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制造了大规模的屠杀。从20世纪20年代到1953年他去世，斯大林权力膨胀，成为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化身。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起了一个政党、一种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专政体制。这种模式成为“二战”后全球三分之一国家进行社会转型的典范。列宁虽然建造了苏联，但在巩固和稳定这个国家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可能在1991年解体前的几十年前就垮台了。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随之而来的党内领导人的竞争中获胜，这使大部分人吃惊不已。国内战争结束后，为了维持统治，俄国共产党曾非常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斯大林掌权后，不再接受这种妥协。斯大林在苏联推行工业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农业集体化中丧生。随着劳改体系的膨胀，斯大林通过20世纪30年代末的“大清洗”巩固了其专制独裁。1941年，希特勒打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使斯大林猝不及防。作为最高统帅，斯大林指挥苏联红军奋起反击，打败了德国国防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宣称东欧为其势力范围。不管怎样，斯大林的声望达到了顶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数百万的市民聚集起来哀悼。其实，这些市民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斯大林和他所倡导的政策。斯大林离苏联而去，而此时的苏联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工业重镇，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浓厚，他所遗留下来的恐怖机关和政治信条几乎举世无双。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历史，主要是试图对其遗产进行一系列的保留、修正和清算。
斯大林自己没有写回忆录。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前，人们疏于对斯大林进行只言片语的描述，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概述，也鲜有人问津。即使有类似的文字，也充斥着对斯大林的嘲讽与轻蔑。1917年，俄国卓越的编年史家尼古拉·苏哈诺夫（Nikolai Sukhanov）对斯大林不屑一顾，认为他是“毫无生气的、迟钝的、头脑空白的家伙”。托洛茨基（Trotski）及其支持者，如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和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嘲笑斯大林毫无主见，缺乏个性，这点也被其他革命政党所认同，如被驱逐出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尽管他们的政治方向各不相同，但当他们描述这位列宁的继任者时，意见是趋于一致的。在他们看来，斯大林天资愚钝是不言自明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在罗曼诺夫王朝于“二月革命”中垮台之前，他并没有徨徨不可终日地生活在流亡状态中。.斯大林既不通晓多国语言，也不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仅仅是一个行政管理人员！这些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党的领导人中仅居二流。十月革命后的十年间，即使那些对斯大林态度温和的同志都认为，斯大林的长项是行政管理，国家的重要决策应该由他们做出而非斯大林。
带着勃勃野心和满腔愤恨，斯大林开始着手抬高他的声望。1920年，斯大林强调，列宁在和他的首次会面上，曾自谦是个不起眼的人物。斯大林此举的目的不言自明，他意在向众人暗示，恰恰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创建了共产党，而他就是要效仿列宁。这样，他无异于给自己勾勒了一幅自画像。但是，对斯大林而言，自我标榜是不合适的。1924年，助手伊凡·托夫斯图哈（Ivan Tovstukha）写了一本斯大林传略，其中提到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职务，但它充其量只是一本充满溢美与不实言辞的小册子。斯大林和他的同事总是强调他适应政治集体的渴望，但那些自我标榜的所谓的政治支持者，如列夫·托洛茨基（Lev Trotski）、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iev）、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与总书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继续晋升以达到政治高峰，斯大林安排手下以他的名义提出更加严厉的要求。于是，赞扬斯大林的传记纷至沓来，赞美也一本比一本露骨。1938年，党中央委员会出版了一份由斯大林匿名主编的报告，其中内容严重夸大其词，将斯大林说成当代世界共产主义的天才。