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朱子学，就是朱熹及其学派的思想学术。朱子学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在五六百年前就已经向境外传播，在当时的韩国、日本、越南，甚至在整个东亚地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朱子学的定位，20世纪80年代后期，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提出“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泰山就在山东，武夷山在闽北，朱熹从十几岁起就居住在武夷山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泰山与武夷就是中国古文化的两大高峰和主要标志。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学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特别是宋以后，孔孟程朱成为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家孔孟而户程朱”，也就是说，家家户户没有不知道孔孟程朱的。蔡尚思先生其实对传统文化是有很强的批判立场的，但是他能对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出这样高的评价，说明朱熹确实在理学方面有重要贡献。
其实，从整个三千年的中国文化史来说，蔡尚思先生的评价是有一定理由的。夏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经商、周，到孔子出生（约公元前6世纪）差不多是1500年的时间。可以说，三代的文化传承到孔子，孔子对这1500年的中国文化作了一个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集大成式的人物。孔子以后又经过了大约1500年，到了宋代朱熹（1130年出生），他对孔子以后的儒学又进行了总结，也包括继承和发展。因此，如果说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集大成的人物，那么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朱熹。
孔子总结的是上古时代的文化，他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最初发展作了总结。他一方面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1500年的早期中华文化，一方面又通过他思想上的阐发，塑造了中华文化后来发展的气质，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后续各个时代的儒家学者，都是在传承、发展孔子的这些思想，一直到宋代。
到了宋代，经过魏晋隋唐时期佛教、道教的繁盛发展，中国文化批判地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思想文化营养，儒学发展成为新儒学，也就是宋明理学，后来支配了南宋后期至元明清几百年的发展。而宋明理学的主流就是朱子学。所以，后世对朱熹有如此高的评价就不足为奇了。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用三句话概括了朱熹的学术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广大”就是规模宏大，“精微”就是内容精细，“综罗百代”就是说他对整个历史文化的全面综合。
在即将迈入21世纪时，全世界很多人总结过去1000年里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代表人物，提到了五个人，其中就有朱熹。也就是说，朱熹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文化上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也是能够代表世界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
朱子其人
我们先来讲一下朱熹的成长史。朱熹的祖先世居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他的父亲朱松早年在福建政和县做官，祖父随着一起来到福建，后来祖父病故，因为贫困不能葬回原籍，就安葬在了政和县，从此一家便定居在了福建。朱松后调任福建尤溪县尉，去任后仍有很长时间居住在尤溪，朱熹即出生在尤溪。秦桧当政时，他父亲辞官去朝，居住在建州一带。在朱熹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此后的很长时间，他都住在福建崇安。后来他在武夷山的五曲盖了几间房子，命名为武夷精舍，著述讲学。晚年到建阳，盖了沧州精舍，后来叫考亭书院。也就是说，朱熹一生最长的时间都居住在闽北地区，讲学也主要在闽北地区。他在外做官的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一次是50岁左右时在江西南康做官两年多，65岁时在湖南长沙做官不到一年，其余几任官职都是在福建境内。所以，朱熹所创立的学派后来也被称为闽学。
在宋代，“闽学”不仅仅是对朱熹的学术活动地的一个标识，同时也是对整个两宋道学发展的一个比较刻画，也就是把两宋的理学用“濓洛关闽”四个字来贯穿。最开始发展叫濓学，指的是程颐、程颢的老师周敦颐的学说；再发展叫洛学，以二程为代表；再发展叫关学，指的是张载所代表的关中学术；最后发展为闽学。所以，闽学也表示两宋理学发展到集大成的阶段。
1.幼年资质
