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院）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当下境遇和未来发展”等问题一直是各位方家争论的焦点。赞同中国“有”哲学的学者认为，中国思想传统中确实存在类似于西方哲学的哲理思辨和理论建构。但是，确切地说，古代中国经典中只有哲学的内容而无其形式。“中国哲学”一词是把来自于西方的“哲学”冠以“中国”而形成的复合词。中国哲学的产生是派生的，是出于回应西方，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形成的。反对把中国传统思想以哲学命名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哲学之名来自西方，代表着不同的思维向度。如果把中国传统思想以与自身性质相异的名字呼之，势必扭曲其本真特性，违背中国传统精神追求天人合一、逍遥自由之境界的实质。因此，没有必要把中国古代的诸子之学、宋明理学等思想形态冠以源自西方的哲学之名。
诸如此类的讨论都预设了这样一个观点：哲学一词是外来的西方术语；哲学在其起源与本质上是属于西方的。从历史事实来看，哲学起源于希腊，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其理性思辨的传统经教父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文艺复兴哲学、近世理性主义哲学、德国理念主义哲学、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及英美分析哲学之路径，或有衰颓之时，但总的趋势是绵延不绝，蓬勃发展。从义理上说，哲学具有系统性、反思性和论辨性，具有明确的分支系统，如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等。哲学的这些基本特征与分类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即告成熟，对其后来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关于哲学的基本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长期以来被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上一个世纪以来，由于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对哲学的内涵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系统性、反思性和论辨性不再被视为哲学必须具备的特性，哲学的分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等等，而增加了社会政治哲学、心灵哲学、行为哲学、语言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应用伦理学等等新的类型。即使是一些传统的名目，如形而上学，其基本内容也经历了分析哲学的改造，原来的旧名，如真理、意义与实在主义，与传统的内涵全然相异。
然而，哲学起源于希腊，哲学在本质上是西方的这个观念却一直被视为一条“科学真理”，“历史事实”，天经地义，无从置疑，亦毋须置疑。 应当承认的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当前境遇和未来发展”等讨论中包含了对传统意义上以理性思辨为主体的狭义哲学观的思考和置疑，也引入了广义的包括了非理性因素的哲学观。但到目前为止，广义的哲学观仍然依赖于狭义的哲学观而获得其意义，仍然以后者为立论前提。此外，即使是持广义的哲学观的学者，也尚未对“哲学起源于希腊”（对持狭义哲学观的学者而言）或者说“［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对持广义哲学观的学者而言）这种前见作出有力的回应。对他们来说，大概只要承认除了西方哲学以外别的（广义意义上的）哲学传统的存在和地位，（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并不对这些哲学传统的正当性形成障碍。依笔者管见，厘清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来龙去脉，讨论哲学是否可以由其起源来决定其属性，对于当前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前景与未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一
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异邦的圣人或者哲学家仍然是被认可的。尽管奥古斯丁坚信基督教教义才是真理，柏拉图主义是最接近真理的哲学体系，他承认非基督教徒也曾接近真理，或者独立地发现了柏拉图主义。在《上帝之城》中，他写道：
别的国度尊称为圣人或哲学家的人认识和教导这个真理：阿特拉斯的利比亚人，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迦勒底人，塞西亚人， 高卢人，西班牙人。不管他们是谁，我们认为这些思想家高于他人，并承认他们的学说代表着最为接近我们基督教立场的思想。1
可见，在奥古斯丁的时代，人们没有把东西方文明截然分开。他们十分自然地认可哲学多种形态、多种分支的情况，并对非主流的思想传统表示敬重。在十八世纪之际，希腊哲学从非西方思想获得过不可否认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尚且广为人知。1738年，主教威廉 . 瓦伯顿在总结当时流行的学术观点时写道：“希腊人的智慧与学识直接地从埃及引进，关于这一点希腊人众口一词，这成为（西方）古代一项最无可怀疑的事实”2。他指的是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学习，并第一个把哲学带到希腊的事实。当时出版的哲学史大多纳入对非希腊文明遗产的记叙。例如，舒伯特出版于1742年的《哲学史》就包括了迦勒底、波斯、腓力基、阿拉伯、犹太、印度、中国、埃及、埃塞厄比亚、塞西亚等古代文明3。
