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有的和合存有，并以和合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度越冲突、融合的学说。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是纵横得新意式的自己讲、讲自己。其理论思维具体体现在思维逻辑自身所具有往圣的承择性、时代的融突性、思维的包容性、逻辑的结构性、和合的天下性中。和合学理论思维的内在逻辑进路是：源自中华文化往圣的核心话题的理念是和合学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都是在融突和合中寻找自身的时代价值和生命力，是时代融突性的使命；世界各民族在开放包容的实践中创造各自文明，是思维包容性的体现；各民族理论思维都是逻辑结构性的开显；各民族的价值理想世界，即是和合天下世界。和合生生道体的理论思维形态的智能价值体现为传统与现代、形上与形下、本无与崇有、负阴与抱阳、明体与达用、认识与实行、能知与所知、天理与人欲、中国与世界的和合。这种和合并非是西方追求存在就是“一”为宗旨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蕴涵致广大、尽精微的多元形相与无形相的和合体。
罗素说：“哲学家们常常是从我们‘如何知道’开始，然后进而至于我们‘知道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①这是因为知道我们如何知道是知道我们知道什么的一小部分。本文就从知道什么是和合学始。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如何或怎样是一个真?和合之真，即融突关系之真。差分和生是和合的自性生生义，存相式能是和合的本性形式义，冲突融合是和合的变化超越义，自然选择是和合的过程真切义，烦恼和乐是和合的艺术美感义，统此五义，便是和合之真。
所谓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有的和合存有，并以和合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度越冲突、融合的学说。和合的主旨是生生，这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生生的追求，便揭示了和合学然与所以然、变化与形式、流行与超越、对称与整合、中和与审美的意蕴。和合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是为化解人类当代所共同面临的种种冲突与危机而构建的理论思维体系。
任何理论思维系统都具有其规范的思维话语体系，每一个时代的哲学理论思维都围绕着一个需要理解的核心话题展开，这个需要理解的核心话题往往面对这个时代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这就把人类命运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两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人们虽处不同地方，但同是在天地之间，仰观的是同一个银河。人类需要共同应对和化解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从古今中外文化宝库和现实语境中铸炼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的理念，这个核心话题的理念，支配着对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问题的理解、回应和化解。在人类社会像川无停留的演变中，各个历史时期所要致力理解的核心话题的理念，构成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潮。就西方而言，从古希腊到现代，致力于存在、上帝、自然、自我、生命。就中国而言，先秦致力于道德之意，两汉致力于天人相应，魏晋致力于有无之辩，隋唐致力于性情之原，宋元明清致力于理气心性，当代致力于和合。这是因为哲学的构成是依哲学概念、范畴体现的，理论也不例外。哲学及理论都是规范和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范畴体系。哲学不是桌子、扇子本身，而是桌子、扇子所以然的概念、范畴，依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也可以说白色的桌子不是桌子，因为桌子所以然的概念、范畴与白色的桌子不是一码事。
任何哲学之谓哲学，必具理论思维体系，没有独具特色、性质、风格、神韵的理论思维体系，不是照猫画虎式的“照着讲”，就是秉承衣钵式的“接着讲”，不是讲前人所未讲，阐前人所未发。
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是纵横得新意式的自己讲、讲自己。其理论思维具体体现在思维逻辑自身所具有往圣的承择性、时代的融突性、思维的包容性、逻辑的结构性、和合的天下性中。
1.往圣的承择性。是指“继往圣之绝学”的和合理论思维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结晶，是中华认识史的凝聚，是中华人对大道多视域选择的精粹，是中华人对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亦是人类价值理性的积淀。其结晶、凝聚、精粹、总结、积淀，体现为哲学理论思维概念、范畴的逻辑结构，而构成理论思维体系。和合学理论思维是以自身为前提和结果的运动，是中华和人类不断继续理论思维的“驿站”，是中华民族往圣为和合理论思维精微创造的大道。周幽王八年，郑桓公为王室司徒，与太史史伯谈论“兴衰之故”和“死生之道”，史伯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国语·郑语》)商契能够了解民情，因伦施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百姓和睦，皆得保养。史伯断定周幽王必将衰败，其原因是“去和取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如何“和实生物”?