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1日，联邦宪法法院就欧洲央行的OMT（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购债计划是否违法举行专家听证。当法庭的大门打开，八名身穿红色长袍的法官鱼贯而入时，全场起立，行注目礼。这一刻是那么庄严——同样的场面我在电视上看到无数次，可每一次都感到激动不已。
媒体报道了两天听证会的所有细节，记者试图从法官的每个提问中揣摩其意见取向。一次听证受到如此关注，这当然与法官们审核的对象有关—— OMT计划是拯救欧元最有效、最核心的部分，也与接受听证者的身份有关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欧洲央行代表阿斯穆森以及知名经济学家，国际舆论聚焦卡尔斯鲁厄的另一个原因是宪法法院的重要地位。在德国，宪法法官可以推翻立法，制约政府，某种程度上是法官最后说了算。
不过，在德国权力至高无上的宪法法院管得了欧洲的事务吗？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法庭上说：“我对德国法院能否裁决欧洲央行表示怀疑。”发起宪法提诉的教授和议员认为当然可以。在他们眼里，欧洲央行拯救欧元的行动给德国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一旦某个受困国失去支付能力，那么欧洲央行蒙受的损失将直接影响到德国的预算。还有人说，如果17个欧元国的最高法院都来干涉欧洲央行的政策，那将成何体统。发表如此言论者看来对联邦宪法法院缺乏了解，因为不能将这家法院与其他国家的最高法院相提并论——德国宪法法院是世界上最牛的法院。
1951年9月，联邦宪法法院在德国西南部巴符州的卡尔斯鲁厄正式成立，分一、二两个法庭，每个法庭8名法官。现任宪法法院主席福斯库勒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说：“对政府和议会来说，宪法法院的存在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因为法院的任务正是监督政府和立法者。”
它审核新出台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这使政治和司法之间的矛盾摩擦不可避免。德国宪法的制定者意识到了这一潜在的冲突，仍然选择了司法制约政治的道路。这当然与德国的纳粹历史有关。希特勒曾经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司法机构甚至最终堕落成邪恶势力的帮凶。为防止历史重演，宪法法院承担起将任何专制倾向消灭于萌芽之中的使命。
联邦德国首位总理阿登纳也是第一个尝到宪法法院厉害的政治家。上世纪50年代末，电视开始普及德国家庭，而电视台只有一家。阿登纳打算成立第二电视台，归联邦所有。这意味着，该电视台将成为政府的喉舌，而这将是对新闻自由的侵犯。于是在野的社民党上告联邦宪法法院。法院果真否决了议会刚刚通过的相关法律。正在权力顶峰（第三次连任总理）的阿登纳对此难以接受。他在议会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宪法法院的裁决是错误的。”引来在野党的哄堂大笑。
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阿登纳只得放弃政府电视台的计划。尽管后来仍然成立了电视二台，但它是属于各联邦州的公法电视台。来自宪法法院的打击可以说是阿登纳时代结束的开始。他无可奈何中说出的一句话也流传至今：“比宪法法院更高的只有蓝天。”
宪法法院从一开始就敢于与政治叫板，而敢于公开对抗宪法法院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前巴伐利亚州长施托伊贝尔。1995年，最高法官们判决1983年巴伐利亚州制定的校规部分违宪，宣布教室里不必悬挂耶稣像或十字架。因为尽管德国是基督教国家，但公民拥有宗教自由。对不信基督教的孩子来说，上课抬头便看到受难的耶稣，多少有点儿强制的味道。上告宪法法院的便是非基督教的学生和家长。在他们对法院判决拍手称快的同时，巴伐利亚保守势力恼羞成怒。他们在慕尼黑示威游行，并联合全国的基督教保守派征集了25万抗议签名。施托伊贝尔在抗议集会上说：“我们尊重法院的裁决，但我们不会执行。” 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为宪法法院一锤定音，对政治具有百分之百的约束力。结果，发泄了愤怒、赢得了保守选民的掌声之后，施托伊贝尔还是别无选择，悄悄地贯彻法官的判决。
目睹了这一场政治与司法的较量，我对宪法法院的敬意油然而生。当几年之后我工作的电台组织去卡尔斯鲁厄参观报道的时候，我第一个报了名。
卡尔斯鲁厄西傍莱茵河，东邻黑森林，风景秀美，得天独厚。城市以一座暖黄色的巴洛克宫殿为中心，那里曾是巴登侯爵的官邸。宪法法院就位于宫殿广场和植物园之间，如同置身于世外桃源。法院只有三层楼，朴实无华。接待我们的竟是当时的宪法法院主席帕皮尔（Hans-Jürgen Papier）。他说：这里是人人平等的地方，每个公民都有权上告宪法法院。换句话说，他们的工作是被动的。这正应了德语里的一句俗话：没有原告，也就没有法官。
谁都可以作原告，不必要请律师，不需缴纳费用。你只要在诉状中说明哪一条法律触犯了你的哪一项基本权利。宪法法院平均每年收到6500份诉状。当然，其中的大多数是在当事人自认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感情用事地写出来的，立案的比率因此相当低。不过一旦立案，法官便倾尽全力，尽快判决。其效率比德国一般法院高得多。