在十九世纪，当黑格尔之哲学发源于希腊之说开始盛行之时，对古代非西方文明的赞赏仍然常见诸笔端。例如，史学家布克哈特认为，波斯文明更为古老，其技术与智慧更为完善。他提到埃及文明及印度文明对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他把这些民族称为“拥有高度文明的亚洲民族” 4。尼采认为，古希腊文明并不是原发（autochthon）的，而在根本上受益于其他文明。他如此赞扬埃及文明：“埃及人，而非希腊人，是真正的科学 (wissenschaftliche) 的民族，是文学事业发达的民族。. . . 亚里山大文化是希腊化文明和埃及文明相融合的产物”5。希腊人的长处在于善于学习和借鉴这些异族文明。尼采把埃及、波斯等近东和中东文明称为“东方”，或“亚洲”文明。在此意义上，他称希腊人为“亚洲的最好的继承者和学生”6，称狄奥尼索斯为转化了“阿波罗希腊文明”的“亚洲”神祗7。
在二十世纪，少数一些思想史的著作仍然肯定近东、中东文明在希腊文明发达中所占据的地位。怀斯特在出版于1971年的《早期希腊哲学与东方》一书中考察了早期希腊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交汇。他认为，从大约公元前550年到480年，伊朗文明对希腊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8
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黑格尔。他同时也是把哲学史当作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第一个西方哲学家。在其《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否认埃及文明的地位，宣扬哲学具有一个唯一的纯粹的起源，这个起源就是希腊。黑格尔把毕达哥拉斯从埃及和印度把哲学带到希腊之说归结为以前的学者未能有效地区别宗教与哲学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他摒弃了传统上把波斯和印度哲学囊入哲学史的惯例。黑格尔一共讲过四次哲学史，在1825年的哲学史演讲中，他谈了一下中国和印度文化。他说：“以前我没有提到它们，这是因为只是在最近，［客观条件］才允许我们对其加以评判”9。 尽管，如一些学者所指出，黑格尔在其晚年，很有可能对其早期的哲学纯属于西方的立场感到怀疑10，然而，在公开场合，他仍然坚持认为，在东方世界没有真正 (eigentlich) 的哲学，哲学的最初起点是希腊。
伯纳尔在其颇受争议的《黑色的雅典娜：古代文明的非洲亚洲源泉》一书中详细考察了中期及晚期青铜时代亚洲非洲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所作的贡献，并试图对十八世纪以来哲学被普遍视为起源于希腊的说法作出解释11。《黑色的雅典娜》共两卷。第一卷讨论1785年到1985年间关于古代希腊的历史塑造；第二卷揭示相关的考古与文献资料。伯纳尔的著作在1987年出版之后，诸多领域的学者加以讨论。多篇讨论文章在1996年集中出版于《重审黑色的雅典娜》12。于是，在2001年，伯纳尔又出版了一部类似续篇的著作：《黑色的雅典娜的答复：伯纳尔对其批评者的回应》，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13。
伯纳尔认为，十八世纪之前，学人对希腊文化的认识以他所谓的“古代模式”为主。根据这种模式，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受到近东文明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埃及文明和腓尼基文明。而十八世纪之后，“古代模式”被欧洲中心主义的“阿里安模式”所取代。这种模式否认古代亚非文明对古希腊文明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伯纳尔认为，在十八世纪对于埃及和其他东方文明与希腊之关系的观点转化中，有四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基督教与埃及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是现代进步观念的兴起；三是种族主义的生长；四是古希腊文明被浪漫化。在这四个因素中，伯纳尔特别强调种族主义的影响。
在十八世纪，随着德国社会政治的危机，德国知识分子以文明兴国的意识逐渐加强。黑格尔就把自己的哲学事业之使命视为教哲学说德国话。德国知识分子坚信，他们是诗人的民族，是思想家的民族，与古希腊人具有一种独特的血肉相联的精神关系。在伯纳尔看来，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兴起与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所大学是培育种族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土壤。其创立者之一，荷伊曼，早在1715年就否认埃及文明是哲学。在贬低埃及文明的同时，德国学者注重于塑造古希腊文明的优越性。荷伊曼把哲学定义为“以理性为基础的对有用真理的研究和探索”14。从这个定义出发，他把希腊“哲学”与埃及“艺术与学识”区分开来。荷伊曼对哲学的定义本身就使得古希腊人是最早的真正的哲学家之论调成为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哲学被限制为古希腊文明的特产。这样，不仅仅埃及与其他非希腊文明从哲学的外延中被驱逐出去，直到十八世纪仍被视为哲学的其他形式的智慧也被置于哲学的轩宇之外。
