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作为国际性事件曾给世界带来重大冲击，至今仍是一个被国际史学家颇为关注的课题。学界对其原因、过程、性质、影响等传统领域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在研究对象上开始关注各种视阈下的义和团镜像问题，涌现出关于美、法、德、俄等西方社会舆论对义和团运动之态度与评价的探研①；在研究方法上义和团运动则不仅被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而且被用于透视社会结构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从“事件史”研究本身转向了“事件路径”的历史研究②。但就笔者管见，学界尚缺乏对作为八国联军主力的日本如何认识义和团运动的专题性研究，更鲜见将义和团运动作为透视近代日本对外战略之路径的尝试。本文拟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政党党报、主流报刊、军部战史等基础史料从对外观念层面揭示日本加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内在原因，诠释日本战争舆论的本相，探析义和团运动对日本的对华观与对外战略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日本政府的相关认识及其出兵决策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带有反近代文明的局限性，但其主要性质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从古代封建帝制王朝转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从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转折的历史界标”③地位。然而，曾倡导“中日提携”、“共御西辱”的日本，对于反对西方侵略且规模空前的义和团运动，却非但不予支援，反而成为八国联军主力将之镇压。那么，日本是基于何种对外认识与观念采取这一政策的呢？日本的出兵决策具体又是如何出笼的呢？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世界文明观上彻底放弃了古代长期持有的“中国文明中心观”而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主动实施“脱亚入欧”战略，展开了全方位的近代化政策。1880年代，因中国在军事、铁道、邮政等领域举办洋务运动出现“同治中兴”，日本民间兴起一股要求与中国合作“共御西辱”的亚洲主义思潮④。此股思潮虽因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两大竞争事件即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而一度陷入低潮，但19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国粹主义的兴起，亚洲主义思潮又有所复苏。然而，在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脱亚入欧”派已无需赘言，就连“亚洲主义”派的主流亦主张与列强一道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反战者寥寥无几。该种局面的出现，与日本在甲午战后初步形成的“中国亡国观”密不可分。
所谓“中国亡国观”，是指日本在甲午战后根据中国的内部状况与外部环境而逐步形成的对华基本认知、态度与政策取向。具体而言，中国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军事孱弱、吏治腐败、国民愚昧，社会动乱，边疆危机四伏、内地分崩离析，国家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处于单靠本国力量就无法自立生存的状态，更遑论完成从古代封建帝制王朝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与蜕变。这样的中国在东亚格局中丧失了曾占据过的“竞争对手”的地位与实力；在国际政治中亦无资格被视为需要平等对待的合作伙伴，而只是一个可以被无视感情与主体性的侵略对象；在世界经济中由于国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绝好的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市场，故是列强激烈竞争的舞台；在中日关系中，则是应服从日本领导的附属国。日本在1898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亡国观”。此种对华观决定了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不可能“裹尸抗暴”，故此间的“亚洲主义”者虽亦提倡“中日提携”，但在其诉求中却早已舍弃了“共御西辱”，而主要将之作为“欺哄中国”以图在与列强的竞争中瓜分到更多权益的口号。1899年5月，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更以“中国亡国观”为基础，向内阁重臣明确否定“中日提携”路线，即：“观清国形势，欧洲列强在清国版图内到处都在扩张利益线，清国地图显然最终将被赤、橙、蓝分开。清国将像犹太人般国亡而人种存。值此之际，我国将来应当尽量扩张利益线……即便我国财、政、兵三方面都充实了，与清国提携维护东洋独立也是最为拙劣的下策。”⑤故在随后的义和团运动中，日本毫不顾虑中国的态度与前途，而只是将之作为“俎上肉”用于侵略肥己，抬高本国地位，做出了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决策。
