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栗谷的宪法思想，本应该早就学习和研究。我在二十多年前有幸得到韩国首尔大学法学院崔钟库教授赠送的其大作韩语版的《韩国法思想史》。该书讨论了韩国历史上的大儒李珥和李滉等人的法律思想。我当时对李珥和李滉等大儒的宪法思想产生兴趣。只是没有条件学习经典原著。八年前应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先生邀请，有幸作为中国太平洋学会的代表访问韩国时得到金大中先生的顾问也是韩国李氏家族的代表李忠熹教授的陪同参加韩国江原道江陵市举办的李栗谷国际祭奠活动。期间有幸得到李氏家族五位元老的热情款待。特别幸运的是，临走时他们将《栗谷全书》赠送给我。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后来因工作变化移居不同城市，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有时出差还随身携带阅读。2011年韩国忠北大学法学院院长金铢甲教授一行访问湖南时一起谈论到李栗谷，并约我赴韩国访问。由此激发我进一步学习《栗谷全书》的兴趣。
李珥号栗谷，字叔献，幼名见龙，诗号文成，栗谷为其号。1536年(朝鲜中宗三十一年，中国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2月6日，出生于朝鲜江原道江陵府北坪村。1584年1月16日49 岁英年早逝。世居德水，为康平公明晨第五代孙，元秀之子，母为师任堂申氏。
《朝鲜王朝实录》描述栗谷:“性禀纯谨，聪明绝人，才七岁，无书不读，文章富赡，人目以神童。及长，遨游山水，啸咏自得，有远举之志。”[1]十三岁时，进士初试合格。十六岁时，慈母失养，守丧三年。李栗谷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很大，在他的印象中，母亲像孟母一样贤惠：“慈堂讳某进士申公第二女也。幼时通经传，能属文善弄翰。又工于针线乃至刺绣，无不得其精妙。加以天资温雅，志操贞洁，举度闲静，处事安详，寡言慎行，由自谦虚。以此，申公爱且重之。性又纯孝，父母有疾，颜色必戚，疾已复初。既适，家君进士语家君曰:吾多女息，他女则虽辞家适人，吾不恋也，若子之妻，则不使离我侧矣。”[2]母亲过世后，栗谷入金刚山学习佛法。
对于栗谷入山求佛的动机，说法不一。朴世采的《记栗谷先生入山事》说:”栗谷先生入山事时，其于谱状详矣。适得郑畸庵日录已入别集旧本，操冕周记闻，郑则以为，先生庶母悖甚，少不如意，每欲缢死，家人奔救而止。又与伯兄某失和，先生周旋两间，尽力规谏，而终不得，遂泣告其事于赞成公。一日，留封锁册匣而去。中有父兄及庶母前三书，末言终不底和，则宁有死而不知也。适值行僧之向枫岳者，因与偕往，以为少纾宿愿之地。或曰学禅之本，虽因其高明，而此事亦出于仁爱切至之致，二者皆非有可讳，但据实迹，谨以传之，亦何不可哉。兹记此说，以世之达理君子正焉，观者幸恕之。”[3]宣祖元年，栗谷上书中曾谈到自己出家求佛的动机。他说:“臣本汉阳一布衣也，发年求道，学未知方，泛滥诸家，罔有底定，生丁不辰，早丧慈母，以妄塞悲，遂耽释教，膏浸水润，反覆沉迷，因昧本心，走入深山，从事禅门，迨周一年。赖天之灵，一朝觉悟，诬辞伪说，破绽昭著，抽脏擢腑，未足洗污，累然归家。”[4]栗谷对于佛法和儒道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僧曰: 儒家亦有即心即佛之语乎？余曰: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何异于即心即佛，但吾儒见得实。”[5]
栗谷20岁从金刚山回到江陵，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要成圣，于是作《自警文》立志自勉：先须大其志，以圣人为准则，一毫不及圣人，则吾事未了。[6]栗谷以达圣为目标，对自己提出了严格要求：晓起思朝之所为之事，食后思书之所为之事，就寝时思明日所为之事。无事则放下，有事则必思得处置合宜之道，然后读书。读书求辨是非，施之行事也。若不省事，兀然读书，则为无用之学。[7]
