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苏联失败的原因，总会有多种视角。诸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社会的、政治家的、综合的等多种原因。这些原因，按着逻辑可以排个序，作者认为哪个重要哪个就重要，哪个重要放在首位，不重要的或提或不提。能进行分析和概括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政治家，另一种是知识阶层、知识分子、思想家。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观念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负有传播知识的重要使命，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知识阶层或知识分子。在专制权力下，知识分子往往命运乖蹇，或成为权力的工具，或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掌握权力的人，也会掌握知识分子，他会让掌握知识的知识阶层为权力服务。
知识分子总是在社会中处于尴尬的地位，柏拉图给知识分子定位很高，让哲学王管理国家，不过，一般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混口饭吃，成为哲学王的可能性很小。还有人讥讽哲学王式的知识分子，说这种知识分子管不了国家，因为太聪明，聪明的人总是停留在自己制造的体系当中，而普通人只是需要自己的生活。但无论如何，自柏拉图以降，知识分子的工具性作用就暴露无疑。再就是中国，虽然没有哲学王的学说，但内圣外王，立德、立言、立功的三级跳，也把知识分子搞得如吸了大烟土，自我陶醉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也有状元、榜眼、探花、举人、秀才在那候着，读书做官也是知识分子的终生追求，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工具，活着根本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权力而活，修身齐家是手段，治国平天下才是目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文人的理想，但依附于权力，再美好的理想也终归是理想，为五斗米折腰的事，知识分子常干。无自由的知识分子，不做屈原跳江，就如孔子般让人家权力追赶得屁滚尿流。
一般说来，文明的冲突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的冲突。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置身于其中，才能把文化参悟透。置身于其外，想把这个国家的文化说清楚，总是不靠谱的事。比如中国人说美国文化，无论如何，所谓地学贯东西，谈美国文化也如隔靴挠痒。看看那些到了美国的人，在美国住了几十年，研究美国文化的人还是比较少，研究中国文化的人还是比较多。因为他们越是知道美国文化，越是说不清美国文化，越是在美国，似乎越有能力说清中国的文化，因为美国给中国人了解中国增加了一个坐标，一个参照物，这个参照物，让中国人看清了自己的面目，有比较才有鉴别。可要是让中国人置身于美国看美国，或用中国的参照物看美国，其研究的成果总是不知就里。最后的结果呢，也就是不土不洋，不中不美。道理说起来也简单，在美国研究中国，有着中国的精气神，在美国研究美国，没有美国的精气神，用中国的精气神去研究美国，会有排异反应，搞不好还会出人命。一种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之精气神，一种是中国专制之精气神，一种是美国文化，一种是中国儒家文化，两种精气只能是你死我活。不过，已经故去的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把这种精气神的冲突称之为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表现为知识分子对另一个国家的事总是说不清楚。一个西方的思想家，也说不清楚东方的事。一个英国的思想家，也说不清苏联的事。作为思想家，说不清又想说清是其品质，寻找思维的快乐，寻找思想的快乐，甚至是思想者的本能。在说不清的情况下仍然想说清那是思想家的执着，以赛亚·伯林（1909-1997）就是其中的一位。按着《苏联的心灵》扉页的介绍，此人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大概是出生于俄国的原因，产生了俄罗斯情结，常回去看看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不过，由于苏联的专制政权，想回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只回去两次，这两次总计4个月（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又4个星期（1956年）在斯大林的苏联度过。
伯林以其自由多元主义而著名，同时也以狐狸与刺猬的比喻而彰显不同的思想家个性，狐狸多机会，刺猬仅一着。不过世界总是充满着变故和不同，典型的狐狸和典型的刺猬类型的思想家总是少之又少，就是号称刺猬型的思想家，也会因时代的变化奉行现实主义路线，刻舟求剑，让现实服膺理论，总是被无情的历史笑掉大牙。历史成了狐狸与刺猬的搅拌机，使一个思想家具有了二者兼备的气质，至于比例的多与少，那就视思想家的性格而定了。
