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据1997年春在政法大学的讲演整理成文，发表在《天涯》1999第一期。
仲春，友人韩鸿雁、刘行健接踵来访，相谈甚欢，其间谈及相对主义的一段尤多意趣，整理成文，以飨同好。
韩：说起我这个弟弟，真把我恨死，无论你说他什么，“各有各的活法”，一句话就把你打发完了。
刘：我看你指责东东指责得太多了，你们两个差了十岁，活法的确不一样了。时代变得快，五年十年就差出了一代人。
韩：他们那一代人都什么样我管不着，他是我弟弟我就不能不管。你不求上进，你自私自利，这是你的活法，到时候你偷抢嫖赌，杀人放火，你照样可以说你有你自己的活法儿。什么叫各有各的活法儿？偷抢嫖赌、自私自利，放在谁头上，放在什么时候，都不是好事儿。我们总有个起码的共同标准吧，要不成了你们哲学家说的相对主义了？
刘：相对主义早不是我们哲学家的专利了，倒成了这年头的大时髦，随便和谁聊天，出租车司机，卖菜的，冷不丁他就告诉你：一切都是相对的。
韩：什么叫“一切都是相对的”？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一切金属都导电，“一切”后面得跟个名词。再说，“相对于”什么呢？美元的比值，要么相对于法郎，要么相对于人民币。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就没有可相对的东西了。
陈：相对和绝对是一对孪生概念，有相对就有绝对，我们看着泰山大，同时就一定看着草芥小。如果天下的东西都是大的，我们反倒不会有大这个概念了。
刘：不过，“什么都是相对的”这话还是有个意思在那里，我们听一句话，不见得都要先作一番逻辑分析，我们通常一下子就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了。
韩：那要你们哲学家还有什么用？我们看不出问题的地方，你们哲学家一分析，就分析出毛病来了。
刘：我也不喜欢太笼统的说法。常听有人问，“有没有绝对的善？事物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我相信问话的人通常真是有个问题在那儿，但我还是希望他能问得更具体一点——困惑他的具体是什么。
韩：我还以为你们哲学家越抽象的命题就越喜欢。
刘：不怕抽象，就怕太笼统。“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样笼统的说法自身并没什么意义，不过是个名号，统称一大类相似的提法，“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道德标准是因时因地变化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各有各的活法”也包括在内。这些提法就好像一个命题家族，“相对主义”或“一切都是相对的”就好像这个家族的姓，对这个提法本身细加分析没多大意思。
陈：真要分析起来，这个命题其实是个悖论。
刘：从古以来就有人这么说，但我看也不见得。
陈：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这话就成了个绝对的命题了。
刘：我为什么不可以承认“一切都是相对的”这话本身也是相对的呢？
陈：那咱们换个更明显的例子。如果你说一切都是谎言，那我要问你这句话是不是谎言。你说不是，那就有一句真话了，就不能说一切都是谎言了。如果你说：“我这话也是谎言”，那你已经自己承认“一切都是谎言”是句谎话，不足置信。所以“一切都是谎言”这话是个悖论。一切皆无意义，怀疑一切，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属于这一类悖论。如果真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句话就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至少有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这句话是自我否定的。
韩：不过这有点儿奇怪——我自己差不多相信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这么认为，可一点儿都没想到自己是在声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陈：有人说，世上没有彻底的相对主义者，或彻底的怀疑论者，你要是真以为一切都没有意义，你就不会主张“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彻底厌世的人已经自杀了，彻底的怀疑论者从不开口，所以我们也听不到彻底怀疑论的主张。
