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什么是传统美德？传统美德是指传统道德中那些以时代标准衡量，在今天仍有价值的合理成分和精华内容。而传统道德一般是指我国先哲创造的（以1912年前儒家道德为核心）并在历史长河中为老百姓践行的道德。道德文化，不仅属于一种思想文化，更是一种实践文化，民众在实践中的补充发展与实践，才形成了全民认同的普遍的优良道德传统。
传统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这是一种学术的共识和定见。相较于西方文化的“智性”主义、印度文化的“神性”主义，中国文化是人文性、道德性的“德性”主义文化，儒家文化更为关注现实人生的问题，人伦关系、社会治道、修身养性、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这是儒家学派所着力关心的问题。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德性主义特质。
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明确地把“道德气氛特重”列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确为中国的事实。” 韦政通先生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也指出：“在中国文化中，有‘一本万殊’的理念，于是坚信一切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基础就是道德。中国传统中讲道德，不像西方人讲道德只限制在人生的范围内，而是弥漫在文化的一切领域。因此，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文学理想是‘文以载道’，经济的理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他如教育、法律，也莫不以道德为基础。”《大学》是儒家学说的一篇纲领性文本，其三纲八条目和其内圣外王之道很好地体现了儒家学说以道德为本的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儒家学说为学、修身和治世的三条根本原则，也称“三纲”：即为学的首务在于弘扬我们人性中光明的道德，并用这种道德去推己及人，亲近影响民众，使人民日新其德，成为新民，从而达到社会和人生的至善境界。三纲总体目标的实现还要通过“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贯彻落实，而其核心仍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伦理道德不仅是做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相较于经济、军事的硬实力，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也为儒家所推崇。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人们实际的交往和生活中，道德无处不在，礼是指导我们生活的行为规范，礼治秩序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情态，就连艺术音乐也是与道德相联系的，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说：“乐者，通伦理也。”艺术要“文以载道”“诗言志”，乐教重在发挥“正人心”的作用。礼乐文明是紧密相联系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吃喝住穿，节日民俗，甚至我们的名字都体现着这种道德价值至上的导向。如，大家就会发现中国男性的名字很多是以儒家的伦理范畴命名的：如仁、义、礼、智、信、孝、忠、温、良、恭、俭、让、儒、德等。
我们居住的四合院，什么辈分的人该住什么方位的屋，这本身就是伦理秩序的外在体现。中国人的人生礼仪如生日、婚礼、丧礼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伦理观念，中国的岁时节日民俗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表现。如过年，不仅是一个综合节日，而且首要价值是省亲和祭祖，清明节不仅是在开春时节的踏青，也是去祖上坟地行孝。四时上坟体现着我们的孝道伦理。九九重阳体现着我们的敬老伦理。传统戏曲、弹词等都体现着道德教化的内容。文学是人学，如果我们把四大文学名著的章题做一个统计的话，会发现“孝”“义”“忠”“仁”等道德范畴会大量充斥其间。
这些名言警句、名人故事和取名文化现象，都是中国人所信奉的崇德向善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尚德。以德为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灵魂。对人才，要求德才兼备；对生活，不忘忠厚传家；对官员也要求“有德者居之”，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重视道德是儒家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中华传统美德的历史演变
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人文精神与道德文明的肇端源于周代的礼乐文明。“德”字在商代虽已存在，但是“德”的观念却并没有真正产生。从《诗经》《尚书》《逸周书》等文献看，从“德”字的用法来看，其意主要是指高尚的品格及行为，以及品格高尚的人。
在周代的道德文化中，最早起源和备受重视的是“德”“礼”“孝”这几个核心德目及其所包含的伦理精神。春秋时期，除西周所倡导的德、孝、悌、礼诸德继续发展外，逐步形成并盛行的核心道德是忠信。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家学说的核心是道德，因此，孔子提出丰富全面的道德规范和德目，但一般认为其核心是仁与礼。礼是中国伦理出现最早的范畴与德目之一，一般认为孔子对三代（夏商周）之礼有所损益而继承之，而“仁”是孔子根据时代的需要和思想资源，所大力提倡的新观念，也使礼由一种外在的文化传统、制度而变为一种德性。
从儒家经典的原初论述来看，“三达德”的说法早于“五常”的说法。所谓“三达德”就是通行天下的三种德性即知、仁、勇，这三种德性并列连用的说法在《论语》中虽然已经出现：“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也，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但并未明确以“达德”概念来表述，而是表述为“君子道”，实际上意思是差不多的。在《中庸》中则明确表达为“达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在此之后，就是孟子的“四端”和“四德”的德目体系表述影响比较大。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在孟子看来，人生下来，就有四个人性人心的善端，从这个先天本有的善性中产生了人的四种道德：仁义礼智。这四德是根于心即发端于人的善性的。
另外，“四维”的表述虽不出于儒家学者之手，为管子所提出，但它在后世仍有较大影响，构成传统道德体系的又一重要精神资源。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治国的四条根本道德原则。
从儒家自身道德规范和德目体系建构的角度看，最为后代社会公认并影响中国历史长达2000多年的则是其“三纲五常”说。“三纲五常”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与规范的系统表达始于董仲舒，经过东汉官书《白虎通》的确认、提倡，长期影响后世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道德的代名词，近代直至“五四”时期所批判的“纲常名教”也是指“三纲五常”。
