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所称的“轴心时代”大约是指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历史时期，对应于中国哲学的先秦时期，此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先秦哲学的中心议题是“天人之辩”，比如道家同儒家的冲突，可以提炼为自然（nature）与文化（culture）的冲突。体现在对人性的看法上，道家强调个人的自然差异性（difference），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倾向；儒家偏重道德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有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倾向，如果宗法家族也算是集体的话。体现在政治理念上，道家强调无为，儒家强调礼制。
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但到东汉，谶纬之风渐盛。至魏晋，玄谈骤兴，一时名教与自然、崇有与贵无等论题成为焦点。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并行，而禅宗独树一帜，将道家哲学完满地融入佛教义理之中，通常被视为是中国化的佛教。慧能所讲的“念念不住”与庄子提到的“用心若镜”，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明理学受到佛教的激发，发展出更为精致的哲学体系，主要关注天理人欲之辩，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先秦“天人之辩”的遥远回音。无论宋明理学讨论格物致知也好，讨论理气关系也好，但终归是为了落实封建社会的道德信条，因此，知行关系成为贯穿始终的主线，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其典型代表。
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期的主要议题是永恒与变化的关系：永恒是一，变化是多；变化导致了差异，永恒为确定性奠基。作为古希腊哲学之集大成者的柏拉图，其“理念”学说就体现了其试图解决“一”与“多”的矛盾关系的努力。理念是“一”，但现象界变化的万物是“多”。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将终极的实在视为“太一”，“太一”流射演化出宇宙万物,这种观点很容易与兴起的基督教上帝观念相结合。随后上千年的中世纪哲学的一个中心议题便是唯名（nominalism）与唯实（realism）的争论，即共相是真正存在的实体，抑或仅仅是个观念性的概念而已，唯名论者类似于今天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而唯实论者则与唯心主义者相当。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哲学渐次从神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笛卡尔标志着近代哲学的肇端，人们开始在理性的指引下探索宇宙人生。康德之前的哲学大体可以分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与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两种倾向之间的对立，主要是在认识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即人类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否与先天的认识形式同时发挥作用。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大体系的构建时期，尤其是康德哲学，被誉为西方哲学史的顶峰，在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同时，也成为此后所有哲学的导源处。
叔本华、尼采唯意志论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近代哲学分流为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大体可以将现象学看作是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延续，而分析哲学则是对英美经验主义的继承。现象学和分析哲学都试图克服西方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模式，其中现象学提出“回到事物自身”的口号，试图在前反思的状态直接面对存在显现；而分析哲学则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基础主义倾向是错误使用日常语言的结果，因此，哲学其实是一种需要治疗的语言疾病。
后现代哲学中值得关注的是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它们在反思和批判西方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或阳具中心主义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认为，西方哲学是一种在场形而上学，试图撇开一切媒介而直接使存在的意义向人显现，这只是海市蜃楼般的神话，因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了意义只能在“延异”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