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今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口号下，可以集合起最多的中国人。而任何其它的口号，也许能比它更紧密地集合起一些人，却一定远不如经济发展能吸引这么多的中国人。今天的时代也是一个"脱魅"的时代，而不再是某一种宗教、社会哲学或意识形态风靡和席卷世界的时代。
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聚集到这一口号下的人最多，他们的动机却是不尽相同的。一些人想的是∶"经济上去了，政权自然会稳"；另一些人想的是"经济上去了，民主自然会来"；更多的人则不想那么多、那么远，而是最直接、最实际地想"经济上去了，生活自然会好"。而所有这些想法都汇聚到一点∶"无论如何，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先把经济搞上去"，这确实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共识，也是很有道理的见识。问题在于∶我们在以主要精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候，是否还考虑过要如何照管我们的精神，关心我们的道德水准？而精神与道德生活的内容和水准对于人的生命及其幸福的意义是决不可低估的。比方说，今年春节我回南方的老家，发现许多人赚了钱（当然更多的人仍未挣到钱），说起话来口气大多了，但奇怪的是，就是在这些赚了钱的人们中，也并不总是洋溢着一种快活的气氛，相反，我却听到了种种抱怨和不安，未赚到钱的人抱怨不足为奇，但这些赚了钱的人的抱怨有时看来还更多。他们抱怨市场上的不讲信用、"坑蒙拐骗"、社会上的治安不好，以权谋私等等，他们说到自己常常"被宰"，而从别人的口风和他们所表现的隐隐不安也还可以看出，他们自己也时常是"宰人者"。而我相信，只要一个人天良没有完全泯灭，他对自己以不正当方式得来的财产就不会完全心安理得。"心安"虽然不是很高、很强烈的正面的感觉，但一切快乐和幸福要想可靠和持久地建立，却都必须以"心安"为根基，"没有比问心无愧更柔软的枕头。"
一个在美国生活多年，并且非常推崇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学者曾经这样写道∶"我常想，只有宇宙冥冥之中或有其公正，才能解释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会那样地不快乐。他们有那么好的法治，那样多的自然资源，那样有活力的经济，但许多人居然过着那样差劲的、没有人味儿的生活。"（林毓生《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第164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又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1991年度完成的"国民生活形态与伦理调查报告"，台湾15岁以上民众从不阅读者竟然占了57.23％。这就是富裕世界、以及大步走向富裕的世界里出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主要还不是行为规范、不守规则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问题，甚至这方面的问题在其社会生活中也可能不是主流（主流并不一定以人数来衡量）但就这样，也已经让人为之唏嘘不已了。从西方回来的人，都经常讲到那边令这边人难以想象的豪富，但富裕并不是一切。富裕并不等于幸福，更不等于人生。如果我们不照管我们生活的其它方面--那常常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方面，即使我们有一天也这样豪富， 甚至更富又怎么样呢？且不说我们离这个目标仍然有不少路。
所以，那些虽然同样赞成优先发展经济， 但在心里也滋生起一种忧虑和警惕的人们，提出下面的问题也是很自然和有道理的∶"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道德进步？是否能带来人的精神生活的全面丰富，甚至是否至少能使人们生活得更加快乐？"我们不能不想这类问题，它是一个我们决不能忽视的问题。
不过，我们在此首先要澄清一下这个问题的含义。当我们问到"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道德进步"时，我们并不是说经济发展要以道德进步为唯一目的， 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只有促使道德进步才是可赞许的，或者说道德进步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正当合理的唯一标准（虽然道德也确实是目的之一、标准之一）。其次，我们所说的"进步"也不是在进化论的意义上说的，这种历史进化在笔者看来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社会的道德水平有时较高，有时较低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现在所考虑的也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对社会的道德水平有一种有益的、促进的、使它提高的作用，在这两者之间是否能建立一种良性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等等。
为此，我们先要简单地说一下什么是目前的"经济"，"道德进步"又意味着什么，然后才好考察这种经济发展对道德发展的影响。
我们的经济目前被正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它具有"混合的"经济的某些特点∶即力图引入一种市场的价格的竞争制度，同时又保留政府的某种宏观调控作用。但我们现在想特别注意的是市场机制这一方面，因为我们的经济是主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这和那怕外表有些类似的西方"混合型"经济不一样，它们一般是从自由放任走向某种政府干预）。那么，在这种市场经济中与道德相关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参与者追求利益，利润的目的、动机和欲望；一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一手段简单地说就是竞争，即不同生产者，不同销售者之间的竞争。
