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有关于“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说法。《庄子•人间世》篇末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以往解庄者大多着意于庄子对于“无用之用”的标举和张扬。不错，庄子要人从对于“有用之用”的知以达其对于“无用之用”的知，但此并非庄子思想的全部。“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都是从“用”的立场观物，此外，还有不以“用”的立场观物、待物。从不以“用”的立场观物、待物而言，“无用之用”亦是有局限的。庄子不仅要人突破“有用之用”的藩篱，以达到对于“无用之用”的知会与把握，更要人突破“用”的藩篱，以达到不以“用”的眼光和立场观物与待物。不以“用”的眼光和立场观物、待物，才是庄子所期许的最高思想境界。所以，在庄子哲学的视域中，关于物以及其用，有三个层次的分界：“有用之用”、“无用之用”，以及“无用”。
一、“有用之用”
人从实用功利的立场观物，物于人而言，有“有用”与“无用”之别。
所谓“用”，是指一物能够满足人的某种具体需要的用途，亦即某物的具体功用和实际价值，或曰使用价值。有用之物必有其用，因为有用方被称作有用之物。有用之物之用，简称“有用之用”。有用之用是具体的，是人所共知的，如树木之用、葫芦之用、牛马之用等。
相对于物之有用的，是无用。无用是某物不具有能够满足人实际需要的性质。因为不具有能够满足人实际需要的性质，此物亦可被人看作无用之物。惠子向庄子抱怨：
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逍遥游》。下引只注篇名)
在惠子看来，可以容五石之量的大葫芦，大则大矣，却不能盛水。以其不能盛水，所以成为无用之物。又有大树，惠子向庄子言曰：
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逍遥游》)
因此大树不中绳墨、不中规矩，所以亦像大瓠一样，“大而无用”。对于“大而无用”之树更为详细的议论，见于《人间世》。其中讲到栎社树：
其大蔽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舟者旁十数。
如此高大伟岸之树，实在是自然界一大美的杰作，而在匠伯看来，其“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所以只是“散木”，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人间世》还讲到一大木：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
此树亦大矣，然“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舐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亦是“不材之木”。
何以樗树、栎社树、商之丘之大木会被人视为“不材之木”？因为其“不中绳墨”“不中规矩”，因为其不可以为舟、不可以为器、不可以为棺椁、不可以为门户、不可以为柱、不可以为栋梁，总之，不能成为人可利用的材料，不能满足人的某种实际的用途或需要。
当人们着眼于某物的实际用途时，当人们以实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待某物时，亦即当人们着眼于“有用之用”时，人们只看到某物的某种具体的用途，只看到某物的某种具体的使用价值。但是，任何物，作为一种独立自在的存在，其存在价值、具体的使用价值、功能与用途则是多方面的。当人们着眼于某物的某种具体用途时，此物的其他用途、其他使用价值是被忽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当某一物被当作某一具体物使用或利用时，此物的其他用途、其他使用价值则无法得到体现，甚至完全遭到了破坏。如一棵树被人做成了柱，则不仅不再成为树，并且不能成为梁、成为门、成为棺椁，而它本来不仅可以成为柱，也可以成为梁、门和棺椁。所以，人对于有用之物的利用或使用总是具有局限性的，人只是有限地使用或利用了物，甚至是破坏性地使用或利用了物。具体而言，人以“有用之用”来对待某物，对于人而言，只是有限的使用或利用；对于物而言，则是损坏和残害。就其只限于某种具体的用而言，就其伐树以为梁而言，就其为梁而不能为柱、不能为门、不能为棺椁而言，是损坏；就其伐树以为梁，梁存而树不存而言，则是残害。所以，庄子说：
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天地》)
生长百年之树木，被人砍伐以为牺尊。有了牺尊，美丽的大树由此则不再存在。任何一物，本来是一独立自在之物，本来有着无限的生命和广阔的丰富性，但是当其被人当作有用之物使用或利用时，当其被人限于“有用之用”时，此物的丰富性不仅不复存在了，而且其生命力亦不复存在。
