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经笔者梳理，大体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三大垄断”说
以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为代表的部分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推行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久加诺夫说：“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国内部分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如周淑真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垄断’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揭示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力透纸背，发人深思。”李凌认为，“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体制弊端说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士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性弊端。制度以及体现制度的体制，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如果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个人因素和具体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转不了大局。因而，苏联灭亡是整个体制造成的。阎明复在《苏联真相》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立新认为，苏共“亡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众多因素中，党的组织制度的衰败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苏共制定的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立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党内组织制度。”
改革失败说
有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失败所致。这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路线的错误和失败，即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失败所致，即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其三，认为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改革”派，和以苏共“二把手”利加乔夫的各层特权官僚保守派相互呼应，自始至终阻碍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者阳奉阴违，干脆不得落实。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纪念前苏联“8·19”事件10周年时表示，自己在担任前苏联主要领导人时未能及时进行改革，导致了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当年若能及时实行改革，那局面定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墨西哥《改革周刊》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前苏联国内和党内改革的延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蜕化变质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认为，“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张全景、周新城、张旭等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李慎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和《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中剖析了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精英叛变说
有的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真正原因是来自苏共内部上层精英的变节，“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原苏联总统助理、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认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兹教授认为，“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显示，截至1995年，在俄罗斯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中，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党群疏离说
这种观点认为，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逐渐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抛弃了对人民的承诺和依靠，异化了党群干群关系，“最大的政治优势”变成最大的疏离，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丧失，以致在宣布非党化、党非法化、苏共解散、国旗降落之时群众均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肖德甫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根本原因、决定性因素，在于执政党——执政党的思想路线、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党的作风形象、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的领袖集团;在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认同，还是拒绝;是拥护，还是反对;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对大多数人心灵的缺失和拥有，才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兴盛衰落的决定因素。”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1990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腐败亡党说
有些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腐败是执政党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而是苏共的党内腐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指出：“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黄苇町认为，“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的基础在造成苏联长期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便已形成了。”因而，“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
“斯大林”说
有部分学者认为，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主要源于对“斯大林模式”坚守或否定的结果。这分为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长期坚守“斯大林模式”，导致苏联解体;另一种坚持“非斯大林化”的说法。“斯大林模式”说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执政时期所形成并被固化和推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结果，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最终导致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说相反， “非斯大林化”说则认为，“苏联解体、苏共灭亡是由于1953年过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继承人(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为止的苏共领导人)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
和平演变说
该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武力后盾和军备竞赛遏制苏联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分化，全面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观和执政模式，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苏联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从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国家管理、干部道德基础、作风形态、青少年培养上对苏联实施全面的和平演变战略。40多年后，“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完全实现了。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是苏联演变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迎合了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
戈氏葬送说
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尔曾指出：“冷战的结束，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是他，如今所发生的转变不会开始。”美国作家乔治·哈夫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还有的学者提出“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是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大业的首犯。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是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改向。有的提出“平庸论”，认为他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特别是在危急关头，他只顾个人得失，主动放弃阵地，直至“8·19”事件发生，苏共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他竟弃船而逃，自动辞职，使苏共迅速走向衰亡。
民族矛盾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长期以来实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路线，对内搞霸权主义，引起非俄罗斯民族普遍不滿的结果。苏联本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人就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民族矛盾复杂而尖锐;而且建国时期签订的联盟条约为民族的分裂埋下了隐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为民族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契机，最终将统一的苏联引向了分裂。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雷日科夫认为：“民族关系，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军备竞赛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集中巨大的财富、科技、人力等资源，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开展美苏军备竞赛，畸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国家财力投入过多过大，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与美国搞“太空”竞赛，对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援助”式的渗透和捆绑，
发动阿富汗战争等多次侵略，压制东欧国家本土化的改革，扩张霸权主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国力不支，最终拖垮苏联经济元气，大伤苏联人民元气，导致苏联解体。
可以避免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具有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前苏联部长级的高层领导人B.A.米哈伊诺夫作为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对苏联解体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他“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国内的情况很复杂，粮食供应时继时续，经济增长波动，对文化和科技的拨款削减。安得罗波夫已决定实行改革，他本人就亲自参加了改革方案的拟定，包括在苏联经济体制中引进市场机制的内容。在1970—1980年代之交，现代化的题目已经提上日程。甚至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也包含相当成熟的改革内容。如果能实行安得罗波夫的改革，如果柯西金当年能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绝对是另外一个国家，在和西方的对抗中绝不会处于弱势。同时，他认为，“苏联解体是冷战——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苏联解体的悲剧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分化开始的”;“苏联解体是1991年一系列事件的逻辑结果”。
合力因素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米罗诺夫认为，“是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才导致苏联解体”。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侵害民族利益的一体化做得太过火，经济一体化的危机，不合理的、错误的民族建设，共产党的危机，苏联的政治体制立足于硬性的中央集权之上，意识形态的危机，民族精英的背叛，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经济竞争失败，精英的蜕变，西方的干涉等等。“只有把上述观点综合起来才能或多或少正确地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
舆论失控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导致舆论失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他们还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赵强认为，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
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衰落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说、民主缺失说、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等等，这都对我们全方位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