韩：可这还是挺奇怪的——我发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心里这么想的时候，没问题，可我一说，就成了悖论。
陈：凡是全称否定式的说法，都有这个困境。你说“一切都是真的”，我就不会反问“那你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你说的可能不对，但它不是个悖论。我们无论说什么，都是在主张些什么，肯定个什么，哪怕这个主张的内容是否定性质的。你说“这是假的”，你这是在肯定这是假的，你认为“这是假的”这个判断是真的。所以，否定一切从逻辑上讲不通，——既然是“一切”，就把你有所主张这回事也包括进去了，而你有所主张这回事恰恰是肯定性质的，不是否定性质的。相对主义是个悖论，因为“相对”也是个否定的概念。
韩：但我要说“没有一把钥匙能打开天下所有的锁”呢？我说“没有万能真理”，你可以逼问我这话本身是不是真理，我说“没有万能钥匙”，你不能问我这话是不是钥匙。
陈：否定命题要产生悖论，命题所否定的内容必须反弹到命题上，就是说，你否定的是真理、命题、语言之类。
韩：可我觉得“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没有能打开一切锁的钥匙”这两个命题的结构完全一样。
刘：我们是该想一下，怎么会“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不是悖论而“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就成了悖论？
陈：两个都是元命题，但“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具有自指的形式。
刘：我正是想说，仅仅抓着形式上的反冲性质其实没多大意思。你想，我可以换个说法，不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说任何真理都有一定的前提。
韩：意思还一样，只不过一个用否定的口气说，一个用肯定的口气。
陈：但我还是可以问：那你这个说法本身有没有前提啊？
韩：我可以回答“有”呀？你不能因此指责我陷入了悖论。
刘：反冲力就消失了。这个反冲力这么容易消失，可见它要么是假象，要么力量很有限。现在好多人主张我们不能谈论语言，我们能够谈论别的东西，但用语言谈论语言，就会落入自指的循环，这种议论好像很有深意，但我觉得还是在形式上兜圈子。我在想，没有哪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能够还原成单纯的逻辑问题，相对主义不只是这个那个命题，那是一种精神形态，是一种“否定的精神”。
陈：你可不要用思潮之争来抹灭义理之争，哲学从结构上把握精神形态。
刘：我还不至于这么简单化，但你肯定承认，像相对主义这样困扰人类精神的大问题，不可能是个简简单单的逻辑错误，似乎哪天谁发明了一种逻辑上的辩证，它就会烟消云散。相对主义是一种否定，但主要不在于形式上的否定，而是从精神上否定绝对主义，是一种反抗。
陈：当然，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么经过来的，从前眼前就一条道儿，一直推到共产主义，忽然，上帝死了，干什么都可以了。
韩：我们也赶上了个尾巴，相信过谁啊谁啊的绝对权威，某个主义的绝对权威。
刘：当时也是这样进行理论思考的——一切社会现象归根到底都可以用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来解释，历史正在向一个终极的目标发展……
韩：那时候都有信仰，有理想，我觉得这也挺好的，总比一上来就什么都不相信要好。当然，是好多事情想不通，但只要你还有信仰，你就可以慢慢想着。
刘：我们试图用老框架来解释世界，但你越解释发现疑点越多，有一天你忽然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断然解释不通的，信仰就会动摇，甚至崩溃，人们会一下子觉得 “一切皆空”。
陈：那时候流行的一首诗里叫作“我不相信”。
韩：还有一句诗叫：一切都是谎言，我们当时也都读过，那时我们都挺爱读诗的。现在想想，这样的说法不能太认真，一切皆空，实实在在的东西又从哪里来？
刘：诗人可没把“一切都是谎言”当作一个逻辑命题提出来。这些诗的意思明明白白。你失恋了，说一声“一切皆空”，我非要和你争论物质不灭定律。