栎社树不可以为舟、不可以为器，所以被人视为无用的“散木”。相对于无用之散木，楂、梨、橘、柚之类，能够给人带来实际的利益，能够满足人的实际需要，具有某种实际的用途，它们可以被人视为“文木”。然而，“楂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人间世》)因为其有实际的效用，亦即因为其“能”，其生命总是受到残害，所以总是不得其天年而中途夭折。更有甚者：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人间世》)
人以有用之用的态度对待外物，物因具有某种具体的使用价值而遭受残害，才有拱把之大的树木被人斩之以为缚猴之桩；三围四围之树被人斩之以为栋梁；七围八围之树千百年方可成之，被人斩之以为棺椁。因为其有用，因为其能满足人的某种实际需要，所以其结果均难逃斧斤之患。“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同上)还有更甚者，以至于出现了自相残杀：“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同上)木为斧柄，有柄之斧更以砍木；油脂引燃了火，已燃之火更熬干了油脂。
此种现象在庄子之后有更为严重的发展。人们为了象牙而猎杀大象，为了虎皮而猎杀老虎，为了鹿角而屠杀野鹿；象牙、虎皮、鹿角因可以为人所“用”，大象、老虎、野鹿就遭到人类的屠杀，这是大象、老虎、野鹿的悲惨，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哀。人类囿于实际功利的需要，只注重于物的具体有用性，只留意于“有用之用”，此不仅具有局限性，亦具有破坏性。庄子哲学的积极意义，首先在于要人突破以用观物、以用待物的藩篱。而如何突破，即要人从对于“有用之用”的知以达其对于“无用之用”的知，在知物之“有用之用”之外，还要知物之“无用之用”。
普通人只看见外在物具体直接的用途与功能，庄子则要人突破和超越具体物的直接的具体的功能与功用。庄子哲学的一大功劳，正在于要使人突破对于“有用之用”的局限。这种突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突破具体的有限的用，达至充分的无限的用；二是突破“有用之用”，达到“无用之用。”对于前者，庄子提出的方法是“用大”。如针对惠子所抱怨的无用的“大瓠”，庄子开示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并举事以明之：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逍遥游》)
吕惠卿曰：“道之为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体，则世世洴澼絖不过数金之谓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虽天下沦溺，犹将拯之，则用之水战，裂地而封之谓也。”(吕惠卿，第14页)只局限于不龟手之药的具体用途，这是有限地使用某物；而将不龟手之药用于战事，并因此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获得裂地之封，这是“用大”，是充分地无限地使用某物。
但庄子的用心并不在于教人充分地使用或利用某物，而是教人突破“有用之用”，以领会到物的“无用之用”。“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无用之用”首先是“无用”。无用，对于物而言，是物不具有满足人的具体需要的价值，不具有某种具体的用途；对于人而言，是不以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物，不以功利的眼光来看待物。“无用”之物何以又有“用”？“无用之用”是何种“用”？“无用”之“用”不是具体的、有效的用，而是脱离实效、超越实效的用。惠子有一“瓠落无所容”的大葫芦，忧其无用，庄子则告之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逍遥游》)“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不是为了捕鱼，不是为了津渡，不是为了游泳，不是为了健身。浮乎江湖只是一种自为的活动，一种生命体的自由的呈现。将无实际效用的大瓠当作大樽而浮乎江湖，由此感受到生命的自由与自在，亦即“逍遥于天地之间”(《让王》)，这就是“无用之用”。针对无用的大樗，庄子告知惠子曰：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
大树无实用价值，而正因为无实用价值，才能“不夭斤斧”，才能成其如此之大；因其无实用价值，人们才可以不以实用的态度对待它，不以功利的眼光看待它，才可以无为地彷徨乎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无用的大树使人感受到生命的自由与自在，感受到生命的乐趣，这就是“无用之用”。