日本对义和团的认识无疑直接地影响到其出兵决策。日本各界对义和团的评价普遍较低，认为其是迷信、愚昧、落后、反基督教的“乌合之众”。1900年3月6日，驻清公使西德二郎向外务省报告了山东拳民的活动。4月7日，他提到义和团只不过是“没有固定方针的土匪，不会引起大事”⑥。但当英、美、法、德、意等西方列强因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而开始联合以强硬手段威胁总理衙门采取切实措施予以镇压时，日本开始就所应采取的对策问题进行商讨。4月28日，西德二郎依然认为义和团“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是反基督教的并不针对日本，不宜进行干涉，否则会伤害中国的对日感情，但青木周蔵外相却坚持令其与列强采取一致行动⑦。5月20日，西德二郎按照青木外相的指令开始参加列强公使团会议，并与列强一道向总理衙门发出镇压义和团的联合照会。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因义和团开始破坏北京郊外的铁道致使京津间交通阻断，而认定北京公使馆区陷入危局，要求泊于大沽的17艘外国战舰增援。是日，列强召开第四次公使会议，“一致决定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⑧。次日，日本政府便得到西德二郎的出兵请求。随即，日本天皇批准了海军派遣二等巡洋舰笠置的上奏。6月4日，该舰抵大沽。其后，日本又派遣须磨、镇远、镇中、丰桥等战舰与水雷驱逐舰到大沽，拉开了武力入侵中国的攻势。
由于列强之间除具有侵华的共性之外，亦存在最大限度地扩大本国在华权益的竞争性，故日本在制定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政策时，虽不忌惮中国人民的力量，但对作为当时世界主宰的列强却给予了高度关注。实际上，乘义和团运动之“东风”加入列强“同盟”，成为列强的“伙伴”，是日本政府紧要的政策目标⑨。日本针对义和团运动的出兵计划并未止于数艘军舰。6月4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向宇都宫太郎少佐明示提前研究出兵问题。6月6日，宇都宫便向福岛提出了大规模出兵方案⑩。日本虽早已做好出兵准备(11)，但在出兵时机上则因其尚非“世界列强”的自我观与对列强在华竞争关系的认知而不得不对西方列强进行“察言观色”。当时执政的首相山县有朋、陆相桂太郎、海相山本权兵卫、外相青木周蔵，还有在野的元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对抢先出兵保持了慎重态度(12)。山县有朋认为：“此次事变，以小量兵力断难戳定。此际日本即使必须出兵，在外交政策上也需避免积极主动，而应由列国请求我国援助。”(13)桂太郎也有类似观点：“日本加入列国联军，是开国以来未尝有之事。我国与欧洲列国人种不同。殊方废除列国在我国之治外法权。当下是我国掌握东洋霸权之端绪。若劈头就犯下外交错误，则多年之辛苦都将化为泡影。故，我国暂宜仅用海军应对……让列国求救于我才是上策。”(14)日本最初之所以对派遣陆军问题如此谨慎，主要是由于当时日本不仅国际地位较低，军备不足，财力有限，而且在朝鲜及中国问题上与俄国存在战略矛盾，日本政府担忧过分冒头的军事行动会导致与俄国发生冲突，到时不但无法战胜俄国，甚至将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权益与地位也丧失殆尽。而且兼英、法等西方媒体也曾警惕日本大量出兵，忧虑日本与清政府缔结“亚洲主义”性质的日清同盟(15)。
然而，英俄在远东地区的竞争关系为日本从中渔利提供了战略空间。在“三国干涉”以后，俄国加剧了向中国的扩张，英国的压力与危机感既已增强。1900年6月1日，俄国借口义和团大规模出兵中国东北。而英国主导的救援北京公使馆作战却因西摩尔先遣队遭到顽强抵抗而无所进展，又兼英国当时忙于在南非与荷兰进行布尔战争，无法向远东地区派遣大军。面对此种困境，英国决定要求日本出兵以牵制俄国。
在遏制俄国向中国的扩张问题上，日本与英国持有相同立场。甲午战后，日俄两国围绕朝鲜与中国东北就已展开了激烈争夺。1900年6月12日，日本驻天津领事报告俄国派遣1746名士兵、277头马匹、24门大炮登陆大沽(16)。次日，山县首相便与青木外相、桂陆相商定向英国发出了如下照会：“如果现已登陆的各国海军特遣部队被包围或遭到其他危险，日本政府准备立即派遣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去救援他们，假若女王陛下政府同意这一行动，否则日本政府不拟派遣军队”(17)。6月11-15日，日本政府通过驻外使节证实英、法、德、美、意、奥、俄等列强就义和团问题均赞同采取联合出兵的方针(18)。6月14日，驻清公使西德二郎鉴于排外的端郡王成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且书记官山杉彬被董福祥部逮捕恐被杀害等情况，认定局势危急，要求日本政府增兵(19)。6月15日，山县有朋召集临时内阁会议，商讨由参谋本部制定的《临时派遣队编成要领书》(20)，决定从陆军第五师团与第十一师团中抽出临时派遣部队约3000人，由其亲信福岛安正担任司令。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21日，清政府以光绪帝的名义向列强11国同时宣战，清军与义和团围攻各国驻京使馆。22日，出羽常备舰司令官致电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称八国联军在天津面临危难，要求速派大量陆军、水雷艇及渡船增援(21)。英国也鉴于情势危急，于6月23日、26日、27日、7月3日四次希望日本出兵增援(22)。7月5日，英国向日本更是如此表示：“北清事态如此危急，现除日本之外别无他国可以增援天津，欧洲列国毫无反对日本增兵之意。”(23)7月6日，日本进一步获得了英国的财政保障：“日本是唯一有希望成功实现救援北京外国公使馆这一紧急目的的国家……眼下英国政府除了用在场的军队进行援助外，还不辞提供适当的财政补助。”(24)同日，日本内阁决议派遣第五师团，总兵力约22 000人(25)，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
