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吕一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汤晓燕，浙江大学历史系
中国与法国虽然分处东亚、西欧，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影响由来已久。鉴于法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起过重要作用，加之法国因在诸多方面与中国有惊人相似之处而被称为“欧洲的中国”，不少中国的有识之士很早就开始对它投以关注的目光。例如，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曾分别编著过《法国革命记》、《罗兰夫人传》，而革命派的冯自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汪东(寄生)、孙中山等等，亦曾利用法国大革命史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此后，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均有不少出自中国有识之士之手的相关论著问世。上述编著、论著给人留下的一个强烈印象，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由于空前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解的特定背景下，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和其他国别史研究，乃至整个世界史研究一样，“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国人寻求国家强盛的曲折经历和中国知识分子报国报民的拳拳之心”①。
1989年，中国法国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张芝联先生曾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如此概括中国的法国大革命研究现状：起步晚(几乎在大革命发生100年之后才开始对此有研究)，“拿来主义”(从他国借鉴的成分比较多)，以及政治实用主义(总是希望从中找到对现实政治有意义的内容)。②事实上，这三点也适用于评价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概而言之，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曾经历过“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阶段。由于“起步晚、底子薄、遗产少、基础差”(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前会长陈崇武教授语)，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多因袭欧美，而在1949年之后的较长时间里则又提倡一边倒学习苏联。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仅我国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法国史研究缺乏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而且，史学工作者的思考和写作，往往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特别是经常会受到“左”的路线的严重干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法国史研究的发展与提高。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一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一样，法国史研究更是沦为直接为政治需要甚至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其形象或声誉也因此大受影响。令人欣慰的是，始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热点纷呈，佳作迭出。凡此种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嬗变。
本文着重考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法国史研究的热点与进展。因篇幅所限，将从下述几个方面择要撰述。
一、法国大革命研究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举世公认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大革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甚至将其与同时期发生的工业革命视为“双元革命”，并称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自然受到各国史学界的普遍青睐。更由于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曾对清朝末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在中国的法国史研究领域中，大革命研究一直是最受瞩目的方向。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人认识法国大革命的起点。改良派的先驱王韬曾两度游历法国，于1871年编成《法国志略》。该书有八节内容介绍1789年革命。这是中国人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此后，法国革命在中国思想界和政界都成了一个热点问题。20世纪40年代，国内的法国革命史学开始步入专业化的阶段。1941年，沈炼之教授出版了《法国革命史讲话》。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的革命史论著。1945年，杨人楩教授出版了《圣鞠斯特》。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等经典之作。改革开放后，国内对法国革命史的译介和研究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高潮，而这与学界反思过去数十年曲折历程是分不开的。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法兰西风格：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等论著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时下，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关键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再度成为热点问题。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几度脱销，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毋庸讳言，在现代化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中，中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很有必要参照别国的发展进程，其中，法国大革命所呈现的经验与教训，当是值得国人高度重视的重要参照。
王养冲、王令愉合著的《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③的出版，意味着中国法国史研究领域也有了出自本国学者之手的大革命通史的力作。该书作为上卷，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内容极其丰富，并不局限于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还包括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关于宗教斗争、女性运动、公民教育等以往被忽视的领域的研究，更是可圈可点。
