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而是发展中各国充分利用各种“后发优势”，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学习引进高新技术技术改造而获得生产力的短时期高速度跳跃性发展，和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由于是高速度、全方位的急剧变革，各种目标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稳定、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等，相互之间并非完全相容，有时甚至激烈冲突。比较发达国家早先的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更有挑战性，各种社会矛盾会更尖锐，需要总结、吸取的经验教训也更多更有现实意义。
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集中表现在太平洋亚洲（括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印度）的新兴工业化带的崛起、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发展和中东（西亚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变革，这里仅据北大现代化研究中心同人和自己的有关研究，从三大地区提取若干经验现实，总结五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应对“全球化”，处理好开放与自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1．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教训
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最早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但也是最早陷入全面、深重发展危机的国家。20世纪初，阿根廷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第6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但是，一个世纪后，阿根廷却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外资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准备撤出阿根廷；停止偿还1500亿美元的外债；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1个世纪前的3797美元几乎减少45％，仅仅超过拉美5个最穷的国家。阿根廷不但不像世界银行几年前曾经预言的那样是“即将进入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而且正在沿着下坡路走向“第四世界”，直到现在它仍处在已历时5年之久而且还看不到尽头的经济衰退之中。
一个多世纪以来，阿根廷也曾经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高潮。但是，每次高潮都是以政治的稳定开始，而以政治的危机告终。1955年9月，阿根廷右派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把庇隆政权推翻了。此后，阿根廷进入了一个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无休止的争论、政变不断、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的政治动荡时期。20年中，政治危机不断，共换了12个政府，平均差不多一年半就换一个总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自然难以持续发展。
从1976到1982，为期7年之久的阿根廷军政府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现代化业绩。由魏地拉政变开始的7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在阿根廷盛行的时期。对阿根廷财富的大规模掠夺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果”：开放商品市场，造成许多民族企业破产；开放资本市场，纵容了国际金融资本在阿根廷的猖狂投机活动；残酷镇压劳工和反对派，留下了3万多失踪者，损失了一代社会活动家。军人独裁政府虽然在经济、社会和军事（马岛战争）灾难中于1983年下台，但这个政权造成的国家工业能力缩减30％、资本外逃、外债猛增、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等等灾难性的的影响。
1983年劳尔·阿方辛上台执政后，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试图放弃军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政府起初的计划是成功的，但当劳资双方都发现自己的实际收入减少时，对阿方辛的支持就开始削弱了。经过几次日益“正统的”、即新自由主义的调整之后，经济形势再次失控，引起资本加紧外逃，国际金融机构又见死不救，以致造成超高通货膨胀，国内局势空前混乱，迫使阿方辛举行选举，提前5个月离职。从此，历史进入了正义党执政的梅内姆主义时期。
梅内姆执政的10年（1989～1999）是阿根廷历史上难得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因而经济上也曾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增长高潮，增长率曾一度达到8％。但是，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增长高潮一样，这次增长高潮也是由于政治的危机而告终了，而且发展成了一次严重的、至今都未能摆脱的发展危机。
正义党的全球化理论与梅内姆的“第二次革命”1989年上台执政的正义党梅内姆政府，面对80年代以后出现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很快提出了一套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认为“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已成为一个“事实”；迅猛发展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具有结构性质和不可逆转”；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大企业、大国家、大城市）已经结束；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由于“世界生产体系全球化阶段的内在逻辑是非调控和向世界贸易开放的持续不断的进程”，以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发展战略已经行不通。