学以致用和重视实践是栗谷为学为官均有成就的关键。公元1564年，以户曹佐郎从仕。公元1568年（宣祖一年），33岁时以书状官赴明。35岁任弘文馆教理，36岁兼任黄海道观察使，38岁任弘文馆直提学，39岁任右副承旨、外兼任清州牧使，40岁任弘文馆副提学，44岁任司谏院大司谏，46岁任司宪部大司宪、户曹判书兼弘文艺文大提学，47岁任礼曹判书、刑曹判书、兵曹判书，48岁再任礼曹判书兼任议政府右参赞。栗谷开创的畿湖学派，对学界影响极大。后人称其为东方圣人。公元1682年从祠文庙，白川建有文会书院以祭祠之。
在栗谷的政治生涯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中国和朝鲜的外交关系中栗谷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栗谷与中国政府代表的直接交往主要是作为外交官到中国访问过，并且在朝鲜代表朝鲜政府接待中国的王使节和黄使节。先生33岁时于宣祖昭敬大王元年二月拜司宪府持平，当年五月，曾以书状官的身份随同千秋使睦詹赴北京。先生年谱记载，“差千秋史书状官拜成均馆直讲赴京师。冬还朝拜弘文馆副校理。”[8]从栗谷的诗句中可以得知此次访问行程，如《次睦思可詹杏山客馆韵》、《次睦思可望长城韵》、《燕京途中寄舍弟》等诗中可以得知其渡过鸭江，经过杏山，经过长城脚下，到过抚宁县，三叉河、通州，登过北京城观军容，登过天坛，到过金台等处。[9]
万历十年明朝使节王给事中等访问朝鲜，栗谷先生代表朝鲜政府陪同中国政府使节。在访问中国十年后亲自接待中国使节，栗谷先生有诸多感慨。他专门邀请黄天使等访问李氏别墅。[10]他与王天使和黄天使之间互为赠诗。其中有《次王天使宣诏后所作韵二首》、《太平楼次王天使韵二首》、《庆会楼次黄天使韵》等。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对发展中朝友好的期望和贡献。[11]
值得注意的是，栗谷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上的四大党争直接影响到他的思想的许多方面。栗谷之所以提出打破党禁、主张立党为公，就是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栗谷关于党派思想的历史背景在于16世纪的朝鲜朝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繁荣安定、政权空前巩固、文化高度发展期之后，国情急转直下，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百病滋生的时期。特别是第十一代君王暴君燕山君当权的1495年至1505年十年间，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斗争伴随社会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戊午士祸”(1498 年)、“甲子士祸”(1504年) 中，大儒占毕斋金宗直及其门徒和大批学者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士祸过后，燕山君被罢黜，中宗即位。新一代学者赵光祖等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倡导道学，经世救国，主张进行改革。后来，官僚反对派进行反扑，制造了“己卯士祸”(1519年)。赵光祖及一大批学者遇难，知识分子主导的改革宣告失败。中宗以后的仁宗和明宗两家的亲戚，结成两派政治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导致了“乙巳士祸”( 1545年)的发生。明宗的亲戚大尹获胜，反对派及大批士大夫受株连遭难。这四次大规模的士祸相继发生，对知识分子群体形成沉重的打击。在朝学者之间又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分裂为东人党、西人党、老人派、少壮派等诸多党派，所谓“四色党争”兴起。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栗谷法思想的鲜明特点在于提倡公论公党构成其思想的主线。
