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民粹主义”是一种世界性转型期的“并发症”，它的崛起启示我们要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去重新思考历史上的民粹主义。有人觉得俄国这块黑土地好像特别有利于民粹主义的生长，却又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内涵之一是具有较多原教旨的色彩，具有更多的“向后看”(即回归本民族传统)而不是“向前看”(即标榜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的特点。它来自于俄国思想史上“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355页)这样一种奇异理论。这和俄罗斯国家形成过程密切相关。
一个牺牲了自由的民族
俄国的地缘政治以及自然气候有其特殊性，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没有天然的防卫屏障，那一望无际平坦的东欧平原就像迎接入侵者的高速公路一样，直接通向敞开的大门。冷兵器时代国土易遭侵犯的记忆以及蒙古人240年的统治，使历史上的俄罗斯人有一种“屏障缺乏感”的“安全忧虑”意识，久而久之这种基因沉淀，变成了一种整个民族对“安全需求度”的紧张感，它总希望把国土的疆界扩大到“相对安全”的地带。这种特殊的心理意识，对把俄国演化成一个以军事手段进行管理的中央集权国家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世界秩序以弱肉强食为准则时，俄国总是被安全和获取土地的需要所困扰，以积累军事实力为目标的方向性十分明确。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俄国的历史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进行开拓的国家历史”。(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106页)俄国的国家战略目的指向性非常明确——不断地把边界推到远处以保证国家安全。所以建构一支有能力使俄国不断扩充版图的军队，是重要的国策。这种视军队为国之根本的传统，在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强有力的政权与不断地对外征服互为表里，从而形成了俄国特色的“国家至上”的主导意识。
俄罗斯过于辽阔的领土既是俄国人的骄傲，也是俄国人的包袱。大肆扩张带来了疆界的扩展、自然资源的增加、经济活动中心从莫斯科一隅向更广阔的地盘转移，这种靠不断“稀释”中心地带的发展模式，延缓了俄国城市化和近代化的步伐，却加重了国家操控社会的农奴化和专制化趋势。为了国土安全战略，需要不断强化国家的汲取能力，越是鞭长莫及，国家的触角就越要伸向任何领域，就越是不断地要求整个社会的服从。军事目的“给整个俄国社会精神和社会结构留下的印迹过于明显和深刻”
(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352页)的特点，贯穿于整个俄国历史。后来，俄国的“国家主导”、“国家主义”成为一种显著的民族需要，正如契切林所说，“所有的俄国制度都带有国家主义的特征”(契切林：《俄国法权史试析》莫斯科1958年，10-11页)。别尔嘉耶夫也认为：“广袤的空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长期以来，为了不使“东方西方波涛威胁着要吞没俄罗斯”，国家“对自由个性和社会力量进行压制，使它们都服从国家的利益”，“以俄安全为出发点”的思维使“俄罗斯人的整个外在活动都被用于为国家服务”，(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学林出版社1999年，63页)它成为一个为了国家的胜利而牺牲了自由的民族，国家整合的过程使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世纪的“国家学派”在今天的俄罗斯仍然很有市场。“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维林(1818-1885)、契切林(1828-1904)在当今俄罗斯成为一种向“历史汲取资源”的象征性代表。该学派认为，由于自然气候和地理因素，俄罗斯平原广袤无垠、苍茫无形，100多种民族的组合导致“易散不易合”，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俄罗斯国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着领路人的作用，国家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机构，能够调节社会关系，只有国家强大，民众才能有安全感。俄罗斯民族的惰性以及幅员辽阔等特点，使治理这样的国家只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制，因为其他的统治方式都很难使上面的命令迅速下达并贯彻执行，而且还会为那些妄图使强大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家活动提供土壤。俄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如果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国家领导人，俄罗斯的许多问题都不能解决。很多人呼吁修宪延长总统的任期，或者取消连任两届的限制。甚至有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国家主义者”，这也是“强人政治”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社会的断裂及上下层的鸿沟
