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哲学自实现学科化以来，作为古代哲学家个案研究之一的张载研究，也呈现出新的范式和特色。这表现在，对于张载哲学的进行不懈的体系重构，使之与学科化哲学相吻合；在张载哲学的一些焦点问题，近百年来出现多样的变化；在张载哲学的专题研究上，研究视野呈现出多维的态势。
一般认为，自1914年北京大学开设“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以来，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进入专业学科化阶段，自此，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成为西方意义上的一个专门学科，这一阶段至今持续已近百年。此后，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渐成一新景象，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各个重要哲学家的研究也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根据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大致考察一下中国哲学学科化以来的张载研究所呈现出的特征。
一、体系重构的不懈努力
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参照下或者说背景下实现学科化的，这一点几成公识，此处不作赘论。既然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进行研究工作，其成果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和框架的影响。所以，不论是哲学史的书写，还是哲学家个案的研究，研究者们都在试图在新的范式下进行重构。
对于张载的研究也是如此。张载是宋明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对于理学的开展有着极大影响。张载身后，对于他的研究和诠释一直绵延，但总体上还是在理学的背景下进行的，王夫之将张载的研究推上一个高峰，王的《张子正蒙注》是中国哲学学科化以前诠释张载哲学的典范之作。
中国哲学学科化的格局形成之后，张载是研究古代哲学的学者们的当然之对象。对于张载的研究和对于古代大多哲学家的研究一样，
中国哲学学科化以来的近百年里，学者们都在致力于新语境新背景下的体系重构。所谓体系重构，指的是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的凌乱和不成体系，研究者按照西方哲学的体系范式对这些哲学家进行体系化的原意重构的研究模式。
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是中国哲学学科化过程的典范著作。可惜，对于张载研究来说，胡适终其一生也没有将哲学史写到张载。在胡适之后，吕思勉先生曾著《理学纲要》[1]一书，书中对张载之学有专章论述，吕著的底本虽为作者讲授中国哲学史之讲义，但其著述范式不与胡适类同，也不是哲学学科化之后的典范文本，但这不影响该书成为二十世纪理学研究的精辟之作。此书对于张载哲学的挈要，没有进行体系构造，却丝毫不输于后来张载研究的著述。但这之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沿着胡适体系化重构的道路上开始高歌猛进。此路径的辟开，冯友兰先生功不可没。冯友兰先生在他的煌煌巨著《中国哲学史》[2]的第二篇第十二章第一节中专论张横渠。是书中，冯友兰虽未言明张载之体系，但从其对张载哲学中“气”—“宇宙规律”—“宇宙现象”—“天文地理”—“性说”—“天人合一”等六个方面的叙述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冯氏的体系努力，上述六目大约相当本体论、规律论、宇宙论、物理学生物学（冯语）、人生论和伦理学等，而且该节中，冯氏是从横渠之“系统”的维度来再现张载的，把张载的哲学条理化或者体系化，使之更加清晰。体系化的张载研究，自兹始成规模。
到了陈锺凡先生的《两宋思想述评》[3]里，对于张载哲学的体系化构建就十分直接了。陈氏在该书中，把张载的哲学直接概括为“张载之二元论”，然后分条论述张载的“宇宙论”、“自然现象之解释”、“心理学说”以及“人生论”。尽管该书的张载研究在学术史上影响似乎不大，但是其对张载哲学体系化的断语值得我们注意。
张岱年先生在1950年代对张载哲学的专门论述，将张载哲学研究的体系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表达的十分清晰和完备。在《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4]一书里，张岱年为张载的个案哲学史研究树立了一个新典范，即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构建了一个唯物论哲学诠释模式下的张载哲学。书中以“张载唯物宇宙论的主要内容”、“张载的辩证观念”“张载的认识论”、“张载的伦理学说”以及“张载的政治思想”等为章节，重构了一个我们后来所熟知的马哲教材范式的张载哲学体系。此书是中国哲学学科化以后的第一部研究张载的专著，结构完整，语言清晰易懂，影响了后来乃至1980年代以后的张载研究。后来的许多哲学史、思想史或者理学史著作中，论及张载哲学大致框架未有出其范围者。