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纲的原意是网上的总绳，引申为事物的总要、法度。这里的什么为什么之纲是说前者居于主宰、支配、统率的地位，前者为后者的表率。“五常”即五种恒常、普遍的道德德性即仁义礼智信。关于五常，汉代扬雄的论述至为简括精当：他说：“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意思是说，仁乃是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所以，它好像是人们生活的住所。义保证人们言行的正确、得宜，所以，它好像人们的必由之路。礼使人得以文饰，举止文明，故像是穿在身上的衣服。智使人明辨是非、善恶，利害，故像是指路明灯。信使人能受到他人信任，则像是信符。这一连串十分形象的比喻是要说明，五常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对人而言是缺一不可的。因此，他要求人们“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自觉遵行五常。
总之，中国传统美德自周代发端，至汉代“三纲五常”的系统化，可以说从思想观念上已经基本完成了理论创造，并长期影响后世社会。在这之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即是根据实践的需要，有所强化、补充与发展。
历史上，人们不仅重视“三纲五常”“三达德”，而且也重视“四维”，在宋代逐步形成了所谓的“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宋代社会，人们仍然比较重视家庭的价值与伦理，因此，在八德中，首重孝悌之价值，另外，在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中，继承了春秋时期形成的忠信道德。而“四维”之礼义廉耻则更多的可以视为处理社会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
在宋之后，由于“三纲”意识的强化，忠孝与贞节越来越受到重视，被人们视为至高美德，于是，在明清之后，实际上在民众的实践中，更受重视的乃是忠、孝、节、义，这四种道德体现了中国人在家孝亲，在朝忠君，为人臣为人妇要守政治节操和贞操，在社会上与人交往要守义行义的实践精神，成为那时社会的流行用语，不仅常出现在一些思想家的论著中，而且也出现在明清小说、戏曲、弹词中，甚至出现在门面、牌匾、牌坊、钱币、盆碗上，以物化形式体现着民众对核心价值与传统美德的追求。
在20世纪前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新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一般认为宋代形成的旧八德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新八德的实质差别主要体现在是以家为本还是以国为本。孙中山先生根据当时民主革命的需要，非常重视传统美德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并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忠于国家的义务更重要，因此，首重忠德，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八德。到了1934年，国民政府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成为他们长期推广的核心价值观，简称“四维八德”。
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美德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社会和谐都有重要时代价值。在剔除糟粕、不断扬弃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文化及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以认识其价值为理论前提。
1.传统美德是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国无德不兴。”道德不仅是一种国家治理、社会秩序整合的工具，而且是国家兴旺、人民幸福的强大精神动力和软实力。那么，在当代，优秀传统文化或传统美德何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呢？
小康、大同理想是当代中国梦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伊始，就提出了中国梦这个得到当代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国家、民族发展理想。中国梦内含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重意蕴。这个梦想不仅是当代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也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这种不懈追求的理想，就是古人长期以来追求的“大同”理想，即求大同与奔小康。“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与群众基础，易于被人们认可和接受，而中国梦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社会求大同和奔小康理想的现代发展。因此，将中国梦与大同、小康结合起来进行宣传，将增强人们对中国梦的价值认同，凝聚起追梦圆梦的强大力量。
传统忠德的责任担当意识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传统忠德虽然有忠于君主之臣德的糟粕成分，但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尽心竭力、利人利公的做人做事态度。“天下为公”即是传统忠德的精髓，它鼓舞着人们为祖国的兴旺发达艰苦奋斗、矢志不渝。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征西、苏武牧羊、花木兰从军、昭君出塞，等等。这些先贤事迹之所以为人们耳熟能详并世代传诵，
就在于这种忠德实际上促进了国家民族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现在说到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为；说忠于国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生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今天弘扬传统忠德，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自觉为国出力、爱国报国，同时，要热爱我们的文化、族群，为其兴旺发达尽心竭力。显然，传统忠德的责任担当意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敬于职事的临事态度把中国梦落到实处。“执事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中国古代，“执事敬”即敬业作为起码的社会道德，受到人们广泛遵守。如在政治领域，敬业、不懈于职，不仅是对臣下道德的要求，对于皇帝也如此——作为皇帝，要以谨慎态度对待王事，要主一专心，要勤奋、谨慎地处理政事。在经济领域，要有尊重职业对象的观念，比如，“买卖不成仁义在”，就遵循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经营道德规范。在文化、生活领域，尤其是师德与医德，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敬业的优良传统。如师德上的诲人不倦、言传身教，医德上的以医达仁、救死扶伤、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等等。今天，我们提出的中国梦，更需要通过脚踏实地的态度、爱岗敬业的精神才能实现。因此，我们一定要继承发扬传统美德中执事以敬的优秀传统，与时俱进、转化超越，使每个人的点点微光，汇聚成照亮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光荣火把。