然而在很多人心目中，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不是越向前发展越好，而是时代越靠近现代，人民遭受到的压迫就越严重。在法律上，基辅罗斯的奥列格时期颁布的《罗斯法典》，就借鉴了拜占庭、保加利亚、基督教的重要法典和文献，包含大量的民法、继承法、和刑法等，与同时期的欧洲成文法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以税收为例，在被俄国人称为蒙古人侵略的“停滞时代”的“金账汗国”统治下，人民纳贡的金额极其有限，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缴纳0.001卢布，折合粮食1.6公斤。蒙古政权不但允许罗斯人继续信奉东正教，还免除了教会神职人员的一切赋税杂役。1724年—1725年俄国有农奴543万，1732年俄国有男性人口820万，规定应该纳税的是580万，占71%。每个农奴要交人头税74戈比，国家农民要交1.20卢布，国家税收从1700年的250万卢布增加到1724的850万卢布，其中460万来自人头税。但这仅仅只是开始，俄国越接近现代，国家对个人的干预越发到达无孔不入的地步。19世纪农民的税收额占份地地租的6%，农奴制改革以后取消人头税，实行住址税和营业税，1888年取消住址税，1913年人均纳税额占收入13.1%，苏联时期1921年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1923年以货币税取代粮食税，1924年停止实物税，实行分区税率，1929年加大了税率级差，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个体纳税比例大大提高，需要交纳172.49卢布，是集体农庄的16倍。
在政治上，即便东北罗斯成为金帐汗国的附属国后，仍然保留了高度的自治和思想上的独立，大公的权力没有被削减，国家体制没有改变，宗教信仰没有被侵犯，教会的地位反而进一步巩固，甚至获得教会财产免除征税的优惠待遇。唯一变化的，就是大公在登位的时候，必须得到金帐汗的认可和批准。莫斯科罗斯时期，很多波雅尔(领主贵族)死后都有释放农奴的习惯，反倒越往近代，自由处理自己土地和农民的限制越发多起来，后来就干脆遭到禁止。在“恐怖的伊凡”(伊凡四世)时期，这个想破坏等级君主制的沙皇虽然时不时搞搞“特辖制”，或者玩一玩“躲进教堂的失踪”要挟，“但是他还是不敢取消‘与整个国家协商’的古老习俗，至少他还得装出他是‘按古老义规’统治国家的样子”。
彼得以前俄国的等级君主制是波雅尔杜马、缙绅会议和宗教会议的分权机制。神职人员由选举产生;村社与领主的契约关系都比专制君主之时代要有更多的自治性，所以农民一直喜欢使用16-17世纪的政治词汇。彼得时期政府宪兵的力量大大加强，为警察国家奠定了基础，到尼古拉一世期间宪兵被改组成正式的行政机构，1826年成立的第三厅，成为沙皇的执行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宪兵的机构名称不断变化，但是它的主要目的以及活动手段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它不但监视革命者，甚至很大的精力用于监视各级官吏。所有的官吏，包括各部大臣“都会在宪兵面前发抖”。谢尔盖耶夫认为：“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专制体制中，第三厅填补了代议制机构的空白，它既是政治侦查的核心机构，同时又是包括在各部在内的权力执行机关进行监查的最高机构。”
一直到17世纪初，俄国人还保留着召开市民会议的传统，在过去的文献中从未记载过沙皇享有无限的权力，所以那时候社会同国家不是敌对关系，人们的自由度相对更大一些。分裂派特别喜欢强调一个词“古制(старина)”，其实就是指习惯法起作用的时代。在国家权力还没有渗透到一切领域的时候，个人活动天地的缝隙总是要大一些，而国家强大的过程恰恰是个人自由丧失的过程，所以造就了“向后看”越古越好的理论。他们说，在那个时候罗斯的国力和经济并不比西方国家差，而且在道德风尚方面把他们远远抛在后面。所以捍卫旧教就是捍卫仁慈的政治环境，捍卫被他们理想化了的古代的精神风貌。这就是为什么分裂运动中有大批殉难者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旧信条”的原因。
俄国与西欧不同的是，在莫斯科沙皇与大贵族的斗争中，主要依靠的是领有封地的服役贵族，而法国国王在同封建主的斗争中的主要支持是来自第三等级。利哈乔夫说，“我们看到，在莫斯科罗斯，经济发展的过程是越来越缩小人民代表制(缙绅会议)这一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基础，那么法国这一过程却相反的经常扩大这一基础”。(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卷，217页)在土地制度上，早期莫斯科罗斯国家存在着大量既不依附于封建主也不依附于教会的纳税乡，这种土地可以继承买卖，它的占有权是根据习惯法(劳动权原则)得到国家承认的。土地最高所有权归公社集体所有，沙皇官吏无法干预这类土地的处置。斯拉夫派也认为，在彼得以前，越往前追溯，人们的自由度就越大，遭到国家的管制与盘剥就越少。
1720年以前没有继承人的领主死后，他的奴仆就可以变成“自由人”，而在彼得人口普查以后，他们只能按农奴登记。从社会角度说，正如克留切夫斯基指出的：“社会上层虽然早在罗斯国时代就已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同人民存在着差距，但在道德上并未脱离人民，仍同人民精诚团结、呼吸与共，从彼得时候起上层即已脱离了人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背叛了人民的原则，他们已成为人民历史中的异己成分、成为人民之敌”。(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各阶层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23页)彼得和叶卡特琳娜时代的追赶“欧洲化”，使“贵族等级的地位是朝着一个方向——及朝着西方的方向变化了，而‘下等人’的社会地位朝着相反的方向——即朝着东方变化。”(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119页)“让俄罗斯回到欧洲”和“让俄罗斯远离欧洲”同样有市场，这两个方向的角力作用，造成了俄国社会的断裂和上下层的鸿沟，一个国家的不同阶层相距有几个世纪之差。
怀念理想化的“古风时代”