侯外庐先生等人1950年代编著的《中国思想通史》[5]以及1980年代编著的《宋明理学史》[6]里，在论述张载哲学或者思想时，也都是采用体系的范式来叙说的，如本体论、道德论、认识论等等。这些影响较大的通史或断代哲学史著作对张载哲学的体系化言说，代表了当时研究张载的基本范式。在1980年代出现的另外几部张载研究的专著，如姜国柱先生的《张载的哲学思想》[7]、程宜山先生的《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8]，也继续了这种鲜明的体系色彩，这两部著作的章节安排，依然是在张岱年先生开出的基本架构下完成的，即由所谓本体论、自然哲学、辩证法、认识论、人生哲学等等组成基本框架。在冯契先生影响较大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9]中，冯先生把张载放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个逻辑链条上来考察的，以范畴演进来论述中国哲学史，但具体论及张载时，也依然重视对张载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下的逻辑分析。
另外，在1980年代以后，对于张载哲学体系的重构还出现了另一种范式，即用张载的代表性语词函括张载体系。这其中张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10]和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11]为代表。这些著作以张载的“气”、“太虚即气”、“易变”、“两一与神化”、“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性与心”等概念来范围张载哲学，从而重新董理张载哲学，避免用单一的西方范畴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来重构张载。最近，还有丁为祥先生的博士论文《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12]一书出版，是书中，糅合了西方范畴和张载自有的概念，同样试图重构张载体系。其书标题即为“体系”云云，这表现了对于张载哲学专门研究的最新成果依然在进行体系重构的努力。
中国哲学学科化以后，研究者们用西方哲学的基本范畴或理念来整理张载哲学，尽管我们现在看来有着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他们对张载哲学重构的成绩应该是得到肯定的。不过，如何在张载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哲学的创作推进一步，如同张载本人完成了对先儒经典的独特理解并进而独创自己的哲学思想那样。对于这个问题，仅仅满足于体系的重构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张载哲学新语境下的重构，而要在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资源下，依托张载的文本与基本哲学观念，立足于张载又不拘泥于张载，将中国哲学的创作不只在史的局限下，而拓展到思的领域，实现所谓“史与思”的融合与互动。
二、焦点问题的纷纭变化
上面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在中国哲学学科化以后，宏观视野下张载研究倾向。对于张载的体系尽管有不同的重构模式，但总体上对于重构本身并无巨大分歧，因为对于哲学史的研究，重构是的诠释或者新语境下的回归是必要的。但在张载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情况却糟糕的多，对张载提出来的具体哲学问题的解读，张载以后，历来就聚讼不已，这一点，我们从二程、朱子、阳明、船山等张载之后的哲学家那里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状况，一点也没有因中国哲学学科化的形成和发展而有所改善。这也或可看作原创哲学家的解释学魅力。
后人研究前人的学术或思想，总免不了作一概括性判断，古人谓之“判教”，现代人名之曰“哲学立场”。自哲学学科化以来，对于张载哲学的研究，也有一个哲学立场的判定问题。最早在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里，对张载哲学评价甚高，所谓“理学家中，规模阔大，制行坚卓，实无如张子者。”[1][P65]但是，吕著似乎未受哲学立场判定这一学科化之后的“格式”影响。而上面提到的陈锺凡的《两宋思想述评》里就给张载戴了一个“二元论”的帽子了。冯友兰在1949年以前的哲学史著作里，没有给张载的哲学立场予以限定，但在后来的哲学史著作里，还是适应中国哲学学科化后由于规范和政治的需要，将张载哲学判为“唯物主义”。在立场问题上，最早鲜明的判定张载哲学立场的学者是张岱年先生，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张载的研究，旗帜鲜明的判定了张载是“十一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个研究对后来一般哲学史关于张载部分的写作影响深远。张岱年先生也成了当时及后来相当长时间内大陆张载研究的代表性哲学史家，在1980年代问世的研究张载的著作往往请张先生作序，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张岱年在张载研究方面的影响。冯契先生把张载放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演进的背景下，对张载的哲学立场也进行了“一元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判定。
然而近年来，风气为之一转。对于张载哲学或思想的研究，由于对哲学史研究上的两军对垒模式的反省，不再判定其哲学立场了，而且还进一步反省以前对张载哲学立场判定的得失。无论是从陈俊民先生1980年代的《张载哲学思想及其关学学派》[13]，还是从近年出版的龚杰先生的《张载评传》[14]以及丁为祥的博士论文《虚气相即》，都不再简单的判定张载的哲学立场，而是走向另一个问题，向所谓“张载原意”的复归。