“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五行是天地间五种性质差异、冲突的质能元素，善于和合五种元素，就能生机勃勃地产生万物、王道荡荡地社会和谐。若只追求专一，毁弃多样，“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国语·郑语》)，势必危亡，违背和合生意。管子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管子·兵法》)畜养道德，人民和合，和合所以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伤害。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一切关系的根本原则，反对他与他者之间的怨仇，他说：“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墨子·尚同上》)和合使家庭、社会凝聚团结在一起，形成不离散的社会整体有序结构，反对互相伤害，使家庭、国家分离，人民遭殃。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合生意，是以天地、人事间相互冲突、差分、矛盾的事物通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工夫，融突而和合，和谐而团聚；是以矛盾、冲突、对立为理论前提，由畜养大道和德性的实践，而提升、化解矛盾、冲突、对立的智能。“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犹如以水济水，不产生质的变化，就不能诞生新事物；弃异专同，无异议和不同意见，同声附和。其结果是加剧矛盾、冲突和对立，以致世无宁日。所以和合是当时首要价值，也是当今时代价值。
2.时代的融突性。时代是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任何理论思维都是在时代所面临的冲突、矛盾和对立中点燃，其中蕴含着重大的理论课题，融突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冲突、矛盾和对立，回答时代重大的需要理解的理论问题，提出化解冲突、矛盾和对立的理论观点和体系，是理论思维的大本大法。
“叹世间，多少恨，几时平”。当今世间，矛盾冲突不可胜计，人们积累了多少怨恨，何时能平。概而言之，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的五大冲突，由而产生自然生态危机、社会人文危机、人际道德危机、心灵精神危机、文明价值危机。如何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与全球人人的生命财产、人身安全、安居乐业密切相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必须全球来解决，一个国家、民族不可能化解，唯有各国、各民族共同致力化解，共同互相商议，在互鉴互信基础上，制订化解方案、措施，并切实致力实行，以求开全球的太平，这是各国、各民族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职责。然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需要有理论思维的引领。和合学以融突而和合的理念，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思想文化，智能创新地揭出化解的五大理则：
和生理则：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和实生物，天地万物都是和生的生命体。天为父，地为母，人人都是同胞兄弟，自然万物都是人类亲密的伙伴。各自我主体，如自然、社会、国家、民族、宗教，都在融突中和生，和生才能共荣共富。和处理则：尊重生命，天地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就要和平共处。尽管各个民族、国家、集团、社会、宗教殊相，但可以“和而不同”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能像小人那样“同而不和”，结党营私，党同伐异，阴谋他者，为自我利益、霸权，不惜挑起动乱、战争，制造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唯有和平共处，才有发展、合作、共赢。和立原则：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方式和模式，自然有自然生存、生长的方式，社会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个文明有其自己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大相径庭。因此，必须遵循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绝不能搞唯我独优，唯我独尊，强加于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立起来了、独立自主了，也要尊重他者，帮助他者站立起来，使他者自主选择独立方式。和达理则：孔子说：“己欲达而达人。”自己通达、发达，要使他者通达、发达，唯有全球通达、发达，共达共富，才能万国咸宁。若贫富差距拉大，是世界不安定的根源之一。和爱理则：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理则的根基和动力是和爱，是人类的生命智慧、智能创造的火焰和力量，是各个生命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活水和依据，亦是他与他者之所以互相尊重、互信互谅的因缘和基础。大爱无疆，润泽人人，这是人类终极关切的家园。此五大理则是化解人类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最具智能的选择。