那么，我们所说的"道德"又是指什么呢？过去有一个从苏联引入的"道德"定义，认为"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后来许多人对此定义提出疑问，但我看这一定义基本上还是不错的，这个定义强调了"道德"最重要的两个特点∶⒈道德主要是规范，是义务，是约束性的，协调性的；⒉道德是调整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而不是自我安身立命的追求。虽然价值与义务很有关系，但我们要谨慎地使价值不直接混同于道德义务。不过，上述定义也有一些问题∶它没有使"道德"与法律、与习俗明确区别开来，说"总和"也有些不妥，因此，我们不如把它调整为∶"道德是有关善恶正邪的，调整人与他人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体系。"现在有这一定义我们也就足敷应用。
为了我们的论题，我们可以再把道德规范体系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们很容易看到的公共生活中的行为规则，尤其是礼仪、礼貌、社交惯例和习俗等等；另一个层面则是要往较深处观察才能发现的这一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主要规范，这些原则规范构成这一社会的道德的主体。这两个层面自然有紧密联系的一面，但也有趋于分离的一面。礼仪层面除了受基本规范的影响，也和一个民族的传统及它现在所达到的物质生活水平很有关系。而我们对一个社会道德水平高低的判断，也主要就是基于对这两个层面尤其后一个层面的观察。后一个层面的原则规范不仅包括个人的行为规范，也应包括制度本身的原则规范。制度的原则规范虽然是重要和优先的，但由于制度的正义与否最终会决定性地影响到个人的道德面貌，并且它也要通过人们的活动来体现自身，加上我们以往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习惯上是通过判断其中活动的人们的道德水平来进行，所以，我们在此也还是主要从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来判断这一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和进展。
那么，在说明了"经济"和"道德"两方面的意思之后∶我们现在就来分析经济发展是否能自然而然地对道德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首先看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动机，这种动机本身是一种道德的动机吗？或者，在它后面，有一种崇高的精神支持着它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指望它自己突然发生一种大转变，即人们突然由求利变为求德。这正象王夫之在批评那些以"衣食足而后廉耻兴，财物阜而后礼乐作"为"托辞"的人所说的一样∶"迨乎财利烫其心，淫骄辟，乃欲反之于道，犹解巨舰之维于三峡，资一楫以持之而使上，末由得已。"（《诗广传》卷三"小雅十"）。
我们至少在亚洲可以看到，工业起飞、经济飞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并不是道德的，或者宗教性质的，而是道德上中性的。所以，到这种起飞的原因中去寻找纯洁的源泉，崇高的动力，总让人怀疑是找错了地方（虽然道德作为规范可以起作用）。这种变化的主要动因可能只是过去民间的小传统翻转成了现代平等社会的大传统而已。
另外，我们也曾指出过这种求利欲望的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无穷扩大，难以满足的性质，一是它的互相冲突、难以兼顾的倾向。50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写过一本叫做《丰裕社会》的书，认为美国社会已成为一个财富充分涌流的丰裕社会，但正象萨谬尔逊所指出的，6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却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勤劳、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了，因为他们要努力满足他们新的更高欲望。所以，"经济学仍然必须和短缺相周旋，把短缺作为一个基本的情况。"
我再看市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式。这一手段主要是自由的竞争。虽然在现实中总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竞争，但贯穿市场经济的活动确实主要是竞争，而不是统筹的安排、有意的关怀、合作和礼让。这种竞争常常是很无情、甚至很残酷的。这种竞争也很容易诱发人们以某些不正当的手段去争取竞争的胜利。所以，这种手段本身也不是道德的手段，竞争在道德上也是中性的，它是否合符道德要依它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则及这些规则的性质而定。期望它本身自然而然地发生朝向道德的转变也是不现实的，而相反的转向倒是更有可能。
而在中国，尤其有理由使我们忧虑市场经济发展的动机与手段是否能带来道德的进步。在动机方面， 由于这种动机受到了长期的压抑，又因传统的被破坏，旧的已去，新的未来而得不到崇高精神的驯导，它的爆发就不免使人感到震惊，它经常表现得是那样的不遮掩，那样的急迫，那样的贪婪，甚至那样的短见，使人觉得它似乎要把多少年的损失一起补回来。在手段方面，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各种有效的制度和政策还是在确立乃至摸索过程中，也由于政治权力的纠缠，尤其是由于许多人还没有建立起遵守法律与道德规则的观念和习惯，竞争就常常不是公平、合理的竞争，一些人就常常不是"必以其道"，而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中国目前在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可以说是不容乐观，甚至严峻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对道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认为还是可以有一些积极的影响，这里需要分析∶