总之，日本在“中国亡国观”与义和团乃“乌合之众”的认识基础上，制定了大规模出兵侵略中国的政策，并早已做好充分准备，却等待列强的出兵邀请，即避免了列强的警戒，使得出兵变得“顺理成章”，又乘机抬高了其在列强中的身价与地位，为其在日俄战争后正式跻身为世界大国奠定了基础。
二、日本舆论从“隔岸观火”到“煽动战争”
日本的“战争舆论”问题，可以反映开战前日本民众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与态度。中日学界对此均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26)，但就日本媒体的“煽战舆论”是否具有“正当性”问题尚颇具争议，即，是清政府对义和团转为“召抚”政策导致了日本加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还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犯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以及清政府从“剿抚”转为“召抚”政策？日本庆应大学玉清井研究会所编《义和团事件与日本媒体》，在行文中将日本媒体要求出兵中国的原因归咎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支持政策(27)。这种观点典型地代表了部分日本学者借口近代西方文明的普世化紧要于民族主义而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提供正当理由的做法。
清政府确曾于6月16日在向协办大学士刚毅和甘肃提督董福祥发布的命令中要求对义和团择其“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以资“折冲御侮”，并于6月21日对外宣战的当日正式出台了“召集成团”、“借御外侮”政策(28)。但是，日本媒体实际上早在此前就已要求出兵中国，煽动侵华战争。
义和团运动作为19世纪以来最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举起“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口号，最初的矛头指向的是西方传教士，并未发生直接针对日本人的行为。故日本大多媒体起初是以隔岸观火的心情进行报道的。当列强公使开始联合行动时，日本舆论发生变化。5月20日，列强召开第一次公使团会议，并向总理衙门发出要求镇压义和团的联合照会。23日，《中央新闻》虽仅将义和团视为针对基督教的“乌合之众”，却要求在其他列强派遣水兵上岸时日本也应“毫不踌躇地令鸟海号登陆”(29)。5月27日，列强公使团因义和团开始破坏北京周边铁道及车站而要挟总理衙门拟调遣卫队入京，28日，又进一步决定联合出兵。此后，日本舆论开始普遍宣扬“出兵征讨论”。31日，《国民新闻》要求日本增派军舰与列强共同行动，即：“苟有影响支那命运之事态发生，
则与列国共同尽力保护普遍利益与和平，这既是我国的义务又是我国的权利。吾人切望当局与列国一样速令海军登陆，进而增派军舰，以充警备。”(30)6月1日，《东京日日新闻》呼吁道：“讨灭像义和团这样妨碍国际交通之文明公敌，即使从本国利益来看，也属帝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我国必须主动承担恢复秩序的职责……若需动武镇压，则帝国陆军当然应下定决心做好担此重任的准备。”(31)6月3日，《大阪朝日新闻》也以日本是东亚主人翁的姿态要求出兵以“致力于让愚民放弃攘夷的迷梦”(32)。12日，《时事新报》要求日本政府“速派陆军”(33)。
以上事实表明，在清政府对义和团出台“借御外侮”政策之前，日本的主流媒体已在义和团乃“乌合之众”的认识基础上鼓动政府加入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成为日本政府实施侵华政策的幕后推手。故，不能将日本媒体的“煽战行为”仅归咎于清政府的政策“不当”。
其实，左右日本媒体从“隔岸观火”转向“煽动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而是日本自身的侵华野心与西方列强联合出兵中国的动向与政策。根本而言，日本媒体之所以宣扬“出兵征讨论”，一方面是出于趁火打劫的企图(34)，另一方面是出于乘机加入列强行伍、提高本国地位，并确保日本在华优势地位的意图。在出兵之初，日本媒体就基于“中国亡国观”而毫不怀疑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能力，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与列强的竞争中攫取更为有利的地位与权益以保持战后的均势问题。从军记者田冈岭云便在向中国出发的途中写道：“即便有围剿团匪之任务，也因其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不足论矣。我军一出便可使之灰飞烟灭……重要的并非今天的义和团事件，而是由此引起的清国处分问题，我国能否与列国保持均势的问题。”(35)
三、战争过程中所见的“变化”与“因循”
日本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中，与甲午战争一样进行了“有意识、有系统”的对外宣传(36)，并派遣出大量从军记者，记录下了当时的中国见闻。日本参谋本部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后也编辑了堪称日军“正史”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为考察日本在战争过程中对于义和团及当时中国的认识提供了官方资料。
