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较多关于“大陆新儒家”的争论。然此问题，一要回顾大陆新儒家之起源，二要厘清其概念之多义。
所谓“大陆新儒家”简而言之指1949年之后产生于大陆的应对现代问题且有儒家自我认同的学者或有成就的儒家实践者。回顾其起源，大陆从1949年至1970年代晚期为止因“浩劫”不允许产生新儒家，所存者乃产生于民国后幸存于大陆的儒家如梁漱溟等等。大陆民国时期产生的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学术和文化运动在台湾和香港持续发展。1970年代晚期他们的著作开始流传于大陆，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之而成为儒家。最早的大陆新儒家是罗义俊先生、邓小军先生、蒋庆先生(不完全统计)。此三位先生皆直接深受现代新儒家的影响，其中邓小军教授还直承梁漱溟、熊十力之高足在大陆的传承。罗义俊是现代新儒家的弘扬者。蒋庆早年也深受唐牟诸子影响且曾经崇拜之。这是大陆新儒家的起源。蒋庆之独开另一门户则是后事。容后再谈。
现在再梳理“大陆新儒家”这多义的概念。时下有三种“大陆新儒家”概念。
第一个“大陆新儒家”概念是历史性和地域性的，也就是1949年以后至今产生于大陆有儒家自我认同且应对现代问题的学者或有成就的儒家实践者。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不分学派或思想流派的。这个概念内涵比较贴近其名相，也就是贴近其名词涵义。此概念涵义宽泛，也可简称为“泛大陆新儒家”说。因此有儒家认同的传统儒学的研究者如果没有应对现代问题的意识和治学，就不属于“新儒家”而属于“传统儒家”，这样的人不多，且多为古典文献研究者。此外研究儒学但是没有儒学儒家认同的人也不属于此列，象任继愈、方克立等等。甘阳等属于没有儒家认同和利用儒学的(如“儒家社会主义”说)，还有主张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和儒家结合而无儒家立场的人士，这些统统不属于儒家。应该属于使用儒家资源的左派或自由主义。当代在朝者也提倡儒学和传统文化，这丝毫不意味在朝者意识形态和社会有儒家色彩，就如当朝者讲市场经济丝毫不意味着自由化。
“大陆新儒家”第二个概念的标准比较高，即：接续儒学儒家传统且有应对现代问题意识的学者或有成就的儒家实践者。此概念比前一个概念多一个要“接续儒家传统”的硬条件，此可谓严格意义的“大陆新儒家”概念。按此高标准，不少有儒家认同但缺乏接续传统的实用主义者就有是否是新儒家之疑问，如讲“即用见体”的陈明等。再者，一些把红色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的自称新儒家的人士也不是儒家。因为共产党有“绝对真理”、“三个代表”，所以红色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当然要尊于儒家，儒家乃补充而已，所以这些人也不是儒家，而是使儒家资源的或者是利用儒家的。继现代新儒家传统而来的罗义俊、邓小军等等许多先生无疑符合这严格的“大陆新儒家”的标准，他们接续传统又有儒家自我认同，表里如一。又如有接续传统考据学派的，有儒家自我认同的人士，也符合这严格意义上的“大陆新儒家”的标准。
“大陆新儒家”的第三个概念乃特指蒋庆和陈明等人思想群体，他们大力自我宣扬然后得到广泛传播。尽管蒋庆和陈明的立场和思想差异很大，但是皆有寄望于在朝者的态度，可谓身在野然“眼望朝”。此群体中还有左派倾向的或者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他们也做了不少宣扬儒家文化和思想的事。但按严格意义的“大陆新儒家”标准，其中有人就不属于儒家，更遑论新儒家呢?
现在就严格意义的“大陆新儒家”再作细分。从学术思想划分有三个标准：1、学派标准，2、学说标准，3、思想标准。
“学派标准”是很高的标准，其要有立派和传世的学术水平和能力。就大陆新儒家现状而言，还没有学派。只有传统学派之流传，如现代新儒学和传统考据学派。
“学说标准”也高，即：其必须有依学问而构成一家之说的水平和能力。放眼当代大陆，喊口号的多，可谓“儒分为八”。然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体系很少。仔细观察便知。
今大陆有学术和思想二分之观念，故“思想标准”相对低一些，即：只要观念中有学问因素且形成一家之说即可，不必纯粹从学问里成一家之说。
陈明“公民儒教”等介于学说和思想之间。蒋庆“政治儒学”属于不严格的学说，其《公羊学引论》乃文献梳理为辅而自我发挥为主。似从学问中立说，又似从观念中演绎。其他作品更近乎从观念和学问相混之中作演绎和构想。蒋庆的政治儒学乃基督教神学和柏克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与公羊学混合之自我发挥，以之应对时代问题。故其“以中国解释中国”反对“变相西化”论实不过是为反对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术方向的说法。其实蒋庆之学深受西方耶教、保守主义理路的影响解释儒教，构建所谓“政治儒学”。其儒教说离儒学主流甚远，故蒋庆有儒学史从未有过的“人格神之天”说与儒学主流的“天人合德”对立;有“孔荀董”与“孔孟之道”的分庭抗礼;其名为公羊学与宋明儒学之分立、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分立，实乃蒋氏公羊学、政治儒学欲曲解传统儒学主流，且与现代新儒家分庭抗礼;名为王道政治，然其具体化表现却是缺乏制度性学理依据的“三院制”的空想;名为保守主义，实心寄朝廷之儒化，以图抵抗从民国至当代的现代新儒家的“三统并建”和中国百年宪政大潮。“大陆新儒家”本是马列主义儒学研究权威方克立批判蒋庆、罗义俊的。罗义俊完全不屑理会。而蒋庆却扛起这送上门的招牌，还拉入陈明等人，可谓“举旗立帜”之心切，有复兴儒教保中国文化之心固然可贵，然急功近利反而使其成为儒家之异数。少数人为何抢此“大陆新儒家”招牌呢?因为此招牌名义很大，招牌大了好招风。
