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时期建立起的日本文武二元制的政治体制,使日本军部掌握了国家战略的制定权。后来军部又逐步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因而全面掌握了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权。这是导致日本国家战略最后全失败的决定性原因。
国家战略是指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在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发展时期以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存在着如何从世情与国情出发制定与决策国家战略问题。
在外部压力与内部纷争之后，以中下级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主导，通过半改良半革命的维新运动，日本废除了封建幕府制度，建立了新式国家。明治维新时期至战前，在日本的官方与学界没有见到过使用国家战略这一概念，它在日本的使用是战后的事。但战前在日本提出过战略与政略问题。1890年，山县有朋写了《外交政略论》。日俄战争期间，作为参谋总长的山县有朋在复电大山岩总司令官时曾经说：“关于政略和战略相一致的意见，已于十日上奏，也同政府当局充分讨论过”。在此期间，山县有朋还写了《政战两略概论》。战前，战略与政略问题是日本政府常提出的问题。但是，所谓战略与政略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对外侵略扩张中如何运用武力与外交手段问题，并不涉及国内发展问题。也就是说，政略与战略的统一并不构成国家战略，只是对外侵略扩张时武力与外交并用的战略。虽然日本只提出了政略与战略问题，而没有提出国家战略问题，但是考察这个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到，日本国家战略谋划行为还是存在的。明治天皇于明治元年发布《五条誓文》，宣布了新式国家开国进取的国是。在《五条誓文》的基础上，经过高层政治家与思想家的讨论，日本形成了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国策，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战略。其中富国强兵可以看成是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而殖产兴业与文明开化，可以看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在一个时期里，日本是按这一国家战略进行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发展，国家战略日益向侵略扩张转化，最后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与挑起太平洋战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最终遭受了全面的失败。国家战略是国家最高层级的战略，制定与决策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政府，但是这一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权在战前日本却由军队领导机构的军部来操控。这是导致日本国家战略失败的决定性原因。
一、军部与日本文武二元结构政治体制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建立起的是一个文武分离的二元制政治体制。在这一体制之下，日本军队逐步占有了国家战略的制定权。
(一)日本文武二元政治体制的形成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虽然西方的洋学思想已经传入，但因幕府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大部分人对西方洋学思想所知甚少。在倒幕运动中发挥主要作用并逐步走上政治前台掌握了权力的原萨、长、土、肥四藩的中下级武士，他们的思想中占主导的依然是封建专制意识，民主意识还很缺乏。因此，1868年，他们在天皇颁布的《政体书》中，虽然基于对西方政体的有限了解，本能地模仿当时西方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权体制，建立了在皇权统治下的议政官、行政官与司法官相结合的国家政权体制。但是，受出身与思想的制约，这些武士们又本能地想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因此，在第二年，这些人以天皇的名义建立了太政官制。太政官实际上兼有行政与立法权与司法权。这实际上否定了上一年所建立的具有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三权分立制度。在此之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1871年岩仓使团对德国政治体制的学习，“德国则以通商增其武力，其武力虽在国外并不甚显，但已以此为国是。此点反而与我日本酷似。研究此国之政治之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太多”，日本建立起了以天皇为中心并由武士出身的藩阀官僚进行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专制色彩日益加重，而明治初年所强调的“万机决于公议”的色彩日益变淡。
这一政治体制的专制性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下层群众的不满。以一些在倒幕时期立下了功劳并因武士制度的废除而被剥夺了特权的下级武士和知识分子为主导，自1874年爱国公党发布《民选议院建议书》开始，在日本社会下层群众中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以当时逐步引进的西方政治思想为理论依据，强调要建立国会，制定宪法，限制天皇政府的权力，打倒藩阀专制统治。