日本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官民的评价与甲午战时有所不同。甲午战时，日本看到中国的将士普遍以逃跑为事，百姓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是漠不关心(37)。而在义和团运动中，日本发现义和团与清军都比甲午战争时“勇敢”。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便向天津进发，在途经黑牛城、纪庄时遭到了来自义和团的英勇抵抗。参加过此次战役的广岛骑兵第五联队军曹藤村俊太郎，评价义和团的抵抗“出人意料的顽强”，其原因不仅在于其“人多势众”，而且在于他们有着“为国而死，必定重生”的信仰(38)。清军及义和团在天津城之役中的抵抗也相当顽强，使得当日八国联军被牵制在城南门外数百米的大道上不得动弹，甚至连天津城门的侦查工作都无法进行(39)。入夜之后，八国联军不得不在战场上露营。从军记者堺利彦对此进行了如下报道：“联军从上午2时半出发，5时开始战斗，苦战半日却不得前进。及至午后，已不得不死守驻地……晚上，联军在敌人城墙下冒着子弹露营。士兵们经过整日苦战，身心疲惫，席泥而睡，仅靠挖好的战壕休息，在凄惨的月光下，忘掉了白天的酷暑，相互环视，满地都是受伤、战死的战友，横七竖八，数不胜数。”(40)日本参谋本部对天津城战役进行了如此评价：“官军及义和团顽强抵抗直至陷落，给列国军队带来重大损失，并使之陷入困境，着实出人意料。虽是敌人，也令人不胜感叹。此种抵抗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甲午战争中是未曾有过的。”(41)
在整个镇压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日本舆论界也都普遍认为中国军民表现出了甲午战争中未曾有过的“英勇与顽强”。《东京朝日新闻》评价道：“由于甲午战争而被嗤笑为弱兵的清兵，在天津城防御战中是如何地勇敢，被联军伤亡之惨重所证明。”(42)《日本》新闻也如此评论：“吾人在数日的战斗中确认清兵不可辱。以甲午战时之清兵推测今日之清兵，是极大的错误。”(43)日本不仅看到了中国官民的英勇，而且有一部分人还认识到了中国民众与官方之间产生了同命运、共患难的“连带感”。7月29日，田川大吉郎在《报知新闻》上对此评价道：“在此前的甲午战争中，仅仅是官军在与日军作战，一般国民则认为事不关己。现在，他们从这种奇怪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44)这种能够看到中国国民对于“近代国家观念”之朦胧觉醒的观察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方面，日本也注意到甲午战争时期的大量积弊依然存在，而这些正是导致中国最终战败的重要原因。
其一，武器装备落后，难敌八国联军的近代武器。义和团作战英勇，但军事装备落后，几乎没有近代武器。据日军调查，北京的义和团原本不下10万，“但此等团匪不过是乌合之众，既无枪支弹丸，又缺乏训练，其战斗力本不足论”(45)。清政府的官方防御设施亦不容乐观。日本从军记者在占领北京后发现堪称“铜墙铁壁”式建筑的北京城墙，防御设施却较为落后，“有数门速射炮”，却因管理不善而“锈上加锈”，有两、三门还是日本安政时期使用的旧炮，评价：“这若挡鸟还比较堪用，但用来抵挡联军精锐而新式的武器，则可谓无稽之谈。”(46)
其二，清军纪律涣散，专业素质低下，尚未适应近代化作战体系与武器。甲午战争时，清军军纪涣散早已闻名于世。日本虽认为与甲午战争时相比“此次事变中支那军队在武器与训练上都有一些进步”(47)，但在首战的大沽战役中，日军便发现清军在武器运用上的落后性。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不惜重金在此咽喉要地装备先进的大炮，但守军并不熟练操作技能，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竟将火药露天放置，结果导致由敌人发射来的炮火引爆，加剧了自身的毁灭(48)。在北京城之战中，日军发现清朝并非缺乏先进武器，在其占领的东直门内的器械局里“有大量的新式速射炮”，却被锁于仓库，并未应运。究其技术层面的原因在于清军尚未掌握新式速射炮本体与底座的结合方法，故这些速射炮“都只是结合了一半”，而“记载结合方法的书籍散乱了一地”(49)。
其三，清政府所做的备战工作极不充分。日军发现“在城门特别是东直门、朝阳门的第一、二门中间的围墙内排列着大量的石灰壶”，这原本是当八国联军攻入死角时，用于从楼上往下扔掷的，“却尚未搬运到楼上”。而且，“在朝阳门到帝城之间的街道上还筑起了石灰山，却尚未装入壶内”，“在朝阳门、东直门附近的台枪、旧式炮、刀抢等旧式武器被扔得到处都是，但新式枪、炮等却依然收纳在城内的仓库中，而被我军占领，可见其防御准备是极不充分的”(50)。日本从军记者还发现北京城墙“草木丛生”，“枪眼毁坏，炮铳生锈”，感叹清政府“漫不经心、自甘堕落，着实令人惊讶！”(51)
其四，部分高级官员与将领缺乏抵抗决心，仍以逃跑为事。日本官方及民间舆论虽都对义和团运动中清军与义和团的表现给予了正面评价，但也注意到以天津道台、府尹及直隶总督裕禄为首的高级官员、将领先行逃跑，即便是最高将领荣禄麾下的武卫中军主力也“在西华门内西什库附近，毫无抵抗联军之意”(52)。《读卖新闻》的从军记者永田新之允报道称：在天津城内“尽管仍有枪械弹药，尚有充足的物资决一死战”，最高官员与将领“却做出如此怯懦(逃跑)的行为”，评价其“尚未完全摆脱支那人的通病”(53)。部分官员的逃跑现象致使日本认为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的进步是有限的，整体而言依然处于“甲午战争的延长线上”(54)。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中，日本既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的“因循”。