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中国观”大体经历了停滞的帝国、沉睡的雄狮、革命的堡垒、崛起的大国四个时期的曲折变迁。西方“中国观”变迁背后是以文化、制度、民主等观念性要素作为主要变量的软实力话语语境。作为对西方“中国观”的回应，中国软实力在塑造西方“中国观”中的功能具体表现为议题导向作用、观念构成作用和价值评判作用。明确中国软实力在西方“中国观”形成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可以有针对性地建设中国软实力，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西方“中国观”。
以往对西方“中国观”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视角展开，从国际政治层面梳理18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中国观”可以从中探索其形成背后中国软实力的作用机制，以期从中国软实力的视角改变西方对中国的整体看法，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变迁西方“中国观”是指美国、欧洲等西方社会中的领导层、智库精英和主流媒体对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的整体看法和宏观态度。总体来看，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中国观”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历史变迁，以下主要是从国际政治层面对西方“中国观”进行总结和归纳。
1.19世纪中期以前——“停滞的帝国”时期
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中国在西方眼里是一个“极其落后”、“封建僵化”的帝国，他们知道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体系中，中国是霸主国，日本、朝鲜等小国是卫星国。西方学者至今也认为，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内部分成等级、四周用墙围住的国家。[1]早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站在用西方基督教和民主政治改造中国的立场上，讨论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例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 ）对中国的国民性不乏赞美之词，但基本上是持否定的认知基调。在辜鸿铭看来，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无法深刻地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即便如此，明恩溥对中国现实的评估也远远走在了美国政府的前面，大大影响了政府对整个中国的认识，其著作也成为后来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一种漠视中国过去的历史哲学，始终将中国置于世界精神的发展之外，断定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更加巩固了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以致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人批驳他。这一时期主要由片面、不成系统的西方见闻和掌故构成对中国的认识。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中国是落后的、奇异的，但是由于缺乏亲身体验和明确的事实根据，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落后根源，因此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的本质特点，对中国的种种误解和丑化也就在所难免。这一时期，西方人习惯根据他们自己对国内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看法发表评论。例如，中国清朝末年的改革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共和革命“被看作中国开始接受西方价值观的证明”[2].直到现在，一般的西方论者对中国的认识还残留着西方价值标准的痕迹。
2.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沉睡的雄狮”时期
在1840-194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流行着对中国的一种看法，即认为该国的贫困和劣政已经达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对于西方来说，富有而日益衰落的中国是掠夺的对象和自我发展的警示。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中国几乎与“现代”、“进步”无关，“黄祸论”成为西方担忧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杞人忧天”式想象，是最早的关于西方诋毁中国的系统理论。“黄祸”最初是指黄色人种蔓延的危险，此后又增添了意识形态的元素。西方对于中国人的态度都与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及由此引起的深切恐惧有密切关联，为了阻止中国移民，他们不惜对中国人进行各种贬义的描述。西方对中国的恐惧还基于拿破仑的预言：“中国一旦觉醒，世界就会震动。”虽然当时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薄弱，表面上呈沉睡状态，但是内部已经动荡起来，中国晚清时期民族主义的新兴力量反映了晚清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新的探索。海外留学生、妇女、商人和城市工人等那些一度被忽视的人在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汤因比认为，中国在迟滞发展的反面，还得天独厚地享用着不可能走向现代后期过量工业主义，因而能够创造出与此截然不同的第三种道路的机遇。西方对当时的中国存在强烈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极度鄙视清政府的无能和国民的劣根性；另一方面又担忧西方的船坚炮利唤醒了这头体格庞大的雄狮会给自己带来威胁，所以巴不得中国这头睡狮一直沉睡下去，落后下去。西方预感到觉醒的中国可能给世界带来的震动，因此争取把中国纳入西方的体系和阵营中。把中国的力量收归己有、为我所用是西方重新认识中国的动力和目标，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市场到支持蒋介石政权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3.新中国建立以后到冷战结束前——“革命的堡垒”时期
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思想根源里，对革命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本杰明。施瓦茨指出，一种看法来源于卢梭，把历史看作一出道德剧，把革命看作达到以美德统治天下这一目标的移风易俗运动；第二种看法来源于重农学派，认为革命的力量在于艺术的进步，特别是物质技术的发展，使新的生产力能够形成新的阶级在前面带路。[3]从这两种意义上来说，建国之后到冷战结束前，中国一直属于西方革命的堡垒，中国的所谓“极权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西方颠覆的对象，直到中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美国在冷战初期就看到了中国变革的基础，认为中国因袭下来的民间传说和风俗丰富多彩，是革命发展的基础。“文化革命”是美国一直期待中国发生的事情，被美国视为中国革命的延续，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是，20世纪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与西方所期待的“文化革命”不同，没有达到美国以西方的道德价值观统治天下的目的。然后，西方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第二种意义上的革命，即通过物质技术的进步在中国产生新的阶级，实现所谓“和平演变”。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大部分是出于观察家的需要及其政治立场，而不是出于客观事实，对共产党中国的看法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论点。由于冷战时期很少有西欧人或美国人到中国来，因此，在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作出评估时，主观的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西方在这一时期一直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革命”的对象。此外，西方对中国法律和道义上的认识要大大低于对中国实力的认识程度。尽管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有一定的认识，但西方主要人物故意把中国当时的缺点放大，一味地“妖魔化”中国。
