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要成为一个哲学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闲暇的时间，二要有诧异的眼睛。
在这里，“闲暇”是前提。如果一个人终日为生计奔波，吃了这顿饭，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是没有心情来研究哲学的。再者，哲学是一种纯粹思辨的知识，哲学家过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而探索这种知识，过这种生活，唯有在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供舒适消遣的日用品有了保证以后才能实现。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他们（贵族君子）靠奴隶劳动而过活，或者至少也是依靠那些毫无疑问地位卑贱的劳动人民而过活……无论人们对于容许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制度怀有怎样的想法，但正是从上面那种意义的君子那里，我们才有了纯粹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贵族的一种精神，是一门奢侈的学问，远非吾等凡夫俗子所能企及。
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则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经世致用，往往是因闲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诧异，因诧异而求知，因求知而得到满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家是对周围的世界感到诧异才开始思辨生活的：“不论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只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他们起初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较大的问题。”哲学家们，就是生活在这些问题中。他们思考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以外，没有其他目的。因此可以说，哲学是一门为知而知，为思辨而思辨的学问，它不服从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部目标，因而是唯一自由的学问。而哲学家，过的则是一种心灵的生活，思维的快感足以让他们满足和陶醉，因而是唯一自由的人。
从历史上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诞生在西方，是由古希腊的哲学思辨传统直接塑造的。
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因此享有充分的闲暇。而绝大部分的希腊哲学家，都是贵族出身，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粹思辨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把“闲暇”看做是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比如，古希腊的那位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他本出身于伊奥尼亚地区爱菲斯城邦的王族家庭，本来要继承王位的，但是他却将王位让给了弟弟，自己跑到女神阿尔迪美斯庙附近隐居起来，专门从事哲学思辨。德谟克利特也说，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个因果联系，比做波斯国的国王还要高兴。
但是，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多了那些不为衣食所扰的“大款们”。他们饱食终日、行尸走肉、无所事事、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根本无法成为希腊意义上的贵族。他们想要的，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醉生梦死，而不是心灵自足的生活。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感官的刺激和肉欲的满足，而不是纯粹思辨的愉悦。他们虽然也有所谓的“好奇心”，但可惜的是，这种“好奇心”用错了方向，误入了歧途，只能算柏拉图意义上的“庸俗的好奇心”。
所以说，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希腊贵族崇尚的高尚活动是战争、游猎和思辨。最后一项风尚造就了一批职业哲学家。从词源学上看，西文的“school”（学校），就是由希腊文“闲暇”派生出来的。学校是柏拉图之后哲学家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和传授知识。由于哲学在希腊是一门独立而崇高的职业，希腊哲学家不像印度哲学家那样属于僧侣阶层，也不像中国哲学家那样属于官宦阶层，而是属于自由的贵族阶层。
因此，希腊的哲学著作与宗教典籍和历史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界线。哲学的这种职业化倾向反过来又促进了希腊民族的思辨精神的发展，结果形成了希腊民族特有的静观、思辨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但展现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品的特殊美感之中，而且造就了高于周围民族文化的科学理论。比如，埃及人虽然最早从经验中总结出几何测量规则，但希腊人却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几何学的演绎体系；巴比伦人虽然早就开始了天文观察，但希腊人却利用观察材料提出天文学的思辨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