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苏共反对派，是指苏共戈尔巴乔夫时代反对苏共主流意识形态和执政体制的政治派别组织。它包括苏共党内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内倡导民主的反对派，也包括各加盟共和国要求脱离苏联、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反对派。
在那场引致苏共跨台、苏联解体的惊天巨变中，苏共反对派与苏共改革派既配合又斗争，共同推动了人类历史上这一重大社会变革。
苏共执政以后，长期推行政治垄断和文化专制，严厉镇压任何胆敢挑战苏共意识形态和执政权威的言行。因此，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共没有放松对社会高压统治的情况下，苏联不可能存在现实意义上的反对派。
但是，苏共奉行的高压统治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满，靠封嘴、蒙眼、捂耳和剥夺人身自由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苏联民众对官方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经济政策的异议。
因此，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当政开始，随着官方推动的重新评价斯大林运动，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了质疑苏联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要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者现象，并发展形成了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改革派、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派和以杰伊.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等持不同政见运动流派。
对于不断兴起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苏共采取开除工作、监禁、流放、投入精神病院、驱除出境等手段予以镇压，直到1975年苏联签订了尊重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赫尔辛基协定》，才有所缓和，而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渐趋沉寂。但他们谴责苏联的现实制度，要求尊重人权，争取自由、民主的呼声，已经为苏联后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意识，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反对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人才和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已陷入困境，经济改革在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下半途而废。为此，戈尔巴乔夫被迫推行以公开性为突破口的政治改革，政治氛围渐趋宽松，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在此情况下，一度沉寂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并逐步向反对派方向发展。
苏共反对派派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萌芽、正式产生和发展壮大三个阶段。
从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布署公开性改革，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代会决定"恢复苏维埃的充分权力"，建立新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反对派萌芽阶段。
在此期间，首都莫斯科地区成立了第一个公开的人权运动团体，并在一些机构和单位出现了"历史－政治俱乐部"、"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改革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首个具有反对党性质的"民主联盟"也在1988年5月宣告成立。
从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代会，到1990年5月苏联第一次人代会召开，是反对派正式产生阶段。在此期间，苏联最高苏维埃内产生了首个正式的苏共反对派组织"跨地区议员团"，并以此为基础于1990年1月成立了反对党"民主俄罗斯"。
而以脱离苏联、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反对派团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在一些加盟共和国逐步成立。如1988年6月，立陶宛成立了"争取改革运动"--"萨尤季斯"；1988年10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成立了"人民阵线"；1989年9月8日，"乌克兰人民运动"--"鲁赫"在基辅成立；1988年10月，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也宣告成立……。
从1990年上半年苏共中央全会通过放弃一党专政决议、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六条到苏共垮台，是反对派的发展壮大阶段。在此期间，由于多党制、自由组织政党和群众组织有了宪法依据，苏共各种反对派组织在苏共党内、莫斯科地区和各加盟共和国蓬勃发展，而且不少反对派组织通过竞争选举掌握了加盟共和国和一些大城市最高苏维埃的领导权。而苏共则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纷纷落败，直至1991年"8.19"政变后被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
苏共反对派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改革中应运而生的。在改革初期、苏联最高苏维埃立法确认政治多元化之前，反对派还处于非法状态。因此，反对派为了生存发展，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针。具体来说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以支持改革求生存。苏共反对派产生初期，并非象雷日科夫等人所说的那样是"打着支持改革的旗号"，而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只是到了1991年初，因戈尔巴乔夫在党内顽固派的压力下倒退，反对派才开始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
正因为如此，反对派在成立之初得到了苏共党内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的支持。如立陶宛"萨尤季斯"1988年6月召开成立大会时，戈尔巴乔夫委托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到会表示祝贺。此后，"萨尤季斯"在立陶宛的组织发展和开展活动，都得到了执政的立陶宛共产党当局的支持和配合；乌克兰"鲁赫"成立后，乌克兰执政的共产党当局一度曾不许他们登记注册，也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亲自关照，"鲁赫"才拿到了合法的"出生证"。