4.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崛起的大国”时期
冷战结束至今是全世界重新观望中国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会，把各个层面的优势和缺陷全部展现给外部世界。西方对当前中国实力地位的共识是，中国是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尼克松曾经预言，1999年以后，世界的力量对比将反映出美、苏统治地位的日益下降以及西欧、日本和中国这三个全球性地缘政治巨人重要性的不断上升。[4]就连日本也认为，再过十年左右，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极可能仅次于美国。[5]2008年，中国突破了被视为国家成长阶段经济转折点的“人均GDP 3000美元”这一指标。西方由此认为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成“世界市场”，持续了多年高增长的中国经济无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将迎来一个重大“转折期”。纪恩道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和军费开支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他还运用“民主和平论”来论证中国的危险性。软实力理论的鼻祖约瑟夫。奈在2005年12月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的文章中指出，尽管中国的软实力与美国相去甚远，但不能忽略中国在此方面的进步，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威胁美国利益，并呼吁美国采取措施遏制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进入21世纪，软实力因素，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等国家治理能力成为西方评判中国的主要标准。此外，21世纪的西方“中国观”仍然处于变动之中，西方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关注将形成新的中国观。
影响西方“中国观”的因素很多，从主观因素来说，有近代以前西方长期对中国和整个东方的歧视、偏见、无知以及冷战时期的故意歪曲和妖魔化中国；从客观因素来说，有中西方的巨大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和中国的相对封闭、保守。简单地说，西方“中国观”变迁的背后是认识主体对中国实力地位和未来动向的评价，评价的事实依据是中国本身的实力地位和表现方式，而评价的理论依据是西方先验的话语霸权。以软实力作为核心要素形成的理论形态有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主要是“文化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制度缺失论”等。下面分别阐述这些理论形态及其软实力内核，以期从中找到西方“中国观”与软实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中介因素。
1.“文化冲突论”
文化被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赋予敏感的含义，他最初将文本称为“文明”，后来统称为“文化”，并指出中西文化差异是未来中美冲突的根源。他认为，为了防止中西文明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美国应该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具体到中国的文化资源，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意识形态”几近缺失。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竞争中缺乏思想和道德标准，这种文化贫瘠对中国政府的好处是在对外关系中不必坚守明确的政治和道德立场。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也成为“文化冲突论”的参照文本。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塑造西方“中国观”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西方仍未摆脱其“文化优越论”传统，一直企图把西方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强加给中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丝毫也不缺乏文明和道德价值观，在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但是由于这些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形成对立面，造成西方“中国观”中中国缺乏文化的看法，实际是缺乏所谓西方的文化理念和道德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汤因比认为，即使中国取得科学性的伟大成果，或由于工业化的大跃进获得了世界之霸权，但如果缺乏精神文化上的追求与支柱，就反而会助长人类消极性的发展。他按照“世界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文化建设，非常期待中国成为世界国家，中国文化要成长为世界文化。这是他给中国的警示，也是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中国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需要加强文化传播工具和途径的建设。
2.“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能够保持持久和平，而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以及非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会有和平。[6]一个正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国家更容易引起对外战争。[7]很明显，中国不在西方界定的自由主义“和平地带”内，照他们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是，不断增长的力量将使中国更愿意诉诸武力，而不是理性地解决国内外争端。“民主大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非自由民主的崛起”，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所以针对中国采用对抗性政策是合理的。[8]“民主和平论”一经出现就招来一片质疑声，事实也证明，所谓的民主国家更愿意用武力对付非民主国家，如近年来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但是，西方却一再用中国是否民主、自由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依据。近代落后的中国需要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西方给中国开出的药方却是民主，认为民主进步才是最终完成改造旧中国这一使命的主人。他们都期望中国来一番脱胎换骨的大变革，因为他们肯定，无论是在提高中国的国民素质与生活水平方面，还是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这项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最为关键的首要因素。西方还利用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指责中国政治制度上的缺陷，认为民主是中国的最终目标，并以“民主”为借口煽动中国国内的反政府民族主义情绪。在涉藏问题上，西方媒体对西藏的民主改革成果视而不见，试图利用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敏感问题在中国引发民族主义情绪。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具有进攻性和外溢性特点，国内民众对共产党政府的不满情绪可能失控，从而将如今成了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锁定为攻击目标。美国担心，经济上不断强大但又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非民主大国将推动中美两国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例如，中国的反西方情绪可能疏远美国这个贸易伙伴。这实际是“民主和平论”的发展形态。