陈：也不是不可以从逻辑上来思考。一切皆空，那么，有从何处来？无中能不能生有？从无生有的机制是什么？也许“有”只是幻象，这下你就麻烦了，你得编出一整套的理论来解释实实在在的东西怎么会其实只是幻象。这种希腊式的分析里含着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
韩：我看“一切皆空”这样的话是表达一种感受。
刘：也表达了一种理解，只不过不是逻辑分析得出的那种理解罢了。
韩：反正，一切皆空，一切都是谎言，我们学科学的，听起来还是太诗人味儿了。我要是反对绝对主义，就不会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会说有些东西是相对的，有些是绝对的。
陈：你这个说法倒是挺和气的，但也有个难处：要是相对的东西自管自相对，绝对者还怎么绝对？必须一切别的东西都归属于你，你才绝对。
刘：absolutism这个词从字面上说，就是绝对主义，但它更常用的意思是专制主义。
陈：莫里斯就是从反对专制的角度来看待相对主义的，他给这种相对主义加了个名号，叫“客观相对主义”。
刘：专制主义当然不是说咱自由咱的，他专制他的。咱都听他一个人发号施令，他才专制得起来。所以，和“一切皆相对”对应的，不是“一切都是绝对的”，而是“绝对是一”——是上帝，皇权，是一切标准的标准。只要还有一样东西留在外面，它就和这样东西相对存在了。
韩：听起来就像个黑洞。
刘：一个唯一的大黑洞。
韩：宇宙最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黑洞，这图景可够让人压抑的。
刘：大家就起来反抗绝对主义啦。
韩：所以，要是从相对主义者的立场来考虑，最好是一开始就不容忍任何绝对者，一开始就要坚持一切都是相对的。
刘：之所以落入这个结论，是因为相对主义其实是从绝对主义那里汲取自己的逻辑的，两者都采用还原论的逻辑，天下万事都应该归于同一的原理。我们沿着任何道理往后追，都会碰上终极者，只不过绝对主义认为终极者是一，是我们大家都接受的终极标准，相对主义也承认我们追来追去总会碰到再也追问不下去的东西，只不过这不是我们大家都接受的共同标准，而恰恰是各执己见没道理可讲的东西。
陈：所以任何一种道理都和别的道理一样好，或说得更确切些，都和别的道理一样糟，因为一切道理说到底都是没道理。
韩：相对主义成了绝对主义的简单反面。要是你呢，你干脆不承认终极者？
刘：可以这么说。
韩：可是你必须选取一个立场。你否认绝对的真理，实际上等于主张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
刘：我就是在怀疑你这个最理所当然的等式。没有什么道理是绝对的，这话真能翻译成“一切道理都是相对的”吗？有些时候，说一件事不是绝对的是一个意思，说一件事是相对的则是另一个意思。我看，有些事情无所谓绝对相对。你来我家走错了路，你是绝对走错了还是相对走错了？
韩：我绝对保证他会来，这话的反面不是我相对保证他会来，而是我不敢绝对保证他会来。
刘：在一些形式化的体系里，你可以说，一个实数不是有理数就是无理数，可是在自然状态里并非如此，自然状态浑然纠缠，不是随便怎么把概念化的东西套在上头都可以的。
陈：你还记得那阵子，你要是不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就是反动派？
刘：政治概念化，成千上万人吃尽了苦头。
韩：照你们这样说起来，相对主义与其说是个逻辑上的悖论，不如说更是精神上的悖论，它一方面要反驳绝对主义，一方面却自己陷在绝对主义的逻辑里面。
陈：“逻辑的力量”可能把人逼到很荒唐的结论上去。前两天一次讨论会，有个人讲中西小说比较，讲得挺不错的，可最后得个结论说，没有什么标准可以评判艺术作品的优劣，我问他那红楼梦和红楼圆梦有没有优劣之别，逻辑明摆在那里，他只好答：没有。不过，我相信他是硬着头皮说的。
韩：逻辑倒是一贯了，结论却很荒唐，这样的一贯性要它干啥呢？
陈：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必然要坚持逻辑一贯性，否则就没有理论，没有观念了。
韩：为啥非要理论呢？如果这个理论推出来的结论让我不舒服，我就不会信服这个理论。
陈：亏你还是个科学家呢，你怎么能相信日心说？和我们的直觉差得那么远。
韩：前提正确，推论无误，结论自然成立。
陈：是啊，前提正确，推论无误，结论哪怕让你不舒服，你也得被迫接受。
刘：你指出我做错了一件事，指出我行为恶劣，我听了一定不舒服，直觉上肯定不愿接受，但你可以证明你的看法，我不得不承认你说得对，把这个结论接受下来。
陈：你要是提倡自由竞争，你逻辑上就得同意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虽然这个结论可能正好不是你想要的。理论不只把现实反映反映就算了，它是有后果的。