伯纳尔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证了把古希腊文明遗产视为欧洲所一脉相承的独有的历史传统这种观念的错谬性。但是，淡化或否认埃及等古代文明不可或缺的贡献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种族主义作祟。笔者以为，以起源论为基础把哲学被限制为继承了希腊传统的西方、欧洲专利，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笛卡尔以降的理性主义哲学着重于哲学依据理性，不假他求的因素，这一因素比较容易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中找到相似的先例。对理性的片面强调，把非西方传统视为神话、信仰、民族精神、世界观，对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背景。 二是由于东方哲学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在欧洲传播，西方哲学家急切地找寻其传统根源，塑造清晰的自我形象。这一过程终至黑格尔把哲学定义为西方所独有：它起源于希腊，经过辩证发展，在他自己的理念哲学中臻至顶峰。众所周知，莱布尼兹的《论中国的自然神学》即是对中国思想在欧洲的广泛流传之回应。他熟知《论语》、《大学》、《中庸》的拉丁文译本。需要提及的是，尽管莱布尼兹相信普遍理性，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兴趣更多地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即，找到那些能够最好地能使中国人皈依于基督教的哲学观念15。
1721年，沃尔夫在题为“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一次演讲中赞扬中国的道德思想，同时强调，中国人是没有通过启示的帮助而获得这些道德真理的。在当时，对儒家思想的主要批评并不是说它不是哲学，而是说它是无神论。这反映在这一事实，即，仅仅由于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沃尔夫被指责为无神论者16。沃尔夫之后，伏尔泰认为第一个哲学家是孔子，而不是任何一个希腊人，尽管承认这一点会“使西方国家羞愧”17。
蒂德曼出版于1791年的《思辨哲学的精神》是十八世纪晚期第一部以泰勒斯为开始的哲学史。他是上文所提到的哥廷根大学的学生。蒂德曼并未试图批评其他样式的哲学史。他对哲学的定义十分严格，不仅仅把哲学限制于用论理的方式获得的知识，而且也限制于个体的哲学家。一个群体或者民族不能说是拥有哲学，而只有哲学著作的单一作者才能被称作哲学家。这样，希腊哲学从其他文明所学到的东西就不再具备重要意义。
另外，伯纳尔只考察了德国学者对哲学史观的激剧改变所起的作用，而忽视了英国学者的影响。在德国学者强调德国民族与希腊民族在语言上和精神上的承继性和相似性的同时，英国学者则认为英国人与希腊人是两个彼此仿佛的民主民族，在其政治体制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亚当 . 斯密在一份遗作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希腊及其殖民地是第一个发展出文明的民族。斯密承认他对亚洲和埃及的学识状况一无所知。但是，他认为他不需要明确的证据来论证其观点，因为他相信，在专制政治下，哲学是发展不起来的18。如同德国哲学家一样，英国哲学家也亟需建立民族共同体，培养民族意识。
二
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倡导哲学等同于西方－欧洲哲学的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著述从某种角度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非西方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所作出的回应。这种传播的广泛程度如胡塞尔所描绘：（西方）哲学家面临着“大量的关于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的著作。这些著作被放在与希腊哲学同等的层面上，被当作是同一个文化概念下的不同的历史形式” 19。
值得一提的是，胡塞尔也曾提及对哲学为希腊所独有的反对意见，即，希腊人从埃及人、巴比伦人等民族那里获益匪浅。胡塞尔对此的辩护意见是：古代亚非文明和中国、印度哲学所代表的是“实践的普遍主义态度”，或曰“宗教－神话的态度”。这些智慧所针对的是自然生活与实践，属于胡塞尔所谓的“自然态度”。这种态度世界上各大文明皆有。而与之相对的“纯粹的理论态度”，胡塞尔宣称，则仅只为希腊人所拥有。这种态度以哲学探讨为最终目的与兴趣，与实践毫无关联，其基础为自觉的对自然态度的悬置（epoché）。胡塞尔认为，只有“纯粹的理论态度”才具有现象学所讲求的“意向性深度”20。
尽管海德格尔对《道德经》等古代亚洲经典表示关注，并宣称应当以“思”取代“哲学”21。但是，他全然否认中国哲学、或是印度哲学的说法，坚持认为哲学在其本质上是属于希腊的，具有希腊性。并且，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思”是哲学的“另一启始”的代名词。“思”的可能性建立在本质上为希腊的“哲学”基础之上。以下分述之。
在1943年关于赫拉克利特的演讲前言中，海德格尔直言：
［我］没有使用“西方哲学”这一表述；这是因为这一表述严格地说是同义重复。除了西方哲学之外，没有其他哲学。“哲学”在其本质上具有原发［ursprünglich］的西方性。“哲学”这个词语承载了西方世界的历史。22