惠子总是以功利的态度来对待和看待一切，庄子谓其“犹有蓬之心”。“蓬之心”亦即心中长草而不灵便，而世俗之气太重。高亨曰：“谓有蓬蒿生于其心而不灵慧也。《孟子•尽心篇下》‘今茅塞子之心矣’，与此句同意。”(《诸子新笺•庄子新笺》，见方勇、陆永品，第26页)因为惠子世俗气味太重，他只能看到“有用之用”，而无法感受到“无用之用”，因此，他也无法享受到生命的逍遥、自由与乐趣。庄子对于惠子的开示，对于“无用之用”的推崇，正是要人突破“有用之用”以达到“无用之用”，从而感受生命的自由与乐趣。
然而，突出“无用之用”并不是庄子哲学的根本。无用之“用”仍然是有局限的，庄子哲学的最高境界是要连此“无用之用”也要舍弃的，其最高境界即是要以纯然“无用”的眼光和态度面对周围的一切。
三、“无用”
在庄子看来，人可以利用外物，但人不要以为利用外物为理所当然；不要以为只有利用某物，才使某物真正成为某物。因为任何物都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才存在的，不是因为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才有了生存的权力。庄子借栎社树之言曰：“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人间世》)释德清释曰：“言汝与我同为天地间之一物耳，奈何汝恃有用，而以我为无用耶？”(释德清，第89页)如果以人的立场观栎社树，谓其为无用之“散木”，那么在栎社树眼里，人也是无用的“散人”。
任何物与人一样，
是自在而自足的，是平等的；从人的实用的功利的立场出发，自以为是地以为何者有用、何者无用，是非常狭隘的。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马蹄》)
马本来就是马。马的本性、真性就是“龁草饮水，翘足而陆”，就是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吃草、饮水、奔驰。马不是因为成为人的工具才成其为马，一匹马成为千里马是人的幸运，却不是马的幸运，没有一匹马愿意成为千里马。“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同上)马成为人的工具，不是马的幸运，而是马的不幸。庄子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秋水》)牛马与人一样，本来是自性、自在、自足的存在。牛马有四足，因此而可以自由驰骋，这是天然如此的。人为了利用牛与马，而“落马首”“穿牛鼻”，完全是出于人的有限的需要。郭象于此言曰：“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络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郭庆藩，第591页)郭象之论，有背于庄子之思想。服牛乘马，是人之事，并不是牛马之事，并不是牛马之天，并不是牛马天然必当如此。牛马之天然，只限于“龁草饮水，翘足而陆”。“牛马不辞穿络”，亦非真实，因为没有牛马心甘情愿接受穿络。马如此，鸟亦如此。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养生主》)
鸟本来就是鸟，而不是被人观赏的玩物。鸟的本性就是在天空自由飞翔，而不是被关在鸟笼之中供人欣赏。鸟在自然状态下本来就是鸟，不是被人关在鸟笼之中才成为鸟。甚至可以说，关在鸟笼中的鸟已经不是真正的鸟。鸟是会飞的，鸟是要飞的，不能飞的鸟又怎么、怎能是鸟？
在庄子的思想世界中，万事万物与人是完全平等的。当人以“有用”“无用”“有害”“无害”的眼光来看待外物时，不仅是狭隘的，而且由于人的能力的强大，当人以如此眼光看待外物时，必然会对外物造成伤害。所以就有了树木因为于人有用，“未终其天年而中道夭于斧斤”这样的结果。不仅如此，人囿于有限的实用性，在残害外物的同时也伤害到人类自己。这一伤害最主要的表现在于：人类因此而只看到了物的具体有用性，而看不到物的无限广阔的丰富性，看不到物的美以及物本身。人们看到一棵树，就想到：这是什么树？可以用来做什么？而对于此树本身的姿态、本身的美却从未感受。人们看到一只象，只看到这只象牙如此之长，并想到如今市场价如何，而没有想到这只象也是一个珍贵的生命。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征，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马克思，第79页)世界本来是无限丰富、无限美好的，本来是充满了无限情趣与诗意的，但人囿于实际功用，对无限的诗意与美却无从感觉。因为人以实际功用的眼光，根本无法领略外在世界的美。正像宋代画家郭熙所言：“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林泉高致•山水训》)