韩：可有时候结论那么荒唐，那你就应该回过头来检查你的前提，或推理过程。
刘：你说，出错的无非两条，前提，推理。但比这一切都常见的毛病出在应用范围：这个道理在这里是否讲得通？
天上地下没什么向我们保证，所有正当的东西归根到底都融会贯通和谐一致。只要一个道理总有它终结之处，那么，在哪里我们应当把这个道理贯彻下去，到哪里就应该停止，这就成了一个无法事先决定的事情。
韩：科学对原理的应用范围事先就做了明确规定。
陈：不如倒过来说，能事先明确规定应用范围的，就可以用科学方式进行论证。
韩：好吧，在科学里我尊重逻辑，不过在生活中我仍然更相信直觉，理论和我的直觉发生冲突，我跟着感觉走。红楼梦和红楼圆梦怎么可能没有优劣之分？我驳不倒你，只不过我没你会说就是了，可我还是没法接受你的结论。关键不在于你怎么说，而在于你实际上是怎么想的。你怎么可能真的认为什么活法儿都一样呢？就拿东东自己来说，他自己也常说，谁谁谁还活着有啥劲，谁谁谁没法让人看得上眼，诸如此类。其实我批评他，他心里也虚，什么各有各的活法，他就是在跟你胡搅蛮缠。
陈：所谓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多半都是给自己找借口。
韩：各有各的道理，还有没有高尚卑劣之别，文明与野蛮之分？
陈：现在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就是不承认这些差别吗？扎伊尔的蒙博托来不来就把政敌抓起来，有时干脆就杀掉了，别的国家让他注意人权，他说，嘿，咱们非洲的文化和你们西方文化不一样，你有你的人权观，我有我的人权观。这就把文化相对主义的大旗祭起来了。
韩：我看这种相对主义是对外的，对内就成了绝对。我就不明白，那是你的文化，你的文化为啥就不能改改？裹小脚从前就是咱们的文化。日本鬼子烧了杀了，还说日本文化就那德性，就是那样对待战败者的，那你就无话可说了？
陈：丈夫死了老婆殉葬也是一种文化。
韩：如果说绝对主义是优越者的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就像是弱势者的绝对主义。
陈：说得好。咱们这儿的文化相对主义就是用来对付强势文化的，这些年老吵吵文化无优劣之分，心里想的只是西方文化不比咱们中国文化优越，谁都没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文化那儿比较。
刘：表面文章都是相对主义，精神实质的确可能很不一样，有的是用来欺人的，但也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真诚怀疑和反叛。文化相对主义最早是博厄斯他们提出来的，一开始就是西方科学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省。反对绝对主义，本来特别强调反省与宽容，在蒙博托那里却倒过来了。
韩：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定义“悖论”的，不过我听人把相对主义说得那么振振有辞咄咄逼人，还真有点儿它是个悖论的感觉。
刘：的确，一种否定性的精神而成为主义，就变得十分可疑了，它不再是精神表达自己的形式，而是套用一个现成的概念形式，无论什么内容都可以把它套上去，如果我们喜欢用悖论的形式来说话，我就要称它作“绝对的相对主义”。
陈：始终保持否定的精神而不落筌蹄，无过于庄子了，人们好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实接下来庄子就问：果且有彼是乎哉？再追一问：果且无彼是乎哉？
刘：可以说是连环消解法。
陈：这种随说随扫的语式在庄子那里通篇皆是。齐物篇一上来，说人籁依乎天籁，话未落地，接着就说“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说是言者有言吧，接着就问：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
刘：其实齐物和逍遥两篇，已经构成了一个连环消解，一个说因其所大而大之，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物莫不小，这是齐物；一个说尺鴳和大鹏，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这是辨大小而不是齐大小了。
陈：齐物逍遥各张其旨，两篇又交相辉映，郭象却只从一个角度来理解庄子，大鹏和尺鴳，一个绝云气负苍天，一个辗转于篷蒿之间，他居然引出个结论说：各以得性为至。