为应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挑战，明治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对策。1875年，天皇发布旨在渐次确立立宪体制的诏书，1881年发布“以1890年为期限开设国会”的诏书。1882年，日本派遣伊藤博文前往欧洲考察各国宪法。而这次考察的结果是，日本决定学习德国的君主立宪制的宪法制度。1885年为确立武士出身的藩阀官僚在立宪中的主导权以及在立宪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天皇发布“内阁官制”诏书，废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11名内阁成员中，有7人是军人。1886年，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下，日本开始起草宪法。宪法的起草过程是日本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过程。其中藩阀官僚和军队势力发挥了决定作用。
1889年，天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年生效)。明治宪法确立了天皇的绝对统治地位，建立了内阁与议会和司法体系，建构起了日本专制性与资产阶级民主性相统一的政治体制。而体现军队势力在宪法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作为专制政治工具与标志的是军队统帅权独立。宪法规定：“第十一条，天皇统帅海陆军。第十二条，天皇决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在这里，作为国家政治统治工具的海、陆军，它的统帅权为天皇所有，并独立于行政、议会与司法体系之外，这也就意味着军队的权力只能由实际上掌握军权的人来使用。
而军队统帅权独立，与在宪法颁布前后逐步形成的军令首脑帷幄上奏权以及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政治体制中的文(内阁与议会)武(军队)二元结构。
1872年日本政府通过“三藩献兵”，建立天皇亲兵。1873年发布“征兵令”正式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日本军队。这个时期日本的军务问题主要是为行政官员所控制。1878年，为保证军人对军队的控制，免于行政官员对军队机密事务的干涉，在山县有朋的主导下，引进德国军事体制，使原来隶属于行政机关的陆军省参谋局独立出来，成立了直辖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天皇用敕令颁布了《参谋本部条例》。参谋本部条例后来虽然经过修改，但“参谋总长以陆军大将或者中将亲补，直隶于天皇，参划帷幄之军务，掌关于国防用兵一切计划，统率参谋本部”和“参谋总长立案关于国防之计划用兵之命令，亲裁之后移于陆军大臣”的旨要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参谋总长的帷幄上奏权。在这里，参谋本部作为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军事机关，已经脱离了行政机关的干预。1893年，海军也把军令部门从海军省独立出来，成立海军军令部。天皇以敕令形式发布《海军军令部条例》。其后，《海军军令部条例》曾经进行过修改，但“海军军令部设部长。海军军令部长直隶天皇，参预帷幄之机务。又统理海军军令部部务。海军军令部长亲补”、“海军军令部长参划国防用兵事务，亲裁之后，移于海军大臣”的旨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使得海军军令部首脑具有了帷幄上奏权。1900年，在军队的左右下，政府对陆、海军省官制进行修改，明确规定了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制。1907年，天皇以敕令的形式颁布第一号军令《关于军令的事项》。该军令规定：“第二条，关于军令需要公布者，须附注上谕，亲著之后，盖上御玺，由主管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注上年月日之后再副之”。这也就意味着，关于军令事务，无关内阁总理大臣。
这样，由陆、海军的军政与军令机关组合起来的所谓军部(它主要由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构成)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内阁与议会除掌有国防预算的制定与审议权之外，对军队事务没有干预的权力。1932年日本陆军大学编著的教材《统帅参考》中曾经对这种二元制结构作过如下表述：“政府机关与统帅机关最终仅仅是处在对立平等的地位，任一机关都不得凌驾于另一机关之上”。
这种二元结构决定着在日本的国是上，不可能实现政治与军事的统一。不仅在平时是如此，在战时也不能解决。比如，为统一指挥对华侵略战争，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建立了作为战争指挥机构的战时大本营。这一大本营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37年11月天皇发布的《大本营令》规定：“第一条，在天皇之大权下，设置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大本营在战时或发生事变时根据需要设立。第二条，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分别作为各自参谋之首长，为最高统帅部之机密事务而尽力，参与作战的计划，并根据最终目的，负责陆海军间的协同配合”。显然，在大本营中没有首相的位置。直到太平洋战争快要结束的1945年，通过参谋总长与军令总长联合向天皇上奏，首相才获得了列席大本营会议的资格，但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了。