为了“适应以美国霸主地位的确立和经济体系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的国际现实”，梅内姆重新调整和确定了阿根廷在冷战后世界中的地位，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建立了所谓“符合时代和新世界现实的新经济机制”。90年代梅内姆所实行的战略转折和他所领导的结构改革被称之为阿根廷现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主要内容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国际方面，实行“外围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同美国确立战略结盟关系，并致力于地区一体化事业。为了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阿根廷从1990年年初派舰船参加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到1997年获得美国的非北大西洋盟国地位，始终没有停止过同美国构筑特殊关系的外交努力。
国内方面，实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放弃过去的国家工业化方针，按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则，决定作为农牧业初级产品出口国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把农牧业食品专业化作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阿根廷政府的全球化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点：一、以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论为理论的基础，主张市场的完全自由运作，相信市场的自由化会给任何经济主体带来自己所希望的结果；二，把全球化视同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拉美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三、认定在美国军事霸权和形成全球生产体系的情况下，坚持民族独立、实行自主的行动方针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前阿根廷经济部长阿尔多·费雷尔把这样的全球化理论观点称之为“全球化的“原教旨主义观点”。
以上述理论为指导的所谓阿根廷“第二次革命”尽管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但进行得并不顺利。突如其来的贸易自由化使许多本国工业和生产陷入破产。国有企业私有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邮政、航空、铁路系统、社会保险、国家石油公司以及所有公用事业都被卖光，而且售价常常低得惊人。国家垄断权和专卖权被转让给私人部门，结果使惊人的利润汇到了私人部门的国外总部。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比索危机后，阿根廷资本大量外流，经济衰退，失业率猛增，暴露了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1994年以后，阿根廷经济增长率始终飘忽不定，失业率从未降到13％以下，收入不平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程度。
2001年12月，民众在经济上的不满开始激化为政治上的抗议风暴，一个由失业者组织、进步劳工组织、人权组织和小商贩组织联合组成的广泛联盟——“全国反贫阵线”发动起300多万民众，要求政府应给予失业者以失业补贴。抢劫风暴席卷其它城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许多地方。2002年3月，比索一再大幅下跌，阿根廷再次发生哄抢超市和商店事件，全国一片恐慌；4月23日，由于国会拒绝考虑政府防止阿根廷银行系统崩溃的计划，第五任经济部长莱尼科夫宣布辞职。这一切表明，梅内姆的“第二次革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阿根廷已经陷入深重的发展危机。
开放与自主阿根廷政府应对经济全球化战略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没有能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开放与自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实行货币准美元化，丧失了金融政策的自主权。由于把本国的货币同美元捆绑在一起的货币局制度，丧失了汇率调节的能力。因此，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被海因茨·迪特里希·斯蒂芬定义为“新殖民主义发展模式”。
2.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而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企业没有效益。结果造成：a）大批工人失业和中下阶层的贫困化。B）私有化进程中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得很大一部分国家财富落进了少数人的腰包。据《纽约时报》揭露，梅内姆政府出卖国有资产所得100多亿美元的收入，“有很多落进了政府官员的腰包，而没有用于社会服务”。C）自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结构调整政策之后，特别是实行梅内姆的休克式经济改革（正义党称“第二次革命”，有些经济学家称梅内姆的“经济政变”）之后，阿根廷的经济收入和财富被大规模转移到了跨国大资产阶级手里。国内市场萎缩，许多中小企业陷入陷入破产，经济结构发生部门脱节以及与社会脱节的变化，从而形成一种危险的恶性贫困循环：社会贫困化——国内市场萎缩——经济结构失衡——贫困化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更加萎缩——经济结构更加失衡。
阿根廷胡胡伊省的工会领袖甚至愤愤地说，“梅内姆认为，由于他使我们国家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把我们带进了第一世界。但是，工人们奋斗了一个多世纪才争得的权利，短短几年时间就已经丧失殆尽。现在我们这儿已成了殖民地，只差克林顿来这儿升上美国国旗了！”
3．以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走上了一条“非工业化”的道路。梅内姆上台执政之后，明确地放弃了过去的国家工业化方针，自甘作为农牧业初级产品出口国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把农牧业食品专业化作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用自己的暂时享有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去交换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制造品和高技术。从1990年到1998年，阿根廷的出口总值从123亿美元增长到264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一倍，但同一时期，阿根廷的进口总值却从41亿美元增长到了314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贸易差额由原来的顺差变成了逆差。