3.“制度缺失论”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西方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治理能力却评价不高。
“制度缺失论”从中国软实力中抽取出“制度”这一要素来判断中国未来的走向，认为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但中国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国内制度也相对稀缺。甚至认为，在亚洲地区，形成和巩固国际制度的超国家认同和共同体感知都是稀缺的，亚洲地区相对虚弱的国际制度似乎无法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国际行为施加更多的限制。[9]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构建自立自强的制度的能力不强，而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不但没有帮助这些国家增强制度建设的能力，反而以制度建设的名义减损或架空制度本就弱劣国家的制度建设能力，导致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制度缺失的边缘。[10]在西方看来，中国制度的合法性与他们国家的制度相比要低得多，并且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本国的政治制度可以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典范。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制度建设能力将成为衡量中国国家力量的关键要素，其重要程度决不逊于美国动用传统的军事力量来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戴维。兰普顿认为，?中国在维持国内稳定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面临两项巨大的挑战：一是发展过程中体制本身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二是体制的需求的与该体制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当前中国的体制正处在过度负荷的边缘，资源不足，机制能力有限，而闭关锁国又决不是一种选择。[11]简言之，“制度缺失论”认为中国的现有制度不足，健全、引进制度的能力也相对不足，制度缺失将最终导致中国不能掌控日益增长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
姑且不论上述以软实力作为核心要素的理论形态是否具有合理性，也不论东西方国家间对于文化、民主、制度的含义、形式与范围的理解有多大的差异，这里要说明的是，文化、民主、自由、制度等软实力要素已经成为主导西方“中国观”的话语语境。掌握这种话语权对于改善中国国家形象、批驳“中国威胁论”、扭转西方“中国观”中的不利因素非常重要。
作为对西方“中国观”的积极回应，中国软实力的最大功能是引导形成对中国有利的正确的“中国观”，实现中国软实力与西方“中国观”的良性互动。具体来说，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议题导向作用、观念构成作用和价值评判作用。下面以“中国威胁论”来对之进行分析。
软实力的议题导向作用是指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能够引导西方关注中国的问题领域。冷战时期，中国软实力相对薄弱，导致西方把关注中国的焦点集中在革命等权力斗争领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范式——现实主义把控制力等硬实力看作主导国际秩序的因素。20世纪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根斯基根据现实主义分析方法，将这种大国力量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扩展到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历史经验概括为“权力转移”理论，得出大国崛起必然带来权力转移以及国家间权力分配变化必然导致冲突的结论。权力转移理论把中国看作挑战现有国际体系和美国国际主导地位的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迟早会引发体系战争。[12]持相反意见者认为，对体系战争负有责任的是地位下降的大国。未来有可能变得更加强大的国家由于在国际体系内得不到实际的利益而不满，主导国家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张，害怕失去国际主导地位和国际体系的变化而遏制后来国家，由此导致这两种国家陷入对抗。如果双方采取恰当的战略，体系战争完全可以避免。[13]“权力转移”的争论集中于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硬实力的上升，并且从中国实力地位的历史发展得出中国的崛起会带来危险的结论。进入邓小平时代，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已经成功地将西方关注的议题从毛泽东时代的国际革命/国内制度转向经济崛起/发展模式。因为中国经济巨大的全球效应使得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受到了挑战。当前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但是“中国威胁论”夸大了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长速度，并一再强调中美之间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国对中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导致形成与中国产生冲突的设想。例如，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海外能源需求扩大及争取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的政策，威胁到美国的能源安全，并导致国际原油价格不断攀升。因此，中国软实力要再次发挥议题导向作用，把西方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对中国有利的问题领域，有针对性地回应“中国威胁论”在人口、粮食、军事等领域的蔓延。