2.传统美德是人际和谐、人民幸福的可靠保证
道德不仅包含了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可以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它还是一种行为规范，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并对民众的幸福生活起到保障、促进作用。
儒家思想或传统美德以仁爱为本，以民本为用，它构成伦理与政治的思想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仁爱来说，“仁者爱人”是中国伦理思想的核心，这奠定了中国伦理的利他主义价值导向。爱不仅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意志、行动和义务，心中有了爱，就必然为爱所驱使，为所爱的人奉献、尽义务，关心他、爱护他。亲亲、仁民、爱物，以至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从而达致“民胞物与”。弘扬传统仁德的价值体现在：弘扬爱人之积极情感，可以唤醒我们的道德良知，提升我们的奉献意识，使人与人相互为善，彼此之间充满友爱。从民本来说，民本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它主张民为国本、本固邦宁，在实践中表现为用利民、养民、富民、教民等手段来进行统治。重民本是中国优良政治传统，是实现天下大治、社会和谐的根本。孔子曾一再希望统治者养民、利民、富民、惠民、教民，博施于民，不仅要在思想上具备这样的德性，而且要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孟子更是强调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社会的和谐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爱即仁爱为情感基础的，也是以执政者怀抱民本思想，执政为民、惠及民生为基础的。可以说，正是传统仁爱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有力维系，才确保了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的绵延不绝。而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正是充分汲取了传统道德中的仁爱思想和民本思想，才能顺利推进，成功实践。
如果说，仁爱、民本是社会和谐的价值基础的话，那么，公正、诚信等传统道德就是社会有序和民众幸福的保障。“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这些都说明了公正在传统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当然，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不仅需要社会安定，公平公正，而且需要诚实守信。正所谓“民无信不立”“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近年来，人民群众深刻感到，由于社会诚信的缺失，不仅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冷漠，而且使得消费领域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等现象屡见不鲜，甚至经常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这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指数。为此，在当代社会，向传统道德致敬，重建公正、诚信的良好社会环境，以此确保社会和谐有序、人民幸福安康，刻不容缓。
3.传统美德是安身立命、养生防病的丰厚滋养
道德的主体是人，人的道德素质和自律是道德发挥作用的主体基础。就个人来说，对传统美德的遵循，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素质，而且当对传统美德的追求成为一种价值信仰时，它就能转化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以儒家为例。真正的儒者能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安之若素，心安情乐。孔子曾称赞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生活极其贫困，一般人都难以忍受，颜回却非常高兴。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安身立命、淡定从容状态。
那么，道德为什么能让人安身立命呢？这是因为，真正的儒者对道德有坚定的价值信念，他们的行为始终坚持义以为上的价值标准，他们有高度的主体精神和人格力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此可见，清醒而坚强的自我是安身立命的基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这样，他们就会获得唯吾德馨的精神回报和巨大的自我满足感，从而进入一种“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的达观境界。
甚至，儒者们还坚信，道德的修养与坚守不仅有利于他们精神的高贵，而且还有利于他们身体的健康。“仁者寿”是一种有德者必长寿的价值信念，也是一种以德养生的方法。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董仲舒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成其身。”邵雍也曾经说：“始知行义修仁者，便是延年益寿人。”这些都说明古人十分注重以道德来修养身心，以求得身心健康。事实上，这种处世态度和方法获得了我国传统医学的支持和认可。我国最早的医典《黄帝内经》就已认识到道德高尚的人易于长寿，其《素问》篇说，上古之人“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名医孙思邈也曾表示：“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一些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加上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人蒙蔽了心智、扭曲了心灵，使自己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充分汲取传统美德的精华，陶冶身心、修身养性，一定会极大地改善身心状态，确保自己安乐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