4．过于依赖外资、实行借债发展的方针。由于过于相信贸易自由化，梅内姆政府放手借债。西方国家认定梅内姆领导的阿根廷是美洲最有前途的“巨大新兴市场”，也源源不断地把大笔大笔的贷款送到阿根廷政府手里。这样，阿根廷的外债负担就从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候的430亿美元猛增到了2000年的1320亿美元。从1999年开始，阿根廷用于偿债的开支已经占了阿根廷出口收入的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的“比较优势”，也经不住债务负担这个无底洞的吞噬了。1998年外资开始撤出阿根廷，阿根廷也就开始陷入了发展危机。
这一次的政治危机与以往的政治危机有很大的不同，是在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70年代以来，由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阿根廷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在上层出现了一个新的跨国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许多人原来都是政客，他们都是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中暴发起来的。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为外国跨国资产阶级服务，从这种损国利己的服务中牟取暴利。这些人在获取暴利后，就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挡他们作为股东或合伙人参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由于这一阶级与跨国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也被称作拉丁美洲的“跨国资本主义”新阶级。经济权力结构上的这一变化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这一阶级急切需要控制国家的政权。90年代掌权的梅内姆就是这一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个阶级十分腐败。在这个阶级的控制之下，阿根廷存在一个由特权集团安排的、不事生产却可以每月照领工资的寄生者集团，这一集团的人数估计有10万人之多，
2001年用于这方面的“政治开支”高达20亿至40亿美元。
1999年，普通阿根廷退休职工每个月只能靠相当于150美元的养老金勉强糊口，但阿根廷的劳动部长却除了每月领取相当于8000美元的工资之外，还领取大约9000美元的国家退休金。尤其严重的是，在梅内姆政府内还存在一个高层犯罪集团，专门从事军火走私活动。他们与军队以及军工企业相互勾结，通过国际“幽灵企业”，多次进行国际军火走私，走私的武器多达6500吨。据揭露，走私军火的收入总共计1亿美元，而政府得到的只有4000万美元，其余都落到了私人的腰包。在瑞士银行有两笔同梅内姆有关的、总额为1065万美元的款子，很可能就是出售6500吨军火所得1亿美元中的一部分。
其次是中产阶级陷入了深刻的贫困化进程，发生了严重的分化。近20年来，阿根廷整个劳动民众的收入几乎损失了40％。中产阶级是新加入贫困者行列的成员，其人数增加了338％。这些新贫困者在某些社会文化方面并不像贫困者，譬如他们能受到中高等教育，小孩的数量比结构贫困者家庭少得多等等，但在同危机的关系方面则又很像旧式穷人，如失业、就业不稳、健康无保障等。拉美经委会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尽管阿根廷90年代也有过经济增长，但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却仍在继续。半个世纪以来，这个阶级由于生活条件比较优裕，从来都是恪求稳定，决不参加上街游行示威这一类活动。但是，在阿根廷的这次危机中，中产阶级也成了“反模式”的英勇斗士，参加了2001年12月20日晚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暴乱。他们的斗争方式就是发动“敲锅运动”（elcacerolazo），以示抗议。经济部长卡瓦略、总统德拉鲁阿、临时总统萨阿等一大批显赫人物都是被他们的“敲锅抗议”赶下台的。
再次是在下层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失业者阶层。在军事政变前的1975年，阿根廷的贫富收入之比是1：8，到梅内姆上台之后的第二年即1991年，这个比例已恶化为1：16，到1997年，更恶化为1：25。由于工厂大批裁员，失业率高达创记录的20％，工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使2/3以上的人从第三世界降到第四世界。据估算，阿根廷的贫困人数以每天1·5万人的增长速度增加，如果为了还债而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那么，阿根廷的失业率还将进一步超过20－25％。在全国普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如果再借款还债，变本加厉地剥夺老百姓，必将激起民众的更大愤怒。
（根据曾昭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新的挑战”，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出版。）
2．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和革命制度党下台
200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RPI）在墨西哥大选中失败，这个党曾连续执政71年，创造过“政治稳定奇迹”和“经济增长奇迹”。导致其衰落原因之一，是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以此为起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激进的贸易自由化、与美国经济的整合危及工人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引起社会强烈反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工人和农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削弱了革命制度党的社会基础，对传统的政治体制产生了严重的冲击。由于放弃革命民族主义，以社会自由主义取而代之，革命制度党不仅丧失了控制其社会基础的动力和制度，而且丧失了对其社会基础在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
1993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定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4年元旦，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生效的第一天，南方的恰帕斯州爆发了印第安农民武装起义。萨帕塔主义民族解放军的领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遗弃了印度安民族，号召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使长期潜伏的矛盾暴露出来，震撼了墨西哥乃至整个世界。恰帕斯动乱使开始走向不稳定的墨西哥农村形势扑朔迷离，加剧了革命制度党的统治危机。社会基础的动摇最终导致了革命制度党的失败。
（详细分析请见郑振成：“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影响”，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出版。）