据记载，朱熹很小的时候，刚会说话，父亲就教他认识事物，指着天空教他说那是天。朱熹就问父亲天的上面是什么，这包含了他对宇宙的一种追问。而据朱熹自己说，这是他五六岁时候的事情。他从小就没有把对知识的追求放在一个比较狭窄的领域，而是指向了很深远的宇宙。他七八岁的时候，和小朋友一起玩，但是他和别人玩的不一样，他总是在地上画画，后来他的父亲一看，他画的竟然是《周易》八卦的卦象，这是中国古代宇宙论的主要依据，后来成为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共同的宇宙论框架。当然，这和朱熹的家庭环境以及父亲的教育有关，也可以看出朱熹从小就表现出的哲学家的禀赋。但是另一方面，朱熹又多次说自己“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记问言语不及人”。这说明少年朱熹从智力上来看并不突出，就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资质平淡，所以也激发了他学习上的奋发努力。
2.少年立志
朱熹很早就开始立志。在他八九岁的时候，私塾老师在教《孝经》之前，他就自己先看了一遍，并且在上面写了“不若是，非人也”，就是说要按照《孝经》上讲的来做人。他读《孟子》时，“未尝不慨然奋发，以为为学须如此做工夫”。十三四岁再次读《孟子》，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时，“喜不可言”，立志要达到圣人的境界。
3.发奋读书
朱松在朱熹14岁时去世，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好友刘子羽和三君子。刘子羽让朱熹到弟弟刘子翚办的私塾里读书。刘子羽是当地很有地位的官绅，他为朱熹母子提供了很好的住宿。朱熹在私塾里发奋读书，也吃了很多苦。他说“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就是说，他在看《论语》里讲子夏的那一章时，遇到不理解的地方，有三四夜不睡觉，穷究到天亮。他这种学习的自觉，是他自知资质鲁钝而自觉奋发努力的结果。因此，他18岁就通过了建州乡试，19岁中了进士。可以说，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君子很出色地完成了朋友的嘱咐，为朱熹提供了很好的教育与指导，再加上朱熹自己的努力，因此他取得成功不是偶然的。
4.心好为己
朱熹说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授自己二程的《论语》说，灌输二程的道学思想，还给他讲了很多古代重要历史事件成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慨然久之”，这些讲解和感慨都对朱熹产生了一种感染。朱松死前把朱熹托付给三君子，三君子和朱松是志趣相投的人，他们倾心于二程之学。其中，刘勉之曾跟随二程的大弟子杨时学习，可以说是二程洛学的传承人，朱熹跟随刘勉之学习，这样算起来，朱熹就是杨时的再传弟子了。所以朱熹很早就倾心于洛学，道学、理学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朱熹自己概括为四个字：“为己之学”。
《论语》中讲“古之学者为己”，二程也特别强调这个观点，就是要正确确立学习的概念，学习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自己生命的充实、思想的提升。朱熹说自己“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虽然自己百事不如人，但是知道并且倾心于古人的为己之学，说明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树立了正确的学术观。这是朱熹早年的思想历程很重要的基础，有了基础和方向，再加上自己“心窃好之”，才能真正走上理学的轨道。
5.受学延平
虽然父亲很早就给朱熹指明了方向，但他后来在跟三君子学习时，因为年轻人求知欲强，什么都希望学习，所以三君子好佛的思想也影响了朱熹。朱熹在刘子翚的私塾读书时，刘子翚经常带他到武夷山上去学习。刘子翚交往了几个僧人，朱熹很好奇就和他们聊天。僧人看朱熹挺会问问题的，就说别看你年纪小，还是懂得一点昭昭灵灵的禅的。昭昭灵灵表示一种心的昭明灵觉的状态。获得赞许后，朱熹自己也开始留意佛学。据说朱熹18岁去赶考，临走时刘子翚检查他的行李，看到他带的书就是一本《大慧语录》。《大慧语录》是禅僧大慧宗杲的语录，这说明他曾想追求一个昭昭灵灵的禅。其实朱熹不仅学习佛教的东西，道教的书也看。19岁中进士后，他去闽北拜访一位有名的道士，道士还送了书给他。
他的思想真正完全转到理学是从24岁时开始的。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他转变呢？
原来朱熹考中进士后，又通过诠试获得了做官资格，被朝廷授予泉州同安县主簿。他在24岁时赴任，并提前规划了自己赴任的路线，在这个路线每个重要节点上拜访一些重要人物，其中一处就是延平。朱熹在这里拜访了他父亲的朋友李侗（即李延平）。李延平就问他读了什么书，朱熹就讲了很多他读佛教、道教的心得，但是李延平没有发表看法，也没有鼓励他，只跟他说要多看圣贤书。朱熹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觉得李先生这个人不会说话，自己兴高采烈讲了很多佛学心得，他却只是说不对、不是，要朱熹多看圣贤书，没有说为什么不对，朱熹觉得李侗可能没有了解佛教的好处。
杨时是二程的得意弟子，他离开洛阳回南方时，二程目送他很远，并说“吾道南矣”，所以后来杨时的学术也被称为道南学派。杨时后来将学问传给了罗从彦，罗从彦传给了李侗，所以李侗在龟山学派里是比较知名的。朱熹知道这一点，他也比较重视李侗的劝告。他后来说：“同安官余，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意思是说，朱熹在同安做官的闲暇时间，反复思考李先生的话，才知道他没有欺骗自己。于是他就开始跟李侗通书信，请教儒家经典的学习研究，这些书信被后世编成《延平答问》。
朱熹29岁离开泉州回崇安时又去见了李侗，这时他已经不像上次那样认为佛教是最好的东西，他满心关怀的是二程的学问，特别是二程弟子谢上蔡的思想。应该说，朱熹是在李侗的积极影响下迈上了道学的第一步。朱熹回闽北后继续学习，31岁时，他徒步百余里到延平李侗那里学习请教。这使朱熹真正走上了理学家的道路。
朱子其学
1.政治思想