鉴于中国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且法国大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高毅近些年来较为关注中国革命中的暴力色彩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他在2013年再版其《法兰西风格：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④时特意增加了两篇相关论文作为附录。在第一篇论文《中法文化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历史性互动》中，作者首先论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法国大革命中两个基本观念——“平等”与“自由”观念形成的影响；接着论述了20世纪初，在中国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开展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作者在文中指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盛行不衰的革命崇拜基本上就是在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作者还在论文结尾发人深省地提出如下问题：如何“民主地结束革命”？中国是否应该再次向法国学习“走出革命文化和革命崇拜的历史经验”？
第二篇论文题为《法国式革命暴力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如果说前一篇论文着眼点在于革命观念的形成，那么此文则是对革命暴力的思考。作者认为，法国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众暴力实际上与革命本身的任务以及这一任务所面对的巨大阻力相关，换言之，在法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贵族传统的国家，想要建立一个政治民主化的统一国家并非易事。作者指出，当他把目光转向中国近现代史，发现中国革命者对于法国革命中的“嗜血性”尤为推崇。在此文的最后部分，作者力求对文中提出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强调道：“法国式革命暴力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再要它下来往往就很不容易。结束这种革命暴力实际上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政治文化改造工程……当今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历史阶段，所以很显然，正像在上个世纪初一样，今天的中国仍然特别需要借鉴法国的历史经验。”
把法国人由臣民变为公民是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刘大明从大革命时期“民族再生”问题着手，对此研究颇多。他在《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⑤一书中，全面回溯了大革命时期关于公民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并且结合历史背景，详细分析了在当时的环境下，革命者意欲塑造什么样的新时代公民，以及当时现实中关于公民身份的讨论。除此以外，他还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戏剧、国民自卫军以及女权运动等课题做了颇有深度的研究。⑥他认为，与公民教育相同，革命戏剧也是实现“民族再生”理想的政治工具。革命戏剧反映了政治派别的政治理念和大革命的进程，对大革命乃至后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大革命的恐怖统治，这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必须要面对同时又颇难评判的问题。张弛在《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降临：1792年6月—9月》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意大利法哲学家阿甘本提出的“例外状态”理论的启发下，力求将法国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起源、本质以及影响等等，纳入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解释。在仔细梳理革命向激进和暴烈阶段转化的过程及其动因，并对恐怖的起源和性质做了深入讨论后，他颇有新意地指出，8月10日革命是主权的革命，是人民主权明确的自觉的表示，既侵蚀了“宪制权”，同时也导致了合法性的转移。在主权开启的例外状态中，恐怖统治开始了。由此，他认为，恐怖是一种全面例外状态下的绝对的决断，是对一类人不加区分的任意的且无任何罪责区分的惩处，是对一切被抽离于秩序之外的纯粹的生命的归置。⑦
概而言之，关于法国大革命，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主要关注和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大革命的分期、热月政变的性质以及对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等人的评价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涉猎的领域和问题不断拓展和增加，例如，目前有多位中国学者在分别关注反革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以及旺代地区的“叛乱”等话题。⑧随着中国学者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料，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学界在法国大革命方向的研究水平提升得非常快。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年轻学者在研究取向上已力求“去意识形态化”，并在增强历史主义意识的同时，高度重视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读。例如，张弛在前述论文中从全新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恐怖的机件与基调，分析未宣誓教士法令、流亡者法令、全面治安措施、爱国公民证书、监控疑犯、革命法庭、专员体制以及屠杀等恐怖统治的基本构建，既绕开了恐怖研究的“环境论”，又规避了“意识形态论”。作者希冀通过上述努力，力求使恐怖研究真正还原到历史自身。
二、启蒙与反启蒙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启民智”是不少有识之士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与任务。与此相应，启蒙也一直是社会各界人士热衷谈论的议题。由此，与大革命专题相似，关于法国启蒙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也是中国法国史学界关注较多、成果颇丰的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都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启蒙运动中的分歧、法国启蒙运动与他国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反启蒙运动成为研究的热点。