二、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从传统中吸取力量，发掘变革的动因——“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经验教训
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各种思潮和宗教与社会运动依其价值取向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伊斯兰现代主义或称改革主义；其二是复古主义。现代主义主张调和宗教与科学，从伊斯兰经典里寻找提倡科学的依据，用现代科学重新解释经典，例如把天使解释为创造物的属性，把人类始祖吃禁果的故事解释为人类的脆弱性，把灵魂不灭说解释为末日审判时人性的复活，等等，以图建立一种符合科学的新宗教观。现代主义还主张调和宗教与理性，视理性为伊斯兰教传统所固有，现在只需恢复和重新确认之；强调伊斯兰教尊重理性，“在判断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何为有益，何为有害方面，理性具有最后的权威”；认为早期纯正的伊斯兰教启示“是对人设置的一道障碍，以防止他们走极端，以减少他们的过错”。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调和宗教与科学和理性的关系，为伊斯兰世界吸收、学习现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改变自己经济社会落后的状况打开了方便之门。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伊斯兰世界许多国家在争得政治独立之后，纷纷推行旨在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改革，有的是现代主义者思想的实践化，许多则把现代主义推向更远，例如明令禁止传统的一夫多妻制，成功地实行节育政策，等等。现代主义的另一思想特征是托古以改革。由近代穆斯林世界的衰落和西方入侵所激发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有着和复古主义同样强烈的宗教正统观念，社会现实也需要现代主义者从伊斯兰教内部寻求社会改革的动力。在伊斯兰复兴这一共同大目标下，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在将早期伊斯兰理想化这一点上的一致或相似性，并不需要更特殊的条件才能使之然。
复古主义是一种比现代主义历史渊源更为久远的伊斯兰思潮。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说法，要求回到《古兰经》，回到圣训和基本教义上去的“原教旨主义”思潮，是一种反复出现过的、周而复始的历史现象。每隔100年都要出现一次“马赫迪”（救世主）运动。18-19世纪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以来的复古主义运动，影响较大的有18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和19世纪末叶苏丹的马赫迪运动。瓦哈比派兴起之际，欧洲列强已经在波斯湾一带展开激烈的争夺，而阿拉伯半岛的四分五裂，瓦哈卜的教义为纳季德地区酋长伊本·沙特所接受，当作他统一半岛内的思想武器。1811年，沙特家族建立了自己的奉行瓦哈比派的王朝。
伊斯兰复兴和思潮和运动由来已久。但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人们看到的是半个多世纪里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的淡化。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像在西方基督教社会那样，世俗主义正在成为伊斯兰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二战结束以后的50-60年代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席卷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系列穆斯林国家在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实行了许多激进的社会、经济、文化改革。
五十、六十年代是伊斯兰社会主义运动狂飚突进的时期，进入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在穆斯林各国先后遭受困难和挫折。诸如通货膨胀、经济失调、失业严重，国有化企业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同以色列的长期武装对峙和战争造成庞大的军费支出和对外援助依赖；以民族民主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执政，变成了苏联军队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和军事占领，更是彻底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挫折和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行径，使曾经希望依靠社会主义对抗西方资本主义达到伊斯兰社会复兴的广大穆斯林，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认同对象，客观上为“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准备了土壤。在许多人特别是政治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看来，西方资本主义本来就遭人厌恶，现在东方社会主义也不灵了，于是只好回到传统的伊斯兰教义去寻求出路。这是七十年代以来在奉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众多国家传统宗教价值重新被人们所重视的重要原因。在埃及，当年的“船长”、“人民救星”纳赛尔所倡导的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理论，如今被指摘为“舶来品”，青年学生由拥护社会主义转向支持“爱资哈尔伊斯兰学者联合会”和穆斯林兄弟会。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激进派组织控制了不少大学的学生会。在突尼斯、伊拉克、叙利亚、苏丹等国家，各种倾向“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组织也空前活跃，有的跃跃欲试要夺取政权，有的已经取得政权。受此影响，一些曾经极力鼓吹“社会主义”的政权开始以国家的名义推行伊斯兰化。1977年，曾多次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的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全面实行“国家体制伊斯兰化”，包括重建伊斯兰法庭，1978年上台的齐亚·哈克要求穆斯林严守教规和传统习俗；利比亚的卡菲则在执政伊始就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七十年代他发动“文化革命”，下令销毁所有违反伊斯兰教义的书籍，并根据《古兰经》修订或颁布各种民法与刑法，恢复了古老的石块击毙刑、断手刑等刑罚，已经在实际上或者说部分地加入了“原教旨主义”复活的潮流。
（参见董正华：“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三、解决高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政治革新的关系——伊朗“白色革命”的失败
“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单纯的增长指数≠发展。