显然，对海德格尔来说，使用“西方哲学”这个词语暗示着，除此之外，尚有其他类型的哲学。因此，直接使用哲学一词也许误解会少一些。依他之见，哲学在本质上纯属于西方。 如果我们不把哲学当作一个平凡的词语，而是试图从其根源中来聆听这个词语，那么，哲学是φιλοσοφία。这个希腊词，海德格尔说，是西方历史文明的“出生证明”。23 依其本性，哲学必然地出现在希腊。存在首先向希腊人显身，西方历史及哲学由此展开。
尽管海德格尔严厉批评传统形上学，但他并不主张完全抛弃传统。相反，本真哲学的开启在根本上依赖于传统哲学。24 哲学的新纪元只能从同根同源的传统中启始。哲学的唯一主题是存在。正是存在的主题使得哲学区别于其他思想传统。海德格尔写道：“所有西方－欧洲哲学——没有别的哲学，既没有中国哲学，也没有印度哲学——的风格，都由存在与存在者的二重性所决定”。25
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与“哲学”之间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恰如哲学一般，思也是对存在召唤的回应，是对古希腊思想家的话语的追忆（Andenken）。在思中，人使自身被携领入存在之揭蔽。海德格尔说，“在哲学终结之时，思并未也达到终结，而是转入另一启始” 26 。 “哲学终结”一语中的哲学指的是狭义的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它把存在当作存在者的存在，而遗忘了存在本身。在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之际，本真意义上的哲学即将开启，即追忆式的、世界历史性的哲学。
与黑格尔相比，希腊哲学家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黑格尔虽然把希腊当作哲学的开端，但这种开端尚嫌幼稚，单纯，有待进一步的辩证发展。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希腊思想家是最具原初性、启始性的哲学家。尤为重要，而尤其少为学者所瞩目的是，海德格尔把西方哲学的启始与所谓的希腊思想对亚细亚文明的征服相提并论，把两者视为同一件重要的具有存在历史意义的（Seinsgeschichtliche）事件。在1936年讲授谢林的《论人类自由之本质》时， 海德格尔断言：
西方哲学的伟大启始，也不是从虚无之中创造出来的。它成其为伟大，是因为它必须克服其最大的对手，这个对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是神话式［思维］，从特别意义上来说是亚细亚。［西方哲学在启始之际］必须把其对手置于存在的真理之架构之中，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27。
在把亚细亚描述为西方哲学“最大的对手”之际，海德格尔并没有赋予两者以一种黑格尔式的内在的层递式有机发展之关系。相反，两者之关系是外在的。亚细亚是被作为一种阻碍而被征服。它并没有在其征服者西方哲学中留下任何痕迹。尽管西方哲学在启始之际面临着亚细亚式的神话思维，但是，它完成了从根本上绝对地征服其对手的历史性任务。
海德格尔对古代近东中东文明对希腊哲学曾起过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一说法并非一无所知。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不时引用约克伯爵讨论历史观念的书信。其中一节曰：
我们必须避开这些没有用的废话，诸如柏拉图到了大马士革和塞浦路斯。这些传说没有任何重要性。这种浅薄的捏造最终会遭人怀疑。与荷马、柏拉图，与《新约》等伟大的历史事实相比，这种传说显得毫无廉耻。28
海德格尔对约克伯爵的观点评论道：“约克把历史的基本特性视为‘本质‘［Virtualität］。他不是从科学理论所要求的历史研究对象那里得到这一洞见的，而是从对人的此在所具有的存在特性的知识那里所获得的”29。对海德格尔来说，真正的历史必须在存在的基础上来加以判别，不能由于对无关的经验事实的过分关注而把真正的历史约简为客观的科学理论。
三
以上笔者分别从思想史和海德格尔哲学的角度审视了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源起与发展。在本节，笔者援引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思想实验，试图从义理上进一步说明，西方近代以来所建立的哲学纯粹地起源于希腊之说，其中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因素。
维特根斯坦在写于1937年的一份手稿中，对因果式思维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举例说，设想有两种不同的植物，姑且称之为Ａ和Ｂ。它们的种子乍看起来一模一样，即使是通过最为细致的研究，人们仍未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然而，Ａ植物的种子总是生长出Ａ植物，而Ｂ植物的种子则总是生长出Ｂ植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有知道一粒种子是从什么植物而来的，才能够预言它将会长出什么样的植物。我们的预言的依据并不是种子之间的差异，而是种子的前历史。因此，我们可能说，种子的前历史不能被称作是植物生长的“起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种子的前历史来预言植物的生长，而是说，我们不把这种情况描述为因果关系，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在依据起因来断定结果。