孔子所代表的传统儒家不主张建党，理由是党必为私。按此逻辑，要么不要党派，要么就应当实行诸多党派相互制约的制度。而栗谷则认为党可以分为公党和私党，他反对私党，赞成公党。他指出：“正君治国之士，以同道为朋者，一心爱君，一心殉国，党益盛而君益盛国益安矣。人君犹恐其少党。岂患其汇征乎。”[12]正君治国之党，党盛国安，犹恐少党。而营私灭公的私党是同利为党，惟利是求。他主张不要害怕党派，更要鼓励敢于直言谏政的士党。他引用真德秀的论证，指出“为人君者尤当因臣下之过而察其心。如爱君而极谏，不无狂忓之过，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过，可也。爱君而违命，不无矫拂之过，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过，可也。”[13]取仁略过是栗谷关于党争主张的真实用意。他对于政府迫害知识分子群体的几次士祸持有不同认识，而赞成敢于直言谏政的士党风气。李氏朝鲜的士党风气在党禁解除以后逐步恢复，这与栗谷的畿湖学派的倡导有一定的关系。
栗谷特别推崇主张民主议政的赵光祖。栗谷的老师李退溪先生曾经将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并称为“东方四贤”。1610年，这四位贤者受到了文庙配享待遇。栗谷强调学者应在学问和人格两方面立言垂后。李彦迪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政治经历。在己巳士祸时，李彦迪曾被迫担任审问受难学者的官吏，并因此而被封为“靖难功臣”。宣祖六年( 1573 年)，成均馆儒生讨论文庙配享，提名有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栗谷以李彦迪“无经济之才”、“出处不明”为由投了李彦迪的反对票。栗谷认为虽然李彦迪学问甚高，著述颇丰。但他的经历有污点。不能为后人做榜样。栗谷崇拜的“真儒”是静庵赵光祖。栗谷以为“道学精神体现在无自欺的内在的诚实性上，一心之本清澈见底，不得掺有一点邪恶，给旁人和后人树立榜样，赵静庵具有道学精神的特征”。[14]栗谷崇拜的“真儒”是己卯士祸”(1519年)中遇难的以赵光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栗谷关于党盛国安的思想虽然还没有政党结社自由的现代政党主张，但是有利于现代政党思想的形成。
栗谷一生奔忙于内圣外王的宪政理想的实践中。栗谷任兵曹判书时，向宣祖上疏，提出:“请豫（预）养十万兵，以备不虞。”“国势之不振极矣，不出十年，当有土崩之祸，豫养十万兵，以为缓急之备，否则一朝变起，不免驱市民而战，大事去矣。”[15]栗谷的上疏遭到了宣祖的辅佐大臣柳成龙等人的极力反对。栗谷因此而遭到两司弹劾，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终抑郁成疾。临终之前，他在病榻上写下六条治国方案，至死上疏救国。六条是: 一曰任贤能，二曰养军民，三曰足财用，四曰固藩屏，五曰备兵马，六曰明教化。[16]朝鲜宣祖十七年(1584) 正月十六日，栗谷在汉城大寺洞(今仁寺洞)宅中去世，享年49岁。当年三月二十日，葬于坡州紫云山。栗谷一生培养了许多人才，形成了畿湖学派。[17]
栗谷毕生研究朱子学。朱子学在宋朝时传入朝鲜的途径很多。其中一个途径是中国的移民带到朝鲜的。例如韩国刘氏始祖荃为汉高祖刘邦之四十世孙，宋朝时官至翰林学士和兵部尚书，高丽文宗三十六年归化朝鲜。刘荃精通九经、百家书，穷天文地理。朱熹的后代在宋代时已经移民到朝鲜了。宋宁宗十七年，朱熹之曾孙潜率子余庆、婿具存裕移民朝鲜，此为韩国朱氏之始祖。其婿具存裕为韩国具氏之始祖。朱潜之孙悦，忠烈王时官至一品职之知都兼议事府，受封为绫城君。宋程颐（伊川）之十四世孙思祖，元顺帝时为御尉校丞，陪侍恭悠王妃鲁国公主访韩，后归化朝鲜，官至殿中侍御史，为韩国程氏之始祖。同时陪侍恭王妃鲁国公主归化朝鲜的还有孔子的五十四世孙昭。孔昭为元朝之翰林学士。其孙俯与郑梦周、李墙等相交，诗文书法均著名。南宋高宗时，位及门下侍中的秋磕于高丽仁宗时移居韩国，定居于咸兴，是为韩国秋氏之始祖。其孙嫡，自幼精于文章书法，博通百家，官及民部尚书艺文馆大提学，忠烈王三十一年任国学教授时，为使文字启蒙之幼儿有一学习古典之门书，在各种经书和诸子百家诗赋中，取其易懂又具深意的两百六十个字，分成十九篇编成《明心宝鉴》。此书成为日后数百年间初学者之道义教本，李栗谷数次详议此书，并为之作序与跋文，西山大师亦熟读此书数遍，并将之录至自己之著书儒家鉴中。目前在大邱市郊花园面所在地之秋适祠堂的仁兴院中，尚保存著《明心宝鉴》木刻版一百六十余枚。秋适之孙濡，于朱元章初建明朝之际，即恭悠王十二年前往中国协助朱元章，成为开国功臣，并将其祖父所作之《明心宝鉴》传至中国。