七十年代末以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崛起的直接导火线，不是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挫折，而是以“白色革命”命名的伊朗专制君主推行的亲西方现代化尝试的失败。本来，巴列维在东西方“冷战”中一头扎入美国怀抱，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因而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帮助他击败政敌重登王位。大量美国军官、美国经济专家在伊朗充当顾问。从1946年到1967年，美国给伊朗的无偿援助达10亿美元。美国支持巴列维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事力量，甚至将美军尚未使用的先进武器提供给他。有了这样一座强大的靠山，巴列维再此把自己当作的西方世界的一员。在国内建设方面，除了维持王权专制不变以外，也是一切效法西方。他的针对绝对革命而言的“白色革命”或称“国王与人民的革命”，就是企图在不变更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在伊朗引入西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
“白色革命”确曾喧赫一时。在西亚地区版图仅次于沙特、人口仅次于土耳其和埃及的伊朗，原有丰富的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等经济发展的内部有利条件。它的北部里海沿岸平原土地肥沃，盛产水稻、棉花，西南与伊拉克长期争议的“胡齐斯坦”省有世界著名的油田，农业也很发达，伊朗探明的石油储量高达66亿吨，占全世界储量166.9%，天然气占全世界13.5%（1984年）。1951年的石油国有化法令将英国资本垄断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为伊朗增加了巨额资本，依托上述条件，1963年1月，巴列维正式宣布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六点改革计划，从而揭开了白色革命的序幕。到1975年土改结束为止，全国有近200万户农民获益，92%的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
拥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占有土地面积减少到20-150公顷不等，占可耕地总面积的12%。土改以后，政府又致力于农业的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建立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基层农业单位如乡村合作社、农场企业等等，同时设置了许多管理农业的官僚机构，对农村基层行政机构和宪警力量也进行了扩充，还由国家派出了扫盲队，卫生队、农业发展与扩展队等大批服务组织，大大加强了巴列维王朝对农村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与农村的行动相配合，从1962年至1972年，伊朗实施第三、第四个经济发展计划，明确提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对国营企业的实际投资成倍增加，结果，1968-72年间工矿业生产年增达14%，石油与天然气年增15.2%，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达11.6%。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巴列维决心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1973年开始的第五个发展计划，一开始就将投资额定为第四个发展计划的3.4倍，随后，由于石油收入随油价上涨而大幅提高，投资额又几乎翻番（增加84.3%），巴列维提出要实现铁路电气化，建设核电厂、要生产1500万吨钢等一系列超高速的狂热的发展设想，准备在不久后成为居于美、俄、日、中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强国。伊朗开始同英、法、意、德、日、苏等工业国家签订一系列协议，购买建设项目所需设备、其中，仅1975年同美国的技术合作协议一项，开支就高达150亿美元，购买包括八个核电厂，十万套公寓住宅，一个港口、二十座预制构件厂等。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巴列维的现代化似乎取得稳固的成就：十多年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1969-78年增16-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160美元，1977/78达2250美元。在此期间，不仅发展了原有的石油，纺织、烟草水泥等部门，还建立了石化、机器制造、冶金等新兴工业部门。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
然而，事与愿违。突发奇想式的超高速增长计划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混乱，首先是港口与交通堵塞，进口的货物在码头、敞棚堆积如山，造成腐烂、锈蚀和火灾，货轮入港卸货有的竟然要等候半年，其次是物价飞涨，住房与建材奇缺使房租和地价猛涨，大量进口外国货物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1975-77年通涨率达50%。此外，盲目上项目加上巨额的军费，使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被吞噬被浪费，例如，不去利用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甚至任其放空烧掉，却计划斥600-800亿美元巨资修建20-30座核电站，直到1979年此计划被取消已经白白花费掉数十亿美元，再如，为了成为西亚军事强国，从1970年到75年军费开支从9亿美元猛增到100亿美元，达到占石油年收入的一半，70年代仅从美国购买武器就花费220亿美元，为使军队效忠国王，仅1978年一年就向陆军高级军官每人发放了近三万美元津贴。这些花费显然都是只有支出而无经济效益。
最为现实的，直接导致巴列维王朝倒台的问题是：巴列维的现代化不仅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幸福，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贫富差别，激起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即使是曾经受到广大农民欢迎的土地改革，虽然有偿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土地，但随后政府就放任不管。获得小块土地的农户，要以年租的10-12倍偿付地价，因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此外种子、农具、水源仍在地方寺院手里。农民因缺少资金、技术、生产落后，生活继续贫困甚至更加恶化，对土改的态度也逐渐变为失望和不满，土改最终没有达到扩大王朝统治基础的目的，而且，土改后比土改前缺粮更严重。1973年比1969年进口农产品增加2倍，1974年仅小麦进口就达250万吨。