二是以合法参选求参政、执政。苏共反对派成立之初力量还非常弱小，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政府都被苏共所垄断。如果反对派仅仅停留于"街头运动"，就很难对苏联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发挥大的作用。为此，反对派们抓住苏共第十九次全代会决定重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并进行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领导公开竞争性选举的契机，全力进行竞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通过选举，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等一大批反对派人士成为苏联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的加盟共和国的反对派组织，如"萨尤季斯"甚至竞选到了分配给立陶宛的41个苏联人民代表席位中的34个。此后，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兰茨贝基斯等一大批反对派领导人又当选了俄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立陶宛等地的最高苏维埃的主席，从而执掌了这些地区的领导权。
三是以推动修宪促转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1977年10月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非常会议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规定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规定苏联的内外政策路线"。正是宪法第六条的这些规定，为苏共的政治垄断提供了法律保证。
因此，反对派要推动苏联向民主、宪政方向转变，就必须首先推动修宪，打掉宪法第六条这个实现民主化的拦路虎。为此，跨地区议员团在1990年7月组建后，就把推动宪法第六条的修改作为自已的重要政纲，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抗争。
在1989年12月12日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人代会上，反对派人士萨哈罗夫就提议修改宪法第六条，但被会议主席戈尔巴乔夫所拒绝并被大会否决，然而这并未能阻挡和压制最高苏维埃内和社会上对修宪的强烈呼声。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1990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放弃一党专政、不再独揽国家大权的决议。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通过决议，将宪法第六条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像工会、青年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参加苏联国家政策的制定"。同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社会团体法》，允许自由组织政党和群众团体。
四是以求同存异促联合。1990年上半年，苏共反对派组织发展达到了高峰，数量有上万个之多。各种反对派组织规模大小不一，互不统属，政治诉求也各不相同。如果反对派之间不能联合，势必会产生互斗和内耗，让苏共顽固派渔翁得利。
反对派之间最重要的联合是首都地区的反对派组织与各加盟共和国反对派组织之间的联合，核心问题是处理民主和独立的关系。首都地区的反对派组织更强调苏联的民主变革，而各加盟共和国反对派组织强调的则是其民族的自治和独立。在此情况下，两大类反对派组织选择了求同存异、相互支持。首都地区的反对派赞成民族自决，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人民阵线要求民族独立的诉求；而各加盟共和国的反对派组织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也要求开放、民主，结束苏共的一党统治。
此外，象叶利钦等反对派领导人也比较注意正确处理自已的山头与其他反对派的关系。如叶利钦在挑选自已的副总统人选时，没有从一贯支持他的"民主俄罗斯"领导人中考虑，而是挑选了"民主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苏军阿富汗战争中的英雄鲁茨科伊。原来苏军多数军官本来是反对叶利钦的，但有了鲁茨科伊这一票，叶利钦吸引到了许多军人的支持。
五是遵循非暴力的方针，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通过组织集会游行和罢工表达诉求、显示力量。
在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方面，反对派领导人由于有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高票当选的优势，因而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往往振臂一呼就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参加集会、游行。如1989年8月29日，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阵线发起并组织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游行--"波罗的海之路"人链行动；1991年1月20日，民主俄罗斯在莫斯科组织了有3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抗议苏军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镇压行动；1991年3月28日，民主俄罗斯为抵制苏共撤销叶利钦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的企图，号召在莫斯科进行大规模的示威，尽管苏共派出军队戒备，并禁止民众上街，但仍有10万多人不顾禁令参加了示威游行
在组织罢工方面，1991年3月，反动派组织顿涅茨克煤田、库兹涅茨克煤田、沃尔库塔煤田和哈萨克斯坦的矿工们相继罢工，并且提出了拥护叶利钦、要求加快政治改革和举行新的全国性大选的政治诉求。罢工持续了一个月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法令，命令矿工复工，并威胁要对罢工领导人进行刑事处罚。但罢工者对此不予理睬，直到俄罗斯议会通过总统制法令后，才在叶利钦的斡旋下结束了持续近两个月的罢工。
四、反对派在苏联转型中的作用
著名政治学者亨庭顿指出，在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过程中，政治反对派的激增是一个鲜明特点。在民主转型的"变革"、"置换"和"移转"三种方式中，都离不开反对派的重要作用。同样，在苏联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反对派也发挥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其一，反对派是推动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重要力量。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威权体制，如果没有反对派的推动，即使面临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困境，统治者主动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就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动的政治改革来说，苏共在国内经济上面临的严重困境和在国际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败北固然是其改革的动因之一。但国内民众对苏共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政策上的反对声浪也是其不得不推进改革的重要因素。