另外一个途径是赠书购书。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朝曾派学者到中国江南购入书籍一万八百余卷。宋朝人曾带书籍五九七册来到高丽国。在元代时，朱子学就开始受到朝鲜政府的重视。高丽忠烈王时期，在元朝学成归国的高丽学者白颐正第一次将朱子学著作带到了高丽。元朝曾将宋的秘阁藏书四三七一册赐给高丽。这些书籍中，性理学，即朱子学的书籍居多。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宋朝性理学于13 世纪初叶传到了朝鲜半岛。朱子学主要是在元朝时大规模传入朝鲜的。朝鲜的广州君安邦杰的十三世孙向（裕）于高丽忠烈王十二年以儒学提举随忠烈王入元，笔抄朱子全书回国，为韩国最初研究朱子学之学者。[18] 程子之学最初自中国传到朝鲜时，无人能晓，汉人移民的后裔禹倬仅费时一月即通晓之，并以之教导后进，此为韩国理学之蒿矢。禹倬对经史、易学亦深通晓，世人皆称之为易东先生。[19] 从元代高丽史资料中可以看到，朝鲜学者对于宋代的儒学著作在元代时就都能接触到了。
[20]
有关道学始传朝鲜的说法，在《栗谷全书》中有如下记载：“问道学之名始于何代耶？先生曰始于宋朝。道学本在人伦之内，故于人伦尽其理则乃道学也。问我朝学问亦始于何代？曰前朝末始矣。然权近入学图似显龃龉，郑圃隐号为理学之祖，而以余观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则道学自赵静庵始起。“[21]栗谷说明了道学为人伦之学，宋朝道统之学问研究的是人伦之理。[22]
明朝初期移民朝鲜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士人就更多了。所以在栗谷生活的时期，完全有条件拥有和掌握朱子学和湖湘学派的大量既成著作。在栗谷的著作中大量引用和比较研究这些典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正是由于具备这些条件，栗谷的学问可以达到时代的巅峰。儒学在栗谷的畿湖学派的推动下，在朝鲜获得了迅速发展，广泛影响到朝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栗谷的宪法思想散见于各种疏剳、杂著、专著中。栗谷的宪法思想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重点从宪法学的角度选取若干对于中国目前的法治建设有借鉴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
在宪法思想方面，栗谷提出祖宗成宪是法的重要渊源。祖宗成宪应当视为国家纪纲，政府要遵守国家纪纲。他从儒家的仁学思想出发提出为民爱民的政治主张和损上抑下原则，要求帮助弱者，改革弊法。其宪法思想的特点在于从儒家的公共哲学出发提出了保护公论的宪法制度。他认为学者是表达公论的最重要的群体。学者代表国民表达公论，需要设计宪法制度加以保障。他认为公论是国家的元气，言路畅通与否表明国家的性质。《论尹元衡疏》中他主张加强谏言制度，实现舆论政治“元气之公论，不可终遏，水火之众怒，不可终止”。[23]主张欲申公论，欲活国救民，反对人君以疾为辞，以拒公论，以拂人心。他赞成陆贽的观点说：“夫国家做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叛之。栗谷认为仓廪府库为公共之物，不可有私贮也。他还提出实行议会制度，重大事项应当由公论议决。
