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海峡两岸先后涌现出两大人文思潮，即以人间佛教为标志的台湾佛教兴盛运动，和以“国学热”为标志的大陆儒学复兴活动。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社会文化事象，实际上有着一定的的内在呼应和联系。自佛法西来，儒释之间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相互吸收与借鉴。海峡两岸同根同祖、血脉相连、互为镜像，台湾人间佛教作为由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转化的成功案例，对大陆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创新具有宝贵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拟在综述台湾人间佛教基本经验及大陆儒学复苏进程的基础上，就如何推进大陆儒学世俗面向的若干问题做一探讨。
（一）
台湾人间佛教发端于上一世纪70年代。以星云大师1967年开创佛光山为标志，历经40多年的辛勤耕耘，台湾佛教一改当初“社会地位低落”，“出家人不受重视，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到处被人瞧不起”的“苟延残喘”处境，成为以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和中台禅寺等四大道场为代表，其规模之大、信众之多、活动影响之巨、组织之严密，在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闻，即便放在当代世界宗教的整体视野中亦堪称翘楚的奇迹。仅佛光山就在世界拥有两百多处佛光别院、分院，一百七十余个佛光协会、分会，真正实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宏伟愿景。慈济功德会在世界五大洲都设有分会和联络处，从事慈善、教育、医疗、文化、国际赈灾、骨髓捐赠到环境保护和小区志工，其影响遍布全球。由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积极倡导“以健康、快乐、平安的身心，照顾自己、照顾社会、照顾大自然，使得你、我、他人，都能健康、快乐、平安地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之中”的心灵环保思想，更是为越来越迷失于物欲与感官享受和追求的现代人，提供了安顿安心、继续前行的指南。
台湾人间佛教的作法和经验主要有：一是在理念层面着力通俗化。星云大师将人间佛教的理念定义为，人间佛教“主要是倡导生活的佛教，以促进人际间的和谐，带来社会的公平，达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让所有人都能幸福安乐地生活为目标”。简而言之，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二是在实践层面着力世俗化。星云大师提出，“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人间的伦理、人间的秩序”。他打破僧俗有别的传统观念，积极提倡并开启寺院生活的世俗面向。星云大师强调，人间佛教要与生活结合，要利益大众，要能给人受用，为“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人心、改善社会风气、端正人生行为”尽到社会责任。过去的佛教是不出寺院，星云大师率先把佛法从寺院带入社会生活的每一处角落。三是在内涵层面着力包容化。人间佛教包容不同教派，“与其他宗教建立同体共生的关系；包容儒家文化，邀请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学大家到各地讲学，甚至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讲演；包容民间信仰，认为“为了度化众生，观世音菩萨应化各种身相，妈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四是在诠释层面着力当代化。星云大师认为，传统佛教只能“以佛法解释佛法”，而不能弘法应世。他打破常规，以世间法来融合佛法，以主动变革来适应社会现代化，不断赋予人间佛教时代内涵。他在古今映照、传统与现代融合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不断思考“平等与和平、尊重与包容、自然与生命、同体与共生、发心与发展、人间与生活”等当代人类共同话题，甚至对“战争与和平、宗教之间、族群问题、生态环保、安乐死、优生保健法、生命教育、生死学”等当代问题，都用人间佛教理念给予重新诠释。他在观念改革方面，以“行佛”代替“拜佛”，提倡“身做好事、口说好话、意存好念”的三好运动，提出“你大我小、你对我错、你有我无、你乐我苦”的处世准则，并以“学佛不是个人清修，而是要为大众服务”等理念作为僧众的修行准则。五是在传播层面着力多元化。包括弘法形式多元化，早在佛光山开山之前，大师就从寺院走向社会，通过文艺作品、佛教歌曲、歌咏演唱、舞台剧等多种形式，在台湾各地进行弘法表演；寺院功能多样化，星云大师认为，寺院是人生道路的加油站，是去除烦恼的清凉地，是善友往来的聚会所，是修养性灵的安乐场，是采购法宝的百货店，是悲智愿行的学习处，更是一所疗治心灵的医院、维护社会正义的因果法庭、启发道德良知的教育学校、提升文化修养的艺术中心。六是在视野层面着力国际化。星云大师立足台湾，放眼全国，前瞻世界。他冲破狭隘的地域观念，打破人我、国家、民族的界限，提出人间佛教的国际观，把佛法传播到全世界。七是在主体层面着力表率化。星云大师一开始就对“怎样做个佛光人”提出明确要求，强调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观念、有惭耻美德、有容人雅量”。他还总结出作为一名合格弘法利生僧伽必须具备的三要素，即学问、德行和人缘。他常说：“求观音，拜观音，更要自己做观音”；坚信“出家人身教重于言教”，佛门，僧相威仪，甚至连袈裟的一角都能度众。
台湾著名出版人，同时也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新闻传播学家的高希均先生曾经说：“四十年来，台湾经济是一种奇迹，而星云大师将佛光山组织得有条不紊，让佛教无远弗届送至全球各地，也是一种奇迹。”“星云大师的一生，改革了佛教、改善了人心、改变了世界。”
（二）
大陆儒学复苏于上世纪九十年代。30年来，在民间、学界乃至官方的合力推动下，儒学振兴探索前行，渐成气候。这当中值得记录的标志性事件有：1984年，由国家拨款作为启动资金的全国性学术基金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山东曲阜市成立。1985年，由教育部主管，以研究孔子、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中华孔子学会（原名中华孔子研究所）在北京孔庙成立。1986年，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国际性中文学术期刊《孔子研究》创刊。1987年，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王阳明心学讨论会，分别在曲阜、厦门、贵阳召开。1988年，孟子学术讨论会在山东邹县召开。1989年，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的孔子2540诞辰纪念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学者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共三百多人，这在首都北京历史上是第一次。1990年，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1年，海峡两岸首次儒学学术讨论会在曲阜举行。