同时，将他描述成与列宁平起平坐的党的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和全球政治家的意图日渐明显。对苏联30年代在工业和教育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留有深刻印象的西方评论家亦接受了这种评价。从1941年苏联陷入抗击纳粹德国的泥淖开始，对斯大林的赞扬就不绝于耳。美国《时代》杂志更是认为他独自一人坚韧不拔地领导人民取得了军事胜利，故对其赞赏有加，并将其作为年度人物。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爆发，西方同盟国家又把斯大林从英雄贬为无赖，为数众多的斯大林的崇拜者亦随之戏剧性地消失。但是，纵使在他的批评者中，也鲜有人再认为他是庸才。崇拜也好，憎恨也罢，人们仍然认为他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一些人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正统接班人，他掌控着革命的方向，沿着列宁设计好的道路前行。而有些人则将其视为列宁主义最大的背叛者，认为他在鼓吹俄罗斯国家利益方面，与旧式君主毫无二致。他们认为，斯大林想达到罗曼诺夫王朝所没有实现的最大目标，这反映在他向西扩张的对外政策中。俄罗斯民族无论在宣传方面，还是在教育和社会地位方面，都享有特殊权利。因此，斯大林被描述成传统俄国帝国主义的拥护者。
斯大林的另一个主要形象是权力欲极强的刽子手。人们认为，斯大林一旦掌握了至高的权力，他体内潜伏的病态的欲望就被释放出来，并由此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屠杀。有人以为，如果苏联不是一党专政，大屠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他们也相信，如果不是这位丧心病狂的统治者——斯大林控制了苏联共产党及其政治警察的话，这种政治戕害可能也不会在1937—1938年发生。斯大林的迫害方式不仅是监禁和暗杀，他在肉体和精神上摧残受迫害者的同时，还以最有失尊严的方式让这些人蒙羞。斯大林则从中获得深深的满足感。虽然他并不亲自参与，但斯大林鼓励暴力机关采取最惨无人道的手段去打击关在卢比扬卡（Lubyanka）监狱里的那些受害者。对此，斯大林欣喜若狂，这甚至使他最亲近的同僚都感到无法释怀的恐惧。用精神病来定义斯大林的性格也许会引起颇多争议，但不可否认这个人物性格中存在着许多极具破坏性的因素。这种个性是导致苏联“大清洗”的重要诱因。
斯大林只是保护一党制国家行政干部利益的、充满官僚习气的庸才？按照这种解释，党的机关管理者、警察机关和经济机关的人民委员都渴望扩大他们手中的权威和特权。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背弃了革命的承诺，斯大林对这些人的需要了如指掌。于是，斯大林利用其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来满足他们的愿望。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一定也从中获利不少。行政干部要掌控特权缘于苏联国家和社会的高度紧张。1917年十月革命是以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名义展开的，但这部分人却被排除在权力集团之外，由此产生的紧张局势，为官僚阶层提供了机会。党和政府官员们如此肆无忌惮、训练有素，以至于形成了游离于社会其他人员之外的小集团，斯大林就是集中体现。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的一年还没有一本传记问世。30年来，关于斯大林的资料被不断公开，不同时期的资料随着尘封的档案也揭开了各自神秘的面纱。这些档案都是应斯大林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要求面世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将斯大林从受人尊敬的共产主义领袖的地位上拉下来。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成为苏共总书记后，重新发起了反对斯大林的运动，并公开了斯大林的著作和为数众多的文献资料。但是，相关文献开放的爆发期是在1991年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掌权后。这时，大多数学者能够接触到有关斯大林的绝密档案。这段时间，是开展研究的黄金时期。原来难以想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藏在莫斯科普希金大街的党的中央机关档案馆的档案向独立的学术团体开放，许许多多的档案得以解密。公开历史档案的过程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不会一帆风顺。今天，人们可以近距离地，对斯大林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文化思想乃至私生活进行全面了解。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
俄国的作家们抓住了机会，其先行者便是苏共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他于20世纪60年代就曾写书控诉斯大林。当时，这本书禁止在苏联正式出版，只能在坊间流传。其实，书中观点并不新奇。梅德韦杰夫认为，斯大林愤世嫉俗，官僚气十足，且性格暴躁，阻碍了列宁革命理想的实现。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作家们试图进一步去剖析斯大林，德米特里·沃尔科戈塔夫（Dmitri Volkogonov）便是其中一人。一方面，他承认斯大林是一个凶残的独裁者；另一方面，他号召人们也要承认斯大林的优点，即他使苏联的工业和军事有了国际竞争力。后来俄国的传记作家们反对这种含糊其辞的态度，如爱德华·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i）。他将矛头直指其研究对象的精神错乱这一特点上，提出了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沃尔克戈塔夫和拉津斯基的分析虽增加了新的史实资料为佐证，但并没有提供西方世界尚未了解到的知识。