当时“变化”虽比“因循”少，但国民精神与风气的“变化”，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潮流与方向。遗憾的是，日本被侵华贪欲所驱使，在“变化”与“因循”之间更看重了后者，依然固守“中国亡国观”。这种模式在此后中国的一系列变革中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使其扭曲的对华观丧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列强占领北京后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中国正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波及于世界，尤其是对日本的对华观、自我观与对外战略均带来了深远影响。
国家对外战略与政策的选择，是建立在对外观与自我观的基础上的。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的“瓜分”政策。与此相反，日本却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中国亡国观”。
首先，日本在其“中国亡国观”中又增加了清朝“缺乏作为国家的资格与统治能力”的新判断。尚在开战阶段，日本媒体就纷纷宣称清政府丧失了统治能力。“亚洲主义”者陆羯南宣扬“已不能将北京朝廷视为一国政府……现在的北京朝廷已丧失了统治臣民的能力”(55)。《国民新闻》也称：“清国不能镇压暴徒，表明其没有作为主权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56)战争结束后，首相山县有朋在《庚子事件善后策》中如此分析：“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力、国民没有思国心，已丧失了国家生存之条件。”(57)以该种论调为契机，此后日本逐渐兴起“中国非国论”，用于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58)。
其次，日本的“中国亡国观”在程度上也得到固化与升级。“中国亡国观”不仅是一种判断与认识，也是一种对华态度，包括对华政策取向在内。本就各怀鬼胎的列强在攻占北京后就对华政策问题产生分歧，英、美等列强倾向于“保全”中国以谋取经济利益，而有地利之便的俄国则倾向于以武力为后盾“瓜分”中国。日本国内就该问题亦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保全中国”，另一派则主张“分割中国”。宪政本党的创建者大隈重信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市场，日、英、美等列强在华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故列强与其瓜分中国造成贸易壁垒，莫如联合“保全”中国，在“门户开放”的框架下共享在华利益(59)。该论调名为“保全”，且倡导“中日提携”，实际上是鉴于日本军事力量不足以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武力争夺中获胜，而试图在形式上“保全中国”的完整，以在经济与政治竞争中凭借其接近中国的地缘优势与中日“同文同种”的文化背景主导中国的近代化改革从中扩张日本的利权。政友会则倡导“中国分割论”。从宪政本党改宗加入政友会的尾崎行雄批判“中国保全论”称：“夫支那乃大国，有四亿余人口，养五十余万常备军，北京却在两月间就被不足五万之列国联合军所攻陷！如此软弱之国民到底不能独立。盖云支那已从根本上归于灭亡亦未不可，岂可拉此已亡之国而行保全者乎？”他认为宪政本党的“中国保全论”只不过是一种“欺瞒手段”，主张与其“欺瞒”，莫如直接标榜“中国分割论”(60)。实际上，不论是“中国保全论”还是“中国分割论”，其对华态度皆无平等可言，二者均是在“日本文明”与“中国野蛮”的对立图式中，将日本视为世界一大列强而在商讨对一个被列强任意践踏且终将走向灭亡的侵略对象的处置问题。与陆相桂太郎渊源颇深的《国民新闻》更是提出“象形蚯体”说，即：“今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机。将之分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个体。若使之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是于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结构。”(61)不得不说基于“中国亡国观”之上的“象形蚯体”说，其“理论结构”与此后日本实施的“肢解中国”政策如出一辙。
再次，庚子事变后日本的对华观发生了整体而又彻底的逆转。吉野作造如是回忆：“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怀有轻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战……直到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
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62)日本对华观的全面逆转，必然使“中国亡国观”在范围上也得到拓展甚至是蔓延，从而使其成为此后日本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一大决策依据与社会基础。
在自我观方面，日本完成了作为“世界列强”的自我定位，在中国问题上增加了相对于欧美列强的自信，这刺激了其“称霸亚洲”的野心。