1993年，中韩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召开；孔孟荀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汤用彤、梁漱溟、张申府三先生百周年纪念与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威海、杭州、北京召开。1994年，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与儒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宣告成立；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世界五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社会贤达，近千人出席了大会；台湾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后经南怀瑾、扬振宁等人的倡导和推动，大陆学界和民间迅速跟进。199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儒学研究机构-，中国孔子研究院在山东曲阜市成立。2001年，武汉大学首创国学试验班；民间公益国学教育机构一耽学堂在北京创立。2002年，来自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19个地区的2000多名华人，在中国孔子研究院隆重举行“首届华人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友谊赛”。2003年，大型文化丛书《儒藏》被列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汤一介担任主编；由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全国组委会选定的10所中华文化经典诵读示范学校在北京授牌。2004年，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孔子学院落户韩国；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70多人联名发表《甲申宣言》；曲阜市举办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孔子诞辰公祭活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设立国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首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在香港举行，儿童读经活动成为时尚。2006年，《光明日报》正式推出《国学》专版；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心得”。2007年，教育部所属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成立；由国际儒联主办的首届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于丹《论语心得》卖超千万册，“国学热”引发了改革开放后第二次价值观大争论。2008年，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在中国孔子研究院隆重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首届“国学研究论坛”；张艺谋导演的29届奥运会开幕式展示龙、汉字、孔子思想等传统文化。2009年，钱文忠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三字经》、《弟子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2010年，中国山东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孔子诞生地尼山开幕；胡玫导演的电影《孔子》上映。2011年，全国“小学国学经典课程规划暨教学观摩”培训大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2012年，孔子第79代嫡长孙、衍圣公孔垂长首次来访大陆，并在尼山举行春祭、在孔林举行家祭；四川省把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考核测评；文化部与山东省政府在济南签署《关于合作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框架协议》，建设曲阜中国“文化特区”纳入议事日程；作为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国学教育专项研究课题组八年研究成果的人教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正式发行；山东大学设置儒学学科并单独招生。2013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在北京大学启动；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全国首届省级以上儒学团体会长联席会议在杭州召开；两岸高中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交流研讨会暨中华传统文化（高中）教学研究基地共建启动仪式在北京中华书局举行。2014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尼山的月光——再读孔子》；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纲要》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全面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着力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多元支撑”，“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由凤凰网、岳麓书院主办的“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在民间、学界和有关方面合力推动儒学再度勃兴的同时，党和国家对弘扬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在国内外的重要讲话中，几乎都要引用孔子及诸子百家思想。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提出“四个讲清楚”，即“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次讲话打通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2013年11月26日，习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治国与做人等多个维度，深刻阐述了孔子及儒家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重大影响和时代意义。重申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论述，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要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珍贵的遗产。