西方史学家们很大程度上也停止了对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发展起来的传统观点的重新思考。他们的分歧集中在斯大林的性格、态度和政策等特殊方面，甚至对于斯大林是否应该为苏联“大清洗”运动负责，一直争论不休。美国学者约翰·阿奇·盖蒂（J?Arch Getty）提出，苏联的恐怖主义政策并非出于斯大林的本意，而是源于部分政治局成员的压力。这些人总是试图提升工业扩张的速度，引起了党和政府中低层官员的消极对抗。他宣称，斯大林仅仅是克里姆林宫内政客们的权力经纪人。照此推测，他只是为了与最高统治集团内的主导意见保持一致，才发动了大屠杀。这种观点非同寻常。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不承认古拉格（Gulag）的受害者人数有百万之多的作家，也坚称斯大林应为“大清洗”运动负责。
今天，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斯大林发动了“大清洗”运动。但是，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大有人在，主要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怀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对苏联解体深感遗憾。很多格鲁吉亚人也承认斯大林对苏联社会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对于那些攻击他们最著名的同胞的行为仍表示愤恨。我们中的其他人仍对此保持着异议。我试图通过几种途径来描述约瑟夫·斯大林生活中不为人知的部分。其中之一便是近距离地观察他的家庭生活、妻子儿女和其他亲戚，但这非常困难，因为斯大林已经将他的私生活从公开出版的资料中剔除出去，甚至，他还将一些对他非常了解的人处死或投入监狱。他的妻妹安娜·阿利卢耶娃（Anna Allilueva）就因为上呈斯大林回忆录的草稿待他评论，而被投到了卢比扬卡监狱中。终其一生，斯大林的性格是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这也正是他本人所期望的。关于这个人物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托洛茨基（Trotski）和赫鲁晓夫（Khrushchev）的回忆录中。然而，这些消息来源充斥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斯大林进行进一步地剖析才成为可能。西蒙·塞巴格·蒙特弗洛尔（Simon Sebag Montefiore）、米克罗什·昆（Miklos Kun）对其私生活做了调查。他们甚至总结出，至少到其掌握专制权力时，斯大林在饮食和休闲方面的偏爱，都是极其不正常的。斯大林的很多随从认为，其对手夸大了他在性格方面的弱点。这些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政治生涯的途径。本书中我增加了斯大林在小学、中学，在早期党组织中表现的内容，并对其亲属做了调查，事实上，即使是他的身体及心理状况也是值得关注的。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斯大林的思想及行为极有帮助。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探究列宁逝世之前斯大林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几乎所有的传记都不认同他早已具备了作为一名政客的能力。关于这方面的阐述，
本书得益于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亚当·乌拉姆（Adam Ulam）、罗伯特·麦克尼尔（Robert McNeal）和罗纳德·辛格雷（Ronald Hingley）在政治和心理学方面的视角。这些人的著作断定，在1917年之前，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重要性并不大。塔克坚称，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列宁的态度实际上仅仅是将其作为英雄来崇拜。列宁绝对权威的主导地位也是罗伯特·斯鲁瑟（Robert Slusser）研究的主要课题，他还将1917年时的斯大林描述为“错过革命的人”。据称，斯大林在1917年及以前，仅仅是列宁的小跟班。十月革命之后，人们仍相信这一点。而传记作家们则认为斯大林不过是布尔什维主义幕后的一个沉闷的官僚而已。他充其量被描述为列宁的问题杀手，即遇到某一具体问题时离开克里姆林宫去处理紧急情况的那个人。但很少有人相信，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最高层中的一员，斯大林显然早已在共产党的统治集团中站稳了脚跟。本书接下来的几章就是要质疑这个早就被公认的历史观点。
