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承认文化全球化，二是认为全球文化会多元化，三是主张全球文化多元一体化。
“文化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如果只承认经济全球化而排斥文化全球化，那就违背了基本逻辑，它强调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会产生相应的普世文化。“全球文化多元化”说则认为，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同的前提之上的，因此，文化全球化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根本不能成立，它强调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别，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构成文化走向趋同或一体化的条件，相反，由于全球化条件下的差异性加剧或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存在，反而会使文化发展的多样化有了更为牢固的基础。显然，上述文化全球化说和文化多元化说均有其合理性与片面性，于是，为克服两说各自的片面性，就出现了“多元一体化”说，此说综合了上述两说的合理成分，给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认为全球文化一体化和多元化会同时加强。就其大端而言，此说固然不谬，但并没有很确切地表明哪些方面一体化趋势会加强，哪些方面多元化趋势会加强；从哪种意义上说一体化趋势会加强，从哪种意义上说多元化趋势会加强。这样，“多元一体化”说对现实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就大打了折扣。（孙景峰：《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文化的影响——兼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战线》，2002年第3期）
对全球化及其产生的问题，李慎之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概括：“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起来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的500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了。’”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处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百舸争流的局面，它们之间有吸收、有融合、同化，也有对峙、排拒、磨擦，甚至对抗。正如赛曼•杜林指出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40页）这样就可能带来严重的文化挑战。
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目前主要呈现一系列的两极化倾向：如全球性和本土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一体化与多元化、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等的张力。杜维明教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75周年报庆活动的演讲中还指出：高度发达国家内部也有南北问题。他从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和宗教等七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性问题，指出南北问题不仅出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和正在发展的国家之间，即使高度发达的国家本身也有南北问题，因此，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和宗教这些根源性问题和全球的普世化问题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他说：“这一种复杂的互动的现象，就是global和local之间的关系，英文世界里用一个特别的名词来形容它，叫做glocal，就是说既是global(全球的)，又是local(地方的)，因此同时是全球又是地方的现象。”（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第96-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事实上，全球化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卷入了现代化的过程中，但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弱两极的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尽管也受到全球化的压力，但大体处于受益者的地位，他们的文化精神、价值观等得到扩张，主体性得到发挥；全球化虽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但面对发达国家的先进优势，其民族文化处于边缘地带，甚至有失去自主性的危险。因此，由于对于上面一系列问题认识上分歧，人们也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彻底变革论与怀疑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开放主义与排斥主义。
一、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其后果就是使西方强势文化在许多方面取代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的意义，成为空洞的形式。文化帝国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普遍性的，否定其它文化的“其它性”并改变这种“其它性”。这种态度带有一种悖论的特性：一方面，它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不能改变这种同一性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其独特同一性的价值是普遍的。②文化帝国主义的出现，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趋势是相反的，也往往被作为所谓的文化“一元化”倾向的主要表现来看待。其实，文化帝国主义既是对多样形态的挑战，又是对一元性的僭妄。
二、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全球化进程迄今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进。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差不多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就连国际新闻也深受影响。非西方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对此，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也有所描述:“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译本) 第129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这显然是全球化带给人的认同危机,表明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的孤独感一点也没有减弱,所以全球化不仅让人失去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和精神家园的需求。这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转而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三、更多的文化冲突。全球化带来的是现代化、西方化或者美国化的冲击。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可能采取的态度一般会有如下几种：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对传统因素还比较浓厚的、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现代化同时会引起传统社会的文化反映。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起一场文化和宗教复兴运动：“印度化”、东亚的“亚洲化”、“斯拉夫化”、“伊斯兰化”等等。尤其是宗教文化复兴直接表现为对宗教价值观的肯定，以至于有人指出，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事实之一。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全球文明不仅没有发生趋同，反而日益分裂为相互冲突的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他还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腐蚀”的反应;东亚社会归功经济增长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等（亨廷顿：《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6期）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主要在于它被视为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文化间的对抗同样发生在西方文化内部。如法国打算建立文化马奇诺防线,以保护法语,防止美国文化的侵袭；欧洲影视界则视好莱坞为劲敌等等。