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如果有人反对道，“即使我们没有发现这两种种子之间到底是什么差别，它们之间一定具有差别”。这种说法改变不了事实，而只是说明，我们用起因和结果的模式来看待事物的倾向是如此强烈。设想，有人最终发现了Ａ植物和Ｂ植物的种子之间的差别，无疑，他会说：“你看，一粒种子就是不能长出两种不同的植物来”。即，种子长出什么样的植物是由种子的类型所决定的。维特根斯坦说，对此我可以这样答复：“你怎么知道你所发现的特性就不会是完全没有决定性作用？你怎么知道它与长出什么植物来就一定有关系？”30
众所周知，植物的生长受多方面条件的影响：光照、气温、水份、土壤等等。种子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绝对的起点。种子本身来自植物，十分明显，如果如此追究下去，是不可能找到一个最终的原初点的。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实验并不是凭空想象，而与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依据长出种子的植物而对种子作出相应的判断的，而不是撇开其他一切因素，纯粹根据种子而对其生长作出空洞的预言。同时，人们也常常对种子给予高度重视，把种子视为植物的起因。这种做法，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语言游戏，一种谈论因果关系的语言游戏。这种语言游戏十分容易导致把起因单一化、实体化的本质主义，从而遗忘这一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差不多是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的。
哲学纯粹地起源于希腊的说法与把植物的生长一概归结为种子的特殊性不无相似之处。这种观点包含了太多的未曾明确表明，但又具有有力的说服性的流行偏见。用回溯起源的方法来维护哲学在其本质上即是西方的，这种做法与因果思维方式大同小异。由于古希腊是西方世界，而现行的哲学形态在很多方面与出现在古希腊的思想形态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哲学起源于希腊，哲学是西方的特产。这种思路完全忽略了希腊文明之产生的历史、地理环境，抹去了古代亚非文明中不同的哲学形态及其对希腊文明之繁荣所起的重要影响，并且，也把哲学当作是一种具有不变内核的实体，忽视了哲学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复杂而多变的历史。
四
十分清楚，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并不是一个亘古即有、颠扑不灭的真理，而掺杂着相当多的人为因素，受制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本人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哲学观念与偏见。从回溯起源来维护哲学在其本质上即是西方的，这种做法具有十分强烈的迷惑性与说服力。特别是，诸如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以设想为单一的血缘关系来比拟复杂万千的人文历史社会现象，把“欧洲－西方－希腊”描绘为血脉相承的纯粹内在的统一体，把哲学当作是俗世世界的西方特产，以此取代圣世世界中基督教的至高无上，绝对仅有的地位。
笔者立此论，其动机并不在于出于笔者本人的中国种族背景，而试图否认或贬低西方哲学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毋庸置疑，众多西方哲学家著述丰富，玄思幽远，灼见真知，莫之能逮。但哲学成就本身并不能成为哲学的本质是西方的不言之证。一部分欧洲种族背景的西方哲学家亦认识到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误导性。例如，德卢兹与关塔利在出版于1991年的《什么是哲学？》一书中指出， 哲学并无内在的必然性，把哲学起源于希腊当作一件奇迹是这种虚假的必然性的一个方面。他们认为，“哲学在希腊的出现是一偶然，而非必然，是文化氛围所促成，而不是一种起源，是一种形成过程，而非［不变的］历史，是地理背景所造成，而非历史记载的史实。” 31而欧洲大陆哲学专家伯纳斯哥尼则开诚布公地谈道：“未加考究地坚持把哲学定义为希腊［起源与性质］，是人为的，同时是压迫性的。在人们日益认识到这种情形的今天，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史的有选择性的塑造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32。这些西方哲学家清楚地看到，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是一个神话，把哲学当作是西方所独有是目前哲学进一步发展，以及不同哲学形态之间对话的最大障碍。
一些西方哲学学会认识到把哲学史等同为起源于希腊的西方哲学史是一种偏见。美国哲学学会国际合作委员会在1992年即提出，需要把“哲学史”、“古代哲学”、“经典”等向来当作不言自明的术语加以修正，改称之为“西方哲学史”、“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和“希腊拉丁经典”，“以示对其他传统的尊重”。显然，哲学史如何写本身就是一个如何界定哲学性质的问题。
不过，笔者并不认为，用多元的哲学起源观和多元的哲学形态观来取代哲学纯粹地起源于希腊和哲学在其本质与历史上就是西方的这种狭隘的观点，就可以一了百了，万事大吉。在尊重其他传统的话语后面，可能会隐含着相对主义的思维取向。海德格尔在《关于语言的对话》中，把日本学者描绘为运用欧洲概念系统和术语来考察日本本土经验。他怀疑这种做法扭曲了日本本土经验的真实性。由此，他提出，和他所主张的（西方）哲学回溯其“伟大的启始”相似，东亚学者应当追溯其“令人敬畏的开端”。他通过日本对话者之口说：