如有学者提出，在强调启蒙运动作为整体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即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在重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同时，也要联系同时代其他国家地区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如苏格兰启蒙运动、荷兰启蒙运动、意大利启蒙运动，甚至包括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运动，将这些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和研究。⑨还有学者则不仅关注启蒙思想与旧制度末年公共舆论中关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关系，同时还着力研究“反启蒙”的问题。⑩反启蒙运动并不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是启蒙运动截然对立的阴暗面，实际上，它早已超出“旧制度”的范畴，并与启蒙运动一道，成为现代社会种种思想和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学者在较早即极为重视对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研究，亦对更为年轻且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以及卢梭，特别是后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最近这10来年的法国史研究中，卢梭依然是备受关注的一位历史人物，相关研究进展颇大。例如，已有中国学者开始对卢梭在中国的接受史做系统梳理，反思在对卢梭思想的接受过程中存在的误读。(11)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年轻学者徐前进另辟蹊径，选择卢梭的病痛作为研究卢梭思想的切入点。他在发表于《历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中指出，卢梭的思想由启蒙向浪漫风格的转变，以及他去世后多变的历史形象与其身心病痛有关。与此同时，徐前进还撰文分析了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指出卢梭的思想有多样解读的可能性。(12)他的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学术界在“借用”卢梭的思想联系中国现实问题的同时，卢梭研究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
已经转入更深入细致的领域。
三、近代早期与旧制度时期的法国
随着中国法国史研究队伍的日渐壮大，尤其是一批在国内外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国史研究新秀的加盟，此前中国学界少有涉及的法国史研究领域如今被一一拓展。例如，关于法国近代早期的地方赋税制度、乡村共同体等问题，成为一些青年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一文中，熊芳芳在考察了法国乡村共同体的起源、基本特点以及各种不同的自治方式的基础上，将乡村共同体的变迁置于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经济形势以及王权扩张的大背景之中加以分析，得出下述结论，即：中央政府利用乡村共同体在近代早期所遭遇的经济困难，将其置于自己的“财政监护”之下。在掌握共同体经济命脉的同时，中央政府逐步实现了对这一地方政治单位的直接控制。(13)
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贵族和教士这类题目也吸引了不少中国学者，如刘文立对于贵族中的长袍贵族群体做了初步的研究，分析了“长袍贵族”的形成以及他们与佩剑贵族间的融合。此外，刘文立还在另一篇论文中，详细描述了法国的特权阶级在大革命之前的历史变迁，以及他们在革命期间的消亡过程。(14)詹娜则较多关注近代早期的贵族。她在《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附庸关系初探》一文中提出，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附庸关系在两大政治危机——宗教战争和福隆德运动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王权借机渗入贵族附庸关系中，从而为绝对主义的形成打下基础。(15)黄艳红则针对特权等级中的教士做了不少研究。他在《试析法国旧制度末年的教会免税特权》一文中，从教会与王权在税收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这一角度入手，分析了君主制国家的局限性和内在矛盾。他详细分析了教会的组织架构，旧制度的财政体制与特权制度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保守势力如何仰仗历史传统用以维护等级制度等方面，指出这些因素既是近代国家得以发展的框架，但同时也是抵制其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的阻碍力量。(16)
探究旧制度末年的司法改革、理清高等法院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对于认识旧制度，特别是它的崩溃至关重要。如果说此前国内学界对此的研究较为薄弱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状况已随着庞冠群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而画上了句号。庞冠群在《莫普司法改革与法国旧制度的崩溃》一文中指出，莫普进行的司法改革，意在强化王权，然而却引发了严重的司法与政治危机，结果反而加速了旧制度的灭亡，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她认为，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它在具体举措上的激进性，在思想层面又激起了公众舆论对于旧制度各种弊端的激烈讨论，这些因素相叠加，无疑就动摇了旧制度的根基。在她的另一篇题为《18世纪法国的高等法院与启蒙运动》的论文中，庞冠群延续了这一观点，认为莫普改革在无形中进一步推进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大革命的降临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预演。(17)
洪庆明同样对公众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在《试析18世纪法国“公众舆论”的衍生与政治文化转变》中，他主要抓住“公众舆论”这个词本身，运用语义学的方法，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18世纪的文本环境中去阐释旧制度末年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认为在“公众舆论”的语义变化之中隐含着18世纪法国社会一系列政治观念的转变，其中包括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且高于国家的观念，以及对公开性的强烈追求，这些观念对革命前的法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在另一篇论文《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中，则将注意力转移到路易十四时期，探究王权如何建立和控制文化体系。他发现，路易十四运用一系列的象征符号、盛大舞会或仪式，用以体现王室的荣耀与威严；同时使用资助、监管等手段，将社会的文化艺术活动全都囊括到国家体制之内。但作者也指出，正是在这种看似强大有效的文化控制策略带来的负面作用对日后整个旧制度的覆灭埋下了隐患。(18)
有学者重新审视了旧制度时期的“谷物贸易”，指出作为旧制度的重要经济措施，“谷物管制”背后有政治经济的多种原因。作者还从政体、民众心态和经济结构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进而强调虽然这一制度饱受诟病，但它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它实际上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民众心理相吻合。(19)
四、从第三共和国到当代法国