在宪法学领域，他提出的主张涉及国体政体、平等思想、法治主义、基本权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司宪制度等问题。其中，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关于司宪制度的思想。他本人担任过司宪府持平、司宪部大司宪等司宪官。他对宪法的实施有过多方面的思考。甚至在草拟地方乡约时也专门设置乡宪、副宪等地方司宪官制度。他任右副承旨兼清州牧使时，曾经仿照中国宋朝蓝田吕大防所做乡村自治规约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制定了《西原乡约》和《海州乡约》。朝鲜最初由赵光祖一派引进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作为地方改革的内容于朝鲜中宗十四年(1519年)实施。后来因士祸，赵光祖等人遇难，他们所推行的乡约也就随之夭折了。设置地方司宪官和地方自治制度，这是栗谷宪法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宪法思想方面，他特别强调振纪纲，肃朝政。“所谓振纪纲以肃朝廷者，纪纲者，国家之命脉也。纪纲整则众事自理。纪纲紊则百度皆废。纪纲之整不在怯之以威，驱之以法也。在于举措得宜，赏罚必信而已。夫使贤者在位而不肖者不敢进，能者在职而不才者不敢干，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大臣秉匀，足以服众，台谏补缺，足以尽言，而人君以大公至正之道照临于上，则纪纲自整而朝廷可肃也。”[24]
他批评朝政的诸多弊端现象有权奸蠹政，公道未行，奔兢未抑，官爵太滥，刑余之賎比肩，宰相赏罚无章，侥幸之徒摄利，贤者不在位，能者不在职，有法不行，成宪多缺，惟势是视，讼狱多枉。“如是而欲望纪纲之振，何异却步而图前耶。”[25]“近年以来，权奸蠹政之习尚余渣滓，公道未尽行，奔兢未尽抑，官爵太滥而刑余之賎比肩，宰相赏罚无章，而侥幸之徒乘时射利，贤者不必在位，能者不必在职，有法不行而成宪多缺，惟势是视而讼狱多枉，如是而欲望纪纲之振，何异却步而图前耶。”[26]
他认为国家的重大决策事项应当有决策咨询制度。他甚至主张国王的婚姻决策也应当有相应的咨询制度。“先问大臣，必得众心允协，然后乃定。则天人之意，无不同矣。盖父母之贤否，非九重之内所可灼知。若不咨询而遂定名目，则群下虽有所见，何敢发言。”他认为应当借鉴中国宋代的咨询制度。“三代之后，家法之正，莫如赵宋。其立后也，必咨于大臣。此真后世之法也。夫用一贤士，去一不贤，尚待国人之皆可。则况求圣女，以配至尊，而断以独见乎。”[27]他反对在重大事项的决策问题上当政者以独见专断行事。
在宪法思想方面，栗谷所讨论的问题还涉及法治行政、人事管理、地方行政、行政监督、官僚制等制度。他特别重视教育行政制度的改革。他在解释大学之道时将教育视为“新民之法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他说：“圣贤之学不过修己治人而已。”“盖天命之性，明德之所具也。率性之道，明德之所行也。修道之教，新民之法度也。”他的教育法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制定的《学校模范》中。宣祖十五年(1582)，栗谷46岁，受王命改革教育，制定新的学校规章以刷新学风。栗谷制定《学校模范》，为学校的改革规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法和方向。其中十六条是为学生选定的，包括立志、律身、读书、慎言、存心、事亲、事师、择友、居家、接人、应举、守义、尚忠、笃敬、居学、读法。另有为教师制定的条例十条，具体规定了经过考试、推荐、礼曹部批准取得教师资格的方法， 教师的任期、期满后的去向，教师的俸禄、晋升、赏罚等。科举是当时选拔人才的惟一手段，《学校模范》中，既有对学生进行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教育，又有对学生和教师品行、品德的严格要求。栗谷不仅对学校教育的改革倾注了精力，而且对社会教育也极为关心。[28]
