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有无哲学,所谓“中国哲学”的名称是否成立或是否“合法”,这些问题背后都是因为一些人所看到的“中国哲学”不是他们心目中的某种哲学,或不是他们认为应该是其所是的“中国哲学”。所以这一问题实际上仍然是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即中国哲学的性质、内容、方法,以及身份、角色、功能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谓人言人殊。笔者不想简单地宣示自己的见解,因为这种个人的宣称和断定没有学术讨论的内容和价值,也不是研究和讨论的态度。笔者的看法是建立在众多同行的各种意见之上,尽可能采众美而酿新说,以便进一步讨论和实践。这不是简单的折衷调和或兼容并包,而是因为各种意见和观点都有其或历史的、或现实的、或未来的考虑,也各有其专业背景、兴趣、专长所特有的眼光。所以,不同观点乍看起来分歧严重,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各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角度。下面先介绍和评述不同的观点,最后综合出笔者的建议,供进一步讨论。关于什么是中国哲学的观点,就笔者所看到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大体分为三组。
第一组大致有三种说法,都是强调中国哲学的“中国性”或“民族性”。
第二组大致有三种说法,都是强调中国哲学的“哲学性”和“现代性”。
第三组也大体有三种相关的说法,都是强调中国哲学的“生成时”或“进行时”特点。
9·中国哲学是在生成和延续过程中的哲学事业。以上三组观点虽未能穷尽学界的所有观点,但大致说来,代表了多种已有的和可能有的观点[1]。我们可以从同行们的各种观点中得出中国哲学的两个要点,即其“中国性”和“现代性”。“中国性”可以包含传统,包括经学、子学或义理之学,包括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以及现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与现实。“现代性”强调它是现代学科,是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和其他文化互动与交流,并向未来发展。笔者以为,众多观点可以概括为中国哲学的两种身份,一种身份是一门“现代学科”,另一种身份是代表中华传统的“民族文化”。当然,这两种身份的基础部分是相互交叉的,有共同的构成基础,即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资源。不过,从两种身份来看,虽非完全互相排斥,但角色功能就可能大相径庭。“现代学科”的身份不必排斥民族性和历史性的内容,但主要容纳第二组和第三组的观点,而“民族文化”的身份不必排斥现代性和哲学性的特点,但主要容纳第一组的观点。
笔者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出,中国哲学有三种身份或四种身份[2],这里我想将这种理论进一步修正为中国哲学的两重身份,四种角色,多种功能。笔者希望这种说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和兼顾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和领域的丰富性、复杂性、历史性、现代性和未来的趋向。
所谓“现代学科”的身份,当然指所谓“中国哲学”是20世纪按照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和西方哲学的模式所创建的现代学科,就此来说,中国哲学与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一样是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一科。而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直接参照模式或对应体是西方大学中的哲学系的学科内容,其设置背后的理念则是西方式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方法,笼罩在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自然科学的影响之下。根据这种理念,“中国哲学”应该是纯学术研究的科目,而狭义的学术研究更应该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西方哲学一样,在研究上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性的学者的研究的立场,不论自己或他人的研究结果和发现与自己的价值信仰是否一致,都应该严肃对待;不论研究对象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种国家,作为研究者及其研究方法都不必强调其种族和国别特性。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强调,哲学与物理学和化学一样,是全世界共同的学科,正如我们没有必要讲中国的物理学和中国的化学一样,我们也没有必要讲“中国”哲学。但是,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点和属性。数学、物理学、化学的内容(不考虑它们产生的历史)是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但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就很难说完全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那么,哲学有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呢?这要看如何定义和理解什么是“哲学”。如果我们取当代现代英美哲学的立场,以逻辑学为哲学之核心,以语言、概念、命题的分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那么,这样的哲学接近于数学,可以说很少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哲学内容,考虑到当代德国和法国哲学家的工作也是哲学,承认对人生、社会、道德、政治方面的根本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哲学,那么,这样的哲学就很难说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了。中国哲学正是对人生、社会、道德、政治方面的根本问题的反思,这样的“哲学”就很难说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中国哲学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学科,它奠基于两三千年的经典诠释的传统之上,而传统哲学或思想往往是靠重新注释和诠释经典而发展的,现代学者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沿袭此路。这正是唐君毅先生所批评的“非意在对以往之思想作客观研究”,即“实用之态度”、“崇敬家法之宗教道德性之态度”,“而纯理之学术讨论之态度,乃与政治上之实用态度相杂”等等[3]。但是唐先生也看到了在现代学术这个新方向中的某种内在紧张,所以他一方面再三强调新方向是客观地了解,是以学者而不是哲人或圣哲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又提到“吾人今日亦有沿用旧名,注以新义,以成就哲学思想之发展之自由” [4]。而“成就哲学思想之发展”应该是哲人或哲学家的工作。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针对这类问题,笔者提出了中国哲学经典诠释和学术研究中的两种定向的问题。