当近代世界连为一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自我观都不可能独立存在，而是与对外观联动发展的。对于日本而言，卧榻之侧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其建立自我形象的重要参照物。甲午战后，日本虽确立了“东洋盟主观”(63)，但尚未形成“世界列强”的自我观。庚子事变后，通过日军在八国联军中发挥的“中坚”作用，日本增强了相对于西方列强的自信，并完成了作为“世界列强”的自我定位。而且，由于事变过程中日本媒体一方面高唱日军纪律严明等“文明形象”，另一方面却嘲弄其他列强的“非人道主义”，故日本民众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社会文明等领域也表现出对列强的自信。《中央新闻》报道称：“日本在军事上的进步已绝不落后于白种人，各种法制建设也不仅不劣于欧洲各国，甚至有许多更为进步之处。”(64)作为当时第一大党的政友会，其态度更显得有些狂妄：“当今日本帝国在建国三千年的历史当中处于全新境地……日本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成为世界强权，与白皙人种登上同一舞台……并在每一出戏中都证明我国只有超出其他主角而无劣之者。”(65)
日本“自我观”的膨胀，刺激了其在“携欧侵亚”的战略框架下，要求在亚洲发挥列强之中坚的作用以遂其“称霸亚洲”的野心。在媾和过程中，《大阪朝日新闻》已宣扬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进退皆为主人公”(66)。政友会的林包明在《远东策论》一文中设置了“帝国是远东问题的主人公”一节，如是谈到：“列强不如我国了解清、韩，又不若帝国能得二国民心。加之，我国航海派兵之迅疾远非他国可比，况且开拓新殖民地常须军队临之。退一步而言……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增倍，失我助者，其力减半……故我国应借此有利地位，巧夺先机，方可成为名符其实的远东主人。”(67)可见，通过义和团运动日本确认了自身在列强竞争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其称霸亚洲的野心随之膨胀。
在对外战略方面，日本借助义和团运动在行动上首次真正地实现了外交上的“脱亚入欧”战略。近代日本所谓的“脱亚入欧”，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文物制度上“脱儒习欧”、“脱亚从欧”，二是在对外战略上“脱亚入欧”、“携欧侵亚”。前者仅靠日本的自我意志便可实施，后者则须有西方列强的认可方能实现。明治政府建立之初便在文物制度层面上实施该战略，展开了全方位的近代化政策，至甲午战前其各项改革已卓有成效，但在对外战略层面上的“脱亚入欧”却远未能达成。这是由于此间列强在日享有治外法权等特权，日本对列强尚处于修改不平等条约、追求国家独立的阶段，并无能力与资格与列强站在对等地位。甲午战后，日本通过对清战争的胜利确立了亚洲大国地位，并向列强展露了西方式的“文明”与“实力”，方得以与列强达成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协议与意向，直至日俄战争彻底遂愿并成为世界大国。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10年间，正是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从无资格与列强“平起平坐”逐步转向与列强“并驾齐驱”的过渡阶段。此间，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中，认识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结盟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撤兵威海卫为条件换取了英国在福建“不割让”问题上的支持，为实现对英协作关系奠定了基础(68)。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由于中国抵抗列强侵略之规模空前，欧美列强苦于“鞭长莫及”，而不得不主动求助于日，这为日本与列强结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亚入欧”战略提供了大好时机。故曾倡导“中日提携、共御西辱”的日本不惜背信弃义，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在具体行动上首次实现了外交上的“脱亚入欧”、“携欧侵亚”战略。
义和团运动后，俄国借口义和团运动出兵占领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打破了列强在华的原有均势，这在促使英国摆脱“光辉孤立”的传统外交政策的同时(69)，也为日本攀结世界首强提供了重要契机。日英两国正是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尤其是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后俄国军事占领东北的局势中逐步建立了互信、互利关系，并于1902年缔结了针对俄国的战略同盟。1904年，日本更是借助日英同盟发动了日俄战争，攫取了成为引发十五年侵华战争之导火索的所谓“南满权益”。
总之，通过义和团运动，日本不仅强化了“中国亡国观”，而且确立了作为“世界列强”的自我观，并在行动上真正地实现了明治以来梦寐以求的“脱亚入欧”战略。此后，直到发动“九·一八”事变、退出国联，日本政府均在不断被强化的“中国亡国观”的基础上，借助“脱亚入欧”、“携欧侵华”的战略框架实施了一系列侵华政策。然而，对“称霸亚洲”的诉求，暗含了日本的“脱亚入欧”战略势必遇到瓶颈，这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选择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辟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路线，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埋下了伏笔。