田边元教授常常谈起您［海德格尔］曾经向他的一个问题：何以我们日本人不去沉思我们自己的思想所具有的令人敬畏的开端，而总是愈来愈骛奇，去追逐时下最新的欧洲哲学思潮。33
类似海德格尔的这种批评常常被加诸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家。人们认为他们的作品受到强烈的西方影响，以至于扭曲了中国的本土传统。受此类批评的作品多与中国哲学史建构有关，特别是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问题在于，中国哲学史建构确实是中国哲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却不能等同于中国哲学的全部。经典诠释可以是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是，却不能完全代替哲学思索与著述本身。因此，没有必要由于海德格尔式的批评而放弃沟通中西哲思，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努力。
把中国哲学，以及广义上的东亚哲学的外延纯粹地归结为“古代”的经典，忽略了生活在“当代”学术体制下的中国学者的哲学体验与感受。在当今时代，中国学者同时学习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受到多维度的思想经验的激发，完全有可能创作出阐发覃思的哲学论著。这种论著熟悉传统中国经典，但不拘泥于经典诠释；同时，注意到经典之外的中国亚传统的思想资源；并且，在问题意识、运思取向、表述方式与旨趣上具有某些典型的中国特征。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儒学的视野出发，
对政治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和理论建设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本文的思路，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来说，主要是“治疗式”的，它揭示并置疑“（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 这种前见的正当性。因此，文中出现的“哲学”一词主要是沿用（并不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这种论点中所预设的哲学观。文章的目的不是讨论哲学的含义。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当“治疗”达到一定的疗效，只有当中国哲学（不论是任何含义）得到进一步切实的发展，才有可能获得具体的适当的语境来进行实质性的真切的探讨。笔者相信，堪破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迷障，将会有效地祛除中国哲学发展中诸多不必要的束缚与禁忌。摆脱把哲学当作一个外来的异己之物，把哲学从起源的角度上定义为、等同于西方哲学等等束缚视野与胸襟的偏见，有助于创造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使中国哲学获得迅速健康的成长。 原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第46－52页（马琳 lin.ma@hiw.kuleuve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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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Penguin, 1972, p. 311. 本文中从西文翻译过来的中文段落均均为笔者所译。引文中方括号之内的词语为笔者所加，俾使原文之意更加清楚。
2 William Warburton, 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 Demonstrated,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78, vol. I, p. 326.
3 Joanne Ernesto Schubert, Historia Philosophiae, pars prima, Jena, 1742.
4 Jacob Burckhardt, Kultur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Berlin, 1934, p. 593.
5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Dritische Studienausgabe, München: dtv, 1980, vol. 8, p. 5.
6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 238.
7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Dritische Studienausgabe, München: dtv, 1980, vol. 1, p. 591.
8 M. L. West, 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Ori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9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3, p. 68.