再从文化和政治学视域观察近代、现代儒家文化史。现代中华文化、现代儒家文化之起源应在清末立宪和民国开国的时期，初成于大陆民国时期。清末立宪和民国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之三民主义、国粹派，皆本于儒家，以“公天下”、民本理念吸取西方制度思想，多数人的价值根源为天理良知也。他们皆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民主政治之际也深刻批判西方文化政治之不足和局限性。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士人政治传统自然演化为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民主化现代化，这是民国民主化现代化能够在严重外患内乱、民贫国弱中渐进发展的原因，其成就足让今人仰止。现代新儒学、新儒家或者说现代新儒家起源于此历史文化背景，也担当其责任，且于其后中华文化大断裂时期，更担当历史使命而发展。而大陆新儒家是产生于中华文化全面断裂、红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下，现在所谓“大国崛起”不过是遥追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总量第一的排位，其中国文化断裂层尚未恢复，更遑论主位性之恢复。当代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品质不仅远远不如自己祖先在世界上的排位，还排到世界中下游，更遑论对于世界的影响力。
这从历史背景对比就可以看出：大陆新儒家首先要做的是接续好儒家传统再应对当代问题。事实上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至于当下少数人“举旗立帜”乃浮躁之表现，而且流于思想之浅近，失学术之深远;流于行事之急功近利，失深谋远虑之布局。当今儒家在野的主要任务是：把新儒家精神注入社会理性和革新的力量，推动社会文化之归正，培育年青学子，最终推动人民重返仁义自由之现代中国之正途。故不能身在野然“心寄于朝”。要从道不从君，而不是曲学阿世，或欲做“諌臣”。现代新儒家应对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和吸化西方文化、构建民主政道治道的学术硕果丰富，大陆新儒家欲重建现代中华文化、构建中华现代社会和中华现代政治，无论如何绕不过现代新儒家诸子，更必须接续民国初成的现代中华文化而开来，也就是接续文化道统、百年民主传统、宪政传统、学统、知识分子精神、教育传统、礼义伦理社会传统等，然后才能开来。
然而今有人刻意以“港台新儒家”之名遮掩中国“现代新儒家”之实，以大陆与台湾“朝代”性本土性问题不同而夸大蒋庆等特殊儒学群体为“大陆新儒家”，自以为如此就可以贬低民国以来的儒学现代传统和大陆的现代新儒学思潮，且求先声夺人。这不免让人贻笑大方，这不属于学术思想范畴而属于文人游戏。大陆和台湾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之继承者可以做出学术思想之应对，蒋庆等也可以有他们的思想应对，而不能党同伐异，谁能决定谁是大陆新儒家呢?谁能决定谁不是大陆新儒家呢?
有鉴于蒋氏新儒学学理困境和陈明实用主义，羊年春节前夕，现代新儒家之台湾学者李明辉有否定蒋庆等以偏概全的、自标的“大陆新儒家”说的访谈，引起热议。有人着《“大陆新儒家”扫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称：“还有一批学者，他们有的是当年冯友兰等民国新儒家在大陆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们，有的则在八十年代后认可并接受港台新儒家的思想理路。其中最为著名的如陈来教授、罗义俊研究员等，尽管他们也是大陆儒学研究者，但是秉承的均为民国新儒家一脉，所以本文不再对他们进行介绍。”这表明这个特定儒学小群体自标的“大陆新儒家”借两岸政治之对立，空想依红朝之威而夺“大陆新儒家”之名号，排挤大陆“民国新儒家一脉”，也把自己定位为红朝新儒家。这是不值一驳的文人的政治游戏。
其文再言：“海外新儒家将台湾实现民主制视作新儒家的贡献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弃了追求理想政治的努力，逐渐走下历史舞台。大陆新儒家显然不能认同港台新儒家的历史使命，因此仍然需要积极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从中国传统中汲取更多的资源来构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中国现代新儒学有百年传统流传于大陆台湾以及世界汉学界，这不是自我标榜而成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传统。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许多人主张“三统并建”，主张以道德理性为价值本源的、从中华文化开出民主;主张追求的是文化理想，以文化引领和优化政治。所谓的自标的“大陆新儒家”追求的理想政治是什么呢?是空想给红朝披上其自制的儒化外衣，还是最终披上童话中“国王的新衣”?是不是追求实用主义的“公民宗教”?是不是蒋庆混合欧洲古典保守主义和康有为思路而独门想象的人格神的儒教以及“三院制的王道政治”吗?我们要轼目以待他们怎么能够使别人走下历史舞台，自己跃上历史舞台呢?这所谓“大陆新儒家”人士怎么会如此善用党八股的句子，实在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