需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日本政治体制中，存在着一个没有在宪法中存在，但是在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元老制。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后，天皇发布诏敕给予黑田清隆、伊藤博文以“元勋优遇”，在此之后，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也被授予“元勋优遇”，大正时期，天皇又授予桂太郎、西园寺公望以“元勋优遇”。所谓“元勋优遇”也就是他们有不在其位(既使没有任何官方职务)而有“匡辅大政”的特权，也就是有能够随时面见天皇提出政见以及推荐继任首相和协调政治的权力。这9人也被称为日本政治史上的所谓“元老”。在当时的日本的宪法体制之上，元老们因其在经营国是中的历练，具有了一定的战略眼光及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文武二元结构与日本军部的国家战略制定权
1878年在日本参谋本部成立以后，第一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先后派十几名军官分别以驻在武官和语文研究生的身份前住中国进行侦察，并将其侦察结果写成《邻邦兵备略》一书出版。山县在向天皇呈上此书的奏章中说：“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利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
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并强调：“财政困难不能成为反对扩充军备的理由，因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这实际上把日本国家的战略目标由富国强兵修改为强兵富国，顺序被颠倒了，主旨也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没有证据表明山县有朋对国家战略的这种调整在这个时期已经被日本政府全面接受，在此后一个时期里，日本政府还是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并把文明开化与殖产兴业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主要途径的。
19世纪末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它的帝国主义时期，争夺殖民地成为列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特别是通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逐步跨进了列强的行列，必须对外扩张也就逐步成为日本朝野的共识。日本政府高层也开始试图就国是问题进行重新谋划。但是，一方面，在文武二元制的政治体制之下，内阁和议会没有干预军队事务的能力，所以也就没有能力制定必然包含国防事务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侵略扩张的任务主要由军队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战略制定权被军部掌握了。
1906年，由参谋本部高级参谋田中义一起草并由元老山县有朋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草案》，呈送天皇。根据天皇的旨意，1907年在《帝国国防方针草案》的基础上，由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共同拟定了《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这一方针由天皇批准。《日本帝国国防方针》是以国防的名义制定的，但是却首先从日本国家战略的设计开始的。它在开篇中对“国家目标”进行了界定：
“帝国之政策历来遵循明治初期制定的开国进取之国是，从不曾偏离轨道，今后也应继续遵从该国是，努力扩张国权，增进国利民福”。也就是说，国家战略目标是在扩张的基础上增进国民福利。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强调：“如欲扩张国权，增进国利民福，就必须向世界各个方向发展经营。维护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中牺牲数万生灵及百万资财方才获取之满洲及韩国利权，推动向亚细亚南方及太平洋彼岸扩张之民力发展，乃帝国施政之大方针”，这也就确立了日本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是侵略与扩张。它的核心内容，也就是所谓大陆政策，这就是先占领朝鲜和“满洲”然后逐步占领全中国并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推向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其确定的国防方针的核心内容是“帝国之国防以攻势为其特点。以俄国为未来的假想敌，美、德、法次之。”
认识《日本帝国国防方针》所确立的日本国家战略，我们能够看到：一者，它实际上把明治早期富国强兵的国家战略目标修改成了强兵富国，把通过强兵，并进而通过侵略扩张以获取资源与市场作为富国的基础与根本途径。这个国家战略虽然是由军部完成的，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朝野来说，通过侵略扩张才能实现日本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共识，因此这一国家战略特别是它核心内容的大陆政策是为绝大多数的政界与军界高层们所认可的，其差别只在于手段与步骤的设计不同。二者，因为把侵略扩张作为实现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途径，这一方针虽然以讨论国家战略开始，但是它更多关注的是国防(侵略扩张)问题而不是国内发展问题，因此，明治初年所设计的文明开化与殖产兴业的国家战略途径，在这里不再被重视。它表明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