伯林是一个崇尚观念作用的人。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观念，这样说来并非没有道理。道理归道理，要以逻辑论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观念。伯林可能也这么想过这种思维的逻辑问题，但他把着眼点放在了观念上，他认为人们的观念才是主要的决定性力量，观念决定着经济、决定着政治，决定着制度、措施、政策，思想决定现实，思想让人类或走向平坦的大道，或走在乡间小道，或在阴沟里不幸翻了船。一个好的思想，会兴起一个新的文明，一个坏的观念，甚至会使一个国家走向万丈深渊。
伯林在苏联时通过对知识阶层接触，使他对掌握观念的阶层保持着警惕。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对苏联知识分子的表现，有着特殊的关注。他认为苏联的变化，首先是掌握着知识、传播知识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变化。他对苏联知识分子的表现既忧虑，又不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苏联的失败，是权力逼迫知识分子奉行、遵守、宣传一元“国教”的结果。
伯林描述了苏联知识分子的群雕像，他说：“一部分前斯大林时代的文人幸存下来，名声显赫，但已是凤毛麟角；他们是出自神奇但衰亡的时代的传奇人物，既值得敬仰，又令人惊诧。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而且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得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第156页）一群知识分子，上中下俱全，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也就是说，单就一个马克思主义，也把知识分子划成三等类型，这三种知识分子，就代表着苏联文化。这是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也是对知识分子失灵的控诉和不满。
苏联知识分子的上层“要么是个变节者，是政府的工具，要么本身就是无耻的政治操纵者和煽动者，却需要摆出一副博学多才之士或才思泉涌的艺术家的样子。”（第155页）他们“真的可以说是统治集团的御用走狗”，这种知识分子让“思想、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来为残酷事件的合理性作辩护，或充当他们的烟幕，或作为逃脱罪孽感愚昧感的工具，或作为麻醉人民大众的鸦片。”（第143页）他们不把“国教”当真理，而把“国教”即辩证唯物主义当成抵抗国内外敌人的武器，这样，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天性。离“国教”最近的知识分子是经济学家、现代史专家、哲学家和法学专家，搞哲学研究的人就是“一场闹剧”，学哲学的都知道他们都是“僵化的谬论”，经济学的教授也都知道他们讲的过时了。“国教”教授带的研究生的任务就是抄袭公从的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语录或者抄袭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研究生的思想就是领袖的思想，研究生的学问就是领袖的学问，除此之外都是异端。更为可悲的是，就是那些远离“国教”的应用型知识分子也没有幸免，科学家也受“国教”洗脑，结果真正的科学家被“各类投机冒险家、江湖骗子和职业告密者”（第142页）挤占，科学本身也深受其害。
如果有人问，知识分子不独立的原因是什么？很显然是专制的权力。专制有着支配专制的思想逻辑，这种思想逻辑就是人为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有着正题与反题，正题就是“斯库拉式的乌托邦的狂热主义和卡律布迪式的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革命者是反对享乐的，所以，政府一看到追求物质的迹象，就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打击，就需要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向民众宣传节俭的思想，就要通过洗脑的方式让民众去掉消极因素。知识分子必须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的理想服务。
只是民众在被洗脑的同时，知识分子本身更需要洗脑，有知识比无知识更危险，历代专制统治都深知这一点。与其它专制者相比，“斯大林做得更绝”。斯大林对思想、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的态度“混杂着恐惧、愤世嫉俗和施虐的倾向”，在专制体制下，斯大林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态，使“各种观念和幻想容易取代行动，发展成各种虚幻的形态，以一种其他地方罕见的方式支配着那些信仰者的生活”。（第126页）斯大林称知识分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实际却使知识分子“变得那么的丑陋和卑贱”，（第135-136页）他让那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非道德化”，在斯大林的思想文化专制的情况下，那些知识分子就以“活着”、“生存”本身作为崇高的目标了。在伯林看来，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是“漫画式的国家统制”，（第147页）这种专制统治“已经败坏了社会理想主义的传统，清洗了与之相关的知识阶层，其结果或许比单纯迫害更彻底。”