第一种定向是历史的、客观的、文本的研究。在这个方向上,客观性是基本的要求,但这不意味着只是训诂学和文献学的工作,而是在文献与训诂的基础上探求古代典籍和思想“可能的”本来面目,探讨古代思想的理论意义以及社会意义,要排除和防止任意的不负责任的所谓“新”诠释。虽然古代经典和文本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唯一的“真相”,但也有一个“弹性意义圈”或“模糊意义域”。这种定向主要反映了唐先生关于客观性的论述,也包括了上述第一组的意见,在这种定向上,创造性和独特才能主要体现在“真相”的开掘和分析。这种客观性的学术研究的取向要求我们不仅提出和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且应该认真检验和分析相反的观点和相反的证据,不能隐匿或漠视不同的观点和证据。
第二种定向是现实的、创作的、应用的、甚至未来的取向,重在创作和构建新的理论,而不是诠释旧有的理论,假借旧有理论阐发新意的做法在这种定向上可以得到宽容或肯定。不过笔者怀疑,一个现代学者如果要针对现实问题创建新理论,构造新哲学,是否仍旧有必要假借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来进行,是否可以根据现实课题广泛地采集相关资源以构建新说,何必一定要将自己的新思想“塞”入一个古代经典的框架中呢?显然,在第二种方向上,个人的创造性和才华表现在新思想之理论水准和现实意义,而不在于是否忠于某一种文献的解读。不过,即使如此,为了创造新思想也不应该随意曲解其他人的著作,与其他文献或经典观点不同可以直接讨论批判,而不应扭曲别人的意见来为自己张目。所以,在第二种取向上,客观性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制约原则。不管怎样,中国哲学这一身份和角色至少有两种主要功能,一种是客观地探求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的和当代已有的思想之功能,另一种是为当代和未来创建新思想新理论的功能。两种功能方向、作用、方法和标准也应该随之而不同。显然,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术的身份不是单一的或同质的,而是有丰富的内容和多种发展可能性的,本文在这里所描述的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
中国哲学的“民族文化”的身份来自于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儒学思想、道家道教和佛教思想,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代表和价值体系之载体,所以,中国哲学虽然是现代学科,因其天然的根源和资源所决定,仍无可避免地承担了传统价值体系载体的功能,并承担了继续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资源的义务。在这一方面,它不是普通的现代学科,或不仅仅意味着一门普通的现代学科,其内容与西方学科分类体系难以完全对应。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儒学,而儒学以及道家和佛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文化载体和文化认同的对象,因此,它又不可能是西方纯学术意义的现代学科。在这方面,所谓“中国哲学”与其他民族的宗教和神学有某种模糊的对应关系。曾经有一个时期,在中国大陆,每个研究中国哲学的人都应该采取对儒、释、道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无情的批判的态度。这时“中国哲学”四个字的“民族文化”身份的意义很淡薄。随着意识形态的弱化,也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发展,新一代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渐渐增加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价值认同,这就强化了中国哲学之“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之象征的身份,关于建立中国哲学与文化之“主体性”的口号就是要求强化这一身份的反映。显然,中国哲学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也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笼罩性的,有着丰富的可能性与动态发展的趋向。
中国哲学的“现代学科”的身份与“民族文化”的身份既有截然不同的角色和功能,以及由此而来的方法、方向以及作用主体的不同,又有着难以割裂的血缘上的联系,因为双方都主要来自于历史上的儒学、佛教,以及道家和道教的经典、思想、学说和传统。因此,二者的身份既有紧张和冲突的一面,也有可以互相支援推动的功能。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开拓,可以为民族文化提供更可靠、更深刻、更全面的精神滋养;而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以反过来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成为精神动力。
两重身份即两种角色。但是,民族文化这一身份还同时扮演着另一种角色,即“生命导师”的角色。以儒、释、道传统为核心的中国哲学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整体象征,同时还是普通的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营养,是获得生命力量和方向的精神源泉。所以,很多人虽非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但是他们却需要儒学、佛学或道家为他们提供精神生活的指南和力量。普通人也需要涉猎儒、释、道之学说和教义。儒释道的普及著作就不仅是学术普及和文化普及,而且还担当着人生指南的功能,这正是儒学传统本来特有之功能所在。在这方面中国哲学似乎又与西方地方教会机构的功能有所对应,其普及著作则与西方所谓self-help(精神自助)以及“心灵鸡汤”(Chiken Soup for the Soul)之作用类似。这样,“中国哲学”的实际内容就又有了“生命导师”的角色[5]。中国哲学生命导师的功能主要来自于其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并非与学术研究毫无关系。纯学术研究也可以探讨如何滋养个人生命的课题,但是这和生活中实际慰藉心灵和提高精神境界的活动毕竟是不同的。