朱熹33岁时开始投身政治活动，他给宋孝宗写了奏书即《壬午封事》，发挥《大学》中所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认为三纲领八条目不仅是世人的为学方案，也应当是君主的首要要求。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彻底了解事物的变化，才能精细地辨义理是非，这样才能够意诚心正，才能够应付天下大事。
34岁时，朱熹第一次到朝中面见孝宗奏对，他对孝宗说：“大学之道，格物以致其知。”他说孝宗有两件事没做到，一是随事以观理，二是即理以应事。随事观理就是格物穷理，格物就是要随事随物，穷理就是要观理。即理以应事，就是要了解事物的变化，才能够应付天下的大事。他认为孝宗没有做好这两件事，所以收不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宋孝宗听了当然不会高兴。
朱熹50岁时做南康知军，皇帝又诏求直言。朱熹又应诏上书奏事，因为这一年是庚子年，所以称为《庚子封事》。在这封上书中，朱熹又一次讲到了正心的重要性，说爱民之本在于皇帝能够正心，皇帝怎样才能爱民呢？先要正心，正了心才能够确立道德和法纪。他还说现在皇帝只亲近一两个小人，受他们的蛊惑，安于私利，所以造成不好的社会局面。当时孝宗大怒。但是宋朝有一个传统，就是不杀大臣，不能因为文官大臣提了意见就进行残酷打击。
朱熹59岁的时候，皇帝又让他入都奏事。有人劝朱熹说，“正心诚意”是皇上最不爱听的，这次千万别提这四个字了。朱熹很严肃地说：“我平生所学就是这四个字，我怎么能不说？我不说就是欺君！”因此，他到了朝廷对孝宗说：“陛下继位三十年还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效果，是因为心里私欲太多，天理不够，应该对每一个念头都谨而查之，心里毫无私欲，天下事才能大明。”这其实还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思想。朱熹回去后的那年冬天又上奏书，说为人君者心不正的话，天下事无一得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皇帝应该以天理之公战胜人欲之私，进贤退奸、端正纲纪。
朱熹一生不愿做官，几次收到任命时都反复推辞。65岁那年，朱熹受命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前去赴职。但是他只在朝40多天就因庆元党争而罢官回家了。朱熹的学说也被称为“伪学”而遭到禁止，朱熹自己也在党争的迫害中病故。党争期间，朱熹做了很多古典文献的整理工作，如《楚辞集注》《阴符经考异》《孝经刊误》《韩文考异》等。
2.学术成就
朱熹的学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比如在易学方面，他著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在文学方面，他撰有《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在礼学方面有《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在史学方面，朱熹很早就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另外，他还指导学生注解《尚书》。特别是，他合刊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称为《四书章句集注》，前两部书是集注，后两部是章句。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四书或问》。此后，《四书》的经典地位甚至超越了《五经》。元代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这也确立了他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总之，朱熹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
3.学术思想
朱熹的学术成就很多，那么，所有的学术思想里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大学》是孔门后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其中提到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朱熹最重视的就是格物致知。
朱熹是怎么理解格物的呢？他认为，格物就是“即物穷理”，要了解事物的道理，必须在事物本身上穷理。这主要是针对佛教。朱熹认为佛教也讲了很多理，但佛教的穷理脱离了人伦和万事万物，脱离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物穷理就将儒家与佛教在学术方向上区别开了。
格物穷理的主要途径，朱熹认为就是多读书，多了解事物。关于这一点，朱熹曾和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有一次辩论，史称鹅湖之辩。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朱熹强调要教人广泛读书来考察事物之理，强调这是儒者治学的基本方法；而陆九渊则主张反求内心，不重视读书。这样比较起来，朱熹的主张是一种重视知识和学习的理性主义的方法。
4.教育兴学
朱熹一生特别注重兴学，每到一地必兴学校，比如他到南康就寻访了白鹿洞的遗址，重建白鹿洞书院。他还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学规，叫作《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认为，学校教育的宗旨是教学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另外要修身、处事、践行，而不是空泛读书。白鹿洞书院的修复和白鹿洞书院学规的提出，应该说是中国书院历史上的一个大事。
朱熹65岁时又修复了岳麓书院，仍以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作为岳麓书院的学规，并且把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教材，这个办法到了元明清成为书院通行的教育方法。