3.思维的包容性。理论思维错综复杂，百家争鸣，又融突和合，多元共存。“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理论思维唯有殊途百虑，百花齐放，才能姹紫嫣红；同归一致，融突和合，才能有容乃大。理论思维的他与他者，应该遵循“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精神，在不相悖的包容中不断丰富发展。但包容有一个理论前提，即谁包容谁的问题，相似于“我注六经”，抑或“六经注我”的意蕴。若你包容我，我成为你构造理论思维的资料，凸显你的主体性；若我包容你，是立足于我，“六经注我”，为创造我的理论思维体系服务，这就应该像张载那样，为建构理学的气学理论思维体系，他出入佛道，“尽究其说”，为其所用。包容必须允许各种理论思维的存在，营造一个开放、宽松的氛围，自由争鸣的环境，才能有融突和合、智能创新的理论思维体系、观点、方法。当其形成以后，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全球社会的发展，经验事实的瞬息万变，没有一种理论思维体系能够回应日新变化中的全部现实课题，即使“理在事中”亦很难做到；没有一种理论思维体系是绝对圆满的，不存在逻辑欠缺、矛盾。因此，任何一种理论思维体系都是“在途中”，封闭使自己走向衰败，开放包容，吐故纳新，“日新之谓盛德”。这是和合学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之所在。
4.逻辑的结构性。任何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体系，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或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都是通过一系列哲学概念、范畴来表达的，是由诸多互相联系、作用的哲学概念、范畴间的逻辑的有序性、内涵的确定性、性质的清晰性、结构的整体性构成的。理在事中，论在“名”中。金岳霖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冯友兰认为，“这个提法说出了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金岳霖的话语虽有偏颇，但亦不无道理。理论思维逻辑结构展开的过程，是把人类体认天地万物的过程作为自己形成和积累丰富的进程，又把宇宙自然和社会政、经、文、法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为自己产生和发育成长的依据。这是一个从无系统到有系统、无序到有序、无结构到有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历程。这便是和合学理论思维自我合理性论证的历程，
而其他理论思维亦不例外。
5.和合的天下性。理论思维所构建的价值理想天下，是一个人类终极关切、灵魂安顿、精神家园的天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强烈的天下情怀。《礼记·礼运》建构了“大同世界”的价值理想，“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孔颖达疏：“此孔子说，圣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为一家，能以中国，共为一人，问其所能致之意。”②提出了和合的天下性。“天下和合”不是一种意测，而是建立在知民情、义理教化、明白有利、避免祸患的基础上的，是切实可行的一种价值理想世界。
和合学理论思维的内在逻辑进路是：源自中华文化往圣的核心话题的理念是和合学理论思维的活水，斩断这一源头活水，就割断了和合学的精神命脉，传承和弘扬、融突和创新这个命脉，是往圣承择性的过程；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都是回应现实课题，在化解社会矛盾、冲突中完善自己，在融突和合中寻找自身时代价值和生命活力，这是时代融突性的使命；世界各民族在相互交往、开放包容的实践中创造各自文明，各文明多元共存，美美与共，这是思维包容性的体现；各民族的理论思维唯有经过逻辑的系统化、有序化、结构化，才能构成理论思维体系，这是逻辑结构性的开显；在理论思维结构性中已蕴含着价值理想世界，这是人们所尊崇的和合天下世界。五性环环相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三、和合学的智能价值
和合学理论思维若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呈现，必然使和合学思维五特性由苦涩变为甘甜，由苍白进入澄明，以便引向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使其对实存世界种种错综复杂关系理性化、逻辑化、度越化，而构成一种和合生生道体的超越形态。和合生生道体的理论思维形态的智能价值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和合、形上与形下的和合、本无与崇有的和合、负阴与抱阳的和合、明体与达用的和合、认识与实行的和合、能知与所知的和合、天理与人欲的和合、中国与世界的和合。这种和合并非西方追求存在就是“一”为宗旨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蕴含致广大、尽精微的多元形相、无形相的和合体。
1.传统与现代的和合。传统是指历代沿传下来的、具有根本性的模型、模式、准则的综合，这是《后汉书·东夷传》所具的意蕴。在现代，我在《传统学七讲》中，将其规定为“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着、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③。传统是一种开放体系，它像生命之流，一代代的逝去、成长、新生，永无休止。它使时代与时代、历史阶段与历史阶段之间构成一种延传性、融合性，而呈现为和合性。现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以高科技为杠杆，推动农业、工业、信息发展，以及政、经、文、制度、道德、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传统与现代，即中国历史上所讲的古与今的话题。司马迁就说过“通古今之变”，往古、现今、未来三维序态互相互通、互动、互济、互补，无古即无今，无今即无未来，传统的遗传积累至今，现今的肩负，蕴含往古传统，又孕育、化生着未来，三维融突和合。