高速工业化给城市下层人民带来的也只是灾难。1974年的调查显示，73%的工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准。1977年，伊朗有工人400万，除了少数企业里的技工，绝大多数收入微薄：四口之家平均日收入55-204里亚尔，而一公斤米和肉分别卖到90里亚尔和220-250里亚尔，一间房租金每日100里亚尔，众多工人只好全家住贫民窟。大批农民进城，扩大了产业后备军队伍，加之连年的通货膨胀，使工人处境更加恶化。工人的罢工和示威不断，失业大军成为反巴列维的重要力量。
白色革命和高速经济增长的真正受益者只是掌握政权的王室和高层文武官僚等极少数人。巴列维家族富甲天下，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国王本人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用黄金建造厕所，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首相和各部部长也照此办理，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钱，除公开的合法收入外，纷纷在各大公司和政府机关设立秘密预算，日常生活甚至“从荷兰买花，从法国买矿泉水，从东地中海购买野味，从非洲购买水果”。这些与广大人民的贫困形成鲜明对照，更激起社会各阶层民众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在专制统治的高压下不断积聚，终于在国王被迫放松控制之时一下子爆发，形成摧枯拉朽的革命洪流。
（根据张振国等著：《未成功的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四、实事求是地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和建立“家庭农业经营制度”的经验教训
这里想结合笔者对“五种生产方式”公式以外的第六种生产方式——“小农的生产方式”的认识过程，谈一点切身体会。最初是在学习法国近代史的时候，观察到小农经营的悠久历史渊源和它在近现代的顽强生命力，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在西欧近代史上的适用性产生了疑问，从列宁论述“美国式道路”时强调其前提条件即“拥有广阔的待垦地”，体会到恩格斯所说“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的重要性，但并不质疑“资本主义取代小生产”、“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亦即农业由剥夺了农民土地的资本家经营”的普遍结论（其实马克思说的是“我们假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第693-694页）。后来接触当代东亚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这一课题，仍然是带着“农民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这一先入之见开始的。但随着对实际历史材料的了解增多，看到的不是农民的分化而是农民的迟迟不分化：农地改革以后几十年间，在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新型的家庭小农经营制度长期维持，不仅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且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和行为约束形式、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直到在进一步的工业化和美国廉价农产品联合打击下整个农业部门萎缩，农业的黄昏来临。进一步的观察还发现，在当代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家庭农业经营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生命力旺盛，只不过随着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家庭经营的规模增大而已（笔者1996年夏天在美国农村考察，目睹了数千英亩的家庭自营农场。）社会主义中国的农业也从“三级所有”改变为“四级所有”，实际恢复了农民的家庭式经营。而相反的模式即资本主义大农场制、大庄园制，却不断引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危机，农民仍在为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从东南亚的菲律宾到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农民的武装反抗此伏彼起。对农民的独立经营，有的当代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农民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小农战略”或“单峰战略”（unimodalstrategy）以区别于大农场占统治地位的“双峰战略”（bi-modalstrategy）。为解释它的顽强生命力，有人提出了资本对农业“征服而不占领”说。追溯历史，马克思虽然限于所看到的材料而不无失误地谈到过英国自耕农已经被消灭，但马克思也谈到了小农的“生产方式”，称“他（指小农）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有关争论中，以捍卫马克思为己任的考茨基也承认“农业遵循着自己的规律”。恰亚诺夫则提出了小农独立于其所进入的经济体系的独立现代化道路。凡此种种，皆与先前头脑中的“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即“五种生产方式”的教条产生矛盾。结果当然只能是抛弃教条，重新立论。
（参见董正华等著：《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一部分。）
五、消弭各种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稳定和区域和平发展——印度阿萨姆危机和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阿萨姆是印度资源最丰富的邦，这里土地肥沃，适合种植茶叶、黄麻、大米、柑橘、菠萝、甘蔗和蔬菜。从1890年这里发现石油起，阿萨姆生产了全印度5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60%的三合板，58%的茶叶，在世界的茶叶市场占有30%的份额，并出产了全印度30%的黄麻。阿萨姆还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可以发电。还有云母、铁矿石、纸浆和其他资源没有开发。这里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有珍贵的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鱼类，包括大象、犀牛、野牛和鹿。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周围的移民。
阿萨姆周围的孟加拉国和尼泊尔都是人多地少的地区，孟加拉国55126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着8000万人口（1979年），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1500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尼泊尔国土面积是54362平方英里，尽管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225人，但尼泊尔地处高山地带，人口都在适合居住的地带聚居，所以密度也很高，尼泊尔也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周边地区人口过于密集，所以他们常常到阿萨姆寻找谋生机会。