在战火中诞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持续的时间有70年之久，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迄今为止，延续时间最长的政体。与此同时，这70年也是法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虽然其引人瞩目的程度无法与大革命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关于第三共和国的研究在中国也一直为人所重视。浙江大学沈炼之、楼均信等教授都曾对第三共和国史用力甚勤，著述颇丰，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20)。目前，顾杭继续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在《传统的发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对共和文化的塑造》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在第三共和国早期，政府有意识地复兴源于大革命的共和国传统，例如，马赛曲成为国歌，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成为国庆日等，以此来塑造一整套共和文化。在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则通过分析一代史学宗师拉维斯的教育理念以及他编撰的教材，剖析了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历史教育在重塑民族信心、宣扬爱国精神以及灌输共和思想等方面起到的作用。(21)
始自德雷福斯事件，法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以自己在坚守良知、勇于担当方面的突出表现，为世人树立了榜样。《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广泛运用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系统探究了法国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走过的历程，对他们在法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变迁进行了探讨，相关内容当能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参照。(22)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经济全球化为中心的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席卷世界，它在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暴露出了种种弊端。由此，反全球化运动于9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并逐渐蔓延至世界各地。其中，法国的反全球化运动以其规模大、影响广而著称，并被各国的反全球化组织看作是“遵循的榜样”。鉴于法国知识分子不仅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在“介入”社会现实方面表现出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新特点，顾杭从对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ATTAC)的个案研究着手，对知识分子与法国的反全球化运动做了颇有新意和深度的研究。(23)
从二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末的法国当代史也较之过去更多地吸引着中国学者的注意力。马胜利近几年十分关注法国左右翼的斗争以及法国民族认同感的问题。他在《法国左右两大派的分野、变迁及前景》一文中分析了法国左右两派形成的历史，以及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给法国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深刻影响。如今，法国面对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左右两派对峙的局面也对此作出了回应。此外，马胜利还对法国的民族认同感做了不少研究，他认为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形成既是政治和思想博弈的结果，同时也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下，法国的移民问题逐渐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对传统的共和同化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24)
五、政治思想史
在不少中国人眼里，法兰西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民族”，法国人不仅热衷于谈论和参与政治，而且相关政见精彩纷呈，并由此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为此，对于法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国学界向来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成果自然也相对较多。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专著、论文更是不时涌现。其中，郭华榕撰写的专著《法国政治思想史》对法国主要政治思想做了既系统又细致的梳理、评析。(25)
近代法国素有“天主教的长女”之称，宗教对法国政治的影响不可低估，但关于法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向来是中国学界法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王加丰、崇明分别撰写的《法国宗教战争与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产生》(26)、《论17世纪法国冉森派的神学和政治》(27)等论文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加丰在论文中强调，16世纪下半叶，法国是欧洲政治斗争的中心，仅仅从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方面看，法国就做出了重要贡献，胡格诺派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必须进行重新评价。崇明则在论文中力图表明，冉森派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政治理论，但是在捍卫其信仰自由的斗争当中，他们对绝对君主制提出了批评。这一批评在法国促成了反绝对主义观念的兴起。同时，冉森主义反现代性的努力与法国启蒙运动中试图摆脱宗教约束的理性主义精神殊途同归，共同促成了一种具有明显的反宗教意味的现代精神的形成，进而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提供了某种意识形态动力。
在法国政治思想家中，早年中国学界关注不够的贡斯当近年来日益吸引着中国学者的目光，相关论著时有出现。韩伟华在其论文中探讨了贡斯当关于自由的理念。他在文中提出，贡斯当的原创性在于他将古典自由和现代自由相互协调，各取所长，从而建构一种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和谐并存的宪政体制。在另一篇同样探讨贡斯当思想的文章中，他详细分析了贡斯当的早期手稿《论共和宪制在一大国之可能性》，系统地阐明了贡斯当如何运用中立权理论，从而为有效地解决立法权与行政权间的冲突与协调这一两难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28)此外，崇明从个体自由的角度出发，认为将贡斯当看成是消极自由的提倡者掩盖了他思想的复杂性；相反，不能忽视贡斯当对现代个体自由的消极面的深刻批判。他指出，要理解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必须深入到贡斯当思想的内部，呈现其对现代个体自由的复杂理解，考察贡斯当如何在批判这一自由的消极性的同时辩护其正当性。(29)