在谈及这一国防方针时，1912年政治家西园寺公望曾说：“是军方当局独家制定的，没有经过内阁通过”。日本当代学者黑川雄三所著的《简明近现代日本军事战略史》认为：“此后的国防方针制定，甚至国家战略的制定都是由军队独家拟定，形成了在‘统帅权独立’名义下的军部越权的独断专行”。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军部制定《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标志着它占有国家战略制定权的开始。
1914年，日本做出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战略决策。1915年，陆军参本谋部次长的田中义一，提出了修订《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问题。1916年，修改意见经陆海军协商后确定。但因为这个时期的内阁首相是政党而非军人出身的大隈重信，军部不希望他对方针的修订进行干扰，因此没有上奏。而在军人出身的寺内正毅就任总理大臣后，1918年，经过再进一步修订的《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上奏天皇并被批准。新修订的方针在大部分问题上都沿袭了初次方针的提法。例如，国家目标仍是在开国进取的国是指导下，扩张国权，增进国民福社;实现国家战略的途径国家战略仍是维护并扩张“在满洲和韩国的权利”并向“亚洲南方及太平洋扩张民力”。
直到明治维末期和大政初期，日本政治体制虽然存在文武二元结构，但明治元老们一些还活着，元老们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威左右日本政坛，把文武对立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上，并运用自己所具有的战略眼光与能力在国家战略制定与决策上发挥作用。
二、军部逐步全面操控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
20世纪20年代前后，日本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议会政党政治的黄金时期。但随着日本社会的日益右倾化，军部与社会上的右翼势力相结合逐步全面掌控了国家政权，建立了起军国主义的专制政治体制，也全面掌握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权，并因此使日本的国家战略遭受了全面的失败。
(一)军部逐步全面掌握国家政权
明治宪法实施后，日本开始了议会选举。但因为宪法规定内阁大臣不产生于议会，因此建立起来的内阁，开始还为出身强藩的官僚把持。在政党势力的不断发展中，1898宪政党首大隈重信组成了政党内阁，标志着日本政党通过议会选举获得国军部操控与日本国家战略的失败家行政权力的开始。而在大政初期开始的否定统帅权独立、反对军备扩张和反对专政政治的大政民主运动，推动了日本政治向议会政党政治方向发展。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与政党合作，修改了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试图通过确立制度来控制军队势力的扩张。1918年，政友会总裁的原敬出任首相。在这一届内阁中除陆、海相和外相外，全部阁员都由政友会成员担任。这是一个以众议院多数党组成的内阁，也被称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政党内阁。在此之后，日本经历了大约10年左右的政党政治的黄金时期。1929年上台的滨口雄幸政党内阁，为限制军部势力的日益膨胀，曾经把确立海陆、海军大臣文官制作为自己的中心政策，它表明在日本政治体制内还存在着把国家政治向正常化方向推动的政治力量。
但是军部势力对议会政党政治始终持反抗态度。1912年，军部提出增加两个师团的要求被西园寺公望内阁拒绝。而明治宪法规定，内阁各国务大臣直接对天皇负责，任一大臣的缺位，内阁都不能成立，军部以陆相辞职并不推选陆相入阁而使西园寺内阁倒台。它标志着日本军部干预国家政治的开始。此后军队也就常用这一伎俩来迫使自己不满意的内阁倒台。但是因为这个时期元老们有些依然活着，军部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势力还能够被有所控制。但到了20年代中后期之后，明治元老们大都死去。军部对议会政党政治的反抗逐步失去控制，军部势力日益做大。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后，整个社会处于各种矛盾激荡之中，特别是广大农村日益凋零。在这情况下，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为指导思想的“昭和维新运动”在日本兴起。其主旨是推翻腐败的官僚政治、财阀政治与政党政治，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专制政权。在本质上，“昭和维新运动”是农民主体的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政党政治的运动。军队的主体是农民，这一运动与军队所追求的建立军国主义政治体制的目标在本质上是暗合的，“军队中不论任何阶级，大部分是农村的子弟。农村是形成军队的背景。农村因城市的繁荣与腐败而疲惫衰落，从而危及军阀的基础，于是军人提出对此不能熟视无睹。”与社会上“昭和维新运动”相配合与融合，一部分陆、海军青年军官发起了旨在建立军部专政的军国主义运动。军部上层对此也是支持的。