这次讲话打通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用许嘉璐先生的话说，习近平的“曲阜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姓孔”和“姓马”的对立问题，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不是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互补的，能够兼容的。今年2月24日，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次讲话打通了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今年5月4日，习总书记亲临北大人文学苑，特地看望了哲学系老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总书记同汤教授亲切握手、促膝交谈，了解大型文化丛书《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总书记对儒家经典语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习总书记有关中华文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是自“五四”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中华文化定位和作用的最新表述、最高概括。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弘扬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真提倡、真重视、真支持。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经过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同仁的不懈努力，儒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再次受到党和国家的肯定和重视，虽然杂音甚至反对之声仍然存在，但儒学走向复兴的大趋势已不可阻挡。
（三）
比较海峡两岸的两大人文思潮，我们不难看到，以人间佛教为标志的台湾佛教兴盛运动，更多呈现出“世俗化、生活化、通俗化、大众化”等特点。而以“国学热”为标志的大陆儒学复兴活动，则更多表现出“论坛化、书卷化、蒙学化、乡贤化”等趋势。前者由山林走向社会有余，后者从书斋走向世俗不足。儒学本来是“切于人生日用之实”（薛瑄语）的实学，儒学的生命在于对当下中国世俗社会不可或缺。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衰微之后，孔子和儒家传统要想从重新回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必须在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等世俗面向上有大作为。在这方面，台湾人间佛教的成功作法和经验，至少对我们有如下几点启示：
启示1.人间佛教的成功在于，将原本面向善男信女的小众佛教，变成了面向社会众生的大众佛教。为此，儒学面向要大众化：把儒学从小圈子中解放出来。大陆儒学复苏虽然走过了30年的奋斗里程，但远未产生像人间佛教那样广泛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局限在小圈子里面做道场。这些年民间、学界举办的活动、论坛，发表的文章、专著，不可谓不多，但热衷与参与者总是一些熟悉的面孔。活动进行时大家热热闹闹欢聚一堂，活动一结束便各奔东西忙自家的事。即使主办单位编简报、发综述，阅读简报和综述的还是小圈子里面的人。一方面是圈子内部少数人的坐而论道，另一方面是圈子外面多数人的无动于衷。儒学复苏形成了一个从小圈子到小圈子的路径依赖，始终没能找到将小圈子变成大圈子的有效途径。虽然不时有人苦心倡导并力行“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军营”的点对面传播模式，但儒学与大众的联系界面仍处于华而不实的状态。小圈子的儒家文化自信，如何转化成为社会大众的儒家文化自觉？小众化的儒学体验经历，如何转变成为大众化的儒学生存方式？专家学者们极力推崇的小众儒学，如何拓展成为老百姓普遍认可的大众儒学？是大陆儒学世俗面向需要破解的课题。
启示2.人间佛教的成功在于，将原本难学难解的经典佛教，变成了一听就懂的通俗佛教。为此，儒学阐释要通俗化：让街道老大妈都能听得懂。一种价值观念要想被受众所接受，首先要通俗易懂。儒家经典本来是与中国人密切相关的修齐治平之道，但由于以文言文为载体，对当下许多国人来说如同天书，如果原文照搬照转，必然令人望而生畏。现阶段的儒学传播离不开对经典有研究有感悟的专家学者。问题是眼下有一种怪象，在面向大众的儒家文化传播过程中，受众对一些“肚子里有货”的专家学者反应平平，却对“半斤鸭子四两嘴”的“大师”们叫好叫座。这就需要我们的专家学者“反求诸己”，名师讲座可能抓住在校的大学生，但难以吸引尚不知儒学与己何干的普通百姓。应切实改变“曲高和寡”的经院式授课方式，要有受众可能是“儒盲”的底线思维，善于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寓教于乐的方式，讲好甚至连街道老大妈们都能听懂的儒学课程。也许我们有的专家学者没有时间和精力，或者不愿意放下身段去作儒学扫盲工作，但拓展儒学市场的现实，既需要能在各种高端论坛上侃侃而谈的学界精英，更需要能在大众场合娓娓道来讲好“老大妈儒学”的通俗高手，因为就对当下社会人生的影响和作用而言，后者的意义和价值决不在前者之下。
启示3.人间佛教的成功在于，将原本长篇大论的烦琐佛教，变成了三言两语的简约佛教。为此，儒学叙事要简约化：在五分钟拿下传播话语权。现代社会的生活工作节奏日益加快,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空前便捷，对古今中外各种观点、学说的取舍权，完全掌握在时间就是金钱、就是生命的受众手中。据有经验的电视制作人介绍，抓住和保持观众是视频产品成败的关键。电视广告如不能在前七秒抓住观众,文献和政论片如超过两分钟不出现新故事，就有被转台的可能。同样的道理，儒学传播要想在多元化的“观念市场”中赢得应有份额，就必须遵守现代传播规律，把抓住和保持受众作为发展和壮大儒学受众的关键环节。这就要求我们的儒学工作者，不仅要具备在时间充分的场合下系统阐释儒家文化的能力，还要具备利用时间的“边角料”说短话、说关键话、说有吸引话的能力，善于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简约叙事，数语中的，在五分钟内拿下儒学传播的话语权。只有讲好了“五分钟儒学”，你才有可能争取到下一个讲一小时儒学、二小时儒学和N小时儒学的机会，才有可能让对方坐下来听你的折子戏，并期待“且听下回分解”。
启示4.人间佛教的成功在于，将原本晨钟暮鼓的出世佛教，变成了服务世俗的生活佛教。为此，儒学内容要生活化：让儒学回归伦常日用本色。儒学本来是入世的学问，正如明代大儒薛瑄所言：“濂、洛、关、闽诸儒之书，皆根据至理，而切于人生日用之实。”然而，在一百多年的白话、普及化过程中，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中国原典多是书斋的、学派的、蒙学的，是经典自证的，它在个体的学子时代和学者生涯中有限地自我循环，是学问式的正解或未解之谜，尚未能成为歌哭、联谊、雅聚、行旅、养生送死途中的常识和资粮，未能成为农民、诗人、工匠、歌者、樵夫、哲人、渔夫、史官、武士、高僧、禅师、隐士、大师天才、匹夫匹妇、政要商贾、贩夫走卒……的习语和救赎。先秦精神一如飘零的花果，惨淡，在父子、师徒间艰难地传承。”（余世存语）因此，让儒学走出过去父子、师徒间的封闭式传承，走出目前从经典到经典、从论坛到论坛、从论文到论文的路径依赖，老实回到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场，进而成为每个阶层、每个家庭及至每个人各取所需的“常识资粮”和“习语救赎”，是大陆儒学世俗面向的最终落点。什么时候，当你我他在举手投足、进退取舍、嘘寒问暖、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之时，自觉不自觉地共识于中国人曾经拥有的古朴儒雅和温润，儒学就真得回到我们生活中来了。
