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２月６日电（记者 章苒 余靖静 裘立华）因为集资诈骗罪二审被裁定死刑的“吴英案”，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论，舆论集中在当前中国正势图突破、但困难重重的金融体制改革上。
法学家、经济学家和一些企业家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也不会有“吴英案”，“吴英案”是当前改革过渡期的产物，需要在改革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
１月１８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１９８１年出生的“亿万富姐”吴英死刑之后，一些知名学者和律师为吴英求情，认为吴英的犯罪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而且很多网友认为吴英罪不至死。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表示，从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罪名成立，量刑也并无不当。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营造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非法集资７．７亿元，至案发尚有３．８亿元无法归还。据了解，其注册成立的众多公司，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
吴英并非因集资诈骗而获死刑的第一人。２００８年，浙江已有５人因此罪名被判处死刑，但大都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关注。
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李有星等法律学者认为，这起案件之所以突然引起如此关注，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随着中国死刑改革的推进，非暴力犯罪废除死刑日益成为共识。
继死刑复核权上收到最高法，从程序上限制死刑后，２０１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金融凭证诈骗罪等１３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保留了集资诈骗的死刑罪名。
不过，民间的热议并不仅仅止于死刑改革。
“人们对一个集资罪犯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对现有金融制度的不满。”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钱水土说。
１９８１年出生在浙江东阳农村的吴英，２００３年用２万元开办美容院起家，２００６年注资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包括洗衣业、连锁酒店等七家企业。当年，吴英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但几个月后，她就被公安机关逮捕。
李有星认为，吴英是典型的底层小人物创业失败、陷入高利贷深渊、最终走上集资诈骗这条不归路的商人。
民间借贷在中国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异常活跃。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统计。
尽管中国的法律只保护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但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借贷风险控制得极为严格，许多企业仍然冒着风险高息从民间借款。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资金。但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
民营经济大省浙江２０１１年底对２８３５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贵企业从银行贷款曾经遭遇”选项中，１５％被拒绝贷款或者贷款额度被压缩，１３％被要求拉存款，民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比较大。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对２８３５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９％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４７％的企业称“偶尔为之”。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
钱水土说，改革开放已经３０多年，但金融市场还没完全开放，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
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面是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险。２０１０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２０６起，２０１１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又进入一个新高潮。
“民营企业近年来的困境不能完全归咎于金融业的垄断，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这已成为业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共识。”钱水土说。
专家们认为，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帮助解决这个矛盾。对“吴英案”议论的理性民意集中体现在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
针对现有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李有星等法学家建议，应创设一个民间融资的安全港制度，让法律明确告知在什么情况下的民间借贷是合法的，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违法的，便于公众自我判断。同时建立小额融资的刑事豁免制度，对小额的民间融资只追究欠债还钱的民事责任，不追究刑事责任。
诸多专家认为，中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但对于民间融资行为，目前也急需明确民间融资的管理主体，并针对民间融资设立系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