四、对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市场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关注和被炒作,不能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文化产品面临被淘汰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尽管这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末日,但的确产生了不容乐观的现象:一方面,物质利益原则占主导地位,“启蒙”、“审美”、“深度”纷纷让位于“娱乐”、“效益”、“平面”,以“混杂拼贴(Pastiche)”与“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詹明信语)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放弃原有追求,转向生产取悦于大众的、通俗的甚至低级无聊的文化商品。一时间,对精英文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成为一个问题,而文化本身也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境地。
五、使弱势文化的发展面临陷阱。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使弱势文化的发展面临两个陷阱。第一个文化陷阱是民族虚无主义，这差不多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如中国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转型社会中的民众可能会持中华文化己不如人的观点,导致彻底否定文化传统,经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结果是西方经济文化、消费文化乃至政治文化的全面介入,造成中国社会的无根状态和无序状态,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国家利益。
第二个强势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固然可以作为凝聚民族、整合国家、推动经济起飞的强大资源但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前提之一是本国文化最优,在实践中处理不当往往会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形成大文化民族主义,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乏其例。就当代国际环境而言,提倡文化民族主义容易给国际上别有用心的势力以宣扬中国威胁的借口，历史上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已经使中华民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它如在全球化的当代条件下复活,会损害中国崛起的国家利益。
由于全球化的双重性，不同国家、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观察的不同视点和角度，人们对文化的全球化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彻底变革论（全球主义论）与怀疑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开放主义与拒斥主义，等等。中国近代以来就是在中西古今的激荡中应对全球化问题和探寻中国文化出路的。
三、儒学与中国文化整合
在全球化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观照，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经纬交错的十字形的交叉点上：它一方面要实现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整合，一方面则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的整合。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整合就是要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等两重性之间找到一条既构建起中国文化的新体系，又能够解决了人类文化问题的道路。
1、主体性的确立
正如其他文明形态的现代化变革一样，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必然是一方面要面向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文化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又有其特殊要求。因此，我们首先明确中国文化主体意识，将其作为驾驭普遍模式和特殊要求的核心观念，否则，所谓变革就会丧失相应的价值支持和引导，以至于要走许多弯路。二十世纪探寻中国文化出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要使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割离自身的传统，相反，对于传统不仅要正面面对，而且要发掘传统资源以明确文化主体意识，作为我们前进的原动力。
近代以来观点的众说纷纭，都是因为失去了这个主体性以后的不知所从。中体西用在理路上就是试图确立这个主体性，但是当时的“体”已经是被掏空的“游魂”，不但与社会制度剥离了，而且与民族生命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一有价值的理论没有办法落实。今天，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出于“对传统、民族的一种生命式的理解，强调人这个主体在传统/现实、先贤用心/历史文本之中的转轴作用。”“我们今天的责任，
就是要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从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民族的内在性出发，重建一种能够反映、把握和调整民族意志、需要的话语系统，在此过程中的接纳现代性、融入全球化，都不是消泯而是丰富、高扬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学，其在当今的理论形态与实践落实，也必须以实现这一目标为最高旨归。”（《<原道>十年自述》，《原道》第十一辑第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关于主体性？杜维明教授说：
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的再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所以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陈壁生：《杜维明访谈：儒家与文化保守主义》，《博览群书》2005年2月第3期）
这也就是说，要完成这一整合，必须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又是以儒家为主体的，而儒家思想学说又是最重视儒者的主体性的。这样，我们就有了层层递进，密切联系的三重主体性。
2、整合的原则：和而不同