2.形上与形下和合。《周易·系辞》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解释说：“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皆有个形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朱子语类》卷75)道理、规则是事物的形而上者的本质、本体，多元事物的形迹是形而下者的器物、现象。“道不能无物而自道，物不能无道而自物”(胡宏：《知言·修身》)。道理与事物，形而上与形而下，譬如风之有动，水之有流。据形而下而有形而上，离器而道毁。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融突和合。
3.本无与崇有的和合。无与有，甲骨、金文皆有见。《周易》和先秦诸子对有无范畴均有诠释，而老子最著。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毂、器、室因其有空无，所以有其效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天下杂多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差分而又融合。“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老子》第二章)。有无融突而和合。魏晋时王弼发扬老子思想，认为无是有的根据，有是无的表象。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④无是有的本质、本体，但必须通过有来体现、呈现。两者融突而和合。裴著《崇有论》，认为有是万有存在的根据，有无待于无，无已在有之中。本无与崇有构成中华多彩多姿的追求本体的园地。
4.负阴与抱阳的和合。阴阳概念、范畴殷商时已成为对待思想。老子认为阴阳对待而融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多元的“三”产生形形色色的万物，万物蕴含着阴背负着阳、阳拥抱着阴的状态，而构成整体的和谐、和合。庄子说：“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庄子·天运》)讲阴阳调和。王弼认为，阴阳交通成和合，是阴阳本身内在的需求。“阴求于阳，晦求于明，各求发其昧者也”(《周易注·蒙》，《王弼集校释》，第241页)。犹晦暗求于光明，蒙昧求于聪明，这种内在的需求是相互的。“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周易略例·明彖》，《王弼集校释》，第591页)。二程说阴阳相求，犹如男女相求配合，“阴阳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周易程氏传》卷4，《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8页)。男女结婚，生儿育女，这是天地间的常理。朱熹进一步认为，“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朱子语类》卷94)。阴阳之中各自有阴阳，构成多元对待而又融合的和合生生道体。
5.明体与达用的和合。体用概念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范畴，中国哲学中诸多概念、范畴都可以纳入体用，由体用范畴的规定性和其逻辑关系，就可以把诸多范畴按一定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构建成思维逻辑结构。王弼说：“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老子道德经注》，《王弼集校释》，第94页)万物以无为本体，不能离无，自以为用。形形色色的万物，是无的功用和体现，体用相依不离。柳宗元主张体用不二，反对相离。他说：“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也，是世之大患也。”⑤体用须臾不离，相互依存，倘若相离，为世之大患。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都主张体用双融，理事互融，定慧体一不二。二程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二程集》，第689页)的思想，朱熹诠释二程这个思想说：“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⑥体用一源，理事互渗，据体用具，言事理在，即体即用，体用一如。体用不可分先后，有体则有用，有用则有体。王守仁亦主张即体即用。李顒在与顾炎武辩论时，提出“明体适用”之学，他说：“《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富平答问》，《二曲集》卷15)明体而不适用是腐儒，适用而不明体是霸儒，不明体不适用是异端，体用和合。
6.大本与达道的和合。《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主体心性的不同层次，升华为天下大本达道的本体的高度。朱熹注：天下之理皆由中出，所以为大本；天下古今所共由，所以为达道。惟致中和，就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与天地相参，天人相合，是心性与宇宙天地相合的最高境界。中国后来哲学家、思想家乐此不疲地解释中和的大本与达道的学说。
