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改时期的香港，除了常规性地应对区议会选举与日常管治问题外，沉浸在两种深切的忧虑气氛之中：一种是政改失败带来的民主化与社会运动挫折感，一时找不到方向；另一种是面对自身经济下滑的不安及国家开辟的“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之机遇，举措局促，孤芳自赏和积极参与之间，拿捏不定。如今的香港处于一种十分彷徨和低迷的状态，迫切需要一种积极的复苏。
我们看到，国家在政改与民主化议题上并未完全关门，而是保留有条件的开放和协商空间，在一带一路经济议题上则热切盼望香港积极参与，寻找新的优势和角色，恢复自信与从容。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新秩序，是世界经济的活力因素，不仅可以有效转移香港政改带来的挫折感与迷失感，还可逐步提供修复央港关系与两地族群关系的国家性通道。拒绝抑或参与一带一路，正是新香港命运转折的最关键之处。新香港必须在与国家命运的协同互动中完成浴火重生，其核心指向大体包含三个层面：政治和解是前奏；经济参与是过程；精神认同是归宿。
政治和解露曙光
在政改挫折带来的短暂忙乱、彷徨与冷静之后，中央与反对派的政治接触与对话重新开启，其标志是港澳办副主任冯巍与民主党领导层会面及反对派议员受邀参加国家阅兵式。对反对派而言，从占中到政改投票已完整看到中央的政治底线及守护底线的政治意志，其社会运动能量及形式基本穷尽，不可能再循同一逻辑和方向进展。这表明自2003年以来“对抗到底”式的压力政治模式已然式微，香港社运转型迫切需要重新评估“协商政治”的意义及空间。
尽管有基本法作为宪制框架，央港关系长期高度依赖中央秉持的“协商政治”传统及其管道获得解决。但香港是法治社会，也是民主化社会，香港反对派精英习惯于以法治和民主的方式理解基本法及央港关系，但这是有限度的，因为基本法毕竟规定了中央的主权和系列管治权，无法支持一个“完全自治”的反对派政治理想。在常规的法治与民主手段无法达成目标时，反对派转向了社会运动，从常规的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到超常规的“占中”式的公民抗命。我将反对派的此种路线转型称为“压力政治”。压力政治一度奏效，比如2003年反安全立法、2012年反国民教育等，但这只是一种不稳定的经验性法则，此次占中与政改使该法则失效。当反对派以压力政治倒逼协商政治时，中央治港方略开始相应调整，转向“法制政治”，即穷尽基本法中的中央管治权以重塑政治权威，彰显政治意志。占中与政改博弈实质上演变为反对派的“压力政治”与中央的“法制政治”之间的冲突与对决。
中央治港的第一偏好其实并非“法制政治”，因为这种模式类似动粗，伤和气，而是倾向“协商政治”，但前提是反对派保有最基本的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及沟通合作意愿。反对派中的明智之士亦透过此次冲突看到了单纯社会运动式的“压力政治”的不足，这绝不仅仅是因为香港之体量与影响有限，更因为此种对抗模式与中国整体的政治精神相冲突。
所谓不打不相识，如今无论是民主党大佬，还是处于退党边缘的温和反对派，以及一般香港社会精英都开始理性自觉，从“压力政治”的迷雾中转型调整，留出与中央的协商空间，而中央在应对上亦不会真的穷究基本法上的管治权及《白皮书》式的“法制政治”。如此，和解之曙光已现。央港政治和解的基本目标是：反对派认同一国两制并转化为忠诚反对派，中央确认政改与民主化的政治承诺及其条件。政治和解是香港走出街头政治陷阱及谋求在国家大发展中之新定位的前奏与起点。
经济参与有优势
香港复苏，政治和解是前奏，但还是不充分的。占中运动并非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还有香港经济下滑、贫富分化及信心不足的背景性因素。这些香港社会自身的矛盾不解决，政治和解就只能是浮于表面。中央的判断是，只有发展才能根本解决香港内在矛盾。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单纯经济优惠式的“政策输血”和依赖工商阶层显然不会带来香港社会的全面繁荣，反而可能加深社会矛盾冲突，这是既往治港的教训；第二，民主指向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与发展相关，但不可能被发展完全吸收和取代，应予正视。不过，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经济发展，都需要基本的信心托底，否则都会精神错乱，误入歧途。
一带一路是香港的重大发展机遇，是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贡献于国家及受惠于自身的重大历史过程。香港与台湾不同，在经济参与上并无特别的政治困扰与体制障碍。我们看到，自国家推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香港从官方、智库、商界乃至一般民众都表现出积极姿态，但也面临着多重困扰，尤其是需要香港重新认识自身经济地位、国家经济实力与区域经济秩序变动趋势，承认香港经济体的中国身份及中国平台归宿。香港有着经济全球化的多重优势和受益机制，但任何小规模经济体，无论如何发达，在这个以区域化为基础的全球化格局中，都必须不断识别、巩固甚至重置自身的经济体系立足点。港台经济既往高度依赖于英美经济体系，但随着亚洲区域经济的演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其体系归宿上的重置与整合已不容懈怠，否则可能贻误转型发展良机。
香港如转型调整得当，其竞争力提升与社会信心复苏大有可期。更关键的是，香港在经济上参与一带一路有着显著的比较优势：第一，高度国际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不仅可以成功承接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投融资任务，巩固自身金融中心地位，还可指导推动中国内地自贸区金融的优化升级，服务国家现代化；第二，成熟的普通法体系与法治基础，可以作为区域性贸易仲裁中心与司法文明枢纽，既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法治与纠纷解决需求，亦同步拉动国家法治的深度转型；第三，作为中国内地联系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枢纽，重新获得经济发展机遇；第四，利用一国两制宪制优势及深港澳合作地缘与技术便利，形成港澳珠三角集群经济优势，作为一带一路与新香港发展的发动机。
新香港必须以新香港经济为基础，其转机就在于如何参与、贡献及分享国家之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和红利。香港近日成立的“海上丝绸之路协会”是一个积极的组织架构，期待做好香港参与国家经济战略的“带路”作用。
精神认同在路上
在政治和解与经济参与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严肃地看到激进反对派与本土派的升级对抗。在香港经济遇冷以及大陆单方面收紧自由行之际，仍然有反水货客行动，反映出香港部分势力在精神上与国家的严峻对立。本土搅扰，港独杂音，甚至国际赛事上对国歌的“嘘声”，表明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之路任重而道远。这些现象与香港的青年、教育、媒体问题密切相关。
精神冲突与对立，有时是真实的，有时是想象和建构的。央港的精神冲突，有真实的一面，这体现在香港与国家之历史观、治理体系、核心价值与生活方式上的结构性差异。正是存在这种差异，一国两制才有历史基础。不过，我们不能人为夸大这些作为一国两制前提因素的差异性，将差异绝对化。一国两制的智慧在于有着明确的宪法周期意识，深刻认知到制度差异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可以通过相互尊重与沟通以及代际智慧加以解决。当然，央港精神冲突还有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和舆论宣传带来的人为障碍，需要通过更密切交流来消解。
香港对国家的精神认同之路是双向过程，是回归史观取代殖民史观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香港人的积极认识和融入国家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国家更现代发展带来的制度与文化吸引力。短暂来看，两制差异似乎仍然很大，长远来看，一国两制必然结出融合互利的制度硕果。一带一路是将香港联系进国家体系的重要机遇，也是香港贡献及受惠于国家的通道，不能再从指缝中溜走。
【作者简介】
田飞龙（1983—），男，江苏省淮安市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著有《香港政改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