所以，庄子提倡要突破以“有用”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作法。不仅知晓物的“有用之用”，明了物的“无用之用”，更进而要以纯然“无用”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和对待身外的一切事物。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秋水》)
以往的解释大多只关注其间的“知”与“不知”，如郭象曰：“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义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鱼，则我非鱼，亦可以知鱼之乐也。”成玄英曰：“若以我非鱼，不得知鱼，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虽非鱼，何妨知鱼？”(郭庆藩，第607页)而问题的核心不是“知”而是其间的“乐”，“乐”才是“知”与“不知”的内容。如宋人李士表解释曰：“盖鱼之所乐在道而不在水，南华所知在乐而不在鱼。鱼忘于水，故其乐全。人忘于鱼，故其知一……视生如死，视己如鱼，视豕如人，视人如豕，在物者盖如是也。若然则在在皆至游而无非妙处，物物皆真乐而无非天和，奚独濠梁之上，儵鱼之乐哉？”(《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五五，见《中华道藏》第14册，第299页)庄子因为以“无用”的眼光来看待外物，他便感受到了生命的乐趣以及世界的美好，感受到了“鱼之乐”；惠子因为以“有用”“有何用”的眼光看待外物，就无法感受到生命的乐趣，只感受到生命的紧张、世界的阴暗，而无法感受世界的美好，因此他也无法感受到“鱼之乐”。“鱼之乐”的前提是人之乐，人之乐的前提是人心乐，人心乐的前提是心空灵，心空灵的前提是不以利害之心来对待和看待世间万物。保持心境的空静虚灵，是庄子所标榜的“至人”的根本。
啮缺曰：“子不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
至人不知利害、不计利害，故能游离于事物之外，保守内心的空灵。《大宗师》讲到女偊年长而色若孺子。所以如此，因为其“闻道”矣。女偶如何闻道？在于他能够“外物”，亦即不以利害来看待外物，亦即将物置之度外。
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
外物而后外生，外生而后能“朝彻”“见独”“无古今”，以至于“入于不死不生”。(参见罗安宪)可以看出，这一切的基础，还是“外物”。庄子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齐物论》)道之亏，在于是非之彰；而知之至，以为未始有物。庄子所标举的“知之至”，亦即认识及心灵的最高境界，是“未始有物”，而非“外物”。“外物”，即不以利害看待事物，虽然不是庄子认识的最高境界，但是，不以“有用”的眼光来看待外物，而代之以“无用”的眼光，是人对待外物的最高境界。
如果说，以“有用之用”来对待、看待外物是俗人的眼光和态度，以“无用之用”来对待、看待外物是高人的眼光和态度，那么，庄子最为推崇的是以“无用”的眼光和态度来对待和看待一切，而此正是“至人”的眼光和态度。
老子关于“有为”“无为”可分为三个境界：一是“有为”；二是“为无为”；三是“无为而无以为”。老子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老子》第三十八章)“有以为”是明确的，有目的性的；“无以为”是没有目的性，亦即行为本身即是目的；“无为而有以为”，其“无为”是有意的，明确知晓为什么要“无为”，这也就是“为无为”，“为”了一个“无为”。不以“无为”为手段，并非想要通过“无为”得到什么，“无为”本身就是目的，这就是“无为而无以为”。
庄子“有用”“无用”的思想与老子思想密切相关。“有用之用”是“有为”的体现，“无用之用”是“为无为”的体现，而“无用”则是“无为而无以为”的体现。庄子“有用”“无用”的思想，是对老子“有为”“无为”思想的落实，也是对老子思想的重要发展。以“无用”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以“无为而无以为”的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一切，这不仅是最高的德，也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老庄哲学所要彰显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一种德。
原文出处：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