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使笔者认识到所谓“中国哲学”也还有另外一种角色,即世界文化资源的角色,杜维明和安乐哲(Roger Ames)的工作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研究是将中国古代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当作对世界,特别是对西方世界有益的精神资源,一边研究,一边向西方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和独特意义。中国哲学或儒、释、道的这种世界文化资源的角色主要来自于其现代学术的身份,但也离不开历史上的民族文化身份之支持和援助。但从目前来看,将中国哲学转化为世界文化之资源,主要是通过现代学术的身份和角色进行的,而且也还是一个比较初步的阶段。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互为资源、平等交流的时代似乎还是比较遥远的。
就中国哲学的两重身份和四种角色来说,最庞大和最有实力的是其现代学术的身份和一种学科领域的角色。显而易见,在现代中国,与“中国哲学”四个字有关的专业工作者绝大部分在这个“身份”和职业下工作、谋生,追求、创造。在现代世界,与这一领域直接相关的人员绝大部分集中于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少量在媒体、出版和宣传机构。中国哲学这一身份的主体与西方世界同类机构和人员相对应,因此有利于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哲学研究,也有利于将中国哲学介绍到西方世界。中国哲学作为世界文化之资源的角色虽然目前比较弱,但这是世界文化的格局问题,不是人员和载体的问题。从长远看,现代中西方的社会体制可以为中国哲学作为世界文化资源的角色提供实践的主体。
相比之下,
中国哲学作为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的身份和角色却没有明确的实践主体和推广的行为载体。在传统社会,从上到下,都以儒学为思想资源和价值标准,辅以佛教和道家及道教思想。从家庭、私塾、乡绅、官员、朝廷都是所谓民族文化的载体。文人、书生更是民族文化传播、延续、更新的功能性主体。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传统的民族文化的载体消亡殆尽。传统的官绅变成了党政干部或政府官员,传统的文人变成了大学教师,这些人不再以儒、释、道作为其为学、为官、为人的指南和标准,大学中教授儒、释、道的学者的正式身份是专业学者,不必然要信奉和实践他们所教的儒、释、道的思想内容。所以,有儒学教授做了违法或不道德的事,不必受儒者之责,因为他们可以说儒学是他们所传授的专业知识,是他们谋生的工具,不必然是他们人生实践的原则。同理,道家教授和佛教教授有争名夺利之心或世俗恩怨之惑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传授道家和佛家理论不等于要按道家或佛教思想为人行事。那么谁应该来身体力行儒、释、道之价值方向并扮演生命导师之角色的问题就十分突出了。
这种情况和西方世界相比就更为明显。在西方,基督教作为他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资源虽然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逐渐消弱,但是教会、教堂、信众、神学院都是实体,在普通大学中也有从学术角度研究基督教的科系和人员。也就是说,他们的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的身份和角色是有庞大实体机构和人员支撑和实践的。而在东亚,儒、释、道,特别是儒学和道家思想已经失去了实际的行为载体。当然我们看到现在出现了少年读经班,出现了国学热,出现了国学院、国学班,出现了孔子学院,出现了百家讲坛,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但短时间内,我们看不到中国哲学的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的角色和功能会有强大的实践力量和行为载体。一部分大学的儒学教授愿意承担民族文化代表和民众生命导师的功能,但是他们如何实践,如何“布道”,其宏愿如何与专业教授的身份相协调,他们的实践活动能否纳入现代学科和学术评价体制,以及他们是否可以靠着传播儒学和指导民众的人生方向取得教职和维持升迁的机会,恐怕都是很大的问题。同时,他们是否愿意按照儒学的仁义礼智来做人行事,是否愿意接受别人按照儒学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人生和言行,恐怕也是大问题。总起来看,大概不会有人否认中国哲学所研究的儒、释、道具有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的身份与功能,但是这种身份与功能如何实现是有待于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这也正是唐君毅等人当年慨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深层原因吧。
总之,“中国哲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大体说来包括“现代学科”和“民族文化”两种身份,同时兼有“生命导师”和“世界文化资源”的角色,并发挥着多种功能,对此我们还需要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讨论和认识。
【注释】
[1]受篇幅限制,不在此详细介绍三组观点的代表人物和具体观点。[2]笔者原来观点可参见拙著《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引论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3]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0、349、352页。[4]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6页。[5]叶嘉莹及很多人讲过在人生困境中,在监狱中靠《论语》的精神智慧帮助自己度过灾难。于丹读《论语》和《庄子》的心得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她本人也不以《论语》和《庄子》研究者自居,我们不必对其苛责。她的演讲和书籍能获得学术著作无可相比的广泛欢迎,正因为它体现了儒学和道家的“生命导师”或“人生顾问”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