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球经济失衡这一话题，媒体和政策界的广泛讨论还在持续。论及导致失衡的根本原因，常见的观点有三：一是东亚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二是东亚经济危机后，自我保险动机下的外汇储备积累；三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但这些都只是假说，且三种说法都暗示，是东亚经济体在推动全球经济的失衡，中国在其中又特别显眼。能否找到更切实的原因？有没有实现双赢、走向长期繁荣的良策？
三种常见的误诊
首先是“出口主导型增长”说。该观点认为是近年来东亚经济体贸易顺差的急剧增加，导致了全球失衡。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东亚就已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事实上，一个可持续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并非建立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这一目标的基础之上。这一战略的立足点其实是融入国际市场，从而让进口和出口都实现增长，同时在贸易部门创造比以往更优质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东亚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在2000年之前已大体趋于平衡。因此，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不可能是导致2000年之后全球大幅失衡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自我保险动机下的外币储备积累说。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后，东亚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的贸易顺差大幅度增长，其外汇储备水平也出现了上升。然而同样应当指出，日本和德国在此期间也出现了经常账户的大额贸易顺差，但他们却并没有自我保险的需求，因为这些国家持有“硬”通货。更进一步说，2005年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储备积累，已经大到无法再用自我保险动机来解释了。虽然很难进行精确的计算，但就其目前的外汇储备水平，十有八九已远远超过自我保险所需的最佳水平。
最多的则是“中国操控汇率”说。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始于2002年，而自2003年以来，外界就一直指责中国持续压低人民币实际汇率。但是一些关键事实却与此说法相悖：首先，中国直至2005年才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2003年的顺差甚至小于1997和1998年，而且人们也普遍相信，人民币在20世纪90年代其实是被大大高估了；其次，在2005-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0%，但全球经济失衡，特别是中美贸易失衡却持续扩大；第三，与此同时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其经常账户顺差和外汇储备也有大幅增长。如果中国汇率真是症结所在，那么对于那些在全球市场与中国竞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出现贸易顺差额或外汇储备的减少。因此，必有其他因素驱动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失衡。
这方面还有不少专业化的理论分析，其逻辑大致如下：中国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在最近几年迅速提升，而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会抬升贸易及非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最终要带来那些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实际汇率应该是上升的，由此得出中国目前在压低汇率。但事实是在中国，工资率和非贸易商品及服务价格的上升很小。因为中国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其被完全消化之前，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将扩大贸易部门的就业，而非提高其工资率。因此，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在这里并不适用，中国的实际汇率可能接近均衡水平而并未被低估。
基于证据的诊断
上述三种假说都暗示，是东亚经济体在推动全球经济的失衡。然而，这条故事线并不符合基本的统计数据。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大幅增加，但美国对整个东亚经济体的贸易赤字所占份额却在显著下降。这表明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的增长，更多反映的是轻工业生产已从东亚经济体向中国转移，并通过生产网络实现了区域整合。普遍接受的三个假说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并非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我提出的假说，关注的是国际金融资产的结构及美国的政策行为。更具体地说，全球失衡源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和如下两项政策变化相联系：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导致对金融部门缺乏合适的监管；二是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
上述政策变化带来了过度的风险投机和更高的杠杆率，导致美国流动性过剩，进而在住房和股票市场上出现泡沫。这些泡沫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家庭过度消费，连同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增加的公共债务一起，扩大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由于中国自2000年起，已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生产国，故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日益增长，也带动了美国与其他向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亚洲经济体的贸易赤字。
而流动性过剩也导致大量资金外流到发展中国家，数额从2000年的200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2万亿美元，这也同时促进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导型增长。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在2002至2007年的增长率创下了历史新高。反过来，这也使得许多先进的资本品出口国，例如德国和日本出现巨额贸易顺差。众多国家的加速增长，导致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上升，价格上涨，进而带动资源出口国的贸易顺差急速增长。由于美国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其他国家通过贸易/资本账户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积累将流回美国，从而使得美国的资本账户出现顺差。
实现双赢的药方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维持如此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唯一的原因是美元是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的这一地位，加上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及2000年至今的低利率政策，共同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为了防止失衡复发，终极的解决办法是创立一个新的全球货币，取代某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就可以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安排。但其未必行得通，因为发行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是很难自愿放弃这项特权，转而交给一个全球性机构。出现一揽子储备货币的情况倒更有可能发生，同时其组成和权重也会得到相应的调整。
现今最紧迫的全球挑战，是高失业率以及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在高收入工业化国家之间，美元的走软带来的至多只是零和博弈，因为他们生产和出口同一类商品。美国出口和就业的增加，将以牺牲其他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和就业为代价。
而由于国内结构的调整，未来新兴市场消费的增加以及储蓄/投资的减少，可能会加剧高收入国家出口需求疲软和失业问题。高收入国家是资本品的主要生产者，所以发展中国家投资增长的放缓将降低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需求。
所以要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的“双赢”局面，需要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架构，并由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同进行的结构性改革相配套。在金融方面，一个解决方案是创设一个全球经济复苏基金，由硬通货国家及高储备国家支持并由多边开发银行管理，该基金将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突破瓶颈及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这些投资将增加对高收入国家生产的资本品的需求并降低其目前的失业水平，还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长远的增长。某些投资项目也可用于高收入国家，关键是保证投资的质量。基金本身也可以与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为投资创造空间并提高投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