1930年，日、英、美、法、意五国在伦敦召开了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内阁派代表参加并不顾海军的反对强行签署了会议条约。会议后，海军军令部对结果不满意，认为政府不经过海军军令部呈报天皇批准，就签署了条约，侵犯了统帅权，在与国内右翼势力配合下掀起了反对政党内阁的狂潮。政党首相滨口雄幸甚至被右翼分子剌伤并于次年死亡。1932年，在军人操纵的“五一五”事件中，政党出身的首相犬毅养被杀，持续了十来年的议会政党政治基本结束。其后，经过多次军队由操纵的实施或未能实施的政变，特别是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军部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军部专政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政治体制在日本建立起来。曾任日本外相的冈田洋右说过：“日本自‘二二六政变’以后，所谓政治家，不能控制军人，反受制于军人”。
(二)军部对国家战略制定与决策权的全面掌握及失败
随着日本军部逐步掌握了国家政权，并且基于由军部制定国家战略的传统，军部也就逐步全面掌握了日本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权;也就是说，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也就彻底失去了集合社会上各种意志与意见、进行全面讨论与谋划的可能。而且这个时期，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的明治元老们大都已经死去。因此军部所制定的国家战略与进行的国家战略决策日益向短视与愚蠢的方向发展。
1923年，军部对《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在这次修订中，原来方针中关于国是的内容被去掉。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日本的国家战略主要集中于侵略扩张上。关于日本的国防方针，它强调：“总而言之，在不久的将来，帝国之国防要以美国为目标，重点予以防备，它同我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最大，且有强大的国力和军备，对同我国接壤的中俄两国，以亲善为宗旨，力求为我所用，同时要始终保持威震它们的实力”。
1931年，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一次重大的国家战略行动是在军部的支持下发动，而且在军部的决策下逐步演化为全面占领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并由军部最后迫使日本政府给予认可。“满洲事变以后，陆海军领导集团总是凌驾于政治和外交当局之上，自以为是，独断专行”。1936年，军部第三次修订了《日本帝国国防方针》，
并经天皇批准，这次修订与第二次修订一样，关于国是的内容也不再涉及。修订后的国防方针强调：“鉴于帝国国防之本义，帝国之国防以同我发生冲突可能性最大，且有强大国力，特别是有强大军备的美国、俄国为目标，同时应防备中国和英国”。
虽然两次修订《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时，不再涉及国是问题，但是在修订《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的同时，为与对外侵略扩张的国防战略相适应，日本军部也运用自己日益扩张的政治权力，谋划国内经济发展与文化操控问题。在经济上，军部逐步加强与财阀的结合，以军需工业的发展为中心，加强国家工业实力的发展。在文化上，军部与社会上的右翼势力相结合，对无产阶级文化与自由主义文化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进入30年代以后，在军部的主导下在文部省设立思想局，开展对国民以皇国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灌输。1934年，日本参谋本部新闻班发布了《国防之本意及其宣传强化》的小册子，全面展开了对国民的军国主义教育。特别是1935年由军部挑起的对“天皇机关说”讨伐的“国体明征”运动，大力推进了忠君爱国宣传活动。政治自由被限制了，学术自由也被限制了。同时，为了降低当时具有更多政治意识的城市市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以防止他们对政治的干涉，军部控制的舆论工具，促使社会成员的注意力转向色情以及无聊的低级趣味之中。“认真读书的学生有被视为赤化的危险，所以到咖啡馆、酒吧间、跳舞厅去寻求性安慰，用看电影来消磨时间，或者热中于体育运动就被认为是安全的”。狂热的天皇崇拜与大和民族优越论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生活中低级趣味化，在日本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已经难以出现抵制军部势力的精神力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虽然当时日本政界高层一些较为有战略的眼光的人也担心发动战争会陷入战争泥潭，但是军部还是以3个月就能结束战争这样的愚蠢判断为依据，做出了以不宣而战的方式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的国家战略决策。在做出了这一决策后，为了战争的需要，1937年9月，军部控制下的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要纲》，从思想上煽惑民众，倡导国民发扬“坚韧持久”、“尽忠报国”的美德。在举国一片的战争狂啸之中，整个日本民族变得疯狂而失去理性。1938年4月，军部控制下的日本政府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对国家经济进行全面控制，大力发展军需工业，而与百姓生活相关的经济发展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中。但是战争并未如军部所设想的那样进行，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日本陷入了中国战争的泥潭。
