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是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和运行的权利基础。它属于基本人权、宪法权利和社会权的范畴，并且以生存和发展为其基本权能。它具有平等性、法定性、义务主体的特定性、实现方式的多样性等权利特征。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在权利主体、客体以及内容上都有其深刻内涵。
残疾人作为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不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制度建设上，残疾人的社会保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对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目前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偏重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忽视对基本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过于关注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制度构建，如保障体系的重构、保障模式的选择、针对具体保障内容的对策分析等，而对支撑制度的相关理论问题涉猎较少。在这里，我们认为将残疾人的社会保障纳入权利视野，重视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残疾人各项权益的现实路径。
残疾人社会保障，是指国家给予残疾人特别扶助，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是一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为解除或预防贫困以及某些经济和社会灾害对社会成员造成的威胁，维护人格尊严，通过立法和一系列措施，为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安全提供保护。从表面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一定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实质上，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对公民社会保障权的确认，是为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去建立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理论基础是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存在。社会保障权是指国家立法强制规定的，由国家和社会出面举办，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家人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情形下给予物质帮助，旨在保障公民个人和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并提高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的制度。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个方面的内容。[1]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当然地包括残疾人群体，而且残疾人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完全是因为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造成的，因此与健全人相比，他们更需要国家的帮助和扶持。但这种帮扶并不是国家出于同情和怜悯给予残疾人的简单施舍，而是国家基于残疾人对基本生存的需要所作的制度性安排，是残疾人作为社会一员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要求的体现。因此，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其构建和运行必须以尊重和保障残疾人社会保障权为主线。但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并不是简单的特殊主体的社会保障权，它既有一般意义的社会保障权的共性的方面，又有其作为特殊主体权利的个性的方面。
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是残疾人作为权利主体的社会保障权。作为一类特殊而困难的权利主体，残疾人因其在生理、心理或感官等方面的缺陷，无法与其他健全人在同等基础上参与社会生活。因此其生存和发展状况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残疾人有权利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方面得到国家提供的帮助，相应的，国家也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为残疾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便利的条件。
残疾人社会保障权作为特殊主体的社会保障权，它与一般意义上社会保障权在权利属性上有共性的一面。首先，它属于基本人权，它所关心的是残疾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蕴涵了深刻的人性关怀，因此，社会保障权的性质首先是基本人权。其次，它属于宪法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社会保障权，如果仅仅停留在道德权利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法定权利层面，那么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就不可能得到有力的保障。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由人权上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再次，它属于社会权。社会权是基于福利国家和社会国家的理念，为使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合乎人性尊严的生存而予以保障的所有权利的总称。它要求国家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而残疾人社会保障权体现了国家对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帮扶，属于典型的社会权。除此之外，残疾人社会保障权还具有其特殊的属性。即以残疾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其基本权能，并以实现残疾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生存和发展是人类面临的两大主题，也是人权的根本所在。人的生存和发展在理论上被概括为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存权是人按其本质在一个社会和国家中享有的维持自己生命的最起码的权利。”[2]生存权在实质上是满足人类最低限度生存需要的权利，是要求国家积极履行保障义务的权利。发展权是一种新型的人权，“即所谓发展权是人的个体和人的集体参与、促进并享受其在不同时空限度内得以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的一项基本权利。”