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一论断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关系的两个层面给予了权威、科学和明确的表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性论断。这里就“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在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其执政和行使国家公权力必须以法治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党根据这种宪法地位长期执政，并直接行使一定的国家公权力。党行使宏观的执政权力和相关的国家公权力，在今天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下，必须以法治为基础。如果脱离法治，国家治理将会失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将难以维系，执政地位将难以维持。
在过去相当长时期，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可能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刚推翻旧政权而对新中国寄予无限希望，对党无限信赖而维持。当时即使党犯下较严重的错误，人民生活极度艰难，人民仍能忍受。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我们党要维持执政地位，既不能再靠我们自己过去打天下的老本，也不能靠西方国家政党那种“民主”说教去争选票，而只能靠扎扎实实实行法治，通过法治规范我们自己的公权力行使行为，领导人民真正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才能赢得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才能巩固我们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并在党内实行党内民主，都必须以法治为保障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么，如何实现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法治。没有法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就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没有法治，党内民主同样不可能实现。没有健全完善的党内法规，党员主体地位的尊重，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我们今天人民民主因各种主客观条件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发展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带动和促进国家层面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极为重要。为此，发展和推进党内生活的法治化对于国家民主建设就具有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党。这一伟大事业必须在法治的指引下进行
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规划。怎么推进改革？是以人治的方式还是法治的方式推进改革？显然只能选择以法治的方式推进改革。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即是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改革。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即是国家治理法治化。我们不能设想以人治方式去推动这样的改革。如果我们脱离法治而以人治方式去进行改革，就很可能出现滥用权力，为建造“政绩”工程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为了防止改革出现这种偏向，中央反复强调改革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党必须领导人民以法治的方式去推进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
●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政治文明，坚决反对腐败，反对滥用权力的党。反腐败和扼制滥用权力都必须以法治作为基本手段和基本路径
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始终追求的目标。党的宗旨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党不允许自己的任何党员以权谋私，党始终和坚决反对腐败和滥权。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产生和存在于真空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亦并非天使。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在行使公权力时，同样可能产生滥权和腐败的现象。“权力不加制约必然滥用”，“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从而任何执掌国家公权力的统治阶级、政党要维系其执政地位，都有一个如何扼制滥权和反对腐败的问题。问题是怎样反滥权、反腐败。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许多智者、哲人提出了不少反腐败、反滥权对策。例如，中国古代儒家主张通过教化使公权力执掌者“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而达到“灭心中贼”而“不想腐”的境界。中国古代法家主张通过严刑惩治腐败官员使公权力执掌者“不敢腐”，以达致“以刑去刑”、以刑止腐的效果。但是这些对策的作用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教育反腐是个需要长时间方能见效的工程，对于已经腐败成性的官员来说，仅靠教育是不可能使其自动收手的。惩治反腐对于某些有腐败倾向的官员来说，可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他们可能慑于惩罚而停止腐败，但也会有腐败官员因侥幸心理仍腐败不止，还会有腐败官员因抵制不住腐败的诱惑明知可能受惩罚而冒被惩罚之险继续腐败。
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反腐的正反经验证明，反腐败、反滥权最有效、最灵验的药方还是法治：通过立法规定公权力运作的民主、科学、公开透明的程序和制度，保障公权力执掌者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不易腐、不能腐。因此，我们党要坚持文明执政、廉洁执政，就必须下决心实行法治，依靠法治反腐、通过法治根治腐败。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其根据和理由除了以上四项外，另有一项为我党所独有的、非常重要的根据和理由就是我们执政6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比较重视法治，比较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处理相关社会问题和调整社会关系的阶段，我们的事业就发展比较顺利，党群关系就比较好，社会就比较安定且有活力；而在我们忽视法治、轻视法治，甚至践踏法治的历史阶段，我们的事业就停滞不前乃至倒退，党群关系就恶化，社会就出现乱象，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受到窒息。
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党比较重视法治，制定《共同纲领》、《宪法》和有关法律、法令，也比较重视运用法律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从而，那个时期国家充满勃勃生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得到发展，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但是到五十年代后期，党开始放弃法治追求而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人民赋予的权力被恣意滥用，结果导致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人民连续几年吃不饱饭。到“文革”时期，我们更是将法制作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条框框”将之砸烂，将法治视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方式予以批判、毁弃，结果使许许多多普通公民乃至国家主席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教训极其惨重。
改革开放以后，法制逐渐恢复，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正式把这一治国方略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个时期也可以分为若干阶段，某些阶段我们对法治重视些，某些阶段对法治不够重视。即使在重视法治的阶段，也存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违反法治、践踏法治、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现象。正是这些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法治的不同态度导致的不同治理效果，深刻说明和证实了法治对于党的领导，对于国家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考察我们党60多年的执政史和领导史，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执政必须依靠法治，党的领导必须依靠法治。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