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进程没有停滞。
到目前为止，吴英案的结果是改革派的重要胜利，虽然这一胜利并不完全——中国的民间金融并没有随着吴英案的判断了局，吴英案背后种种仍存疑团，吴家人士所追究的资产低价拍卖未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认为吴英案确实存在庞氏骗局的人士，仍未被说服，争论还将持续。
幸运的是，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这让吴英案的和平讨论有了空间，我们不必在血色苍茫的祭台上，争论金融技术问题。改革是合力推进的结果，只要方向正确，只要由法律主导，不必排除各派力量的介入，一个典型性事件体现的永远是群体性意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群体性生态。
笔者悲观地认为，即便是浙江省高院的重审，恐怕也无法给我们满意的答复，让我们感受到金融变革的磅礴大气，以及人人都能体会到的不容侵犯的法律尊严。
剥离吴英案的迷雾才能为不出现吴英式的悲剧奠定制度基础。吴英罪不至死，她是一个有理想却无风险控制能力的商场上的初生牛犊，吴英不是英雄，不应被视为反抗金融垄断的先锋受到供奉。从经济学上来说，当规则被普遍违反时，执行规则的成本无穷高，遵守规则成为良币的结果是被劣币驱逐。从毒胶囊事件、强拆事件、神女局长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个民族的这个阶段还不是一个普遍有尊严的时代，大多数人是受害者，大多数人也会成为规则的践踏者。当尊严被视若粪土时，希望单独的案例回归尊严，是奢望。
这不是对吴英案悲观的理由。监督掌权者的权力行使范围是恢复规则尊严的第一要义，但走向极端，呼应民粹并不能让市场重回法治轨道。求法乎上得其中。只要吴英案在市场与法律框架内走，我们就应该支持，并秉持善意加以持续关注，尽力让吴英案成为破解以下一系列秘密的黑匣子：中国金融垄断、地方官员违规操作、地方权势阶层介入、民间金融规则。目前最高法院只是发回浙江高院重审，吴英案件尚未结束，改革者不能有丝毫松懈。
作为改良主义者，理应为法律的改进努力，而不是盼望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在不世出的英雄手里诞生，这将让中国重回农民革命的轮回。
中国屡次错过宪政改革之机，各派人士屡屡以最正义的口号号召民众革命，从清末开始暗杀成为英雄捷径，当时社会的生态比现在糟糕得多：各派利益阶层针锋相对、互不信任，绝大多数国民是文盲，被口号挟裹，国民信心脆弱，不相信国家有任何改良的希望。暴力与民粹互相激荡，造成无数剧烈动荡。
目前中国正处于关键性的改革关头。民众的文化程度中国有史以来最高，信息传播在控制中仍然如水银泄地，人们不难从各种信息中综合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破除单一化，社会运转有了权力、市场、信仰等各种逻辑。
市场化的改革思路冲破左派牢笼决堤而出，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二次金融改革兴起，抑制改革只求经济增长的理论受到投资、出口下降与内需不振的冲击，改革派人士发出了呼吁。理智的做法是呼应改革呼声，从法律、经济等各个技术层面将改革推向深入，具体探讨改革的路径，既有普世价值，又充满了本土色彩，而不是假借崇高之名，将改革钉在利益、情绪构成的十字架上，让中国重回暴力时代。
历史让人明智，来看“宋案悲剧”。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两天后不治身亡。案件发生时，正当宋教仁先生任职内阁总理呼声极高，准备离沪北上应袁世凯之请共商国是之时。
各派表面上均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通电全国，命令地方当局迅速破案；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亦通电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革命阵营内部，悬赏缉拿凶手。上海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危道济、录事陶仲牧、法医王长春等人到案发现场查勘，并对案发时目击证人提取了证词。除了中国司法机构的行动外，上海租界巡捕房积极介入“宋案”调查。
很遗憾，在租界公廨范围内，司法程序有条不紊，一旦回归本国政府，暗杀与阴谋政治再次显灵。在租界进行了7次程序严格的预审后，中国政府代理律师德雷斯申请，租界当局将“宋案”犯罪嫌疑人武士英、应桂馨移交中国司法机构。中国司法机构决定在4月25日公开审理此案。就在正式开庭前一天，武士英中毒身亡。此后，事件急转直下，案件成为无头案，历史直通二次革命，丧失了宪政立国的任何可能性，枪杆子成为惟一可靠的力量。
中国真正具有宪政意识的领导人之一宋教仁，成为枪杆子下的牺牲品。其遗言称，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宋教仁的悲剧如果在中国社会再次上演，将造成中国历史未来的百年不幸。
任何一个经典案例，都将是通向宪政社会的一座桥梁。吴英既然很有可能从祭台上被拯救，难道改革者就没有信心以制度拯救中国低效的金融与未来的吴英们？温州金融改革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目前，利率市场化、小微金融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的路径选择，全都有待破题。建立中国的市场体制、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和安全高效的金融风控体制，是解决未来吴英案的抓手。
体制外的人士如果与体制内的人士形成改革合力，则中国暴力悲剧可免，百年改良有成功希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