[3]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存在和行使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满足残疾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使残疾人不至于因残疾导致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手段的欠缺而陷入缺衣少食、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满足残疾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权利得以逐步实现，残疾人群体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和社会价值的公民群体生活在社会上，他们的需求层次也已出现较大变化，由渴求温饱向多层次的发展需求转变。求发展，像健全人一样到社会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他们更高层次上的一种生存需要，即对提高生存质量和实现个人发展的需要。对此国家和社会应设法予以保障。因此，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第二层级的目标是满足残疾为实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而提出的特殊要求，如就业培训、扶贫开发、文化设施建设等。
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权一样，具有平等性、法定性、义务主体的特定性、实现方式的多样性等权利特征，但其具体内涵有其特殊之处。
（一）平等性。社会保障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论公民的身份、性别、等级、民族、语言、财产、出身等，都享有该权利。即只要是该国公民，只要其处于需要社会保障的条件和状态下，就可以要求和获得国家的帮助，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保障面前人人平等。残疾人作为一类特殊人群，虽然在生理或心理方面有缺陷，但他们仍然是普通公民的一员，同样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因此，他们获取国家的援助时，不能因其残疾而得到区别对待，这样有违社会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文明的发展潮流。社会保障是针对所有需要得到帮助的弱势公民，残疾人与其他公民一样，平等的享有和行使社会保障权。
（二）法定性。残疾人做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有明确体现，其实现范围、方式、程度等也都由法律规定。如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也都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予以了规定。如1874年瑞士联邦宪法第34条第4项第1、2款规定：“联邦可采取措施设立充分的老年、死亡和残废救济基金。该项基金来源于联邦保险费、职业保险费和个人保险费。”《希腊共和国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关心公民的身体健康,并采取特别措施保护青年、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并救济穷人。”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第3款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在法律层面上，1601年，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颁布了《济贫法》，这一法令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制度回应。1883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首部《疾病保险法》，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诞生的标志，这其中就包括了残疾人保障的规定。我国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专门规定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六章，该章是“社会保障”专题。因此，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作为残疾人的基本权利，它的享有和行使它不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且是有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依据的。
（三）义务主体的特定性。如前文所述，社会保障权的实现需要国家提供帮助，它属于公民的受益权，因此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义务主体单一的属于国家。从其内涵可以看出,残疾在享有社会保障权时，其处于生活陷入困境或生活质量降低的情形下，它内在地包含着残疾人已经经过自己的行为或努力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困境。因此，其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是不能仅靠残疾人自己的。单纯从摆脱生活困境并保证生存安全的角度出发，残疾人存在获得他人或社会组织帮助的可能性，但从现实性来看，并不是十分乐观。因为社会的帮扶存在覆盖面窄，帮扶形式的单一以及获得帮扶的不确定性等问题，让他人或社会组织承载这种功能事实上功效甚微。此外，对照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可以发现，他人的参与或协助这一途径与社会保障权并不符合。因此，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根本上讲要依靠国家权力的帮助。这不仅是国家权力，更是国家义务，即当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出帮助请求时，国家应当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予以满足。
（四）实现方式的多样性。虽然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但是基于国家能力和资源的有限性，为了充分的实现残疾人的权利要求，国家将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满足残疾人的利益需求。首先国家在促进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实现中承担主导责任。政府责任体现在政策、财政、法律等多方面。如我国为贫困残疾人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残疾专项补贴，福利性收养机构将残疾人作为主要的收养对象，城市各公共服务机构为残疾人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务等。其次，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引导下拓展社会责任，因为社会对于残疾人具有无可选择的接纳义务与保障责任，它对于残疾人的保障责任应该是在国家之下的有力支撑。企业、事业单位、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中介组织向残疾人提供各种辅助性的服务，以弥补政府帮扶的不足。如我国正大力提倡以社区为依托的护理、照料等残疾人服务，让家庭支持、社区支持和非政府支持共同起作用。这样，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的资金和服务支持，以弥补因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施保障所产生的不足，使得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得以真正实现。
（一）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权利主体为残疾人群体，义务主体是国家。因此，在这里我们分别对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进行探讨。