如果没有反对派的推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很可能坚特"俄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仅进行一些微观经济管理方法、官制及党的"作风"等皮毛性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涉及关乎苏共"命根子"的公开性改革。或者在进行公开性、自由化改革中止步，拒不向政治多元化迈进，建立类似新加坡那种只有自由化没有民主化的政治体制。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在1989年底已陷入困境。当时形势已非常明了：公开性改革的逻辑发展就是迈向民主化，
很可能就此结束苏共的执政地位，甚至导致苏联的解体。因此，戈尔巴乔夫在党内顽固派的巨大压力下，想就此打住，甚至从改革中倒退。正是由于反对派的巨大推动作用，才有了后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争性选举，才有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竞争性选举，才有了宪法第六条的修改、政治多元化的确立等重大改革的进行。
其二，反对派力量的壮大保证了苏联社会转型的和平进行。从戈尔巴乔夫1986年启动改革到1991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短短5年的时间，在没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情况下，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实现了社会转型，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发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共反对派的作用。
考察苏联的社会转型，我们发现，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变革"、"置换"和"移转"三种转型方式都存在其中。从1986年公开性改革，到1988年底这一阶段的转型为"变革"。在此阶段，苏共反对派还比较弱小，转型由苏共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主导；从1989年苏联进行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竞争性选举，到1990年宪法第六条修改、苏共放弃一党执政为"移转"。在此阶段，苏共反对派已发展到与苏共执政当局均势力敌的地步，开始主导苏联的改革和转型；从1991年苏共顽固派发动"8.19"政变失败，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为"置换"。在此阶段，苏共内部顽固派为挽救苏联铤而走险，结果在反对派率领的广大民众的强烈抗议和抵制下很快遭到失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纷纷就擒，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取代苏共执政当局，开始掌握国家权力。
在"8.19"政变中，苏共顽固派之所以最终不敢向莫斯科俄罗斯议会大厦周围的示威群众开枪，并非完全是因为时任国防部长亚佐失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仁慈，而主要是因为反对派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而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将军、海军司令切尔那温元帅、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将军等大批官兵也开始倒向反对派，使他们妄图使用武力的企图遭到了挫败。
其三，各种反对派在苏联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不一。在苏联社会后期的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政治多元化、苏共部分失去领导权、苏共在俄罗斯国家机关的组织被中止活动、苏共自行解散、苏共被禁止在俄罗斯境内活动、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虽然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反对派有某种关系，但反对派在各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就苏联社会开始走向政治多元化，苏共失去部分领导权来说，苏共反对派的抗争无疑起了主要作用。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后苏共丧失政治垄断，只是回归了政党的本来地位和面目，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进行竞争性选举也并非对苏共有什么不公。
就苏共基层组织在俄罗斯国家机关内被被中止活动来说，1991年7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禁止所有政党的组织在俄罗斯国家机关活动，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通例，也并非专门针对苏共。
就苏共自行解散和苏共被禁止在俄罗斯境内活动来说，苏共解散是由其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的，实际上解散的是苏共中央机关，而各加盟共和国的苏共组织或者在此前已脱离苏共中央，或者已转型为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因此，苏共并不存在什么亡党问题。至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来发布命令禁止苏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没收苏共的党产，这是因为苏共部分领导成员参与了"8.19政变"。但叶利钦并没有按部分民众的要求对苏共的罪行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和清算，这对苏共来说应当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就苏联解体来说，民族主义反对派发挥的作用最大。但苏联本身是1922年后由原来独立的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而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斯大林时期强制吞并的。苏联的解体只是一个大家庭的分家，是原来独立的国家恢复独立。大国之君与小国之君有别，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作大国之民与作小国之民则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苏联的解体对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亡国问题。2013-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