传记作家们以为，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起即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他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并非有无限的权力。他不得不费力维持他所继承的这一权力体系。当然，他可以做改变，但改变势必将动摇苏维埃的权力基础。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曾努力消除那些会限制中央命令实施的因素，如保护主义、地方主义和行政过程中的消极抵抗。当时，不光行政人员，就连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劳动者，都想方设法反抗莫斯科。因此，斯大林曾试图清除弥漫于苏联社会中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倾向。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斯大林实施了新的政策，同时调整共产党内的秩序。但是这些调整措施引发了一系列利益问题，从而阻碍了进一步变革。人们习惯于将斯大林视为无坚不摧的专制领袖，毫无疑问，他可以在不引起政治局内部矛盾的情况下，采用新的内外政策。但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的个人统治是建立在他维持其所继承的行政体系不变的这一愿望之上，如果他想在不激起反抗的情况下继续统治苏联人民，还必须设法使自己尽可能与民众保持一致。
斯大林是苏维埃秩序的维护者，但他又受到这种秩序的制约。为了通过共产党专政实现他的专制统治，斯大林必须抑制他的冲动，即除去限制其专制统治的一切阻碍因素。虽然他权力十足，但并非毫无限制。这种观点并非一个好的学术观点，但有助于理解斯大林职业生涯的变迁。到了生命的末期，斯大林曾试图将苏联秩序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为了保存其个人和党的专制统治，他努力破坏安定的局势，因为这种安定与其更大的目标相冲突。但当时斯大林的权力依然受限，因此，他无能为力。
无论如何，斯大林的目标不仅源于他内心的驱动和实际的考量，也源于他的世界观。在成年后的整个生活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斯大林的指导思想，但并非思想中唯一的组成部分。其格鲁吉亚血统、文化修养和教会的培训都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尤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俄罗斯民族传统在他的头脑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斯大林并不是一个学者，因此，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很多创新都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粗糙地、半信半疑的发展。有时候，这些创新与其说是出于理智和真诚，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自利。但是，我们丝毫不能怀疑斯大林沉迷于信念时的真诚。我们应该看到，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将民族主义的情绪渗透到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斯大林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展了民族主义，这不是教会、农民和农村的民族主义，亦不是沙皇的民族主义。虽然他对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和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极尽赞美，但对大多数以前的统治者都持批判态度。斯大林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与国家、技术、无神论、城市和军事力量相关的褊狭的民族主义。这个集合体是如此与众不同，几乎是斯大林的个人独创。实际上，它与列宁逝世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斯大林继续奉行实用主义的路线。他和世界大国的领袖们一起决断重大国际问题的能力使一些历史学家认定，斯大林是一个遵循沙皇传统的政治家。这种论点有一定道理。在国际事务会议上，斯大林非常渴望得到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重视，并获得他们对苏联利益的让步。在国内问题上，他也不遗余力地了解苏联本身的行政、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插手政策的制定，甚至细节问题的执行。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一位兢兢业业的统治者。
但是，他的心智是否健全、神智是否正常，仍是一个待解的谜题。斯大林如此极端和残忍地迷恋个人控制，使很多人都在思考他是否患有精神病。苏联历史学家、持不同政见者罗伊·梅德韦杰夫否认斯大林精神失常。罗伯特·塔克亦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认为斯大林的性格仅仅是受孩童时代经历的影响所致，并非临床意义上所谓的“疯子”。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同意上述说法，但他强调斯大林有着复仇和暗杀的不良嗜好。基于这些理论，一个新问题产生了，那就是斯大林试图消除的那些“敌人”的性质问题：他们难道是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假想敌？梅德韦杰夫、塔克和康奎斯特一致认为，斯大林的性格是完全失调的。随着档案的解密，斯大林在朋友圈子里表现得有多古怪，亦越来越清晰。20世纪20年代时，家庭氛围是造成其性格的主要因素，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Nadezhda）精神状态不稳定，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糟糕。因此，他在政治上疑神疑鬼，锱铢必较，残酷成性。总的来说，斯大林的性格是失衡的。