1、权利主体。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当然是残疾人群体，如前文所述，社会保障权是基本人权，而且被各国宪法所确认。因此，所有公民都应普遍、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权。然而并非所有的公民就因此可以直接主张该权利。相反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运用社会保障权，即因为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性地失去工作能力或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生活水准时，方可向义务主体国家主张该权利。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权的实际主体只是那些社会的弱者，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都无法保持的弱势群体。而残疾人就属于这类群体。残疾人由于残疾的影响，特别是外界的障碍而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使得他们权利的实现和能力的发挥受到很大的限制。残疾问题并非仅限于残疾预防和康复，更重要的是消除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和残疾人与社会的严重隔离，使残疾人回归社会，共享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因此，需要国家为残疾人提供特定的帮助和服务，以便使他们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实现事实上的平等。
2、义务主体。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国家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契约产生于人类自身局限性的克服。为了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人类成立了国家，所以国家的基本义务就是维护人类的权利和利益。现代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复杂性使得权利和自由不再是公民个人的事，完全排除国家干预的权利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正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国家参与性，
残疾人群体要实现基本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单纯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有很大困难，如果不对他们施以援手，将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而对他们予以援助的主体就是国家，只有国家才有法定义务，才有能力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予以持续、稳定、有效的援助，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帮助都没有这种实效性，而且也不具有法定的义务。但国家只是个抽象概念，具体到履行对残疾人实施帮助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类国家机关。立法机关的义务主要在于：通过宪法确认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制定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单行法律，如专门的残疾人保障法；在其他部门法中增添有关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条款，如就业法、教育法等。行政机关的义务在于：作为残疾人保障措施的具体实施机关，严格执行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对残疾人提出的援助请求要及时答复，认真、有效的作出处理，对与残疾人社会保障有关的政策和法规的实施进行监督，对违反残疾人保障法规的行为和个人要依法进行处罚。司法机关的义务在于：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受到单位和他人侵犯，或者相关政府部门不履行保障义务时，残疾人有权通过民事或行政诉讼的途径进行救济，法院有义务受理相关案件。
（二）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客体。即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指向的对象，也就是相关国家机关和残疾人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提供的，能够满足残疾人某些方面需要的特定利益。由于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内容丰富，形式各异，但按照法学的一般理论，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所体现的利益在于国家的物质帮助，这种帮助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货币形式的利益，如对残疾人发放的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费，国家补贴的社会保障基金费用等。二是实物形式的利益。如提供免费的残疾康复用具，对残疾人的住房保障制度。三是国家和有关残疾人保障机构向残疾人提供的特定项目的服务，如医疗康复服务、就业培训服务、城市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等。
基于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大致为社会救济权，社会福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优抚权四个方面，我们结合国内外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保障现状，将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残疾人社会救助权。公民获得政府救济的前提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费用，而且从其他途径也无法获得救济。但残疾人获得社会救助的情况更特殊，残疾人不同于简单的贫困人群，他们可能在经济困难、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的同时，还存在身体或心理的残疾，他们获得经济来源的能力比健全贫困人群更差。因此，对于这类既残且贫的群体，以及有残疾人的家庭，他们享有的权利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金钱上的受益权，而且需要国家在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帮扶。如德国联邦救济法规定，政府救济机构的任务是，“在没有其他康复机构承担康复义务和残疾人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向残疾人提供参与救济和生活费救济”。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也规定了符合条件的贫困残疾人可以申领最低生活保障费，要将住房困难的低收入残疾人家庭纳入城市住房保障和城乡住房救济制度，对生活无着的残疾人实施供养和托养，残疾人子女入学享受减免学费待遇等等。