另外，在认识张载核心概念上，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和分歧。
我们以虚、气以及万物关系为例。虚气理论是张载面对佛老的理论挑战而为儒家哲学构建的形上学理论，围绕其中的关系，研究者们争论不止。在这个问题上，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把“太虚”认作“气”散而未聚时的状态，而“万物”是“气”絪蕴相荡然后相聚而成的现象，也就是说太虚、万物均是气，区别仅在于“气”的两种状态而已，“气”长存不灭而状态有殊，这就是张载的宇宙图景。冯友兰、张岱年、姜国柱、陈来等是持此论的论者。另外一种则是：认为“太虚”不是“气”的散状，而是“气”的本体，“太虚”和“气”是相即不离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太虚”不是物质状态，而是本体根据故而无形无象，持此论的有林乐昌 [15]等人。与之相近，汤勤福认为太虚非气，太虚涵含气，但太虚本身不是气；太虚与气分属两个层次，太虚是最高层次的概念，而气则是次一层次的概念，气能化生万物；从太虚的内涵与特点来分析，太虚是万物的本原但不能直接化生万物、太虚无形又离不开气、太虚是实有并是永恒的存在 [16]。在上述两种看法之外，还有一些观点，如冯契先生认为，“太虚”是指物质的广延性；侯外庐等人认为，“太虚”既是“气”散的状态，又是“气”的“本体”，不过侯外庐等将这一“本体”理解为本来原始的存在状态。丁为祥则试图调和“太虚即气”命题上的争论，认为“太虚”和“气”的关系是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同构，二者就不再是平列的关系，而是立体并存、架构式的统一关系,认为“太虚”既是“气”的状态又是“气”的本体根据，“太虚”和“气”是本体和现象的关系，并进而提出“虚气相即”的概念。实际上，在虚气问题上的争论，反映出了，在中国哲学学科化以后，受西方哲学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影响，为了适应以西释中的需要，必须在张载哲学的根源出作认真的推敲，所以这个问题就明显的暴露出来。并且由于张载的语焉不详或者语言的前后不一致，故而成为一大问题。
三、专题研究的多维视野
学科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要求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要对照西方成熟的哲学学科范式。因此，除了对张载哲学的体系和问题作深入探讨外，对于张载的研究同时还要比照西方的学科范式，进行多维的研究，就像冯友兰先生在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哲学史著作里那样，为张载董理出物理学、生物学等等。这也就是说，不仅要在深度上理解和诠释并重构张载哲学，在广度上也要多向度跟进。百年间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对于张载哲学的研究同其他中国哲学资源的研究发掘一样，为适应学科化的发展，在广度上也呈现出了多维的指向。当然，这里仍然包括传统的领域，如张载易学、经学研究等等。
对于张载易学的研究，中国哲学学科化以来，重要著作有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张载易说》[17]和余敦康先生的《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张载的易学》[18]等。上述两部著作，在论述张载易学时，都明显的具有学科化以后中国哲学研究的普遍性色彩。其中，朱伯崑先生站在易学哲学史的角度，给予了张载易学很高的历史地位，认为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还认定，张载易学哲学不仅为张载气学奠定了基础�
也为宋明时期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上述一书基本上是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对张载易学作出分析的，这也是中国哲学学科化之后张载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另外，余敦康先生的著作里，对张载易学的地位也予以高度的评价，甚至认为除了《横渠易说》，《正蒙》也是易学著作。基于对张载易学的高度重视，余著以易学为纲，以横渠四句为目，构建了一个易学的张载哲学体系，也别具特色。这也从一个侧面凸现了中国哲学学科化以来，对于张载哲学体系构建的多重维度。
除了这些传统领域的张载研究以外，学科化之后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所呈现的多维研究态势在张载研究中也有表现。如有人研究张载的科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等，不过，影响都不算太大，往往出现在某一学科的古代流变史的著作当中或张载研究会议的成果之中，这里不作分析。近来政治哲学研究兴起，也出现了从政治哲学角度考察张载思想的，如卢国龙先生的《宋儒微言》[19]。在这部著作里，张载哲学是作为北宋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的一环来被考察的。虽是一章内容，但也是对张载研究的一个方向。不过，该著作中，过多的站在张载哲学的本体论以及张载和庄子之间的关联角度上来谈张载哲学，而与我们一般理解的政治哲学角度似乎有相当的距离。