在这种情况下，伯林对苏联知识分子充满同情地说：“如果一个人单纯维生的机会都已经要靠不断地积极支持那些看起来可能是荒谬的或与道德相悖的原则或政策时；如果，更有甚者，一个人的整个心智不停地操心如何在致命的死海中寻找航线，如果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当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经受着必须向不仅仅一个而是无数个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神低头的考验的时候；稍有疏忽、懈怠或者错误都会让人付出高昂代价——那么他就越来越不可能考虑他自己的想法，不可能遁入使自己秘密地保持异见和精神独立，探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内心世界。”（第141页）斯大林成功地遏制了权威知识中心的发展，而且不允许对“国教”和斯大林本人的指示进行讨论，只能把“国教”和斯大林的指示“简化”，并通过掌握的媒体反复灌输“简化”的思想，即口号。斯大林追求思想的纯洁，追求精神的纯洁，这种纯洁就是让有思想的人传播教条，让无思想的人牢记教条，让整个社会生活在斯大林的语录口号当中。哈耶克认为，最坏者当政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使所有人都记得口号，从而丧失思考的权利、思想的权利，使人没有尊严，只有动物般的生存本能。
苏联的知识分子还是让人看到了苏联的希望，他们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他们的思想是异端，他们是专制者的敌人，他们的生活并不美妙，他们随时被消失，被失踪，随时被克格勃特务监视其行动、思想、住所，但他们仍无所畏惧，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思想的尊严，他们坚信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为苏联的自由而不懈地努力和奋斗。这种知识分子诞生于1815-1830之间，他们“不满蒙昧的教会，不满对大多数生活在贫贱、贫困和无知中的老百姓无动于衷的残忍暴虐的政府，不满在他们看来简直截了是践踏人权、阻碍思想与道德进步的统治阶级。”（158页）这类知识分子坚信社会是进步的，“坚信非理性的社会不平等注定会被消灭。”（第158页），他们推崇西方的民主与自由，认为民主与自由一定会成为俄罗斯政治的主流。这种知识阶层在苏联被系统地瓦解了，但是还存在，还有民主自由的烟火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不断地传递，所以伯林说：“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知识分子是酷爱自由的异类，权力的枷锁一旦打破，他们就会飞向自由的天空。
伯林却对现实着迷，可他不想当苏联的预言家，他看到了苏联的产生，也看到了苏联的灭亡，就是灭亡了，他也没有说苏联必然如此，他被历史的必然性吓坏了。他看到苏联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马克思的必然性理论用在苏联，用理论裁剪现实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让他感到不寒而栗。同时他也看到，让苏联走向灭亡的，恰恰是不合理的观念，否定与否定的人为的辩证法，对伟大目标的追求中的半途而废。当他看到苏联东欧发生的变化时，他是惊喜的，也是理性的，他高兴地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获得自由，说不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可是他从来不认为说不准的事一定就是必然发生的事，他知道专制一旦享受着权力的好处与快感，就会本能地发出：“要是一直能这样下去就好了”渴望和呼唤。贪恋权力、热爱权力永远都是专制统治者的第一要务，失去权力的恐惧永远都是专制统者的第一恐惧，统治者深知，离开了权力会导致统治者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放。
掌握权力的人从来没有把权力当成一种负担，从来都把权力当成获得社会地位、荣誉、金钱、美女的最佳途径。那些严厉批评权力滥用的人，就是因为在台下，这是唯一批评权力的理由，如果批评权力的人一旦掌握政权，会使权力变得更加疯狂，约束权力的鞭子总是放在法治那个地方。没有法治，约束权力是权力者给自己树立的一个漂亮招牌而已。但是如果因此就对新的权力产生希望，新的权力会带来自由与繁荣，那还得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说“出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任何迹象。”
文明的冲突表现在伯林多元思想观念与苏联知识分子一元思想价值观念的冲突，知识分子的尴尬表现在伯林在苏联与知识分子交流的尴尬。伯林想知道的，苏联知识分子不敢说，不能说，这主要是由于恐惧，其次是由于体制所导致的知识分子“失智”。但伯林仍坚信，一样的体制，一样的文化，一样的权力运行轨迹，一样的文化发展方式，这是体制的路径锁定，进去了再也回不来，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伯林对苏联文化的把握，总有“测不准”，但是其逻辑一旦把握，就按住了体制的命门，就是再“测不准”，也有其准确性，是“不准确性”的准确性。苏联知识分子，在传播着一种“国教”知识，这种知识，使知识分子的斯文扫地，也使苏联走向了知识的不归路。苏联的失败，首先是专制权力的失败，其次是知识分子的失败。苏联知识分子的失德，导致了社会全面崩溃。不要小看了思想和观念，伯林手操观念的手术刀，直捣苏联体制的五脏六腑。错误的观念使苏联这庞然大物轰然倒下，而伯林说这事的时候，苏联正兴旺着呢。在苏联这件事上，伯林既不是狐狸，也不是刺猬，而是一只瘆人的乌鸦。（引文均出自以赛亚·伯林著《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