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成立三年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的中国也被卷入这场战争。如今，一百年过去，没人会轻易否认“一战”在世界历史当中的地位。然而，当提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或者一战对于中国的影响，则非常容易陷入某种语焉不详。在一篇文章中，哈佛大学中国近代史专家柯伟林(WilliamKirby)甚至如此写道：“尽管我们可以广泛阅读有关一战的著作，仍可能无法得知中国参与其中的事实。”
关于一战与中国的历史，似乎已被拆分成了一些碎片：譬如，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梁启超与巴黎和会，当然还有十几万名几乎已被历史遗忘的在西方的中国劳工……从这些碎片出发，《华夏时报》记者李北辰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试图还原“一战与中国”这一历史课题以本来面目。
在不少人眼中，中国与一战的距离已非常遥远，然而在马勇看来，“过去(历史研究)没有注意到一战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中的重要影响，没有将这个事件纳入中国史的环节。中国当然不是一战重要的一方，但却引发了中国后来的一系列变动，二十世纪甚至直至今日的中国，实际上都还在消化一战的遗产。”
在回答“一战对中国的影响”这一问题时，马勇则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利弊兼有，正面的是唤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负面的是过分唤醒了民族主义，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路至此发生了极大分歧。”
中国错过了最佳时机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当时中国是否错过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佳时机?
马勇：中国确实错过了参加“一战”的最佳时机。当一战爆发时，中国与德国的关系相当不错，与德国敌对的诸国也不错，就是因为不错，使中国无法选择，这一点很像1904年的日俄战争时那样，犹豫不决，不知是应该对德宣战，还是站在德国一边。犹豫中，就让日本占了先机。从当时的情形看，不论德国，还是中国的外交官，都有人提出托管的建议，让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中国托管。对于这样的方案，中国政府也不敢直接接受，错过了与德国直接交涉山东权益的机会。中国是在1917年参战的，这个行动如果提前至1914年一战爆发时执行，只要比日本参战早一天，历史就得改写。就没有后来的山东问题，没有五四运动。
《华夏时报》：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
马勇：“二十一条”就其本质而言，是日本对德宣战，获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后，找山东权益最原始的主人中国政府“确权”。所谓“山东权益”，就是过去几十年，特别是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之后在山东的投资，中国在与德国的协定中，确实让渡了许多方便德国投资、经营的权益。现在，日本、英国打败了在山东的德国，山东权益事实上已经转到了日本手里。但是日本这样的“近代国家”不会满足于事实上的占有，而是需要一纸文书，这就是“二十一条”的由来。袁世凯的中国政府没有抓住时机从德国手里索回山东权益，现在日本人要找中国确权，中国政府理所当然不会顺利接受。而且，日本人在这个时候太肆无忌惮了，没有顾及中国人的感情，在“二十一条”中增加了许多不属于此次山东行动获取的权益，比如南满铁路、蒙古、满洲权益等，这都不属于德国原先的权益。委屈的袁世凯政府借题发挥，抓住日本人的漏洞大做文章，将日本不愿扩散的秘密外交扩散出去，使被动的中国终于赢回一点主动，经过二十多次谈判，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原方案作了极大修正，这就是后来的“民四条约”。“民四条约”较“二十一条”有了极大改善，尽管也存在问题。
段祺瑞与梁启超
《华夏时报》：你如何评价段祺瑞在中国参加一战中的作用?其作用是否被低估了?
马勇：段祺瑞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被遗忘、被忽视、被妖魔化的政治家，他的贡献、正面影响不下于袁世凯，是非常值得重估的历史人物。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政府内部一直有一个积极参战的力量，段祺瑞是其中主要的人物。但是，由于民国初年政治混乱，制度设计也有很大问题，参战的事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无法实行。直至袁世凯去世，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三造共和”，1917年8月14日，迅即对德宣战，在大战结束的最后时刻，为中国赢得了通往巴黎和会的门票，为中国非常侥幸地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地位，为后来的外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华夏时报》：1919年，梁启超以私人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你如何评价梁启超在此次事件中的外交角色?
马勇：梁启超巴黎之行意义重大，是中国历史后来转向的一个关键点，如果没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悲情渲染，中国不会那么快对西方失望，对科学失望，对中国文化寄予无限深情，让儒家文明重新获得了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梁启超此次的主旨是民间外交，是以民间身份监督政府，监督代表团，声援代表团。他在那些日子向国内发回无数的消息，极大推动了国人对巴黎和会的关注，唤醒了国人，引发了后来的五四运动。这是成功的一面，值得铭记。不过，也有一点值得注意，梁启超发回来的一些消息也有不实和夸大之处，特别是梁启超具有自己的政治派别，对外交问题有自己的判断，因而他的消息并不是纯粹的消息，而是有观点，有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
《华夏时报》：谈及中国与一战的历史话题，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当时的“以工代兵”之举，你怎么看?
马勇：“以工代兵”是中国政府没有成功参战时的权宜之计，这些非武装的中国农民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贡献了生命与热血，为后来的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是非常值得铭记的。但是，如果今天重新评估这个举措，必须说此举是不人道的，国家养军队不能外战，只能内战，遇到这样的外战，反而让非武装的农民去冒险，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荒唐事吗?那时的中国，不是弱与强的问题，而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共识，互相扯皮，一场战争总共只有四年，中国人用在参战还是不参战上的争论竟然有三年多。幸亏中国还有那么多优秀的智囊想出“以工代兵”的主意，不然，即便中国1917年对德宣战，也不会有进入战场的机会了。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一战的课题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是否被低估了?
马勇：是的。还是应该加强对一战的研究，尤其是一战与中国政治转型、现代化转型的研究。这方面可做的事很多，中国在一战后对西方的失望，对公理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自由资本主义不太满意，都很值得从政治史、思想史上重新检讨。
马勇：过去没有注意一战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中的重要影响，没有将这个事件纳入中国史的环节中讨论。中国当然不是一战的重要一方，但一战引发了中国后来一系列变动。二十世纪甚至直至今天的中国，实际上都还在消化一战的遗产，比如中国的共产主义。这就是一战带给中国的西方最新事物。至于一战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望，重回传统，从儒家中寻找出路，也是因为一战。所以，未来还应该就中国与一战课题加强研究。
《华夏时报》：如果要总结的话，你个人如何理解一战对中国的影响?
马勇：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利弊兼有，正面的是唤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负面的是过分唤醒了民族主义，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路至此发生极大分歧，中国不再埋头学习西方(欧美)和东方(日本)，而是加入了一个北方(苏联)的因素——列宁和苏联。中国的历史从此走向另外一条路，这条路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可能还有待于观察，毕竟今天的中国依然在这条路上走，尽管又有许多修正。历史研究说到底就是“盲人摸象”，一战距今不过百年，许多面相我们还不可能认识清楚。历史常说常新，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人们对一战的解释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重构一个完整的大象，而不是每人只看到了大象的一只腿或那只突出的大鼻子。
本文载于2014年7月2日的《华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