刘：好像庄子翻来复去是要说明一套现成观念。
陈：其实庄子通透之人，最明白一旦入了纯概念的圈套，就要在反义的概念圈子里打转，有大就有小，有是就有非，有有就有无。他要的就是跳出纯概念的对偶，还归于此时此地，此所谓“吾知之濠梁之上也”。引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把庄子定案为相对主义，实在是冤枉，庄子接下去明明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
韩：刚才起了个名字叫“绝对的相对主义”，那庄子的相对主义就该叫“相对的相对主义”了，这种相对主义自我化解了。
陈：把谁叫作相对主义者或任何主义者，都像是把一个戏剧角色叫作好人坏人，我们难免要区分好人坏人，但那只是远看时贴个标签而已，真和你亲熟贴近的人，气血俱在，那些标签就没什么意思了。
刘：揽到相对主义名下的，有的是很严肃的思考，甚至很苦恼，充满了张力，有的恰相反，是逃避严肃生活的借口，把自己的不负责任合理化，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愿只限于考察逻辑，希望深入精神实质。
陈：有意义的逻辑考察恰恰是为了让真实的精神内容显现出来，你也许真有一种精神诉求，然而，“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样的提法，当真表达了你所感到的东西吗？抑或它恰恰切断了深入的感受，让自己滑到空洞的概念里舒舒服服兜圈子去了。
刘：单在相对、绝对、自指这些概念上打转，即使证明了相对主义是个悖论，这种证明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不是词和词之间发生了矛盾，而是观念和真情实感不一致，说法和真情实感脱了节。辩驳也是一样，从逻辑上找出某种主张的自相矛盾之处固然需要相当的聪明，但仍然不能去除这种主张心里的疙瘩。
陈：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刘：只有摆明了这种主张的来龙去脉，分清楚它是不够恰当的表述，是糊涂，还是借口，才能让我们深心里的困惑涣然冰释。
韩：按说，你不争气，你堕落，只要你不犯法，人家能拿你怎样？人干嘛要合理化呢？蒙博托抓了，杀了，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找个借口？
刘：因为人喜欢讲道理，我们有一种要辩明对和错的冲动。
陈：一种本能，辨明是非是我们的本能，比我们其它的本能还要顽固。
刘：像别的本能一样，我们得经常努力克制它。
韩：我看不讲道理的人也不在少数。我是流氓我怕谁？
陈：但他即使不讲道理，还要给自己设一个不讲道理的道理：因为我是流氓所以我才有资格不讲道理。他就不会说：我是中学老师我怕谁？
韩：你们哲学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刘：我看这话的确不完全是对人的褒奖。不单单亚里士多德有讲道理的冲动，连日本鬼子也有。芦沟桥他打进来了，他的飞机大炮比咱们的厉害，他就来侵略咱有什么法子？不，他不愿意闷不则声就打，他要说他丢了两个日本兵，他出动千军万马是来找人的，他抢掠烧杀强奸妇女，他说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权力和金钱，人之所爱，所以人们争权夺利，但是你好好想想，争夺道理的斗争，其激烈程度绝不在争权夺利之下。中国人抗日有理，堂堂日本天皇，堂堂日本帝国，倒不讲理，那怎么行？于是他编出一大套大东亚共荣圈啊什么的，他是有理的一方，倒是中国人抗日没道理。
刘：本来，我们各有各的利益、欲望、爱好、处境，这些东西本身不是道理，但从这些东西中却生出我们的道理来。
陈：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可言矣。
刘：什么能把不同的欲望、爱好、处境沟通起来，什么就成道理。你想卖贵一点，我想买便宜一点，各有各的利益。我们可以讲价钱，讲得合适了，买卖成交了。买卖有个买卖的道理，兼顾买卖双方。
韩：你非要卖十倍的价钱，我非要不花钱就拿东西，就不是做买卖的道理。
刘：买卖的道理基于我们各有各的利益，但它不能还原为你的利益或我的利益。你我都服从这个道理，并不意味着你我的利益就成了一样的利益，你还是追求你的利益，我还是追求我的利益，但通过买卖的道理，你的利益通过某种方式和我的利益连通了。道理就像道路一样，两所房子在同一条路上，并不意味着这两所房子就成了一个样子，只不过这两所房子可以互相往来了。
韩：利益、欲望老是相互冲突，人和人很难沟通。