7.认识与实行的和合。中国简称为知与行，它贯穿中国哲学始终，源远流长。《古文尚书·说命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知易行难。墨子讲：“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墨子·兼爱下》)蕴含言行一致，知行相合。荀子认为“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实行能明白事理，“明之为圣人”，能达到圣人的境界。王通亦重行，他在《文中子中说》讲：“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二程针对“知易行难”和重行说，提出知行均难说。“非特行难，知亦难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第187页)。由知难而提出先知后行说，“故人力行，先须要知”(《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第187页)。朱熹继承二程先知后行说。“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⑦。但朱熹提出知轻行重新命题，“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9)。王守仁明确主张知行合一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3，明隆庆六年刊本)。这是他“立言宗旨”，否定了程朱知行先后、轻重说。孙中山依其革命理论对行动的指导作用，把传统的“知易行难”命题颠倒过来，提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知难行易命题。然从中国哲学本质特性来观，知行相依，认识与实行一致的知行合一说，是中华民族主导理念。
8.能知与所知的和合。是指认知主体的认识能力与认知客体对象的关系范畴。管子说：“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管子·心术上》)有此然后知彼，彼为所知客体对象，此为主体能知的能力，人类要获得知识，必须求索所知与能知的关系。后期墨家说“知也者，所以知也”(《墨子·经说上》)。所以知为主体能知，荀子更肯定地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和者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荀子·正名》)人具有自然固有的认知客观事物的能力叫做知，主体认知能力与客观事物相符合叫做智，人固有的认知能力叫做能。王夫之则把能知与所知推向高峰。他从体用、发副、思位、己物四层次论证了能知与所知的关系。就体用关系而言，“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可以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召诰·无逸》，《尚书引义》卷5)有待于主体认知的客体对象是所，所是体；认知主体有待于认知功能，能是用。所与能、本体与作用、能知与所知相依符合，构成融突和合的关系。
9.天理与人欲的和合。饮食男女，是人人都具有的情感、欲望，圣人也不例外。道家主张无欲，儒家提倡寡欲，墨家讲有限度的欲望。《礼记·乐记》载：“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把两者对立起来。宋明理学家继承《乐记》思想，二程说：“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24，《二程集》，第312页)朱熹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13)都把道德原则与感性欲望作为非此即彼二元对待的关系。明代末年，中国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形成一定情欲张力。陈确打破传统理欲观，勇敢提出理欲合一论，他说：“学者只是从人欲中体验天理，则人欲即是天理矣。”⑧反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天理皆从人欲中见。王夫之与陈确同，主张天理寓于人欲，天理人欲同行，天理人欲互体。戴震进一步对存天理灭人欲进行批判，指出理存欲中，理不离欲。理欲不二，欲外无理说，终统摄天理于人欲融突而和合。
10.中国与世界的和合。自古以来，中国就以天下的情怀，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融为一体：“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⑨的大同世界。荀子也讲“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守仁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⑩。中国与世界犹为一家，两者相依不离，和合天下。
和合学的智能价值，立足于文明的活的灵魂，致思自然、社会、认识、心灵、文明的十个融突而和合的话题，以开出体现时代精神的和合生生道体的花朵。“尚和合”的鲜花，必将在中国以至世界遍地开花。
注释：
①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
②《礼运》，《礼记正义》卷22，《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2页。
③《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传统学七讲》(修订本)，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④《老子道德经注》第四十章，《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⑤《送琛上人南游序》，《柳宗元集》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80页。
⑥《太极图说·附辩》，《周子全书》卷2，《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4页。
⑦《答吴晦叔》，《朱文公文集》卷42，《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⑧《瞽言·近言集》，《别集》卷2，《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5页。
⑨《礼运》，《礼记正义》卷22，《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2页。
⑩《大学问》，《王文成公全书》卷26，明隆庆六年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