1940年9月，在军部的主持下，与德国、意大利订立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同样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政权体制(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专制形式采取的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专制体制并不完全相同，日本采取的是天皇中心的军国主义专制形式，但就其实质而言它与法西斯主义并无根本区别)，同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表明这一同盟的反动性。日本这一国家战略决策的做出，也就把自己绑上世界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战车。这也使日本走上了不归之路。
1941年6月，军部主持制定了《关于加紧推行南方政策的方案》并经天皇批准。该方案决定不惜与美、英一战。1941年9月6日，在军部的主持下制定了准备与美英开战的《帝国国策要领》，并经天皇批准。1941年12月，日本军部做出了与美国开战的国家战略决策。与美国这样国力强大的国家开战，当时军部也不是没有人为这种冒险担心。做出这样的短视与愚蠢的战略决策，也就意味着选择灭亡，实际的结局也正是如此。
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谈及日本军部发动侵略战争时曾说：“日本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限制军人们的对外侵略。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处在负责地位的政治家们缺乏果断精神，而在另一方面它也暴露了明治政治体制的缺点。明治宪法中规定，军队置于天皇的统帅之下，首相没有直接指挥军队的权限。因此，如果天皇和元老不能发挥实际的领导力量，就没有人统辖军队。明治天皇的驾崩，元老的死亡以及他们年老以后丧失了领导能力，等等，都变成了很大的缺点而显示出来”。应该说这一认识反映了当时日本军部在国家战略制定与决策时所发挥的恶作用的实际。
三、军部本身的存在的问题对国家战略失败的影响
日本军部怎么会制定并决策如此愚蠢、短视并导致全面失败的国家战略。这是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军部四元结构
1878年，陆军省的参谋局被独立出来成立了直辖于天皇的参谋本部之后，形成了陆军的军政与军令二元结构。1893年，海军军令部门从海军省独立出来成为海军军令部，海军军政与军令二元结构也形成。这就是陆、海军系统各自的军政与军令二元结构。
战前日本曾经试图在陆军和海军之上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1885年内阁制建立之后，日本改革军制，将原来的陆军参谋部升格为陆、海军的联合军令机关，并由一名皇族成员担任参谋总长，由陆、海军各出一名副参谋长辅佐参谋长处理事务，并在其下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企图实现对军队的统一领导。1889年，日本进一步改革军制，建立参军制。参谋长改称参军，并把参谋部的陆、海军部升格为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参谋部，并规定分别由陆、海军将官担任参谋长。为能够有力量协调陆、海军关系，规定参军由皇族出身的将官担任参军。这也是试图把参军作为日本军队的统一指挥机关。但1890年，在明治宪法颁布以后，在日本陆军与海军的主导下，统一的中央军令机关参军被撤销。1898年，日本制定《元帅府条例》，设立元帅府，成为天皇的军务顾问机关，并授予陆军大将山县有朋、小松宫彰仁亲王、大山岩、海军大将西乡从道元帅称号。元帅具有天皇最高军事顾问的职能。这是一个似乎能够统一军队事务的机构。但是，元帅府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元帅只是个人单独承担对天皇的顾问责任。它难以承担统一全军事务的职能。1903年，日本制定《军事参议院条例》，成立军事参议院。根据这一条例，军事参议院除去现任的军令与军政首脑之外，还可敕令其他高级军官加入。但这一机关只是天皇的咨询机关而不是决策与执行机关，它不具有主动行为，只是在接受天皇咨询时才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它实际也不能承担统一全军事务的确能力。因此，日本军队的统一的指挥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这就是形成了所谓日本军部陆、海军的二元结构。“分别形成陆海军二元结构，即陆、海各省和陆、海各统帅部四元体制，最高层的联合统一机构，一直到战败(1945年)也没有建立起来”。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是一个系统工程。统一意志与统一思路是必然要求。而军部存在的这两个二元结构，导致军部在制定国家战略及进行国家战略决策时，各行其是，相互掣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意志与统一的思路。这是导致他们制定与决策的国家战略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军部首脑
战前的日本虽然工商业有了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人口仍然占社会成员大多数，农村经济还主要是小农经济，一直到1930年，日本2900万从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为仍为48%。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教育发展很快，但主要表现在初等教育的发展上，高等教育还处于精英教育的阶段;并且高等教育需要承担较高的费用支出，对出身农村中下层的子弟来说，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机会很少。而当时培养初级军官的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的免费教育，为出身农村的学生提供了升学便利，成为农村学生升学的目标。同时，为保证天皇对军队的控制，天皇还敕令皇族和华族子弟并鼓励军官子弟到初级军官学校学习。“在陆、海军军官中农村出身的人员远远超过了城市出身的”。这样陆军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学生的主体是农民子弟与为数不多的皇族、华族和军官子弟。