近来，法国政治思想史中最热门的话题无疑是托克维尔其人其著。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当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力推荐，托克维尔的经典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突然“走红”，不仅各种中译本“洛阳纸贵”，而且，托克维尔及其观点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街谈巷议当中。事实上，一些中国学者在上个世纪就已经高度关注这位法国思想家。在商务印书馆1992年推出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文版中，由张芝联先生亲自撰写的序言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中国学者对托克维尔其人其著更多的关注和更新的思考，仍主要出现在21世纪。倪玉珍在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托克维尔为何会从“政治”和“社会”双重视角考察民主。同时，她还指出，托克维尔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考察民主，而是深入到社会关系、人的思想情感和民情里考察民主。因而，从“社会状况”这一独特的视角考察民主使托克维尔认识到，尽管完善的政治制度是自由的重要保证，但制度是需要依靠社会中的每个个人去维持和创新的。(30)崇明则从社会改革的角度去解读托克维尔的理念。他在相关论文中强调，在托克维尔的社会理论中，人们会发现他的道德主义追求，因为社会改革对托克维尔来说不仅是维护社会的利益和秩序，而且也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道德。(31)崇明还提出，《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32)
在时下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热烈讨论中，不少人认为，托克维尔的主要观点就是：“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繁荣加速革命到来”。这一思路能够在中国国内广为流传，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阶级斗争论占据了数十年的中国学术界，能抛开阶级革命的思路去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时，这一提法确实也为中国学者反思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刘北成此前也持相似观点。(33)值得注意的是，高毅在对所谓的“托克维尔悖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后认为，对于“托克维尔悖论”，即认为繁荣和改革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反而会导致革命这一观点，并不能贸然迷信，也不可任意解读，因为相关现象并不能充分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机理；大革命爆发的根源在于当时的人们在普遍遭受一些新形式的压迫，这些压迫不但在物质意义上可能较以往更加沉重，而且还多了一个能大幅度加重其严酷性的精神维度。换言之，高毅认为，在托克维尔看来，并不是“松动”引发了革命，而恰恰是由于新的压迫以及旧制度王朝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权政策导致了革命的爆发。事实上，高毅多次提出，民主化进程中要想避免革命，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特权集团不可刻意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二是中央政府不可肆意压制公民的政治自由。腐败才是革命真正的催生婆。(34)
六、有待开拓和加强的领域
法国是一个富有史学传统的国家，其年鉴—新史学派更是在当代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自张芝联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向国内介绍法国年鉴—新史学派以来，该学派的视野与方法成为推进中国80年代以后新史学发展，尤其是社会史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中国史学研究开眼看世界的开始。自此之后，中国学界对年鉴—新史学派的译介持续不衰。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勒高夫、勒华拉杜里、杜比等人的代表作均有中译。并且，中国学者也日益重视其史学史研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胜利翻译了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35)，并在译者前言中，详述了年鉴—新史学派第四代之后出现的分裂与紧张。除前文提及的几个领域之外，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中另有几个方向也值得关注。首先，工人运动史方面，沈坚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法国工人阶级做过研究；乐启良等也对“马提尼翁协议”中确立的集体谈判模式进行过探讨。(36)其次，法国女性史的研究也已在国内兴起，如庞冠群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研究以及汤晓燕对大革命中的女性服饰文化的探索就是例证。(37)
然而，与前面详述的那些方向相比较，这些范围内的研究在中国学界仍基本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包括上古史、中世纪史、当代史等时段内的研究，亦亟须中国学者加大研究力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不短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曾对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工人运动史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对巴黎公社的研究更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著述丰硕之极。由于早年的这类研究或多或少带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在学术性上存在某些欠缺，加之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后人们的关注点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导致此类曾是大热门的研究领域持续受到冷遇。对此，我们认为，如果说相关研究以前的“很热”并非完全正常的话，那么当今的如此之冷也同样难说正常。中国学者依然很有必要对这些领域进行更富有新意和学理的研究。进而言之，如果说学术研究贵在创新，那么从新的理论视角来审视既往的研究，以新的解释框架来处理老的，甚至似乎是已有定论的问题，仍不失为中国法国史研究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刘大明、张弛分别发表在《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专栏中的论文《巴士底狱的传说与真相——“专制主义象征”的建构过程》、《谁是无套裤汉？——身份意识与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变迁探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除了研究领域亟待拓展，研究手段的改进、研究方法的更新也是当前法国史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国内学者的工作仍要借鉴国外的二手研究，尚未具备独立发掘档案材料的科研能力。这成为制约我国的法国史研究乃至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瓶颈之一。不过，近年来，国内学者赴国外一流学术机构学习深造的机会日益增多，档案电子化使得接触一手材料的方式变得更为多样化，国内学者掌握与解读原始档案的能力也正在逐步提高。
注释：