软实力的观念构成作用是指软实力塑造西方对中国的认同并直接构成西方“中国观”，形成中西观念的互动。西方“中国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西方的观念互动，这种观念的互动非常容易相互影响而发生变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掌握互动中的话语权非常重要，“中国威胁论”与“和平崛起论”、“和平发展论”的较量体现了中西话语权的争夺。中国力量的增强引起西方的忧虑，忧虑的根源在于：第一，西方学术研究和历史经验显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国家倾向于采取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来获取所需资源。第二，中国还处在政治变革和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中，而且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至今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第三，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未来发展形势可以被分析家预测，但是中国把经济成就运用于军事领域的意愿和能力，即中国将如何运用上升的力量是难以预测的。第四，对未来崛起的大国进行遏制是西方从主观经验和政策需求得出的结果。针对这些“中国威胁论”形成的经验和理论依据，中国学者和官方构建了“和平崛起”的理论，认为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崛起的背景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此后，中国政府又制定了“和平发展”道路和“和谐世界”理念，使得“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反思“中国威胁论”形成的理论依据，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充分发挥对西方“中国观”的观念构成作用。在世纪之交，中国加入WTO 是中国试图运用外交谋略改变西方对自己看法的努力，对于最终构建西方“中国观”起了关键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贸易量的增长，中国迫切要求加入WTO.中国一度被要求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WTO ，承担较低的关税壁垒。为了改变西方对“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身份”的认知，中国的谈判代表经历了艰难的谈判，最终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并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彻底改变了西方认为中国逃避责任的看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外交对于构建西方“中国观”更为有效，因为它们结合了中国的软实力资源和对于软硬实力资源的运用，可以更加直接地形成与西方“中国观”的互动。
软实力的价值评判作用是指产生西方“中国观”中符合它们国家政策和发展需要的中国价值判断，同时转变西方对中国不利的态度和立场，以更隐蔽的方式调整和引导西方“中国观”。评估中国的实力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但是判断中国是否是威胁却受到技术之外诸多因素的制约。专家们从纵向的历史比较和国家的横向比较得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的实力一直在增长。但是从中国实力增长的客观实际得出的认识却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的分歧。“中国威胁论”形成的依据并不是简单的数据，而在于缺乏对数据的理性分析。即便是崛起的大国，只要不自以为是，能采取合作的、合理的行为（可以预测），那么大国的影响就不一定构成“威胁”。为探究亚太地区未来的走势，朝日新闻社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在日本、美国、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泰国等九国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均为各国熟悉外交事务或是对本国外交政策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在以“十年后的亚洲”为主题对九国专家进行的调查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专家们认为，亚洲今后的力量均衡有可能向中国倾斜。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对各国来说，对华关系日趋重要，但在维护地区秩序方面，美国仍获得很大的信赖。[14]这表明，尽管中国实力的上升引起了西方的关注，但是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使美国更容易赢得西方国家的信赖。也正是由于中国软实力的功能不足引发了“中国威胁论”，因此，有效反击“中国威胁论”的方式之一就是加强软实力的价值评判作用。
注释：
[1]［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68-469页。
[2]王立新《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18世纪-1950）》，载于《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余建军《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载于《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
[3]［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
[4]Richard Nixon ，1999：Victory without War，Simon and Schuster，1988，p.195.
[5]［日］天儿慧《日本人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155页。
[6]Michael W.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Part 1，i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12，No.3，Summer1993，pp.205-235.
[7]Edward D.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Dangerof War"，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p.5-38.
[8]David Shambaugh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CalculatingBeijing ?s Responses"，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2，Autumn 1996，pp.180-209.
[9]See Aaron L.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in a Multipolar Asia"，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Winter 1993-1994，pp.5-33；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3，Summer 1992，pp.561-598.
[10]［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1页。?[11]?［美］戴维。兰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7页。
[12]?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Ronald C.Keith，China as aRising World Power and Its Response to“Globalization"，New York ：Routledge，2005；Randall 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State Back In"，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1994，pp.72-107；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Powe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No.4，Spring 2003，pp.5-56.
[13]?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122.
[14]?转引自2009年2月16日《参考消息》。?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