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我一向认为，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已经是各地文化交流频繁，并没有一个地区是孤立发展的，特别是在帝国统一的时代。宋代以后，文化的同质性大大提高，科举制度和印刷业在促进了各地文化的同一性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因此，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用传统的表述可谓是“理一而分殊”，统一性同时表达为各地的不同发展，而地域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别，没有跳出了儒学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话语，也不可能有离开全国文化总体性思潮涵盖的地方儒学。不过，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还不甚发达的时代，终究是不能忽视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现在什么层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区的不同发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传统之影响，而不是各地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地域性的因素，而在与如何理解和认识、掌握地域性因素对思想学术的作用。
近一二十年，全国各地，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或文化教育繁荣发展的地区，都很注重地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总态势下、中华文化自觉的总体之下各种局部的表达，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促进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新开展。其中“浙学”的探讨似乎是全国以省为单位的文化溯源中特别突出的。这一点，只要对比与浙江地域文化最接近、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水平最相当的邻省江苏，就很清楚。江苏不仅没有浙江那么关注地域文化总体，其所关注的也往往是“吴文化”一类。指出下面一点应该是必要的，即与其他省份多侧重“文化”的展示不同，浙江更关注的是“浙学”的总结发掘。换言之，其他省多是宣传展示广义的地域文化的特色，而浙江更多关注的是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地域学术的传统。这是很不相同的。
当然，这与一个省在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学术资源或论述传统有关。如朱熹在南宋时已使用“浙学”，主要指称婺州吕氏、永康陈亮等所注重的着重古今世变、强调事功实效的学术。明代王阳明起自越中，阳明学在浙江的发展学者称为“浙中心学”；清初黄梨洲倡导史学，史称“浙东史学”。明代以后，“浙学”一词使用渐广。特别是，浙东史学或浙东学派的提法，清代以来已为学者耳熟能详，似乎成了浙学的代名词。当代关于“浙学”的探讨持续不断，其在浙江尤为集中。可以说，南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对“浙学”的学术论述，自觉地把“浙学”作为一个传统来寻求其建构。我以为这显示着，至少自南宋以来，浙江的学术思想在各朝各代都非常突出，每一时代浙江的学术都在全国学术中成为重镇或重点，发生了较大影响。所谓“浙学”也应在这一点上突出其意义，而与其他各省侧重于“文化”展现有所分别。事实上，“浙学”与“浙江文化”的意义就并不相同。总之，这些历史上的浙学提法显示，宋代以来，每一时代总有一种“浙学”被当时学术思想界所重视、所关注，表明近世以来的浙江学术总是积极地参与中国学术思想、思潮的发展潮流，使浙学成为宋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成分；反而，宋元明清以来的浙江学术是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学派或学术传统，倒并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在我看来，浙学历史的多元性内涵已经使把浙学归结为某一种学派的努力成为不可能，“浙学”在历史上出现及其影响的重要意义是，每一时代的浙江学术都在全国发出为一种重要的声音，影响了全国，使浙学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内在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然，每一时代的浙江学术及其各种学术派别往往都有所自觉地与历史上某一浙学的传统相联结而加以发扬，同时参与着全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因此，浙学的连续性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说宋代永嘉事功学影响了明代王阳明心学，或明代阳明心学影响了清代浙东史学，而是说每一时期的学术都在以往的浙学传统中有其根源，如南宋甬上四先生可谓明代浙中心学的先驱，而浙东史学又可谓根源于南宋浙学等。当然，由于全国学术的统一性，每一省的学术都不会仅仅是地方文化的传承，如江西陆氏是宋代心学的创立者，但其出色弟子皆在浙江如甬上；而后来王阳明在浙中兴起，但江右王学的兴盛不下于浙中，这些都是例子。浙学的不断发展不仅是对以往浙江学术的传承，也是对全国学术思想的吸收、回应和发展，是“地方全国化”的显著例子。
对“浙学”的肯定不必追求一个始终不变的特定学术规定性，然而，能否寻绎出浙学历史发展中的某种共同特征或精神内涵呢？关于历代浙学的共同特征，已经有不少讨论，如浙学重视事功与道德的统一这一特色，古人、今人申论甚多，就不必重复了。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种观察，对已有讨论作一补充，即，南宋以来，浙江的朱子学总体上比较地不太发达。虽然朱熹与吕祖谦学术关系甚为密切，但吕氏死后，淳熙、绍熙年间，在浙江并未出现朱子学的重要发展，却出现了甬上四先生代表的陆学的重要发展。南宋末年至元初金华四先生的朱子学曾有所传承，但具有过渡的特征，而且在当时的浙江尚未及于慈湖心学的影响，与甬上四先生在陆学所占重要地位也不能相比。元明清时代朱子学是这一时期全国的主流学术，但在文化发达的浙江朱子学始终没有成为重点。这似乎说明，浙江学术对以“理”为中心的形上学建构较为疏离，而趋向注重实践性格较强的学术。不仅南宋的事功学性格是如此，王阳明心学的实践性也较强，浙东史学亦然。朱子学在浙江相对不发达这一事实可以反衬出浙江学术的某种特色，我想这是可以说的。
浙学的意义，也许主要不在于历代连续传承一种学术，而毋宁是每一时代的浙学都作用于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潮，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影响，足以为浙江学术的骄傲。至于浙学的连续性，我以为，重要的不一定是要把南宋以来的浙江学术，用某一家一派的主张来贯穿以呈现所谓的连续性，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浙学在历史上本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富于多样性的。另一方面，无论如何，南宋的事功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浙东史学是“浙学最具坐标性质的思想流派”，值得不断深入地加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