而培养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与海军大学，则招收在陆军军官学校与海军兵学校学习时成绩优秀的陆、海军佐、尉级军官。皇族与华族子弟受其出身的制约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海军兵学校的学习优秀者很少，因此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学生主要还是由农民子弟和军官子弟构成。而在当时的日本军界形成了这样的传统，这就是没有经过陆、海军大学学习的军官只能止于佐官而难以成为将官，更难以成为军部高层军官。这样，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军部首脑主要由明治元年前后出生并毕业陆、海军大学的军官担任。查自1928年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期军部首脑的构成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全部的陆相和参谋总长除曾经担任参谋总长的皇族成员闲院宫载仁亲王外，都出身于陆军大学;而在海相和海军军令部长中，只有担任过海军军令部长的皇族成员伏见宫博恭亲王和加藤宽治及担任过海相的安保清种没有海军大学出身，但是，加藤宽治和安保清种又分别担任过海军大学校长和海军大学教官。
日军的陆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所进行的教育，主要是忠于天皇以及战术层级的教育。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的教育虽然涉及战略层面的内容，但是主要的都还是在军事方面，“在培养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幕僚的海军大学那里，不仅没有开设政治外交和政略方面的课程，甚至连战争指导的有关教育也没有开展过。在这一点上，陆军大学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军官们所接受的教育具有局限性。
农村的小农经济、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使这些军部首脑身上具有历史遗传性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就是与生存空间狭小和落后的生产力相伴随的目光短浅、权力崇拜;而且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就在军队渡过并因此与社会生活脱离和人类政治文明脱节，所受的又是难以提高其世界眼光的军队教育，因此这些掌握着日本国家战略制定与决策权的军部首脑们,大都不具有进行国家战略制定与决策所需要的世界视野和知识储备，而军人所形成的零和博弈思维更是制约了他们思想的广度与深度。军部首脑们的无知与短视，是造成他们制定和决策失败的国家战略的重要原因。
(三)军部幕僚参谋
军部首脑在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过程中，需要幕僚参谋们进行各种情报收集与规划设计以及草案编写。这也就意味着军部幕僚参谋们在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中能够发挥作用。而幕僚参谋军官发挥的“坏”作用，是导致日本国家战略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这个时期里，以局、课长为主体的参谋们，大都是出生于1900年前后的陆、海军大学的毕业生(在日军的传统中，只有陆、海军大学的毕业生才有资格成为军部的参谋)。他们与军部首脑具有几乎相同的出身与教育背景，但与军部首脑不同的是，这些所谓的少壮派幕僚参谋人员，成长在日本逐步进入世界列强行列并成为亚洲霸主的时期，他们有更大争霸世界与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更为胆大狂妄。因为野心与胆大，一些幕僚参谋们往往会“主动”作为，擅自进行事关国家大计的国家战略决策，而在农民所具有的团伙心态的作用下，军部首脑们为了军部的团体利益和颜面，往往对这些参谋们的行动给予庇护，成事的往往是晋官加级，失败的给予袒护。久之在军部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所谓的下克上，也就是幕僚参谋们作为辅佐人员却具有了挟持军部首脑的能力。曾经担任过日本外相的冈田洋右在谈及军部参谋的行为时曾说：“军纪日弛，即上级军人发号施令，亦须先得中级军人的同意。这班中级军人，所谓少壮派，既不知政治，又不明外。现在日本有个名辞，叫做下克上，即是要听这班少壮派之意”。“九一八事变”就是由军部的一些参谋和关东军的一些参谋私下合谋发动的，事后得到了军部首脑的认可并在军部的操控下被政府认可。吉田茂在谈到日本主持发动“九一八”事变参谋们的行为时曾说：“这些人于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在满洲擅自采取了军事行动，强制地把日本拉向建设‘满洲国’的道路。少壮派将校和士兵们是这一行动的骨干，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而这些少壮参谋们，并不比军部首脑们高明，同样的无知与短视，可怕是还多了狂妄，因此在辅佐甚至挟持军部首脑进行国家战略制定与决策时，往往不能正确地判断形势，不能慎重地对决策风险进行评估，把愿望视为现实，具有很强的赌徒心态。日本军部之所以会向美国开战这样事关国家命运的战略决策，当时“海军国防政策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的海军省和军令部几个课长级大佐参谋们的出谋划策发生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做出开战的必要性与胜利可能性的论证，促使军部首脑下了赌博式的国家战略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