①钱乘旦：《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②张芝联：《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18—123页。
③王养冲、王令愉：《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
④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增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⑤刘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刘大明：《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戏剧》，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性别歧视和女权运动》，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自卫军析论》，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⑦张弛：《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降临：1792年6月—9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⑧李倩：《戈德肖与马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黄艳红：《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新视野、新进展、新趋势：法国革命史中的“资产阶级”概念辨析》，载《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朱爱青、刘北成：《“旺代叛乱”述略》，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⑨李宏图：《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载《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2期。
⑩张智：《法国启蒙运动与旧制度后期的民族主义话语》，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略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
(11)范昀：《作为方法的卢梭——现代中国百年卢梭学的反思》，载《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2)徐前进：《卢梭的病：医学与史学的综合解读》，载《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法国革命时代卢梭观的解读方法》，载《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
(13)熊芳芳：《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载《第8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代表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
(14)刘文立：《法国新旧贵族的融合与同化——长袍贵族析评》，载《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旧制度下的特权等级及其消亡》，载《法国研究》2003年第1期。
(15)詹娜：《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附庸关系初探》，载《史学集刊》2012年3月。
(16)黄艳红：《试析法国旧制度末年的教会免税特权》，载《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
(17)庞冠群：《莫普司法改革与法国旧制度的崩溃》，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18世纪法国的高等法院与启蒙运动》，载《历史教学》2010年第4期。
(18)洪庆明：《试析18世纪法国“公众舆论”的演生与政治文化转变》，载《史林》2010年第4期；《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载《史林》2011年第4期。
(19)周立红：《一个“非理性”制度的“存在理由”——论法国旧制度时期实行谷物管制的原因》，载《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0)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1)顾杭：《战争创伤、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论拉维斯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教育》，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传统的发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对共和文化的塑造》，载《史林》2010年第5期。
(22)吕一民、朱晓罕：《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3)顾杭：《法国的反全球化——以ATTAC为中心的个案》，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6期。
(24)马胜利：《法国左右两大派的分野、变迁及前景》，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论析》，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2期。
(25)郭华榕：《法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6)王加丰：《法国宗教战争与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产生》，载陈崇武主编：《法国史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6页。
(27)崇明：《论17世纪法国冉森派的神学和政治》，载《浙江学刊》2013年第2期。
(28)韩伟华：《从“古代人的自由”到“现代人的自由”——邦雅曼·贡斯当古今自由理论再探讨》，载《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2期；《从三权分立到中立权：贡斯当分权制衡理论探微》，载《学海》2012年第3期。
(29)崇明：《贡斯当论现代个体自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0)倪玉珍：《托克维尔理解民主的独特视角：作为一种“社会状况”的民主》，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31)崇明：《民主与社会改革：托克维尔论社会问题》，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2)崇明：《国家主义的逻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载《南方周末》2013年2月17日。
(33)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4)高毅：《“托克维尔悖论”评议》，载《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
(35)[法]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6)沈坚：《战后法国的工人阶级与社会冲突》，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乐启良、吕一民：《法国集体谈判模式的确立及其历史意义——1936年大罢工与马提尼翁协议探析》，载《世界历史》2009年第4期。
(37)庞冠群：《玛丽·安托瓦内特与18世纪法国的公共领域》，载《读书》2007年第12期；汤晓燕：《“三色徽之争”与大革命中的女性》，载《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