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十年中国国学热的兴起，不止大陆新儒家和新道家出现，就连一直在传统被边缘化的墨家也有了新时代的倡议者，不过其知名度的打响，还是以近几个月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的争论为契机。
2014年12月，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李明辉教授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直指不认同中国新儒家要建构政治儒学的做法，此话一出，随即引起了几位中国新儒家为文反驳。
新儒家两派风波未息，新墨家可以说是逢时登场，一个月之后，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便邀请了三位新墨家的代表人物：黄蕉风、顾如、南方在野展开对谈，尔后编录而出的文稿，题为〈该新墨家登场了：当代新墨家如何看待大陆新儒家〉。
纵观这篇长达6万字以上的对谈录，可以发现如同中国近年兴起拥护国学的思潮，新墨家亦是以传统为旗号，内容是传统经典的「微言大义」，背后动机是要自别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欲建立一个「中国性的话语体系」。可想而知的，带有如此强烈民族情感的动机，衍生出来的思辨，难免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访谈中，新墨家是以对新儒家的批判作为登场的台阶。其批评一如外界熟知的老调，也就是要建构新儒学，不得不依靠政权，设计出来的宪政体制必定是强人所难，惟恐有神权政治色彩。
墨家更重视公共讨论
批了一顿后，新墨家正式粉墨登场，他们指出，墨家的兼爱和尚同精神，比起儒家，更重视法律形式和公共讨论。这个说法，倒是极富创新的再诠释，因为查照《墨子》这部经典，会发现墨家其实带有极明显的极权主义色彩，而在新墨家的诠释里，墨家却是最与自由主义契近的，他们甚至断言，墨家是在现代唯一不需要转化的传统学说。
让我们先回顾《墨子》是如何说的，才好明白新墨家是作了什么新诠释。
在〈尚同上第十一〉里，墨子说原始时代「人异义」，于是相互争斗，连亲人也不例外，在此战争状态带来的恐惧下，人们终于「夫明呼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而后天子便选任三公、诸侯、乡长、里长。
有了政治上的统一，便可进行「尚同义」了，墨子举出的方法是：「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个中操作是由基层层层报告。在乡下，人们见到乡长有做不好的事，便告诉乡长，乡长改过后便能与百姓一样知道什么是好事坏事;尔后反过来，乡长又要教育百姓，用赏罚手段教育百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由此「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以此方法复制，百姓不只告诉乡长，也告诉诸侯，也告诉天子，反过来天子与诸侯又教育百姓，由此便能「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要如何「壹同天下之义」，只从文字上来看，统治者与百姓要像一对不断磨合相互学习包容的恋人，「你告诉我哪里错，我就改，我觉得哪里不好，也要告诉你，而你也要改」，这种关系甚至要达到有话就说，毫不隐瞒的地步才可以。墨子曰「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然而，如果想象此尚同理想施于实际中，很可能是走向极权主义，其中的最大问题是统治者怎么会与百姓像要相互理解的恋人般?在墨子的理想里，尚同的起点是百姓对统治者的申诉，而终点是统治者对百姓的赏罚，墨子对人性的认知，又是相当实际的，他直接道出政治的产生是基于人性对他者的恐惧，而不是人性的博爱。
那可想而知的是，最后必定导向统治者利用本身权力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才能达到同天下之义。如果真要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教育统治者，察诸历史，倒是有个颇值参考的案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无疑是最彻底的极权。
在新墨家的解释里，就不强调这古典尚同的过程，而是强调人民立君这一理想，由此提出墨家是主张选举制的，并端出四种选举主张。一是选举的标准要「兼君」，即选出来的统治者要能兼爱天下之人;一是候选的人数要差额选举，墨子提出「设以为二君」让民众选择的主张;一是选举的程序要有竞选制;一是选举的主体要是广大的民众。
尚同精神形成开放社会
此外，他们甚至提出所谓的「尚同」，是一种公共讨论的过程，并指出墨子强调的「三表法」，就是强调人们判断事物要尊重传统、尊重民意、尊重实践，如此就能形成「开放社会」。
以上就是新墨家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我猜读者或许会问：「这难道不是常识吗?」难道他们所批评的新儒家，反对选举制和公共讨论?既然是常识，新墨家提出的主张，到底有何意义?
要知道，中国国学热的背后愿望，本质上是要追求民族的自信心而非信仰。新墨家固然有论述到，墨子的尚天精神，放在现代，就是要自我灵性与超越上帝的对话，然而此「超越上帝」为何内容，新墨家也说不出具体详细的形象来，他们倒是援用大量基督教话语来阐释。
如果国学热牵扯到政治主张，其实本质上都是因于对一党专制现状的反应，他们想要以传统为护身符来提出改革主张，其实说穿了，既想要模仿西方的民主制，但又要以传统经典为出处。也就因此，他们的主张，与其说是从经典来再创新，倒不如说是拿经典当挡箭牌。
固然，新墨家能拿《墨子》里的一段来诠释墨子是主张民主制，然而墨子所论述得最为详细的政治产生过程，却不能讳言是有极权主义色彩的，如果新墨家真要建立一套适用于现代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处理这一问题。否则读者不得不提出质疑，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讨论，但在人人同义的压力底下，难道就不会走向极权吗?
如果是再创新，对于经典的整理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而在整理的过程中，必须再诠释与重批判两相交替才能整理出新的思想来。可惜的是，中国的新国学思潮里，这一过程尚未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