10 例如，杜瑞乐 (J. Thoraval) 先生在2006年12月12－14日举办于深圳大学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建构与未来前瞻国际会议”上评论本文时所发表的意见。
11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2 volumes,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伯纳尔最初学习的是汉学研究，曾长期研究中国与西方在二十世纪之交的关系史。
12 Mary R. Lefkowitz and Guy MacLean Rogers eds., Black Athena Revisited, Chapel Hill, 1996.
13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Martin Bernal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David C. Moore e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Ibid., p. 334.
15 See Daniel J. Cook and Henry Rosemont, “The Pre-established Harmony between Leibniz and Chinese Thought”, in Discovering China, Julia Ching and Willard Oxtoby eds.,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2, pp. 94-95.
16 See Thomas Saine, “Who’s Afraid of Christian Wolff?” in Anticipations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Kors and Korshin eds., Philadelphic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7, pp. 118-127.
17 Voltair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20,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79, p. 496.
18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1. 关于本段落这个观点，以及本节部分引文，笔者参考了Bernasconi, “Philosophy’s Paradoxical Parochialism”, in Cultural Readings of Imperialism: Edward Said and the Gravity of History, ed. Keith Ansell Perrson et. al.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 212-26.
19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79.
20 Ibid., p. 280. 早期的胡塞尔几乎从未提及古希腊传统是否与其现象学工程有一致之处。他对古希腊哲学独特性的标榜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
21 关于海德格尔与《道德经》之复杂关系，详见笔者论文 (Lin Ma), “Deciphering Heidegger’s Connection with the Daodejing”, Asian Philosophy 16 (3): 149-171, 2006. 海德格尔与道的缘份问题可以说仍然是一桩尚未了结的公案。一部分学者给予非常肯定的解释；而一部分学者则发现这种肯定性解释的疑窦之处。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位西方哲学巨擘六次在其文章和书信中引用《道德经》以及在两篇文章中对道的讨论作了语境化的探究。关于他对道的讨论，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指引词是他自创的术语“路”(Weg) ，而不是中国的“道”（我在此处所回应的是现象学家曹街京 (Cho Kah Kyung) 的观点）。尽管在描述、铺陈“路”的措词和修辞方式方面，海德格尔可能从《道德经》中的词句中获得灵感和启发，并且，他有时甚至借助于对“道”的解说来阐释“路”。但是，从他的思想整体来看，“道”和“路”具有明确的区分。“路”是一种特殊的原初的词－物统一体。“道”需要用“路”来加以衡量。海德格尔并没有毫无分寸地说“道”即是“路”。仅只是当“道”被赋予某种特别的阐释之际，或者说当人们以其他所谓的本真之性质来思考“道”的时候，才能说“道”的所指是“路”。
22 Heidegger, Heraklit. Gesamtausgabe vol. 55,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9), p. 3.
23 Heidegger，What is Philosophy?，trans. William Kluback and Jean T. Wilde. Schenectady, NY: The New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ress. Bilingual edition: Was ist das, die Philosophie? p. 35.
24 这一点在其《哲学文献集》中有丰富的阐述，由于篇幅关系，在此只能从简而论。
25 Heidegger, Was heisst Denken? Tübingen: Niemeyer, 1997, p. 228. 尽管海德格尔在当代中国和日本哲学/思想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常常被认为是因扩展了哲学的涵义而对把亚洲思想传统容纳入哲学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哲学家。然而，这只是一种印象式的理解，没有经过对其著作全面的研究。在西方学界，海德格尔对希腊传统的推崇应当说是对哲学（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或者是后现代的哲学观）与希腊传统密不可分的观念起到过无可比拟的促进作用。
26 Heidegger, „Ü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Gesamtausgabe vol. 7, Frankfurt a/M: Vittorio Klostermann, p. 81.
27 Heidegger, Schelling: 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Gesamtausgabe vol. 42,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8, p. 252.
28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2001/1927), p. 400.
29 Ibid., p. 453。
30 以上引文见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Occasions 1912-1951, eds. James C. Klagge and Alfred Nordmann, Indianapolis &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p. 373-377.
31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00.
32 Robert Bernasconi, “On Heidegger""s other sins of omission - His exclusion of Asian thought from the origins of occidental metaphysics and his denial of the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64 (2): 333-350，p. 333.
33 Heidegger, „Aus einem Gespräch von der Sprache: Zwischen einem Japaner und einem Fragenden”, in Unterwegs zur Sprache. Stuttgart: Günther Neske, pp. 85-156; p.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