2、残疾人社会保险权。社会保险权是指劳动者由于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因而没有正常的劳动收入来源时，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制度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保险的项目大致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日趋完善。当残疾人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没有正常收入来源时，当然的享有社会保险权。但残疾人的社会保险权的内容相比健全人，更为丰富。除了可以参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传统保险项目，还应当将残疾人的康复、重度残疾人的护理等项目纳入社会保险的支付范围。因为残疾人如果要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必须尽快恢复生理或心理的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重度残疾人要维持基本生存必须要有常年的护理，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而绝大部分的残疾人的经济状况堪忧，无法支付大笔的康复治疗或护理费用，这就需要国家的物质帮助，通过将残疾人的康复治疗和护理费用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由国家进行补贴，这样才能起到最大限度的帮扶作用。如德国的《护理保险法》第一次把需要护理风险作为社会保险新项目——社会护理保险加以确立。它的任务是，对严重护理需要者按照共同承担援助义务的规定，提供需要护理救济。
3、残疾人社会福利权。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各种福利政策和设施，使一般社会成员、特定社会成员及特定社会领域的生活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的总称。社会福利包括公共福利、职业福利和特殊福利等形式。公共福利享受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职业福利享受的主体是本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特殊福利则是国家和社会为残疾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专门举办的福利事业，包括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老年人福利等。[4]因此，在这里，残疾人的社会福利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福利权，是残疾人群体享受特殊福利以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发展自我的权利。这种特殊福利权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医疗福利权。主要包括医疗保健和医疗康复两个方面。残疾人因身体存在缺陷，疾病对他们的威胁也就更大，他们对医疗保健的需要比身体健全者更为迫切。残疾人医疗康复则是指通过医疗装配假肢和心理疏导等手段，使残疾人身体某方面的功能获得恢复。这都需要国家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如在美国，各州设立健康护理住所，由州政府健康服务部门核发牌照，这些护理住所设有身体治疗、职能治疗、语言、康复娱乐治疗等方面的顾问，同时也备有心理医生、药剂师及医生等专职医务人员。且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5]
二是就业福利权。残疾人参加生产劳动是改善其自身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和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残疾人实现人生价值和权利的关键。而由于残疾人生理缺陷的影响，以及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因素的存在，单凭残疾人个人找到合适的工作比较困难，这时就需要政府帮助残疾人就业。如提供职业培训、建立残疾人福利企业等。在我国，通过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强制要求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已成为解决残疾人就业的主要渠道和根本措施。在德国，联邦劳动局下设了劳动促进机构。通过职业促进措施达到使残疾人不依靠别人帮助能独立劳动的目的。[6]
三是教育福利权。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水平是残疾人全面实现自身价值的基本条件，也是其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国家应该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各方面提供制度保障和资金保障。如在我国，由政府出资为盲、聋、智残少年儿童兴办特殊教育学校，在义务教育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设立特殊教育普通高中和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在美国，1975年制定的《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规定，必须向所有儿童，无论其残疾程度如何（“零拒绝”原则)，提供一种无需其父母或监护人支付费用的、适合他们特别需要的教育。并为各州提供财政奖励以促使其为学前残疾儿童提供教育及相关服务。[7]
4、残疾人特殊扶助权。残疾人不同于健全人，在与其他生理、心理健全的普通公民享受一样的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等权利的同时，还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满足残疾人的特殊需求，为其生活提供便利，以提高其生活质量。我们称之为残疾人的特殊扶助权。这项权利的内容主要包括：其一，设立专项补助项目解决特定残疾对象的生活、就业、子女入学、配用辅助用具等困难。在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针对重病、大病、慢性病残疾人提供医疗救助金的政策。在德国，法律规定重度残疾人可以享受除额外年假和免费交通之外的重度残疾人保障待遇。[8]其二，城市各公共服务机构为残疾人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务，如优先购票或免费搭乘与寄递等(盲人)。如德国法律规定残疾人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免费的公共交通、减额的车辆使用税、特殊的停车设施，以及电视和广播许可费免除等。其三，无障碍坏境的建设。由国家制定无障碍法规，规定城市道路、建筑物、文化体育场所、住宅社区和公共交通等，均建立无障碍设施；办公设备、电子产品和通讯工具等，均采用无障碍技术，并由政府监督实施。英国的反残疾人歧视法规定，所有提供服务的服务商依照法律务必对出人场地进行调整，撤出或改变阻碍残疾人出人的任何固体障碍，以及妨碍残疾人使用服务设施及建筑结构。[9]
汪地彻（1979—），男，湖北汉川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和宪法学。
【注释】
[1]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
[2]徐建一主编．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问题解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23.
[3]汪习根．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60.
[4]李乐平．论社会保障权的权项、权限和价值[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7）.
[5]上海市民政系统赴美考察团．美国残疾人社会福利考察[J]．上海外事，2000（1）.
[6]刘翠霄，玫思娜．德国残疾人社会保障法[J]．外国法评议，1996（5）.
[7]杨柳．美国残疾人教育法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