1979年3月，阿萨姆邦达朗（Darrang）地区的曼加尔代（Mangaldoi）举行人民院议员的补选，要重新登记选民名单。有人反对登记结果，说60万人中有7万是外国人。全阿萨姆学生会（AASU）建议，政府不把选民名单上的非法移民的名字去掉，就不能举行选举。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爆发了全阿萨姆学生会领导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在杜澧楗（Duliajan）油田，有12，000人在围攻、静坐整整一个月。警察开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杜澧楗事件拉开了暴力冲突的序幕。阿萨姆危机期间最惨烈的大屠杀发生在1983年2月14日、17日、20日全国大选期间，总共有1383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次大屠杀由于被国际报道而广为人知。根据邦议会事务部长的说法，1980年1月到6月间，有17612人因为参加运动被拘留后又在法庭上被审判过。据报道，总共有189人被杀，243人失踪。3700间房屋被烧毁，其中500间是阿萨姆人的。1979－1980年，就有120起暴力事件，327处骚乱，15000人无家可归。
反对外来人的运动不断发展，波及到相邻的特里普拉和曼尼普尔邦。特里普拉的部落民暴力袭击孟加拉人，后者在数量上已经超出了本地人，并且控制了政府。曼尼普尔的学生袭击孟加拉人、比哈尔人、旁遮普人、还有越来越多的养牛的尼泊尔人。整个印度东北地区被外来移民问题分裂了。一名新闻记者把这场混战称为“人人自危的霍布斯式的战争”。称问题与其说是教派主义，不如说是秩序的全面崩溃。印度教徒反对穆斯林，当地人反对外来人，平原人反对山地人，部落民反对非部落民，印度教的高级种姓反对下级种姓。一个地区的受害者又成为另一个地区的加害者。
阿萨姆危机是一场排斥外来移民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都是相对的概念。这是因为，在1947年以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同处在英国统治下的一个国家；而1971年，孟加拉国又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如果站在1947年的时间点上，这些移民都是国内移民。但是到1979年，站在阿萨姆人的角度上看，外来移民都是外来人。
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尽管东巴和西巴宗教信仰相同，因语言不同又分裂为两个国家；东孟加拉和西孟加拉尽管语言相同，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也分为两部分。阿萨姆也因为宗教和语言等问题而分裂为许多部分。
阿萨姆危机的发生及暂时解决同该邦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有关。在阿萨姆的政治舞台上，国大党的邦政府（阿萨姆人主导）、西孟加拉邦来的印度教徒、孟加拉国来的穆斯林这三者之间，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权力均衡体制。邦政府纵容孟加拉国来的穆斯林，为他们提供保护；孟加拉国来的穆斯林则支持阿萨姆人打压西孟加拉邦来的印度教徒。但是1979年，国大党垮台，人民党执掌邦政权，孟加拉国来的穆斯林转而投靠人民党。权力的均衡机制被打破了，唯有诉诸政治，他们才可能恢复他们渴望的地位，于是阿萨姆的精英要反对的不仅是西孟加拉邦来的印度教徒（13.7%），更大的敌人是孟加拉国来的这些穆斯林（23.29%）。权力的均衡体制打破，阿萨姆危机就是权力均衡体制重新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血与火的斗争，而且持续了六年之久。
根据罗治国：“外来移民与1979－1985年印度阿萨姆危机”，《现代化研究》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待出版）。
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始于“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发表共同宣言，宣告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世纪之交，在文莱、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以及东帝汶（2002年作为观察员）先后加入以后，东盟加快了建立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决定在2003年以前实现本地区贸易自由化。此外，东盟倡议和主持召开了“东亚经济论坛”和“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的场所。1994年东盟首脑会议又提出了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1997年的金融危机加快了东亚大区域合作的步伐。危机迫使各国就应对措施和如何防止发生新的危机进行讨论与合作。东盟国家认识到，作为次区域经济组织，东盟只能依托东亚这个大的经济圈，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1997年12月，东盟-中日韩领导人（10+3）举行非正式会议，就东亚的发展前景，亚洲金融危机，深化地区经济联系等议题达成了许多共识。
2001年11月的文莱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是在复杂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是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怖成为世界和东亚地区的一件大事；二是受美国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变坏。会议表示了继续推动东亚合作的决心。期间中日韩三国为推动合作，一致同意设立经济部长和贸易部长会议，以及工商论坛。东亚合作进程开始的时间还不长，涵盖全区域的“东亚自由贸易区”还只是一个构想。所谓“10＋3”还主要是一个由东盟推动的对话合作机制。真正的地区合作组织和基本原则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文莱会议上，韩国总统金大中主张将“10+3”机制改为“东亚峰会”，并提出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多个领域的“东亚共同体”。然而，东盟对上述提议十分谨慎，担心“东亚峰会”不再固定由东盟国家任主席和东道国，东盟将丧失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日本对韩国“东亚峰会”的提议也不表态，担心与韩国等靠得太近，会把“10+3”机制变成排斥美国的阵营，从而使日本丧失从美国得到的利益。此外，日本还顾虑对同样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东亚国家开放农业和农产品市场。在中、日、韩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存在更多困难。日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就曾多次“卡壳”，中日之间也频频发生贸易战。因此，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是在东亚区域合作的大框架下进行的，是以三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支持东亚合作的进程。