注释：
①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较为集中地收录了相关成果。
②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兼论〈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王先明：《义和团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转型》，《历史教学》2011年第2期。
④关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可参见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⑤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年，第251-253页。
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二九三号文书，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6年，第319-320页。
⑦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二九八号文书，第321-322页。
⑧《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页。
⑨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东京：研文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
⑩宇都宫太郎关系资料研究会：《日本陆军与亚洲政策：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日记》1，东京：岩波书店，2007年，第84页。
(11)斋藤圣二的研究表明，日本在派遣福岛临时部队与整个第五师团的重大行动中，都是在列强提出派兵要求之前就已做好了充分的出兵准备与决策。参见斋藤圣二：《北清事变与日本军》，东京：芙蓉书房出版社，2006年。
(12)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第208-211页。
(13)德富苏峰：《公爵山县有朋传》，东京：原书房，1969年，第409页。
(14)德富苏峰：《公爵桂太郎传》，东京：原书房，1969年，第893页。
(15)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416页、第428-432页。
(16)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三四○号文书，第351页。
(17)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39页。
(18)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三三七、三三八、三四三、三四五、三四六、三四八、三五一号文书，第345、346、353、354、354、355、356、357页。
(19)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三四七号文书，第355页。
(20)关于《临时派遣队编成要领书》的具体内容可参见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DAS/meta/image_C08010003900?IS_STYLE=default&IS_KIND=SimpleSummary&IS_TAG_S1=InfoD&IS_KEY_S1=臨時派遣隊编成要领書&ISLGC_S32=&IS_TAGS32=&。2014年1月3日连接。
(21)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五四八号文书，第562页。
(22)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五五○、五五八、五六二、五七四号文书，第527-528页、第535、545页。
(23)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五八三号文书，第551页。
(24)《英国关于日本对清出兵之财政保障的备忘录》，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东京：原书房，1965年，第194页。
(25)《关于北清事变出兵的内阁决议》，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第193-194页。
(26)日本的代表性研究有：菅野正：《义和团事变与日本的舆论》，(日)《历史学家》第44-45号；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玉清井研究会编：《义和团事件与日本的媒体》，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玉清井研究会，2008年。中国的代表性研究有：王晓秋：《义和团运动与日本》，《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李宏生：《义和团运动与国际公正舆论》，《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
(27)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玉清井研究会编：《义和团事件与日本的媒体》，第42-45页。