中国思想文化在发展中其内部不同因素的整合就是以“和而不同”的精神来进行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也是多元并发的，三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格局。西周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早期集大成之作，它本身就是具有很强的综合能力，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路向，成为其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理论源泉。春秋时代，宗周礼乐文化与晋、齐文化结合而有法家，与荆楚文化结合而有道家，与东夷文化结合而有儒家。这三派中唯有儒家特别重视“和而不同”，孔子初步对三代以来，春秋之世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整合。先秦儒家处理自己与道、法的关系中，也以这种文化观为依据在争辩中求同，在求同中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以齐稷下学宫为中心，儒、墨、道、法、名、阴阳各派又经过百家争鸣，互攻互取，产生了黄老学派、《管子》学派等综合融汇特色明显的学派。到了战国末年，各流派走向兼综和合的趋势更为明显，《吕氏春秋》是这一趋势下的又一产物。汉代是先秦诸子融合最终完成的时代。汉初用以使经济文化得以恢复的黄老之学，取得了显著成绩。至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标的，实际上大量采用道、法、阴阳思想和治术，为西汉统治者制定了长远的统治方略，使中国政治文化整合得以完成，建立了其后运用达两千余年的阳儒阴法，德礼刑法兼治、王霸道杂之的中国封建社会主体政治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影响十分巨大、深远。后来的儒者面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以儒为主体，以道、佛为调节和补充，以法家为实行，形成了一个互动互助的四维结构形态，而儒学又在漫长复杂的文化演进过程中，起着一种制衡作用，通过与时俱进，满足社会的要求，在维护与整合不同文化因素的前提下，不断更新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多元并发、并行，而以儒居中制衡的独特形态。这样，“和而不同”就成为中国文化可贵的历史经验，也应该成为今天进行文化整合的基本原则。
费孝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强调，中国传统的经验里所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宽容和文化共享，这就意味着人类学应当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和而不同”也是多元一体理论的另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①
3、整合的途径：中庸之道
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宗教、哲学中，都不约而同地有中庸之道的思想，并且以不同的形式——神话、格言、教义、哲学论着等表达出来。除了中国，还有诸如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古印度奥义书、吠檀多“不二”哲学及后来大乘佛教龙树的中观（空观）哲学，还有伊斯兰《古兰经》中的中道思想等。这些中道观在各文明的早期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差不多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对后来的文明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除了中国而外，其它文明都没有走“中庸之道”，而是各有偏向，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性格和文化形态，构成了今天世界文明的格局。
就西方文明而言，由于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西方哲学后来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基本思想渊源，而亚氏以后的西方哲学家再很少有人提倡中道，所以，导致了西方人的思想行为总是倾向于极端和激烈，西方文明在其后的发展中总是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一种偏颇走向另一种偏颇，在动荡、跳跃、断裂中发展到今天。对此，罗素曾有过尖锐的批评，说西方人“有‘什么都不过分’的格言；但是，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在纯粹思想上，在诗歌上，在宗教上，以及在犯罪上。”②
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不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基本上能够走中庸之道。今天，我们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出现的一系列两极化倾向，我们要在全球性和本土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一体化与多元化、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等二元对立倾向中走中道。正如有学者所论：“对抗全球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在于一种真正为各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超越边境，兼济各国；它人道而普遍，但也尊重差异；它立足于统一性，但也保护多样性；在承认个人、社区、国家、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各种同一性时它探寻一致性。”（谢里夫•海塔塔：《美文化•解体和上帝》，弗雷德雷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的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6页）
4、整合的思路：以儒为主，兼容诸教
总体思路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以集大成的方式完成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大飞跃。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这里的“诸教”是指目前在中国流行的传统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近代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儒家对道教、佛教经过宋明新儒家的整合，已经完成了以儒主的三教合流，形成了宋明理学这一儒学的新形态。但是，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一开始了儒家与天主教、基督教的冲突、交流、融合的历程，今天仍然在进行当中。这里的“多元思想文化”指外来的几乎一切思想文化形式，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处理儒学与西方自由、民主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路向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具体在中国就是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的关系。儒学的重构是多层面的，自然不应忽视或取消结合马克思主义这一层面的工作。
大陆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也像其他西学一样，是属于中西文化在冲突中融合的一个特例。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冲击对儒学也是一种挑战，一种对儒学生命力的重大考验，没有必要抱着政治的偏见看待这种文化冲突融合现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大陆的主导意识形态，并非没有历史根据和文化传统的促成，即使在老一代最激进、勇猛的革命家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文化浓重的色彩，无论从人格上，还是思想上，还都有很多儒家的思想因素，是潜移默化地发展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传统是没有断裂的，实际上是也割而不断的。过程是整合，结果是中国文化（儒学自然为其精魂）。