2008年6月，全国范围内的禁烟令刚刚生效，7月底，宪法法院便为烟民网开一面。起诉的是柏林一家酒馆的女主人希尔维娅•提姆。她的酒馆只有36平方米，不可能单开一个吸烟室。而她的老主顾中，70%是烟民：他们不是来喝鸡尾酒的，而是在烟雾缭绕中一杯接一杯地消费啤酒、威士忌。提姆担心，禁烟令将“赶跑”这些老主顾，使她的生存受到威胁。因此，她提诉的理由是从事职业的自由受到禁烟法的阻碍。结果，提姆胜诉。法院责成立法者对禁烟法加以补充：没有条件开设吸烟单间的店主可将自己的酒馆宣布为吸烟酒馆。提姆在接受采访时说：“八名红袍加身的法官步入法庭的那一刻，我那么激动——这么兴师动众都是为了我一个人！”
说起法官的红袍，这是我们参观宪法法院时一个很难忘的细节。法院工作人员打开一扇柜门，我本以为里面是保存公民诉状的档案，结果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竟是排列整齐的八件红袍。那位工作人员笑着说：“长袍不是法官的私人财产，因为不是每来一位新法官便为他（她）量体裁衣地定做，而是尽可能将前任的红袍取长补短。”原来德国最高法院竟是如此节约。每件袍子用料8米左右，据说是意大利流传几百年的裁缝工艺。整个卡尔斯鲁厄市只有一家裁缝店揽得起最高法院的“针线活儿”。
红袍既是宪法法院权力和尊严的象征，它也警示法官不要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有时候法官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1977年10月，宪法法官做出了法院历史上最快、也最艰难的裁决。那是德国战后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旅枪杀司机和保镖之后绑架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红军旅要求德国政府释放11名同道，遭到当时总理施密特的拒绝。施莱尔的儿子于是向宪法法院呼救：请最高法官命令联邦政府答应红军旅的条件。由于人命关天，法官们当天便立案审查，一直讨论到深夜，并于第二天凌晨5点多宣判：原告的要求被驳回。理由是：如果满足了绑架者的条件，等于鼓励他们继续犯案，从而威胁到其他的生命。几天之后，施莱尔的尸体在一辆轿车的后背箱中被发现。三名红军旅头目在狱中自杀。
不能在生命之间权衡，这个原则法官们一直坚持至今。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德国议会强化了空中安全法。据此，联邦国防军可击落遭劫持的客机，前提是：劫持者明显具有将客机当作武器的意图。宪法法院很快为立法者刹车。
最高法官不只为政治设限、刹车，当政治家因缺乏勇气而踯躅不前的时候，法官也会从后面推他们一把。最典型的例子是有关同性恋伴侣的法律。2001年，红绿政府通过同性恋伴侣法，使同性恋者也享受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权利。不过除此之外，同性恋伴侣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仍然不能与结发夫妻同日而语。2005年保守的联盟党当政以来，宪法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迫使政府和议会一步步实现同性恋伴侣与夫妻之间的平等。六月初，法官又宣判同性恋伴侣享受与夫妻同样的税务优惠。现在距离彻底平等只有一步之遥——领养权。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内，已经有人提出在修改相关法律时一不做二不休，开放领养权了事，免得又有同性恋者上告，法官又判他们有理——这多么令政府丢面子。
法院有利于同性恋伴侣的判决与法官中的一名同性恋者有关。女法官贝尔正是负责平等问题的。目前16名法官中共有4名女性。法官人选一半由联邦议院推荐，另一半由参议院定夺。不过，提名归提名，政党不得干预法官的工作。而一旦成为宪法法官，他们也自动与政治保持距离。比如宪法法官米勒是原萨尔州州长、基民盟党员。但在6月11日的法庭听证会上，他对党友、财长朔伊布勒不依不饶，对欧洲央行的路线充满置疑。
法院主席福斯库勒也毫不掩饰对欧洲央行的批评态度。这也可以从他请来听证的专家名单上看出来。6位专家中，5人坚决拒绝央行的OMT购债计划。因此，最高法官不可能在裁决中为欧洲央行的OMT计划大开绿灯。另一方面，法官们也不太可能宣判欧洲央行越权，因为那将意味着德国必须退出欧洲央行的救助行动，甚至退出欧元区。法官也知道担不起摧毁欧洲统一货币的责任。更为可能的结局是：宪法法院要求德国政府和欧洲央行增加透明度，也许会迫使央行披露OMT购债计划的运作规则，或者为此计划做出限制。法官还可能要求修改欧盟法律。
估计宪法法院不会在9月22日德国大选之前做出判决。也许在金秋10月的某一天，在全世界的瞩目下，红袍法官鱼贯步入法庭。主席福斯库勒庄严宣布：“以人民的名义……”
张丹红，财新网“欧元日记”专栏作家。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8年到德国。1990年开始在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2009年调至经济部，任高级编辑，主要关注德国企业和经济及欧债危机。
来源：财新网2013年0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