所以从民众到知识界都有不少人怀念彼得大帝以前的莫斯科公国时代，怀念“古风时代”，并且把它理想化。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社会和谐、宗教虔诚、道德高尚、沙皇和人民团结的时代。而且他们认为，彼得一世“赞赏欧洲文化”，并错误地“摒弃所有纯俄罗斯的风俗习惯”，只有分裂派中才保留了“纯正的”俄罗斯传统。分裂派长期游离于政府控制下的社会之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对世界、大自然以及社会的认知系统，他们自称为“大自然儿女”，逃离尘世使他们具有了一种忽略国家观念、轻视民族认同，而重视自然、重视小共同体的一种类似“后现代”的自然主义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捍卫旧教就是捍卫宽松多元的生存环境，它虽然是一种“向后看”的运动，却也包含有某些个性化、人格化、精神上的自由化成分。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社会关系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旧事物在俄国都比西方先进国家无比活跃的秘密。
俄国的“向后看”可以分作两种类型：一种是取其多元化、自由化的一面，比如12月党人在其纲领中大谈“诺夫哥罗德的民主”，就是想续接“古典时代”的特征，把俄国人“北方崇拜”中残存的多元、个性与欧洲同步的历史发扬光大，他们以“借古讽今”、“托古改制”的手法来表达他们心中理想模式，把“旧俄理想化是先进思想家为其民主纲领提供的历史依据”。(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186页)第二种是文化停止、思想滞后的“向后看”，因为分裂派没有别的“参考系数”，在荒漠而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中，他们只有对“旧俄时代”、对“古风文化”的怀念，这里面虽然也表达了一些对自然多元、人道主义的观点，但是由于长期的与世隔绝，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恐惧，他们反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反对技术革新，反对工业革命，一直就有一种“落后优势论”的自我安慰。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当一个国家心怀不满的人民不把眼光朝前看，而朝后看，不看未来，而看过去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在现在，足以成为前进的反对派运动的基础的客观实际还没有形成”，(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
商务印书馆1988年，131页)只能是“人民文化中的前国家习惯”(阿·斯·达维多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文化原理与含义》诺沃辛比尔斯科2002年，110页)原始而粗糙的否定因素。
19世纪的斯拉夫派有进一步把“向后看”的观点系统化、理论化的趋势。他们对西方派“一切以西方的标准、西方的是非观”来衡量俄国感到难以接受。这里面既包含了一种民众自尊心，也有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先验想法。他们认为，俄国的村社文化保持了“原始经济制度中一些符合现代最先进思想的残迹，从而根据这一点就自认为‘我们是优等民族’”。(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商务印书馆1992年，227页)因为斯拉夫派的绝大多数思想家，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而是小说家、文艺评论家和宗教伦理学家。他们对俄国前景的分析，往往不是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而是站在善恶的伦理角度、站在浪漫主义的情感描述上来论证。既缺乏精确的计量统计，也缺乏科学的判断。再加上斯拉夫派为强调俄国与欧洲的不同，很容易把彼得以前的俄罗斯理想化，作为一种未来的参照系，使得这块土壤上很容易滋生“今不如昔”的论调。“斯拉夫主义”其实就是“贵族民粹主义”。司徒卢威认为，这种“批判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太想当然，把他们心目中的应该如此误认为现实如此，因此“丧失了社会学的意义和作用。(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商务印书馆1992年，19页)他们忘记了人类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向前发展，并不是完全倒退回过去。尤其是对俄国人在西方受到“冷遇”，自尊心受到挫伤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触发“我们祖上比你们先进”的心理安慰式的情感暴发。
后来民粹主义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否定现实的“向后看”理论。他们认为，根据历史阶段“隔代相似”的原理，螺旋式的上升阶段可以利用“落后优势”越过其中的某些阶段，直接跨入下一个高级阶段，因为“发展的开始与终结永远是彼此相似的”，人类社会是从原始共产主义开始，所以也应该走向共产主义。这种“省略中间环节”会使俄国比起西欧国家来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民粹派说，“我们没有向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它能够跳过整个的时期，所以俄国也就可能越过资本主义时期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从落后到先进是有捷径可走的。这也就是查苏里奇向马克思提出跨过“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思考的社会背景。
需要强调的是，民粹主义根本上说是一种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上以向后看为特征的反现代化思潮，而其成员又是在进步浪潮下寻求本国复兴之路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为百姓呼吁是有群众基础的，这种困境使得民粹主义在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中做出各种选择，不断的趋于分化又不断的生长，而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取决于人民对今天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