刘：是啊，有些理性主义者太乐观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利益与爱好早晚都能找到一个共通的道理，得到协调。
陈：而且有些事情也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道理，我爱吃萝卜，你爱吃白菜。
刘：什么都得说出个道理，那种时代真是可恶，文革的时候，养花斗蟋蟀也得有个道理，梳短发留长发也得作阶级分析。
刘：更多时候是有点道理，但不完全有道理。我喜欢道理这个词，不太喜欢逻辑这个词。人们说到逻辑，会觉得要么合乎逻辑，要么不合逻辑；道理就不是这样，有些事情道理很充分，有些事情完全没道理，有些事情有点道理。从这个角度看，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属于逻辑主义：分歧要么可以简单明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要么根本解决不了。然而大多数事情并不像加减乘除，大家都服从同一个道理，也不像萝卜白菜，各有一爱。
刘：但一到观念和理论上，这就被归结为我们自己认识能力有限度，好像道理客观摆在那里，但我们要慢慢认识。其实有些事情客观上就有点道理，但不是充分的道理。
韩：那你这又等于说，世上有些事情是绝对的，有些事情是相对的？
刘：有些事情有道理可讲，有些事情没道理可讲，这话的意思已经足够清楚了，干嘛非要把它翻译一句不那么清楚的话呢？相对绝对这些词，形式化程度很高，很抽象，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要使用这样的词来澄清自己的意思。路堵住了，只好绕道，挺好走的路干嘛去绕上它半天？
韩：其实我们平常也不大用这些词儿，不知为什么，一正经八百讨论问题，就用起这些词儿来了。
刘：我看倒不如反过来把绝对相对之争翻译成要不要讲道理之争，我们平常不争相对绝对，争的大半就是要不要讲道理，有没有对错。你要是太爱讲道理，我就说，嘿，给咱们点儿人权，让咱们活咱们自己的活法儿，说到头来，都没道理可讲。我们并不只生活在道理之中，我们只在需要讲道理的时候才讲道理。你每天起床先穿左脚的袜子，我先穿右脚的袜子，有什么道理好讲？
韩：真没道理好讲也罢了，可明明有对错的地方，叫他那么一说，就没了对错，明明有善恶的地方，叫他一说，善恶就没有区别了，有时候真让人恼火。
陈：我们要是些神仙，八仙过海，各有各的活法儿还真不错。可其实呢，人反正得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面，我们不是靠讲道理合在一起，就得靠暴力欺诈合在一起。我看相对主义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相安无事，而是一种变质了败坏了的共同生活。
刘：我更关注的好像总是另外一面。我们和别人不一致的时候，很容易否定别人，肯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时候很容易过于讲道理，把原无所谓道理的事情也说出个道理来。毕竟，弱者很难否定强者，道理在优越的人手里。
韩：你不能把对和错都说成强和弱。
刘：当然不能，但是谁要是能告诉我哪个是对和错哪个是强和弱，我就立刻拜到他门下为徒。我只知道，咱们人类有一种很基本的倾向，就是把强的和弱的说成是对的和错的，结果，道理老是强者的道理，是他们编出来的，或者由他们解释的。道理讲得太多，最后要把弱者逼得不讲道理了
韩：你和东东站到一块儿去了。东东就挖苦我，你是大名人啊，是咱们韩家的骄傲啊。说实话，我也不是不反省自己。我父母当年成天盯着我，反对我和闹学潮的啊梳长发的啊交朋友，现在呢，东东那些朋友，什么前卫画家啊，什么流浪诗人啊，我看着就不顺眼。是不是我自己老化了，僵化了？我有时想这些想得很苦恼。究竟有没有绝对的标准来区分对错善恶？只有对不同事物都有效的才叫标准，所以，没有绝对标准不就等于没有标准吗？
陈：我们不知道绝对高温是几度，但我们知道今天比昨天热。
刘：我觉得鸿雁说到了一种基本的感觉——异类让我们难受，可是去消灭异类就更危险了。
韩：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刘：与陌异的存在遭遇，我们最初的反应难免是用自己的既定标准来评判这个他者。我最近读《停滞的帝国》，中西方相遇，中国人和英国人都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对方。
陈：英国人要好一点，他们已经在地球上闯荡两三个世纪了。