在他的家乡，尤其是农村地区，个人尊严和报仇雪恨的观念非常普遍。那么，斯大林的行为仅仅是其格鲁吉亚教养的反应吗？几乎每个传记作家都断言，这种状况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但是，格鲁吉亚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斯大林在哥里（Gori）和第比利斯（Tbilisi）接受了其他人所拒绝的理念，因此，将其个人行为和政治观点一味地归因于他的民族血统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他的朋友评论说，朱加什维利（Dzhughashvili）家庭不正常，造就了他古怪的性格；后来在革命运动中，他没有受到伙伴们充分赏识的经历，又使他古怪的性格雪上加霜；同时，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实践更强化了这种趋向。（布尔什维克党的所有领导人都接受了1918年的红色恐怖，这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们忽略斯大林的极端主义的另外一个原因。）他所读的有关俄国统治者的书籍，也对其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关于伊凡雷帝的书籍。同时，他还对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作了注释。总之，许多因素交互作用，使斯大林变得残忍无度，凶狠无比。
斯大林的确夸大了反对者的力量和意图，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反对力量是无足轻重的。斯大林看似疯狂，其实他的头脑很清楚。康奎斯特和梅德韦杰夫已经指出，党内存在着大批批判者。盖蒂指出，各省官员对斯大林政策所表现出的消极抵抗让他感到不悦。科拉夫尼克（Khlevnyuk）指出，斯大林一直关注过去和当前党的中央领导成员。
本书要表明，斯大林的担心比他对党内批判者的关注要来得广泛和深入。事实上，他的确有一大批敌人，但他们中没有一人有太多的机会来反对他。被他打败的对手传播流言蜚语，一些下属暗中串通，形成一些反对他的小团体。有些党代表感到在1928—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斯大林的权力过度膨胀。更宽泛地讲，党外也有众多人对他怀恨在心，比如那些被布尔什维克党开除的牧师、农民，甚至还有工人和士兵。他不受欢迎的程度，如同其在顶峰时的权力一样大。斯大林为自己培养了一群反对者。这个国家的民众认为斯大林是那个给国家带来灾难的人，他应该为此负责。而且，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改善。因此，当斯大林在政治上取得胜利时，他亦有很多理由感到焦虑不安。
接下来的几章为读者详细解读了斯大林的政治生涯。传记作家们不仅研究了斯大林做了什么，如何做的，还研究了他的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从领导人、行政管理者、理论家、作家、朋友、丈夫和父亲等不同角度来探究斯大林，他的社会背景、学习经历、民族、工作和休闲方式都被一一分析。斯大林独特的心理特征也受到关注，他的生活习惯、政治策略和政治才能也被纳入考查范围。
这种研究方法冒着使共产党的领导人“人性化”的风险。对此，我承认有罪。斯大林发动的大屠杀运动，除了“大罪滔天”、“残忍无比”、“卑鄙无耻”外，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描述。但我们从几个20世纪最嗜杀的政客们身上得出的教训是：将他们视为与我们完全不能比较的人是错误的，而且还是危险的。如果把斯大林、希特勒和波尔布特等人视为“动物”、“恶魔”或者“杀人机器”的代表，那我们就无法看清他们的继任者。在很多方面，斯大林表现得像一个“正常人”，但他事实上离“正常”非常远，有着强烈的统治、惩罚和屠杀的欲望。通常情况下，私下里的斯大林有时会表现得像一个愚蠢的人。但他也能很有魅力，能吸引很多朋友和民众，对他表现出热情和尊重。偶尔，他亦会表现得很谦逊，对亲戚朋友非常亲切，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思考良多。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大多数共产党员在斯大林大开杀戒之前，都以为其政治行为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当然，他们忽略了斯大林的另外一面，即在十月革命后就已经充分表现出来的那一面。内战中，他滥杀无辜；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他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也就是说，早在发动“大清洗运动”之前，他就是苏维埃国家的“杀人犯”。对其这一癖性的忽略是令人费解的，除非众多观察者没有注意到这个复杂的人、复杂的政客背后所隐藏着的“灰色”地带。斯大林是一个刽子手，但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管理者，一位政治家，一位党的领导人，是一位作家，一位编辑和一位政客。私底下，他是一位独特的默默奉献的丈夫和父亲，但他脾气糟糕，心智和身体都不健康。他很有才能，并可在不同时间、利用其聪明才智扮演适合其个人利益的角色。他令人迷惑不解，让人心惊胆战，也令同龄人着迷。然而，他生命中的那些男男女女们，大部分都低估了斯大林。因此，研究其复杂性，以及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著名人物的生活及其所处时代，是历史学家们的重要任务。
来源: 《斯大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