首先是积极影响的一定的方面，即必然发生的方面∶经济的繁荣将促进公共生活中某些直接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关的规范得到改善，比方说∶由于交通工具的充分提供和享有，人们将不必再去挤车，夹塞或倒腾车票。 据说日本的黑社会中人甚至不去从事贩毒，因为他们有其它的大量牟利手段（当然也还要加上某种"盗亦有道"的自身制约）。"高薪养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中国古人常说要使人们"不忍"、"不敢"、"不能"犯罪，在现代新加坡的经验中，还加上了一条，即提供优裕的生活条件而使人"不必"去犯某些罪恶。这也就是《管子·牧民篇》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们长期为这两句话争论不休，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否认"礼节"、"荣辱"也是道德，不能否认"仓廪实"、"衣食足"也有助于道德，但这"礼节"、"荣辱"并不是道德的主体，更不是道德的全部。我们必须指出，那些直接得到经济发展促进的规范还是只占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中较小的一部分，也是较表面的属于公共礼仪的一部分。而正因为它们是较表面的，所以容易使人看到这方面的进步，从而也夸大这方面的进步。 津津乐道于"有了很多辆公共汽车或出租车，私家车，人们就不会再去挤车了"的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道理∶确实，人们不会再去挤车了，甚至养成偶尔车少也不再挤车的习惯，但是，如果他们在道德水准上没有真正的提高，公共汽车虽然够了，却还有其它很多更重要的不够的东西（前面讲到"经济学还要同短缺周旋"），而在那些不够的东西上，人们是否也能不互相排挤，不互相践踏呢？
其次，是积极影响的不一定的方面，即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方面，这方面可以分三点来说∶⒈经济发展可以确保温饱，乃至提供一种体面的、象样的生活（decent life），从而撤去有可能威胁道*德甚至造成道德与^^社会生活崩溃的直接生存压力，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从正面直接促进道德，而且，即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高的物质生活基础，如果"世风日下"，也仍然不能担保道德与社会生活没有从其它方面溃决的可能；⒉经济发展可以带来国家实力的增加，从而有可能因此促进政体的改善；⒊经济发展可以给人们带来从事各种精神文化活动的物质条件及闲暇等，但是，是否人们将以这些条件和闲暇从事高尚有益的活动，以及是否人们将真的能促成*体的改善也还是说不定的，这里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
最后，我们也要指出市场经济对于道德的消极影响一面∶⒈参与者的动机一般来说并不是道德的（当然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道德上中性的，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利欲有一种无限发展和相互冲突的倾向，这些倾向将很可能带来道德问题乃至道德危机，⒉在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中，若不建立一套公正的竞争规则并使竞争者普遍养成遵守它的习惯， 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使欲海"横溢"而非"顺流"；⒊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如果道德秩序趋于解体，那么，当政治秩序一旦出现严重危机或经济秩序一旦出现严重混乱时，就再也没有任何约束了，从而酿成一场社会的大灾难。
然而，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提醒一句，这只是客观地描述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将对道德产生的影响，只是描述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人文和道德的建设而只致力于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将会得到什么。然而，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意志、理性、 感情的因素加进去，把我们的道德理性，崇高追求加进去，把我们的敬义、明理、恻隐、仁爱、诚信、忠恕等主观因素加进去，构成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关系中的有力一环。人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更是精神文化，包括道德活动的主体。拥有深厚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会愿意被称为"经济动物"吗？中国人会满足于仅仅做"世界之富商"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这些精神、道德的因素加进去，我们就有可能不仅使经济发展对道德的积极影响中那些不一定的方面变为一定的方面，而且使其消极的影响也得到调节，得到化解，甚至部分地变为有益于道德发展的因素。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道德就其主要部分而言，肯定是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提高的，但是，道德还是有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提高的--如果我们加进这一因素∶如果人们对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对道德规范与精神价值有足够的尊重以及在生活实践中有相应的持之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