另外，还有一个最具特色的就是在关学视域下的张载研究。就所及的资料来看，近些年来，研究张载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学者，往往来自张载故乡或者是与张载故乡有渊源的学者。如陈俊民、刘学智、龚杰、林乐昌、丁为祥等人，往往不是陕西人就是在陕西做研究工作的。陕西是关学故里，自然得关学风气之先。陈俊民先生的《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是学科化以来，比较系统的从关学视域下研究张载学说的著作。该书是把张载作为关学领袖的线索中来阐述张载哲学思想的，具有地域特征，这也是学科化以来张载研究的一个不同致思路向。另外，刘学智、林乐昌、丁为祥几位先生在关学视域下的张载研究也正在不断深入下去。不过，作为张载这样一个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仅有来自关学故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四、总结与展望
纵观中国哲学学科化以来中国大陆的张载哲学研究，我们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在研究范式上，以在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体系重构为主要模式，即是以新哲学背景下或者新语境下的张载哲学的重构为范式，以回归张载哲学原意为鹄的。在百年间，涌现了一批有特色的重构张载哲学体系的研究成果，为学科化以后中国哲学、宋明理学的个案研究作出了贡献，是重新梳理古代中国哲学家研究园地的重要一员。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对中国哲学学科本身和研究范式的反思深入，以及世界哲学变化对中国哲学研究影响的逐渐扩大，对张载的研究，就哲学史层面来讲，还停留在冯友兰、张岱年等开创的范式上，没有重大的突破。而在对同为宋明理学大家的朱熹、王阳明等研究上，研究方法和范式则在不断转变。所以，对于张载研究来讲，应该不仅仅驻足于所谓体系的重构，还要不断创新研究范式。而这无疑要和当下哲学语境和世界哲学密切结合起来，为张载的哲学史层面的研究和发挥张载哲学所蕴涵的智慧作出新成绩。
二、在问题探讨上，主要集中在张载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以及一些可以归到马哲教科书体系的问题，如辩证法、历史观、人生观等。其中尤以争论张载哲学的立场和张载首创的“虚气关系”为核心焦点。在这些争论中，舍去政治因素的影响，往往囿于哪种解释更符合张载的原意。这里，并不是要摒弃张载原意的意义，回归元典是哲学研究的根基。但我们知道，简单回复一个古代哲学家的原意，在哲学解释学的意义上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理解的过程中就包含着解释者的创造。但是，我们在面对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时，仅仅满足于解释哲学家为何说、说什么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站在哲学家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在当下视域下发挥这个问题，努力将这些原创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在这一点上，古代伟大的哲学家莫不如此。如王弼在解释《老子》时，没有限于老子的原意去重构老子，而是天才卓出的将老子哲学推向玄学本体论的层面，大大发挥了老子哲学，同时也构建了自己的体系，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张载本人以及在哲学史上有重大理论成就的哲学家在面对经典时，大多都是着意发挥，而不是着意形式重构。形式上的重构满足不了哲学的需要。所以，与其在张载哲学问题的立场上和所谓原意上争执，不如努力发挥张载哲学的理论潜质，进而在新的时代下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理论贡献。
三、在专题研究上，尤其易学、关学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在其他问题上，除一些简单的涉猎以外，没有深入的探究。如张载颇具特色的古典政治哲学，以及张载与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的关系挖掘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学术成果。这里着重谈谈古典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张载哲学。原始儒学，照我们当下对哲学的理解，应该主要属于古典道德哲学和古典社会政治哲学层面的哲学。张载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正是在古典儒学的意义上来进行的。除了为原始的道德儒学构建一个形上本体以外，张载还对古典政治儒学着力甚多，王夫之说张载之学“以礼为鹄”，正是从此意义上来讲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儒家的影响下，学科化之后的张载研究主要着力张载的哲学立场和心性层面，而对张载比较有特色的社会政治哲学注意不够。质是之故，发掘、评判和发挥张载的古典政治哲学，进而以此为切入点审视宋明理学的古典政治哲学，也应该成为张载研究和宋明理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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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