还有一个成功的范例，就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的交流融会。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方式，既有和平方式，也有战争方式，而总体来讲是和平为主的方式。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以后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融会过程中也是以和平的、非政治化方式；伊斯兰教在中国文化圈中不象佛教、基督教那样向汉人传教，尊重中国文化一统多元的现实状况，在多元文化的长期共存中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综观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从现实世俗主义的层面上看，中国穆斯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全适应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环境需求，诸如在与兄弟民族的交往中，在待人接物、饮食起居、建筑样式方面逐步地完成了“中国化”。但在生活禁忌、精神信仰方面的坚守和持续，使伊斯兰文化与“经世致用”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明显的差异。从宗教组织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穆斯林不可能享受伊斯兰教教权国家穆斯林的那种政治、经济特权，也不可能建立全国统一的教权组织，在大分散小集中为特征的生存状态下，中国穆斯林聚居区，均建有规模不等的清真寺，形成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社区（教坊）。后来，在教坊的基础上，出现了门宦制度和经堂教育，成为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会的具体途径。明清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伊斯兰教学者进行思想探索，以儒诠回，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融合。这些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吸取。杜维明先生近年来就注意到伊斯兰文化资源与儒家文化资源的关系，并从 1993年起开展了一些儒学与伊斯兰教的对话。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对此关注很少。
5、整合的目标：世界大同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长远路向上，我以为是立足文化民族主义之上文化大同主义，或者说真正有远见的民族主义文化必然同时是世界大同主义的，这也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应有之义。未来中国文化体系应该是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就要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殊性与普世性，走儒家的中道。另外，毛泽东也曾经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更大的贡献（意思，非原话）。因此，中国的文化建设要有世界眼光和心胸，寻求国际层面的理解、对话与认同，使我们的文化建设决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更不是原教旨主义的。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只是表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中儒学的重视，并不表明我们忽视道、法、墨、佛乃至中国的伊斯兰教等等文化的传统；复兴儒学是复兴传统文化的重镇，并不是不顾及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我们说儒学在中国的，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陈述，并不表明我们要以“中国的”儒学强加于世界。历史上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很少主动对外的侵略扩张；儒学向世界的传播也是以自己的思想、精神、人格的力量感化的，而不是以武力强加的。东亚、东南亚“儒教文化圈”的形成就是这样以所谓“怀远”的方式逐渐进行的，所以，要把儒学向世界推广，并不是中华文化的扩张，而首先是世界的需要，是儒学自己有可以满足世界需要的品质。我相信，“儒教文化圈”扩大到世界范围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是符合历史趋势，符合各国利益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不是对世界的征服，而是对人类的福祉。因此，我们说，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传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大同文化对本民族来说，它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整个世界文化来说，它是世界的，才有民族的，两者相辅相成。
费孝通先生在描述20世纪的局面时说：“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未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而我们现在的文化就处在这种形成的过程中”（注：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载《读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1期，第8页）。
所以，我们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也是在为世界文化寻求出路。这里有一个集大成的基本思路，可以贯通地理解一些基本问题。我们确切的文化传统已经有五千年，这五千年的前2500由孔子做了继承和发挥。孔子所在的时代，中华文明自黄帝算起，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并集中地体现为礼乐文化。《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说孔子的基本思想是承传尧、舜、禹、文、武、周公的业绩而来，也即对上古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和总结，把历史的经验加以理论化、体系化。可以说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之“大成”。故孟子云：“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正因为孔子的集大成，他才能有那样巨大的思想潜力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又两千多年。我们现在又面临着一个文化传统的大飞跃的机遇，说大点远点可能是开下一个两千多年文化传统的的历史机遇。因此，今天的我们继承发扬孔子以及其两千年以前的而对我们来说则是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就是必须的，这是从纵向上说的。今天，在横向上我们所面对的则是一个与孔子时代非常相似的礼崩乐坏、诸国争霸的世界图景，我们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同时以自己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参与世界多元文明的融合（所谓全球化）也也是必然的。孔子当时是以周鲁国传统为基本核心的多元文化世界，孔子立足周鲁文化传统而周游列国，这是学习，是兼容，是推行，是当时的集大成。今天，我们不一定用亲身周游世界的办法，因为各国的文化早已汹涌而来，信息时代更使我们坐在家里就能够知晓天下大事。从近代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学习，在兼容，在重构，我们现在正在需要的就是推行，是应该集今日世界之大成。也就是说，贯五千年传统之大道，采五大洲文明之精华，只有这样的集大成，才是中国文化未来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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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王逢振：《全球化和文化同一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编《国际文化思潮评论》第2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
① 费孝通：《多元一体 和而不同》，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摘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7月27日第四版。
②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页。
《东方论坛》2006年第1期；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编《儒林》第二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
（韩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