启示5.人间佛教的成功在于，将原本出家人的戒律佛教，变成了众生皆宜的普适佛教。为此，儒学教育要普适化：营造从蒙童到成人的儒化环境。儒学的本质是人学，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使人成其为人，与禽兽相区别；如何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与动物世界相区别。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孟子语），人不是生而为人，而是教化成人。人之初，性本善，没有经过“复性”、“明明德”、“致良知”教化的人与禽兽没有区别，即便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也不过是衣冠禽兽。天下生民，每个人都需要经过儒家的道德教化，都必须在做人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总之要“作新民。”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的全部事业就是“新民事业”、“儒化工程”，其梦想是要把天下的男人都教化成谦谦君子，把天下的女人都教化成大家闺秀。当男人都成为谦谦君子，女人都成为大家闺秀的时候，家国天下政通人和就在其中了。当下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精神的混乱和迷茫。混乱是因为没有社会秩序层面的共识，迷茫是因为没有人生价值观层面的共识。儒家文化是当下中国在社会秩序、人生价值观层面形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对全体国人进行普遍适用的儒化教育是当务之急。
儒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在国家层面，需要出台关于继承和发扬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决定，明确阐述党和政府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主张；借鉴新加坡和韩国的经验，组织编写适合我国社会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教材，并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培训学校主体课程，纳入公务员公开招聘考试科目，纳入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将孔子诞辰作为国家公祭日。其次，在地方层面，需要成立省、市、县中华文化传播机构，主要负责中华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允许开办民间传统文化培训机构，支持举办以弘扬中华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为主题的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充分利用现存文庙，举办春秋祭、成人礼、开笔礼等传统礼仪活动；举办以淳厚世风民俗为目的的清明公祭和慎终追远活动；切实推进“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其三，在社会层面，需要正确引导、充分发挥相关社团组织、民间文化机构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中的作用；开展全民经典诵读活动，启动银发、黑发、童发、乳发全民补课工程，从零开始重新培养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重点倡导重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社会氛围，最大程度地消除社会戾气。其四，在家庭层面，需要恢复以达成完美人格为目标的家教传统。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家庭、教会和教派、教育机构、国家、党派和法律秩序，在传统延续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家庭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使其成为一个社会结构的第一环节。”在家庭里，“孩子从父母那里获得他第一批词汇和最一般的道德标准”，“孩子通过吸收传统而具备了人的特征。”在人国，当下许多孩子处于有人养无人教的状态，他们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大军的预备队，是许多体面家庭和父母永远的痛和掘墓人。央视今年春节播放的“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光明日报发起的“家风家教大家谈”，抓到了当下中国社会之痒和家庭之痒。家风乃吾国之民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在一定程度上要看中国家庭向何处去。以孝悌忠信、仁义礼智为代表的儒家道德论理和传统美德如果不能落实到家庭，一切都将是空谈。
本文的结论是：种种迹象表明，大陆儒学走向复兴已是大势所趋。经历半个多世纪衰微的孔子和儒家传统，能否真正从“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列文森语）重新回到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庚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使命，不仅取决于当下有于儒学再度勃兴的天时、地利、人和环境，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儒学自身在大众化、通俗化、简约化、生活化、普适化等世俗面向上能有多大改变和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俗化而不是政治化和官僚化，才是当代大陆儒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作者系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山西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主要社会兼职：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兼常务副秘书长）
主要参考文献：
[1] [明]薛瑄：《薛瑄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2]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 [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5]余世存：《六经责我开生面》，余世存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6]李祥熙：《儒学普及应借鉴台湾人间佛教的作法和经验》，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