(28)张玉田：《论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76页。
(29)《北京匪徒的真相》，(日)《中央新闻》1900年5月23日第1版。
(30)《北清之骚乱》，(日)《国民新闻》1900年5月31日第1版。
(31)转引自菅野正：《义和团事变与日本的舆论》，(日)《历史学家》第44-45号，第44页，注12。
(32)《义和团的爆发——需根本性救治》，(日)《大阪朝日新闻》1900年6月3日第3版。
(33)《速派陆军》，(日)《时事新报》1900年6月12日第2版。
(34)关于日本“趁火打劫”的野心，王晓秋在《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一书中已有精辟的论述。
(35)西田胜编：《田冈岭云全集》第5卷，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69年，第12页。
(36)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第320页。
(37)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8)藤村俊太郎：《一个老兵的手记》，东京：人物往来社，1967年，第85-110页。
(39)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第2卷，东京：参谋本部，1904年，第213-224页。
(40)堺利彦：《堺利彦全集》1，东京：中央公论社，1933年，第57-58页。
(41)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第2卷，
第244页。
(42)《清国人的清国观》，(日)《东京朝日新闻》1900年8月7日第2版。
(43)转引自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第269页。
(44)转引自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第459-460页。
(45)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第4卷，东京：参谋本部，1904年，第15-16页。
(46)滨田佳澄：《陷落后的北京(一)》，(日)《国民新闻》1900年9月2日第1版。
(47)《某支那通的北清事变谈》，(日)《国民新闻》1900年7月20日第1版。
(48)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第2卷，第93-95页。
(49)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第4卷，第99-100页。
(50)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第4卷，第99-100页。
(51)滨田佳澄：《陷落后的北京(一)》，(日)《国民新闻》1900年9月2日第1版。
(52)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第4卷，第244页。
(53)转引自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第268页。
(54)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第459页。
(55)陆羯南：《列国应取之策——对北京进行根本改革》，(日)《日本》1900年6月29日第1版。
(56)《列国协同之必要性》，(日)《国民新闻》1900年6月13日第1版。
(57)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58页。
(58)1933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退出国联大会的演讲中就以相同的理论主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松冈代表在国际联盟大会上的演说》，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东京：外务省，1973年，第264页。
(59)《大隈伯爵的对清善后策》，(日)《大阪朝日新闻》1900年7月1日第2版。
(60)尾崎行雄：《确立国家外交方针之必要性》，(日)《政友》第3号，1900年12月10日，第26-28页。
(61)《恒久坚忍之外交精神》，(日)《国民新闻》1900年7月5日第1版。
(62)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6卷，东京：新纪元社，1947年，第13页。
(63)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64)《黄白军人》，(日)《中央新闻》1900年9月6日第1版。
(65)《主客问答》(二)，(日)《政友》第3号，1900年12月10日。
(66)《列国与日本在清国处分中的地位》(下)，(日)《大阪朝日新闻》1900年8月24日第3版。
(67)林包明：《远东论策》(下)，(日)《政友》第17号，1902年2月10日。
(68)参见王美平：《日本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三种论调》，《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
(69)关于义和团运动与英国外交政策之转变的研究可参见邵永灵、王琛：《远东危机与“光荣孤立”的困境(1900-1901)》，《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