在“10＋1”即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方面，日本与东盟之间以及韩国与东盟之间已经有不少合作项目，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文莱会议期间，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宣布用十年的时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缘相邻、文化相通，和平往来源远流长，具有区域合作的基础。早在1992年，中国就已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1996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00年11月，在新加坡第4次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提议加强双方的政治对话与合作，以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加强贸易、投资联系，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提议得到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响应。2002年11月4日，第6次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决定以东盟现有自由贸易区为基础，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个拥有十七亿人口、近二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点二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一体化大经济区。
当代日本许多人仍然摇摆于“脱亚”与“入亚”之间。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史观”（认为日本与西欧虽然远隔欧亚大陆，但属于同一文明生态地域）和川胜平太的海洋史观（呼吁建立西太平洋海岛经济文化联合体，以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文明思路）可为证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曾经流行的关于日本推动形成东亚经济圈的各种理论逐渐淡出，“四小龙”和华侨华人对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些是东盟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以及中国-东盟率先达成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的大背景。当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不是封闭的、排它性的。它只是先行一步，目标是整个东亚的全面合作。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半个世纪的发展，东亚已经成长为世界最有活力的三大经济区域之一，成长为一个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和平、合作的新东亚。东亚人已经从近代的战乱、贫困、被殖民、被奴役的屈辱中走出，对自己历史悠久的传统文明及其未来前景重新获得了自信。
东亚从西方引进了理性、科学、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市场经济等现代观念、现代知识和现代制度。但是东亚社会迄今没有被西方“现代性”所淹没。东亚现代发展中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表现出许多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尽管有毁有誉，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东亚自身的文明传统在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
两千多年来，东亚文明历经磨难但没有中断、没有寂灭，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随着人类交往的全球化，各种文明不可能再有平行的独立的发展。在与现代工业文明接触以后，东亚思想已经发生巨变，连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有了明显的现代意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被当作现代文明的普适性价值向全世界推广。但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既不是零碎的、杂乱无章的堆积，也从来没有单线的、唯一的模式。既有的文明形态和发展模式一样，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资本主义鼓动起来的无限追求利润、利益和向自然界索取贪得无厌的非理性欲望，“进化”与“进步”观念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逻辑，工业和科学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至上和科技霸权，都需要矫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性普遍伦理和现代性问题一样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正象世界文化和生活方式呈现多元化存在状态一样，人们对现代性和普世伦理的理解也是多元的。全球化、普世性不等于全盘放弃地方性和个性。不能要求人们在特殊与普遍之间、在历史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现代世界体系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产物，至今还充斥着霸权主义和不平等。作为对抗这种霸权和不平等的工具的国家主权，正在不断被全球化所侵蚀。一个能实现“世界大同”的、拥有人类共同体主权的“世界共和国”，迄今还只是美好的理想。在此情况下，以平等合作为基础的区域共同体的出现，是合理的历史性选择。从历史发展长时段即历史的结构性变革角度来看，东亚区域合作与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但是，一个建立在和平发展、民主、繁荣和平等联合基础上的“东亚共同体”，毕竟代表了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也是东亚文明复兴的要求和复兴的东亚文明的必要载体。文化和文明是历史的积淀。著名文明史学家汤因比晚年憧憬世界的和平统一。他提出，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不能靠武力征服统一世界，所以，“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随着东亚的复兴，具有深刻内涵与高度多样性、包容性的东亚文明，必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人类的美好前景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