谁也无可逃遁。那么，由此而观，任何改革，如何发现社会共识，明晰改革成本，选择适当道路，并且形成社会共识，才是根本所在。
1988年，戈尔巴乔夫完成了他的名为“新思维”的国家改革战略，对于苏联的未来，他信心满怀：“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大船多年来一直系在同一码头，如今已经起航，要去做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由戈尔巴乔夫掌舵的这艘“苏联号”大船，航行的目标是什么？民主化。
民主，是一种价值目标。而价值目标，是无法讨论“价值”本身的高低与优劣的。但它对应于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则实为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所以，观察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的改革，我们需要回到历史本身。这样，才是公允的。
戈尔巴乔夫确立的改革战略，当然是基于苏联国情的选择，只是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最初时候，戈尔巴乔夫1985年就任苏共总书记之时，破解苏联困境的选择并非政治改革而是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接近3年时间，高度发育并充分成熟的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可供改革，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才转变方式，由经济而政治，更准确的说法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以政治改革为主导，由此确立。经常，我们会失去对这一转折的注意。在确定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之际，事实上，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极具挑战的“市场化”与“民主化”双重改革。
民主是政治改革的一种方向，而对应具体的政治改革，它当然是一种利益关系调整，尤其是权力关系的再造。戈尔巴乔夫选择的措施是：将原由苏共中央控制的国家权力，转移至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最高苏维埃。“民主”，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萌发。
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精妙的制度变迁路径设计。只是，任何制度更张皆有成本。苏联的国家认同，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国家意识形态认同，亦即社会主义认同；其二为民族认同。苏共权力的瓦解，出乎设计者意料的是国家认同的倾斜，即意识形态认同迅速下降，民族认同迅速上升。传统由国家机关强力控制的民族问题，在苏联改革之际，成为更困扰这个国家的问题来源，而它又快速导向了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方向。
至此，我们回望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改革，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异常复杂。在经济、政治双重改革压力下，更为急迫的民族问题上升为决定性因素。
国家的制度变迁，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制度变迁，当然需要付出代价，代价的大小，总是可以讨论的。1999年，叶利钦任俄罗斯总统的最后一年，他面临第二次弹劾，在国家杜马所列5项罪名里，排第一位的就是：毁灭苏联。
当然，乐观来看，苏联的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独立，这在一般意义上也是这些国家新的开始。比如俄罗斯，在它力促苏联解体完成自身的独立之后，同样将面临原苏联的政治、经济与民族问题的挑战。并非一经独立，所有问题就烟消云散。只不过，1993年，在确定俄罗斯究竟是“总统制”民主国家，还是“议会制”共和国家之争时，军队最终又成为解决争端的唯一利器。最终达成民主制度，也不是以民主的方式，而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
关注苏联以及俄罗斯改革，对于中国媒体，实则有着这样的意味。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差不多同时进行了各自国家的改革，只是彼此的路径选择迥异，中国以经济改革为导向，而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体。双方研究对方，互为借鉴，自是正道。那么，在这种对比里，我们该持什么态度？任何改革皆有成本，无论中国与苏联，没有例外。只是成本大小，以及由谁来支付，才是我们需要重视之处。
回到苏联以及俄罗斯民主化改革的历史过程之中，所谓改革成本，实则是由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来承担的，谁也无可逃遁。那么，由此而观，任何改革，如何发现社会共识，明晰改革成本，选择适当道路，并且形成社会共识，才是根本所在。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