朱熹讲学强调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这使得理性主义成为后来中国思想的主流，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顺利学习近代科学也起了积极作用。
朱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1.存天理——以理制欲。朱熹阐发了古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思想，认为“人心”是指个体的感性欲望，与生俱来，不可能不产生，也不可能消除；但如果“无所主宰，流而忘返”，社会就会“危”，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道心是指人的道德意识与理性，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公就是普遍，即社会普遍的道德法则。所以，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上，朱熹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主张以理制欲。
2.道问学——学习精神。道问学是就学习方面而言的。《论语》开篇就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见学习是孔门一贯强调的基本人生态度，也是基本的修身方法。在孔子看来，学习不是一个人的阶段性的活动，而是根本的人生态度，应贯穿人的整个一生。《中庸》也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就哲学的精神来看，朱子可以说是孔子学习思想的最大继承者、发展者和推动者。朱子学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的论证和展开。
3.尊经典——教育理念。读书是格物最主要的工夫，《朱子语类》的“读书法”，记载了朱子教人如何读书，特别是如何读圣贤书的方法。虽然朱子自己的著作中似乎并没有把读书明确作为一个哲学主题来讨论，但有关读书必要性的问题意识处处渗透在朱子的哲学议论之中。鹅湖之会的最后，朱陆的争辩集中在要不要肯定读书作为学圣人的工夫，也反映出这一点。朱子所重视的格物工夫，其中主要的用力之方即是读书，对读书作为工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子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可以说，朱子的思想为近古的士人（读书人）提供了一套学为圣人的目标和方法。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朱子所强调的格物和问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肯定经典讲论在儒学中的正当地位。朱子对经典学习非常重视，朱子所推动的读书主要也是读圣贤之书，读经典之书。虽然朱子作为哲学家毕生从事经典的诠释，但由于朱子特别重视读书人的经典学习，所以，他的经典诠释在表述形式上特别注意适合一般士人对经典学习的需要。宋明学者并非都是如此，如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是船山自己的思想著作，而不是用来教授学生的。朱子则不同，从《论语训蒙口义》到《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多数的经典诠释著作都着眼于学生的经典学习，以帮助一般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为其著作目的之一。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识教育的经典学习中仍有参考意义。
朱子的经典学习，不是追求一草一木的具体知识，而是要达到对万事万物的“通识”理解；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指向具体领域的物理，而是指向整个世界的普遍天理。同时，朱子也以尊德性为要求，要求读书者把经典书中的道理与个人的涵养结合在一起，注重道德意识和价值情感的培养，涵养德性和品质，追求德性与知性的平衡发展，这也是与通识教育的宗旨相符合的。
4.贵持敬——主敬伦理。朱熹讲主敬(也叫持敬)。朱子学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什么是主敬呢？主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种行为的状态，朱子说敬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其实专一谨畏，不放逸，不仅要随时而行，也应当要随处而行，不管做事与不做事，都要主敬。分别来说，不做事时主敬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态度，即内心总是处于一种警觉、警省、敬畏的状态；做事时主敬则表现了一种做事的态度和伦理，一种专一、敬业的态度，它的反面是“怠惰放肆”。
从从业做事的角度来说，朱子学的现代意义之一，是可以为东亚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工作伦理”，朱子学的主敬精神为传统到现代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近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特别重视工作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生的作用，他曾指出“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而主敬所代表的正是有自我约束、严肃认真、勤勉专一的工作态度。保持东亚社会积极的工作伦理，朱子学仍能提供重要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