刘：也许我可以用卡列宁来说明我的想法，他那套为人处事之方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永远用自己那一套来裁判你，他所谓理解，就是把你纳入他早有的一套道理里面去，好像把随便哪个数字套在一个代数式里，有解无解，公式反正不会错。他可以可怜你、帮助你，但别人的存在方式对他的内心毫无触动。这样的人，即使他的外在世界扩大了，他的感受结构，他的理解，还是老一套。这种理智上的唯我独尊，虽说不一定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念，
却照样起到压迫作用，而且这种压迫力量还不可小视。
陈：但我们都会这样的！基于自身来评判世界才能保持自身的同一性。
刘：当然我们都会这样！如果绝对主义是个别专制暴君的怪癖，那就只需要革命家不需要哲学家了，既然哲学从“认识你自己”开始，它就只对“我们都会”感兴趣。
韩：真正与陌生人遭遇。
刘：就此而言，相对主义者也是一样，没有真正遭遇他者，各自擦肩而过。要是还用《安娜》里的人物为例，奥勃朗斯基算个典型，他不把自己的原则强加给别人，甚至不认真评判他人，反过来，陌异的东西也无法击中他，震动他。大家都萍水相逢，世界就变浅了。
陈：感得到萍水相逢，就还有点深度。
韩：与陌生者遭遇——好多小说都以这类故事为题材。
陈：那才有故事啊。你一天八小时上班，回家做饭吃饭看电视，有什么可写的？老实巴焦的市民过得好好的，一个忘在脑后的亲戚来了，是个革命家、诗人……
刘：第三者、土匪、妓女……
陈：发生了碰撞，市民那种理所当然的小日子动摇了，对坚不可摧的道德原则也疑惑起来。
韩：那些社会边缘人，读小说的时候我会同情这些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愿和这种人打交道。
刘：要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生活，倒可以说，恰恰在与社会边缘人碰撞的时候才有生活，才有生命力迸发出来。
陈：可惜，生物科学为了科学的目的，只从“自身复制”来理解生命，完全割掉了生命概念的核心：生机勃勃。
刘：传统社会有同一的价值，那种社会生活在共相之下，现代社会却容忍不同价值共处一堂。传统社会更多地依赖于忠诚，而现代人必须学会更多地理解、谅解，学会与异类相处。
陈：你这种想法杜克海姆已经表达过，他把传统社会称作“机械社会”，把现代社会称作“有机社会”，在机械社会里，有统一的价值，以宗教信仰为代表，而现代社会则是有机的，即人们生活在各种不同价值的关联网络之中。
刘：“有机体”的提法有时也得警惕，黑格尔是有机观念的大代表，你在“有机性”里常能读得到克服异类、消化异类这种帝国主义气息。
韩：我们好像更应当提倡融合而不是消化、克服。
刘：我觉得融合也说得太多了，没有为融合不到一起的东西留出充分的余地。
陈：在努力融合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对无法融合的他者的尊重，我想这里面的确有很现代的精神。
刘：我们不仅要抑制克服异类的冲动，不仅要尊重异类，实际上，异类经常直接是我们欣喜的源泉。黑格尔对他者的讨论虽有深刻之处，但始终没考虑到这一层——这个人性情上似乎不太能从他者感受到欣喜，你看他对自然美就不屑一顾。
陈：多数生态主义主张也只讲合理开发自然，不讲自然美，可你想想要是地球上只剩下我们光秃秃的人类，哪怕我们有办法用化学方式生产出所有吃的喝的穿的，我们会快乐吗？这么多种树和草，地上有鹿和狐狸，天上有喜鹊和老鹰，人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才叫生存。
刘：我们不是把融合不了的东西忍受下来，而是要学会去欣赏。一种美好的品质，我深爱其美好，但很可能它并不能移植到我自己的性情上来，我乐见它活在别人身上。
陈：就像歌德之喜爱拜伦。
韩：不就像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那样嘛？
刘：不过，既为异类，就总是有压迫、有挑战、有疏隔之感，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完全约分，即使我们学会了欣赏。
陈：真正的理解里也总有不曾完全明了的东西，清明的理解连到更深的暧昧处。
韩：这是造物主的慈悲，宇宙之中的谜团要是都如数抖在咱们面前，一时是痛快了，可以后不闷死啦？不如这样，在这样的好天气里，河边走走，山边上坐坐，明白了一点，还剩下好多可以去想的，到秋天，到明年春天，再来领教。
陈：好风好景，好朋友好话题，随时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