栗谷的宪法思想还集中体现在其所著《东湖问答》中。栗谷的《东湖问答》原稿是讲座的讲义，专论治国方策。有论君道、论臣道、论君臣相得之难、论东方道学不行、论我朝古道不复、论当今之时势、论务实为修己之要、论辨奸为用贤之道、论安民之术、论教人之术、论正名为治理道之术。文章以主人回答东湖 客人提问的形式展开，由古论今、由表及里地论述了治国纲要。[29]
栗谷在担任司宪部大司宪的官职时还办了一些重大违宪案件，促进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他在这方面的论述需要专门撰文去讨论。特别是在我国当下要加强宪法实施制度的新时期，古代儒者在宪法实施制度方面的办案经验以及有关司宪制度都值得今人认真学习和借鉴。
[1]朴永圭：《明宗实录•明宗二十年•乙丑》，《朝鲜王朝实录》，株氏会社新潮社，1997年。
[2]李珥：《先妣行状》，《栗谷全书》，卷十八，403页。
[3]朴世采:《记栗谷先生入山事》，《南溪•朴世采文集》续集，卷二十。
[4]李珥:《疏.一》，《栗谷全书》，卷三，56 页。
[5]李珥:《诗上》，《栗谷全书》，卷一，12 页。
[6]李珥:《自警文》，《栗谷全书》，卷十四，杂著，300 页。
[7]朴永圭：《明宗实录•明宗二十年• 乙丑》，《朝鲜王朝实录》。
[8]卷三十三，附录一。
[9]李珥:《诗》上，《栗谷全书》，卷一，19～20页。
[10]李珥:《诗》上，《栗谷全书》，卷一，41～45页。
[11] 关于王天使和黄天使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查阅资料。在《栗谷全书》拾遗卷一中载有一首写给黄吉哉允吉的诗。不知黄吉哉与黄天使是否有关。
[12]《圣学辑要》卷二十六，《栗谷全书》。
[13]《圣学辑要》卷二十六，《栗谷全书》。
[14]柳承国：《栗谷哲学的根本精神》，《栗谷哲学和现代社会》，韩国思想文化学会，1999 年1 月，117页。
[15]李珥：《年谱•下》，《附录》，《栗谷全书》， 卷三十四，322 页。
[16]李珥：《六条启》，《启议》，《栗谷全书》，卷八，169 页。
[17]栗谷的弟子有沙溪金长生(1548～1631) 、赵宪(1544～1592 )、郑晔(1563～1625) 、李贵(1557～1633 )、安敏学(1542～1601 )、朴汝龙(1541～1611)、安邦俊(1573～1654)等。其中较为有名的是金长生。金长生的门人有其子金集(1574～1656) 和他的弟子宋时烈(1607～1689 )、宋浚吉(1606～1672 )、张维(1587～1638 )、李惟泰(1607～1684)、赵翼(1576～1655)、金庆馀(1596～1653)、李时白(1592～1600)、申钦(1566～1628)等。
[18]唐宪宗二年（新罗哀庄王八年），中国移民李瑗三个儿子枝春、叶春、花春于景文王四年，因讨伐倭寇有功，受赐姓为安氏，名字亦各自改为邦俊、邦杰、邦侠。邦俊受封为竹山君，邦杰为广州君，其后孙们即将本贯据于竹山、广州。
[19]韩国禹氏始祖玄，高丽显宗五年文科及第，官至门下侍中平章事。其八世孙倬，文科及第，官至成均祭酒。
[20]张东翼：《元代丽史资料集录》，首尔大学出版部，1999年1月，初版，第2次印刷。该书是前年应韩国中央政府邀请参加国际食品安全研讨会时在首尔书店购到的。在此要感谢韩国农业部陪同我去书店购书的朋友。
[21]李珥：《语录上》，《栗谷全书》，卷三十一，755页。
[22]朝鲜的道学最初是由高丽学者阳村权近(1352～1409) 所著《入学图说》起步的。权近39岁时，为性理学的初学者作《入学图说》上下两册，其中共画图四十幅，加有权近的解说和问答式补充说明。如书中第一图就是《天人心性合一之图》，第二至第五图分别是《天人心性合一分释之图》等。高丽末期的名儒权近、郑梦周(1337～1392)、郑道传(1337～1398)等都是成均馆校长牧隐李穑(1328～1396)的弟子。
[23]李珥:《论尹元衡疏》，《栗谷全书》，卷三，49页。
[24]《玉堂陈时弊疏》卷三 疏剳一
[25]《玉堂陈时弊疏》卷三 疏剳一
[26]《玉堂陈时弊疏》卷三 疏剳一
[27] 卷三 疏剳一
[28] 金善阳：“李珥的教育思想”，载晚耕李忠熹先生花甲纪念论丛刊行委员会编《东西文化论丛二》，161-176页.
[29]《东湖问答》收录在《栗谷全书》卷十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